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frame 多重射击掉落:田蕴章－墨迹选

田蕴章－墨迹选

书法

文化

自  序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对成功者总结出来的一个定式。“敏”就是聪明，“好学”包涵着爱好和勤奋另个内容，“不耻下问”则指谦虚。不过，由于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以及聪明、好学和谦虚程度的不同，导致取得的成果也有很大的差异：有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有人仅取得一般或较好的成绩。我，当然属于后者。自我评价：说聪明，够不上，但自觉不是朽木；说勤奋，够不上，但自觉不是懒虫。我所以能在书法方面取得些许成绩，主要是凭借着我对书法具有一种不明原因或者说是与生俱来的爱好，而最终未能取得骄人的成就，则是因为客观环境所不允许，了解一下我的习书过程，便会给我一点同情和理解。

当年，我的祖父在河北省河间县做过文书，能写一手较好的欧体字，到了我父亲和伯父这一辈，已将这一家风发扬光大，他们在书法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墨香浓郁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的。不过，很难使人置信，我最早爱上书法并非始于家庭。我出生在天津，未满周岁时，便离开了父、伯，母亲抱着我回到故乡——河间县河西村去侍奉我那多病的祖母。我在故乡生活了六年，也就是说我在幼儿时期并没有接触到书法，仅能记起的是我在三岁时就在村里学堂旁听。六岁时，我已能认识百余字，其他生活记忆都已是支离破碎了，但唯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四岁的时候，一天傍晚，母亲要我到村东头唐大伯家去打酱油，唐大伯叫唐文钊，是位老秀才，破落时便以卖杂货为生。在我买了酱油要走的时候，蓦然发现唐大伯正在油灯下伏在桌上写毛笔字，我好奇地走过去看他写字，因为年小身矮，只能踮着脚尖，扒着桌沿才能看见他写的字。当时唐大伯正写一个“地”字，一下子我就被吸引住了，那个“地”字写得太好看了，回忆那字形应该是柳体楷书。在我要回家时，唐大伯用手摸着我的头说：“你爹写得好，你爹比我写得好。”从那天起，我就时常用石棍儿在砖墙上追摹那个“地”字，这一节生活片段使我终生难忘，也是我走上书法之路的起点。

正式学习书法是在七岁的时候，那时我已回到天津，每天都能看到父亲与伯父写毛笔字，每次都被吸引得一步也走不动。学习书法是我家族的头等大事，我们大排行十个兄弟，不论爱好与否，都必须接受书法教育，伯父就是我们的导师。十兄弟中我排行老五，几个哥哥对学习书法兴趣不浓，弟弟们尚年幼，当时只有我痴迷于此。伯父也很早发现我对书法有奇趣，便时常给些偏饭吃，因此，我在兄弟中书法成绩一直领先。到十岁时，伯父已认定我是这个书法家族的接班人，于是纳入正轨重点培养。最先是拿出天津欧楷书名家王竺邻与陈景三的字帖要我临摹，两年后，伯父看我有了基础，才拿出欧阳询法帖《化度寺碑》要我系统临摹，并规定日课五百楷字。当时我一边看着法帖，一边信心百倍地对父、伯说：“我一定要在十年内赶上欧阳询！”只听得伯父淡淡地说了一声“好”，便不再作声，当我下意识地抬头看父、伯时，发现他们正在相视而笑，那分明是对我的豪言壮语的一种嘲笑，我顿觉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从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十年内赶上欧阳询，要在父、伯面前挽回自尊。为此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对《化度寺碑》从点画到结构进行了精细的临摹，此后又对欧阳询的《九成宫》、《皇甫君》、《虞恭公》几本中楷法帖进行了系统的对临、通临、背临和意临，坚持日课不少于五百字，每天不少于五小时练功时间。十五岁后，我又对历代写欧高手如文徵明、成亲王、翁方纲、黄自元等名家墨迹进行了长时间的参照学习，同时我对二王、钟绍京、赵孟頫和津门名家魏恩锡等前贤的楷书和行书进行了深入临习，逐渐使我的楷书从板滞的碑刻中解脱出来。为了排除工匠之气，父、伯教我认真读书，重点放在了古文和诗词方面。总之，我一边读书一边写字，整整下了十年功夫。十年中，我吃了很多苦，当年我家族老少三代二十二口，全部依父、伯二人挣钱糊口，生活窘困，无钱买纸练字，我便经常带着九弟到街上捡纸回家练字。说到九弟，他是我唯一的同胞兄弟，当初因为他年纪小，父、伯尚未对他倾注心血，更多的时候是我带他练字，九弟在三、四岁时就与我抢毛笔，抢字帖，对写字亦有奇趣，他，就是后来的国务院书写员田英章。父、伯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几乎全部用来购买法帖和名家墨迹，我像个尾巴一样跟随他们出入在字画鬼市。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时，腊月的一个清晨，约五点钟左右，天下着小雪，我又随伯父到鬼市购买字画，伯父从一个地摊上拿起一副对联，刚打开上联露出一个“且”字的时候，我便大声说：“这是华世奎写的”，摊主大笑起来说：“不错，正是华世奎写的，这么小的孩子有点眼力啊！”说着话跑到旁边的一个早点铺买来了一块蘸满白糖的切糕送给我吃。最终伯父买下了那副对联，联语是“且凭藤轮敲柳瘿，谁收竹粉拾松钗”。回家后，伯父还奖励我一个肉饺子，这使我学习书法更有精神。

