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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成为“中兴名臣”的四大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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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作为清朝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作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其影响是无容置疑的。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延续至今日。历史上的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官居一品，死后被溢为“文正”，且治军、治学、治家都很有建树。这在满人掌权、内忧外患的清王朝，堪称奇迹。按照精英理论，论权势，论地位，轮功绩，曾国藩都算得上响当当的政治精英。人们出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对曾国藩的评价众说纷纭，拥之者称之为“中兴名臣”，恨之者骂之“千古民贼”，所得评价集敬佩与痛恨、推崇与指责于一身者，确实少见。正如章炳麟所言：近百年来，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精英人物本身来说，他在做官、做人、做事方面，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被后人甚为推崇。曾国藩从湖南湘乡的农家子弟成长为改变中国历史的政治精英，既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当然也与他本人笃学、修身、慎行分不开。抛开时势造英雄或乱世出英雄的外因不论，但就曾国藩成为政治精英的内因来说，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好学的品格

按一般逻辑，曾国藩能成为一代文宗、一代豪杰，应该是天生聪明绝顶的人或者说是天才。其实不然，他的资质充其量算是中等偏上。用现在的话来说，曾国藩是优等生但不是最冒尖的。他也曾多次讲，自己很驽钝。透过曾国藩成长的轨迹，事实也确实如此。他考进士就考了三次，直到28岁才考上。与李鸿章24岁中进士、胡林翼25岁中进士以及很多人一次就考中比起来，曾国藩是有差距的。人最可贵的，莫过于有自知之明。曾国藩出于对自己的了解，一生中非常注意学习。尤其在学而优则仕之后，对学习仍然孜孜不倦，做到苦读日夜不息。他不仅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可谓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正因为他勤学、善思、致用，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用如今的话说，就是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如在理政方面，他提出“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在治军方面，他提出主张“兵不在多贵在精“、“选将之道，诚为至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重视人才培养、军队整训、思想教育和武器装备建设，于是便兴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组建长江水师；在文化方面，他推崇程朱理学，学术造诣颇深，尤其是《曾文正公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发展经济方面，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要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等。这些主张，多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现在看来也不失为真知灼见。以至于梁启超称其“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蒋介石则多次告诫子弟僚属“曾文正公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毛泽东曾称“独服曾文正”。

 二、坚韧的意志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而是跌宕起伏、充满坎坷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屡败屡战”。就其出身来说，相当普通，是湖南湘乡的农家子弟，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同时，他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也不怎么样，据说30岁就得了严重的肺病，大吐血，几于不治，35岁开始生牛皮癣，很是烦恼，50多岁患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多次眩晕，最后61岁死于脑中风；他多次说自己胆气薄弱，晚年尤其如此，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老是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曾国藩能够成就不凡的事业，关键在于他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做官，他遭遇不公正待遇，面临过多次降级使用或平级调动。比如咸丰四年（1854）七月曾国藩领军打下岳州府，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而当时他已经是二品官，唯一的解释是在家守制；同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叫他代理湖北巡抚，七天后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而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经过几年打拼，曾国藩于咸丰七年（1857）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一年多以后朝廷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打仗，他更是多受挫折、遭遇险境。作为一介书生，他本不具备武将的优势，但却凭着顽强的意志，以不屈的精神统领湘军，以少胜多，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撇开是非功过，湘军作为“团练”、预备役、地方武装，能成为实力最强、战功卓著的虎狼之师，不得不令人佩服。在岳州兵败、九江受挫、祁门被困等多次战役中，兵将士气不振，几乎是身陷绝地，但他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终于稳定了军心，鼓舞了斗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曾国藩的那种湖湘文化熏陶下的“打掉牙齿和血吞”、“扎硬寨、打死仗”的意志品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爱才的胸襟

