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文海地上快乐大本营:沉默的英雄，红色的间谍 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03:41:50
我的人生理想基本上毁在这本书上，沈老流氓对横行霸道的特务生涯的描绘，让我幼小纯洁的心灵刹那间就崩溃了，从此对杀人放火的生活抱无限的向往，只想以后也可以干一份类似特务的邪恶工作，可以鱼肉百姓，欺男霸女。真是没办法，还是一个小学生，思想就那么堕落，看来党白教育了我那么多年。
沈醉这个老特务我算是记住了他，甚至有点崇拜，什么军统之虎（好象是他女儿给自己老子的封号），什么28岁拜将，后又由战犯摇身一变为政协委员。国共两党都混得如鱼得水，当真是英雄了得。
可我外公看了该书，就两个字“扯谈”，我再问下去，他便不言语了。
98年我买了一套《沈醉全集》，有段时间就放在厕所里的小书架上，出恭时顺便看两页，有一搭没一搭地乱翻。其实从《军统内幕》出版以来，与史实不符的责问，不断有隐约的耳语。因事不关己，为这些破事去搞清楚基本属于吃撑了的，我也懒得去辨疑析问。但听说沈醉的人品，在民革的圈里口碑确实是非常差，黄埔一系的都不愿意跟他来往。其实这没什么，拿一个出身特务的人品来说事，相当于讨论狗为什么吃屎，基本属于无聊之举。
只是随着读书渐多，尤其是近年来我对程一鸣真实身份大起兴趣的过程中，才知道沈醉所写的东西真的是错漏N多。开始我还为他找理由，认为也许是编辑篡改了他的原文或直接代笔，尽量给予他理解和开脱：“毕竟是降将麻，混口饭吃也不容易，为了逢迎党意，说得过去就算了，没必要当真。”
但在我写程一鸣的过程中，引述资料一旦需要形成文字，严谨程度要求不一样，我就受不了他的胡说八道了。经常因为被他写的资料误导，害我花时间精力去多方印证真实史料，烦起来直骂这个老王八蛋真是烦人，年轻时没干好事，死了还要祸害老子。
查程一鸣历年在军统任职情况，刚开始我采用沈醉的资料，结果就给弄糊涂了，如以下这段文字：
1943年下半年，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徐业道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总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还缺少副处长。这个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即搞暗杀、绑票、破坏、拘捕等等。我过去曾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所以我虽担任的是总务处长，但这个处有什么重大活动，戴笠和毛人凤都让我参加。我当时也希望调任该处处长，但戴笠不同意。这时因该处正物色副处长，我便提出徐远举。前一天晚上，我还向主管人事的龚仙舫提过，他也同意。这时戴笠一听我提到徐，便问龚仙舫，还有更适合的人没有？龚比较灵活，只说一时还想不起更适合的人，不妨先让徐远举试试，他可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戴笠当场没有痛快答应，只把头点了点。于是我又去请毛人凤提，还找程一鸣去说了说。
大约过了10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副处长已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都是在睡觉时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在批文时说徐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戴笠弄清这一经过后，没有批评徐远举，反而认为他与四川旧军政人员关系好，干外勤比内勤更适宜，于是又把他调为川康区代区长。
唉！第一句他就开始错。1943年下半年，军统局第三处处长由阮清源在任，1944年是沈维翰。徐业道是1942年5月5日，国民党颁发 “国家总动员法令”，随即出任国家总动员会的军法监。1992年出版的《沈醉日记》第267页，自己记载1943年1月19日沈醉为徐业道军法监找房子的记录。这么大的纰漏他也敢错，我也不知道沈老流氓是干什么吃的，还总务处长？
1943年下半年，当时的程一鸣并不在重庆军统局本部任第三处处长，1942——1945年，他都在兰州任军统西北区区长，主管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五省的特务工作。1945年5月才调回局本部任行动处处长，但他没立即上任，而是随戴笠先赴云南调查一宗贪污案。到军统局本部报道是7月初，未几，抗战胜利。于9月9日随戴笠乘美国军机飞上海接收，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兼军统局上海办事处行动组长。
而1943年的徐远举在成都，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上校副处长，1945年6月，徐远举才奉调回重庆，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抗战胜利后，徐远举到广州押解陈璧君、褚民谊等大汉奸到南京受审后，又到军统上海办事处给程一鸣当助手，任行动组副组长，参加查处汉奸案。
当然，徐远举在41年之前，倒是曾和另一位程处长做过同事，不过不是军统本部第三处，是西昌行辕第三处。1939-1941年，徐远举在西昌行辕出任第三处处长，当时与他共事的是行辕第二号人物，第一处处长程冠珊。
在1992年出版的《沈醉日记》中，沈自言有过几次想调离军统本部的想法，省得那天办错事说错话，触怒戴笠脑袋被喀嚓掉，在其中第300页的记录所显示日期是1943年4月23日。怎么在后来写这篇《我与徐远举》的时候，同一个时段，他又想做军统本部行动处处长了？而且解释理由完全不同。当然，按我对人情练达的理解，他其实也可以这样蒙混说：“当受戴笠气的时候，他想调走；当看见当行动处处长的权力时，他就想留下。”但这种前后不一的行文，就让细心的后来者疑窦丛生了。
