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等我死後，人家得把江青整死

在中南海豐澤園工作過的人多年後講起江青，幾乎無不在怒罵後又搖頭歎息，這個女人當年四處橫行禍國殃民，把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幾乎盡數得罪，可是大家那時又對她無可奈何！

粉碎「四人幫」之後，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書籍、文章已經是汗牛充棟，不過從更深的層次分析，江青這個禍國殃民的歷史罪人所以能夠出現在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的政治生活中，並造成那樣大的危害，既是中國長期封建社會餘毒影響的結果，也是她本人在舊社會黑暗腐朽的生活經歷和後來特權地位相結合所造成心態異化扭曲。

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便是存在決定意識。人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自身思想的形成。出生於山東諸城的江青自然也非生來就壞，不過她少年時代的家庭環境便充滿了舊封建家族的惡劣氣息，年輕時又進入當時便是藏污納垢的十里洋場，打下了很糟糕的人生最初烙印。

江青(1914～1991)，原名李雲鶴，出生於一個封建地主家庭，由於其母是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時期受到周圍歧視，滋生了叛逆和虛榮的雙重性格。

成年以後，李雲鶴同一個名為章泯的男青年出走，後受到過進步思想影響，於1932年在青島又同當時的地下黨領導人俞啟威(即解放後的天津市委書記、中央委員黃敬)結婚，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應該承認，10幾歲時的江青(當時還名李雲鶴)曾對黑暗的社會不滿，這從她在山東青島結識和跟隨俞啟威參加過革命活動，並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過共產黨組織也可以得到證明。

江青入黨不久，青島的黨組織遭到破壞，她在白色恐怖下又脫黨跑到上海，還辦過自首手續，並與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拉上了關係，是被崔萬秋等人捧出來的話劇和電影明星。崔萬秋是個慣搞兩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許江青參加一點進步活動。江青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一度逮捕。她的自首和出獄手續，是由趙玉珊負責辦的。

自進入上海那個特定的圈子後，藝名「藍蘋」的江青便在當時黑暗的社會中層和藝術圈內過著糜爛的生活，成為一個產生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從十里洋場中浸透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最腐朽的思想作風、又在黑社會和國民黨特務機關之間鬼混、長期浪跡江湖的一個怪胎。當年上海報紙就報道過這個藝名「藍蘋」的三流影星的一些生活醜行，恰恰是她惡劣品質的反映。

在上海演藝界中，江青也有落魄的時候，所住的亭子間夜間又經常有男人來往。一次有個男人毒打她，這位「藍蘋」小姐大喊救命，同樓的保姆秦桂貞趕去救護，還受了傷。遇到缺錢甚至沒飯吃的時候，秦桂貞也來幫助。江青離開上海之前曾感激地說：「以後我會報答你的！」

如何「報答」呢？全國解放後，江青生怕別人知道她過去的醜行，對秦桂貞雖記在心頭並時時注意，卻再不來往。「*」開始後，江青馬上找到吳法憲，讓她把秦桂貞抓起來，一關許多年。如此恩將仇報，表現出心理扭曲到了何等程度！

在描寫宋代的小說《水滸傳》中，曾講到清風寨官員劉高的妻子被強人劫住準備當「押寨夫人」，幸虧遇宋江救下。結果這個劉夫人事後生怕一度被強人所劫之事外傳，發現宋江這個救星後不但不感謝，反而要丈夫把他抓起來，還想殺掉。這是因為，擔心自己名聲受損的精神壓力，遠比感恩的道義負擔重得多。江青與古代這種封建貴婦的心理，真是毫無二致！

後來參加審判江青的人曾總結此人的一生品質，那就是：她要討好一個人、拉攏一個人、想利用一個人，可以處心積慮、費盡心機，施展各種手段，以各種假相來達到目的。一旦爬到了一定地位，她就要役使別人，折磨別人，顯示她是掌握了對別人生殺予奪大權的人物。

1937年江青到了革命聖地延安，組織上未作認真審查，由當時負責保衛工作的社會部長、同鄉康生代她隱瞞了這段歷史和她在上海的腐朽生活作風。因為歷史上的原因和這次的包庇，所以她跟康生的關係也格外密切。

江青很快通過演戲、提問題求教，混到剛剛妻子出走的毛澤東身邊，並取得了好感。

像這樣一個雖表面有過追求進步表現，卻存在著極其惡劣的潛意識的人物，能進入毛澤東身邊並於1938年秋成為夫人，實在是歷史的悲劇。

江青是演員出身，結婚後的幾年間在文娛活動方面對毛澤東確實提供了一些樂趣。在90年代後期出現的張聞天的夫人劉英的*裡記載，她1940年從蘇聯回到延安，去看毛澤東時，發現這個新婚夫人對主席照顧得很周到，與個性很強的賀子珍不同，於是還稱讚了幾句。毛澤東聽後非常高興地拍了大腿說：「劉英同志，你真是瞭解我的人，你要替我多宣傳啊！」

毛澤東這時講的「多宣傳」，是針對延安的諸多新老同志對此事議論紛紛，希望劉英能做些解釋。據衛士李銀橋回憶，在艱苦惡劣的戰爭環境中，江青確實曾以她的文藝特長給毛澤東和身邊的一些普通戰士在精神上以休息和放鬆。1947年轉戰陝北時，大家疲憊不堪或蹲或站或拉條小板凳依牆而坐，聽一段京劇清唱或是猜幾個謎語，真是莫大的享受。

