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备二师对越战斗:黄庭坚--书法创作中的灵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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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书法创作中的灵感现象 2011-11-14 15:19:05
黄庭坚--书法创作中的灵感现象
灵感现象本是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它不仅出现于古今中外无数艺术家身上,而且为古今中外的哲学家、美学家、科学家与艺术理论家所关注、所阐论。如果说有例外,那只是在极“左”路线肆虐的年代里,创作一律“遵命”,灵感自然不复闪现;而理论界对“灵感”一词亦讳莫如深,因为一谈灵感就将涉嫌宣传“神秘主义”与“唯心主义”。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禁区被打破,关于灵感的话题再次引起创作家和理论家的兴趣,不仅诞生了一批具有审美冲击力的艺术创作,而且也诞生了一批探讨灵感问题的学术成果。
较之这些前代或后代书法大家,黄庭坚在灵感方面的表现尤其令人惊诧:他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无数次与灵感相晤并迅疾抓住灵感。请看他的几则自述——
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觉前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净几,笔墨调和,可作数千字不倦,但难得此时会尔。(《书自作草后》)
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跋唐道人编余草稿》)
余寓居开元寺之怡偲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书自作草后》)
元中与子瞻、穆父饮宝梵僧舍,因作草书数纸,子瞻赏之不已,穆父无一言,问所以,但云“恐公未见藏真真迹”,某心窃不平。绍圣中,贬黔中,得藏真《自叙》于石扬休家,谛视数日,恍然有得,落笔便觉超异。回视前作可笑,然后知穆父之言不诬。《(书右军文赋后》)
真了不起啊!同是书法创作,有的人终其一生都难得获取一次灵感体验,而黄庭坚在他的生命后十多年中竟然如此“数得神助”,这难道不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奇迹吗?
当然,偶然中自有必然之存在。灵感之所以如此垂青黄庭坚,我们认为,首先是与黄庭坚对书法艺术的专注和不懈探索分不开的。 黄庭坚受家学影响,自幼开始书法摹习,直到中年。熙宁、元丰年间学王安石体,展脚伸手,被苏轼讥为“树梢挂蛇”;元祐初年转学苏轼体,近年出土的黄庭坚书于元二年(1087)的《徐纯中墓志铭》(江西省修水县文化馆藏),就与苏轼行书面目相仿。好在学苏时间不长,很快就进入自我探索、摆脱时贤影响的阶段。至绍圣元年被贬黔州后,已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中宫紧敛而四维开张,呈辐射状态。他奉行的“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终于有了结果。但他始终不满足,为增加线条的力度与结体的宽博厚重,晚年又对《瘗鹤铭》与颜真卿《大唐中兴颂》等碑帖倾注心血,一边临摹,一边从中汲取营养,否则,后人也就看不到他写于离世前三年(崇宁元年,1102)的行书代表作——《松风阁诗》帖了。
行书是黄庭坚成为“北宋四家”的主要因素,但就个人成就来说,他的草书似乎更胜一筹。他的草书“初以周越为师”,且受其影响,“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直到晚年,才从张旭、怀素等前辈狂草大家那里接受启迪,进入“自成一家”的理想境界,一如今人曹宝麟所说:“(黄庭坚)法乳张旭、怀素,最后翻出新意,自成一家,与旭、素鼎足而立,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酝酿过程。这过程远比他的行书曲折而复杂。其原因是,狂草作为一种新兴的书体,除了历史短而可资借鉴者少的先天缺陷之外,他还要承受纠正自学的偏差和抵御被误解两方面压力。逆水行舟,需要付出加倍的力气和勇气。然而黄庭坚正因备尝艰辛、百折不回,才取得了比行书更为巨大的成功。对此,不禁使人想起‘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诗句。”
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说过:“灵感是这样一位客人,他不爱拜访懒惰者。”[4]事实正是如此。灵感虽在“无意性”中爆发,但必须以漫长而有意识的追求为前提,灵感永远是为那些有准备的勤奋者而准备的。黄庭坚如果不在书法方面付出如此心血,那么,创作上的灵感不要说“数次”,即便“一次”也不会来“拜访”他。(毛万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