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
接下来又说：“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徐远举批捕时考虑不周到。”这样说真是令程一鸣显得其心可诛，故意陷程于莫须有的罪，影射程一鸣对共产党心狠手辣，有赶尽杀绝之心。
他再引用徐远举的言辞：“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在这里基本上看出来沈老流氓的特务用心了。第一，告诉读者，程一鸣曾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可耻地叛变当了特务，是历史反革命。第二、共产党的叛徒在军统里面并不得意，也得不到信任。第三、程的老底被揭，但又不敢再吵，所以才一气之下找到戴笠请求调职。
以徐远举一贯暴躁的性格，我不敢肯定他没和程一鸣吵过架，也不肯定他没说过这样的话。但综看全句，我觉得“我不是叛徒”这五个字，是沈老流氓自己添上去的，原话里面应该没有，因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去掉这话，全句就符合事实逻辑了。
程一鸣不是特务处最早的人，而是在另一个蓝衣社特务的组织，叫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调查课”里面任职，课长是老蒋的侍从秘书邓文仪，程一鸣是邓文仪留苏同学，被邓文仪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汽车系”里挖墙角，挖去南昌行营调查课军事股任少校股员，专事绘制统计图表工作。1933年中，南昌飞机场的飞机被焚毁，老蒋认为是那帮“共匪”干的，调查课居然事前不能防范，事后不能破案，大发雷霆之下把邓文仪撤职，调查课全部人马并入戴笠名下的特务处。程一鸣随大队过档，在特务处情报科统计股任少校股员。
在军统局中，程一鸣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元老人物。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老共产党员，投靠国民党后，最初是十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手下的骨干分子，以后又是戴笠的能员之一。抗日期间，有一半时间从事特工理论研究和实践，曾出版过成套的教材。特别是在抗战的后4年，戴笠对他尤其重用，派他为兰州警校(又称兰州特训班)的总教官，又派他为军统西北区区长。西北区是反苏反共的前哨，按戴笠的话说，叫做“以我之矛攻彼之盾”。戴要程以莫斯科之所学，针对苏俄与中共，大显身手，发挥攻盾的作用。在这些反共的祖师爷中，徐远举很是崇拜叛徒顾顺章。顾叛变后，处心积虑地反共，但中统对他很不放心，以后找借口将他处死。顾顺章死后，程一鸣博得了徐远举的崇拜，程也常抬举徐说：“他对特工理论钻研得很深，对特工技术钻研最透。凡我著的特工手册，以及我平日搜集的世界各国的特工教材，他应有尽有。”程平时在交谈中，有时还称他为“忠义之士”。
日本投降后，程一鸣任军统第三处处长兼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时，徐远举曾在沪工作过一段，程认为他干得非常卖力。最使他满意的，是破获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当时上海最大的面粉商)被绑架一案。他说：荣德生被绑架后，惊动了老头子。蒋介石一连发了三道急电，让汤恩伯在一个星期内破案。汤得令后，逼我3天破案，我一时慌了手脚，不知从何入手。正当我束手无策的时候，徐却不屑地说：“此案并不难破，上海刚从日伪手中接收过来，不可能是惊魂未定的老手干的，很可能是自己内部的人混水摸鱼。先要从那几个可疑的头头下手，侦查前要放出空气，说是惯匪江北帮、嵊县帮干的、、、、、、”我一听觉得有理，便决定由他负责侦破。徐接受任务后，先将初到上海的军警宪几个头头作为嫌疑，逐个加以分析，他根据“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的逻辑推测，然后肯定是汤部第二处处长毛森所为。他的这一推测，对我都未露风声。他的侦察手段是投毛之所好——喝酒、打牌、玩女人，果然厮混不出两天，便掌握了毛绑架荣的全部线索，简直是神探一般地破了案。
程还向我详谈过徐的抱负。他说：“徐在上海帮了我的大忙，很想保荐他作为副手。留在我的身边干出一番事业，我多次向他提出，他既不拒绝，也不表示同意，而是一味向我求教，谋取攻心之术。当我认真问他为何求教时，他才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得来不易，但预测前途，更重要的是与中共争取天下。望能传授一套反苏灭共的攻心之谋。’我突然遇到他提出这么一个大问题，只能说窥其志而难尽其言。不久，我调任陇海铁路警务处长，徐调往西安，接任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戴老板设宴饯行，席间尊我为苏联中共问题专家，徐是康藏问题专家，并说内战必将大打起来，今后两位要在西北多配合，为党国尽忠尽孝。徐当着戴的面一再尊我为师，并倒地而拜。徐离沪之前，还邀请我去西服店做了一套高档服装，赠给我；我则同他到国泰照像馆合影留念。”从这里，我们可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泛泛之交，也可了解徐远举的个性决非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