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viewer无法下载:张蕴岭的博客 ：社会公平思议

过年了，各路朋友聚在一起，抱怨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今的社会不公。说起不公，可以列举很多的例子，涉及到很多领域，有收入分配不公，有教育不公，有执法不公，……

人们痛恨不公，当然希望社会能是公平的。那么，什么才是公平的呢？如何才能实现公平呢？就从收入分配说起，公平就是能让社会上所有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说到“分享”，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什么叫分享，如何分享？

如果是均等分享，即对社会财富平均分配，则会产生平均主义。实践证明，缺乏激励的平均主义则会损害效率，而经济若无效率，就无增长，那样，平均了一次，就不会有第二次了，因为无增长，也就没有了新的财富创造。显然，平均得了公平，却会舍了效率。改革开放前，我们吃过平均主义的亏，尽管许多人有些怀念那时的公平，但却不愿意再回到那时的穷困。

如果是差别分享，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固然这会产生激励力，使更多的人去努力进行更多的创造，然而，如果在一个社会，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则会产生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样的社会当然是很不公平的。

其实，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一个永久话题。学者们一直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试图寻找平衡点，可以说，至今也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要效率优先，因为没有效率就没有发展，为要实现效率，就要牺牲些公平；有人说要公平优先，因为没有公平，即便经济增长了，也无意义，因此，宁可牺牲些效率，也要保证公平。目前，在国内围绕“做蛋糕”和“切蛋糕”的争论，也就是围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之辩。

改革开放后，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邓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显然是注重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我们又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希望纠正过度向效率倾斜带来的问题。然而，现实中“兼顾”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比如，人们发现，社会财富拥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政府占有的部分过大，公民占有的部分过小，财产性收入增加过大，劳动性收入提高太慢等，结果，尽管我们摆脱了贫困，日子较比过去好了，但是人们对社会不公平的抱怨反而增多了。

经济发展了，生活总体改善了，为何“不公”却成了大问题呢？经济学教科书为“兼顾公平”开出了不少药方，比如：治理不合法收入；创造机会平等；消除垄断；给社会最底层提供帮助等等。事实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也正是现实中人们抱怨最甚的。

比如，不合法收入是导致社会财富占有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数不少的巨富，并不是靠辛苦创业，而是靠贿赂、欺诈，靠以权谋私，把公共财富占为己有。在这方面，政府虽然也下了不少功夫治理，但是，由于法律和政策缺位，致使许多这样的暴富者可以招摇过市，逍遥法外；

比如，机会公平是推进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但现实中，恰恰是机会不公平把许多人排除在共享发展成果的平台之外。教育是推进机会公平之本，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太少，尤其是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太少，在如今的名牌大学里，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问题不是农村孩子笨，而是不公平的教育体制和政策过早剥夺了他们进入竞争平台的权利；

比如，国有垄断行业凭借国有和垄断两个优势进行不公平竞争，它们本来是推进社会公平的“全民产业”，经理人是国家公务人员，但是，却实行与“国际接轨”的高管高收入分配制度，使其收入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拉得很大。还有，尽管政府一再发文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发展，但是，由于垄断不减，其他行业仍然被压得喘不上气来；

   不能说我们的政府在上述几个方面毫无建树，但是，如果要是在政策上早些做，做得更好些，这些领域的不公问题至少不会累积到这样的程度。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里，政府的政策重点是保经济增长，许多必要的社会分配和社会治理政策被置于次要地位，其实，许多都是可以早些兼顾的。

比如，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进行社会收入再分配、缩小实际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最重要举措，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太晚了，太慢了。特别是，在政府税收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财政开支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用于教育的比例太少，大量的资金继续用于投资，结果，政府虽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功能突出，而推进社会公平的职能却弱化了。

最近几年，政府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在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障方面，成效显著，但是，在养老保障的资金积累方面，迈的步子不大，目前的总量积累太少了，入不敷出，想想未来，我国将是世界上老人最多的国家，体现社会公平的“老有所养”，可能是我们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是接受财富和收入存在差别的，关键的问题不是差别，而是差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合法性，就是制止财富拥有和收入分配的非法性；合理性，就是让财富和收入的差别保持在适度范畴，不能过大，不能持续恶化。其实，人们要的“公平”不是要均财富，要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正义性。

社会不公显然与体制有关。比如，前不久，看到一篇报道，说的是黑龙江五常产的大米，市场价199元一公斤，可从农民那里的收购价只有2元钱。结果可想而知，大米丰收了，农民没有增收，也就是说，富了大米商，却苦了米农。是谁把收购价压得那样低？是当地政府！政府规定，农民只能把大米卖给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这些公司则利用公权之威把大米收购价压低。由于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制定的规则当然向自己倾斜。农民赚不了钱，这显然是出于体制上的问题，设想一下，如果农民组成自己的合作社，不要官商垄断，自然就不会是这样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土地开发，政府建立土地储备制度，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购入土地，又以很高的价格出让，结果，农民所得甚少，大量的收入进入政府财政。如今，在许多地方，土地转让利益分配不公、房屋拆迁补偿不合理等，成为导致社会不满，上访告状，甚至发生示威或暴力冲突的主要原因。

发生体制上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民政治参与缺失，政府公权缺乏监督。因此，这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如何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法律和制度保证，实现真正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假，但要有用才行。现实中，在许多方面，公权滥用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一个主要病源。

环顾世界，社会不公已经成为一大顽疾，是导致社会动荡和社会运动兴起的一个导火索。美国是世界首富之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遍及各地，响应者甚众，人们打出的口号就是99%社会大众与1%巨富的问题。“阿拉伯之春”运动，西班牙的“愤怒运动”等之火，都是因为社会不公点燃的。再看看“世界社会论坛”的兴起，它明确提出与被称为“财富精英会议”的达沃斯论坛对着干。从1999年开始，它就与达沃斯论坛唱对台戏，同日召开，其参加的人数远远超过达沃斯论坛会议，最多时达15万人，提出的口号就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今年该论坛会议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危机、社会与环境正义”，在巴西召开，总统罗塞夫将与会并发表讲演，与7万与会者对话。

针对社会不公的社会运动之火还在蔓延，其影响之大超乎人们的预料。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得不“与时俱进”，把实现“经济公平”作为他竞选连任的口号。

新年期间，我看到国内的一个报道，说是某地领导下去向老百姓拜年，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不能眼睛直盯着经济增长，一定要搞能让大家共享成果的发展。共享成果，这是社会公平的核心，但愿这样的认知能够得到真正落实，并广而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