在陝北時期，毛澤東常常由於緊張過度、用腦過度而痛苦地以手加額用力地揉搓，閉目歎長氣。這時江青便打開她從上海帶來的那架手搖留聲機，為毛澤東放幾盤京劇唱片。在那些艱苦的歲月中，幾張唱片翻來覆去聽，每次聽過之後，毛澤東都顯出一種精神獲得調節之後的安寧和愉快。他有時還愜意地點頭說：「好，很好，再放一遍吧。」

不過當時一直在毛澤東身邊的李銀橋回憶說：「江青在表現出她的種種優長之處的同時，也不斷地暴露出她品質和性格上的缺點和弱點。這些缺點和弱點彷彿是與生俱來，根深蒂固，再也改不了，並且不斷發展，終於造成與毛澤東感情生活上的裂痕。」「江青來自上海，受現代文明熏陶，未必不是好事。她也有深入工農群眾，和工農兵打成一片的願望。但是她的驕傲，她的愛出風頭，她的頑強表現自我，總想高居人上的慾望，她從來不會替別人想一想的極端個人主義，使她始終不曾與任何一名普通群眾『打成一片』，她甚至始終未能與她的丈夫毛澤東感情融洽，心心相印。」

當時從一些很小的事情上，就可以表現出江青品格上極端狹隘自私的一面，而且條件一好便追求享受，並想居於他人之上。例如，她在毛澤東忙於工作時常常無事可做，便找警衛員打撲克。那時革命隊伍中講究人人平等，沒有人有意讓她贏。當她打輸了時，便稱別人偷看了自己的牌，竟為這點事向毛澤東提出要把贏了的警衛員從工作崗位上趕走。對阿姨做針線活一類小事不滿意，也是當面訓斥甚至發出羞辱性的挖苦，搞得人家哭鼻子。

中央機關的生活條件一改善，江青又要耍威風。從陝北到西柏坡後，房間裡裝了電鈴，她也越來越習慣按電鈴叫衛士，不管大事小事、自己能幹不能幹的事，都叫衛士代勞，似乎使喚人是一種享受，是一種身份和新生活的證明。

有一次江青按電鈴。衛士張天義匆匆趕進屋，只聽她懶懶地指著他說：「把暖水袋給我拿來。」其實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須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寧願按電鈴下命令，也不願意欠欠身。張天義為此事很傷感，回來對李銀橋反映了此人「越來越習慣於指手畫腳」。

對這些，毛澤東當時一再生氣地批評她說：「你就是改不了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一些事情上江青還拿出當年在上海十里洋場養成的作風，會撒潑要挾。

據當時在毛澤東、周恩來身邊的警衛副官龍飛虎回憶，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逼延安時，毛澤東堅持到最後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鬧，要求馬上離開。毛澤東開始和顏悅色反覆說不要緊，而江青卻大哭起來說什麼：

「你當然不著急，到了緊急關頭，有人會抬著你跑！誰管我們啊！」

毛澤東氣得吼起來，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說：「滾！給我馬上滾！」

李銀橋等警衛人員都說，江青每逢被毛澤東訓斥，往往都是披衣衝出窯洞，哭哭啼啼，直奔周恩來的窯洞。她每次同毛澤東鬧了矛盾，都要找周恩來訴苦。周恩來是解決矛盾的能手，往往能調和關係，當時這樣做的目的也是不影響毛澤東的工作。其實周恩來對江青一向並無什麼好的看法，只是他組織紀律性強，從不背後議論，不像延安其他一些領導人那樣經常對這個「三流演員」發些不敬之詞。

更糟糕的是，江青從這時起便顯示出在人際關係上願意撥弄是非，經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澤東面前講一些人的壞話。此刻她還不能涉入高層政治生活，攻擊的還是些身邊的小人物，以致於秘書和警衛人員都被她得罪遍了。

看到這些情況，毛澤東對找個江青這麼個老婆也有些後悔，不過他已經是最高領袖身份，感到也不便再輕易離婚。對此，李銀橋回憶說，在陝北時就有過這麼一件事：

「下午，我服侍毛澤東起床。他坐在床上抽煙，一支接一支。他向我訴苦。講了很長時間，聲音沉重，很有些傷感。大致意思是：你是我的黨小組長，我心裡有不痛快的事，要跟你說說。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的公務員早就把她趕走了。當初結婚沒搞好，草率了。現在怎麼辦？我現在的身份，我的具體情況，離婚也不好。江青沒大錯沒大過，現在離婚同志們會有看法，日後會有各種說法。不離婚呢，就背了個政治包袱。唉，沒辦法，跟她湊合著過吧。」

對於江青撥弄是非說別人壞話，毛澤東有兩次聽了嘀咕，都是望著江青說：「你這個人哪，跟誰也合不來！」「你跟什麼人也搞不到一起，你這個人就是到處樹敵！」

在陝北時，毛澤東便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過一句話，使這些人幾十年後都有深刻印象，這話是：

「江青是刀子嘴，是非窩，盡傷人。等我死後，人家得把她整死。」

由此看來，毛澤東對江青的下場還是很有預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