 曾国藩爱才、惜才，善于识人用人，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很多理念和经验，如今很多人都在政界、商界加以推崇和借鉴。曾国藩一直认为导致晚清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吏治的腐败，而吏治的败坏又源于人才的匮乏。“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将人才问题提到了关系国家兴衰的高度，把选拔、培养人才作为挽救清王朝危机的重要措施。可谓“办天下事，要天下才”。正因如此，曾国藩十分注重发现和举荐人才，只要确有特长和本事，哪怕此人给他的印象不佳甚至心存隔阂，他都不会以个人好恶决定取舍。这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经他发现举荐的人才不可计数，大到总督、巡抚，小至到管带、营哨等，这些人为清王朝的稳固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的成长与进步，曾国藩功不可没。曾国藩作为一个文人，他不会领兵打仗，靠的就是手下的人才。刘邦曾经说过的“三不如”即谋划不如张良，打仗不如韩信，后勤不如萧何，这种大将风范用在曾国藩身上比较贴切。他的敌人李秀成晚年有一篇自叙，里面有两句很重要的话，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天王洪秀全“误国不用贤才”，而曾国藩却“能识别贤将”。胡林翼本来是应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邀请，带了600名贵州兵到湖北去增援，结果他到湖南湖北交界地时，吴死了，武汉城已经被太平天国打下来。胡林翼以一个刚刚提拔的道员身份，一个翰林出身的文人，带领着600人，进退两难，军饷也没有着落。曾国藩看出胡林翼的才能，他要留下胡林翼和湘军一起作战。于是他给朝廷写报告，说把这支军队留在湖南，一切军饷由湖南来供应，并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站在他的位置上说出这种话，实非易事。曾国藩在保举人才时都不顾个人得失，敢于拿职位和名声来担保。以左宗棠为例，尽管曾国藩与之有过节，但在左脚踢朝廷命官时仍然保他、而后又向朝廷举荐他，同时在左到新疆打仗的时候给军队、给良将、给军饷，从不计较个人恩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发自内心地给曾国藩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曾国藩一生在知人善用颇有心得，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广收慎用、因量器使、区别对待等，都是当今识人用人的普遍法则。

 四、律己的自觉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相当严格，有些几乎苛刻。古人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当年中举进京的时候，很多人在陶醉和欣喜的时候，曾国藩却在反思自我，深感修身养性不足。到了翰林院以后，他有机会接触到乡村所不容易看到的书籍，选择程朱理学作为修身养性的理论依据，并决心与过去告别，毅然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所谓“涤”就是涤去过去不好的东西，“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他当时为自己立了很多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所谓“诚”，就是要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他甚至认为“不诚无物”。所谓“敬”，就是敬畏，内心里要有所敬畏：畏道、畏法、畏舆论。“静”就是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谨”就是指谨慎。“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要求，比如他早起要练字，晚上不出门等等。长期的修炼，使曾国藩成就了开阔的胸襟。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期间，曾与归其节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虽然主要责任不在自己，事后曾国藩还是主动反省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失误。为了加强自我监督，除和师友一起互相帮助监督之外，他以日记的方式来促使自己每天反省、检讨，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日日新的效果，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他有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起来想起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了好处，心里很羡慕。于是他就批判自己，每天讲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灵魂深处却是那么羡慕金钱，这很卑鄙。下午他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知道这个朋友得了一笔别敬，心里又很羡慕。他回来后补日记，说上午刚刚进行了自我批评，下午又犯这个毛病，真可谓下流。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家人也是如此。30岁时，他做了一件青缎马褂，只有遇庆贺及新年时才穿一次，30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他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纺纱织布，下厨做饭；他的诸位弟弟同在军中，在承担职责方面，他总是督促他们身先士卒，论功行赏时则让他们排在后面，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当他得知叔叔打着自己的旗号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劝阻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让地方官难堪或鄙视。曾国藩在做人上的低调、收敛，与他在做事上的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相比，犹如天壤之别。这也许是他在那个满人当政、纷争不断的朝代能够迎刃有余的秘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