在我终日伏案临池的那十年中，正是书法界万籁无声的年代，几乎见不到一个与我同龄的孩子学习书法，只有极少数的老先生们还在悄然无声地拿着毛笔写字。那时学书法的人，只有爱好的使然，绝无名利的驱动。我十八岁那年，父亲带我重返故里，又见到了那位已年逾古稀的唐文钊大伯，老兄弟重逢，自然话及书道，唐大伯对父亲说到了这样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咱们可得好好活着，一旦死了就摸不着写字了。”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语言，道出了老先生们视书法如生命的那种最纯洁的爱。

二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小有书名了，索字者渐渐多了起来，在亲友、同学、同事中，听到的都是赞誉之声，于是我有些飘飘然，只有拿起欧阳询法帖时，才使我冷静下来，感到当初发出的“十年赶上欧阳询”的豪言壮语实在是自不量力了，于是又一次暗下决心：“再花十年时间一定要赶上欧阳询。”正当我踌躇满志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横扫“四旧”的运动中，我家珍藏的大批碑帖字画被付之一炬，十年如一日的临池常规忽然中断了，父、伯怕引火烧身，也不再催促我练字，唯一练字的机会，只有抄写大字报。每当我抄写的大字报张贴在街头时，总会引来众多的围观者，人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文义内容方面，主要是对我的字评头论足，津津乐道，长达数小时观者不散，于是引发我一番感慨：“当中国人失去学习和欣赏书法的权利时，竟用抄看大字报来过一把书法瘾，这是多么可怜而又可爱呀！是的，这就是炎黄子孙。”其实抄写大字报是不可能提高书法水平的，只是过过瘾而已，除此之外，我还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学点孔孟，利用读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学点诗词，因当时大部分古典文学著作都被封禁，只有采用这种间接方式才能接触到古典文学。久之，我也渐渐地失去了信心，经常数月间不写字，不读书，兴奋点转移到了中国象棋，终日沉溺于对弈。

1970年，我所在的文艺团体被强令解散，我也被迫转业到了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那时我仅二十五岁，正是人生学习的黄金季节，却终日接受着一群目不识丁的工人老大妈的“再教育”，这是我平生最困难的一个阶段，且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此间我已是万念俱灰，所有技艺全无施展之地，如：弹、拉、说、唱、写作和书法都成了多余的东西，“一定要赶上欧阳询”的信念成了一件不愿回忆而又无法忘记的事，愁闷时随便写几张行草字作为消遣而已，偶尔写一篇楷书则隐约感到心痛。代之而来，“不可一日无此君”的乐趣，早已从书法转入象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1976年“文革”过去，书法水平依然停留在十年前的状况，只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在行草书方面稍见成熟一些。

“文革”刚过去，大陆书法便悄然复苏，到1978年已经热了起来，我也好像一下子从噩梦中醒来，本已万念俱灰，忽然又死灰复燃，于是开始了第二度的冲击书法。首先在书店里买来大批的碑帖和古典文学著作，把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都拿来读书写字，此时又不时出现了许多美妙的幻想和憧憬。然而，时过境迁，我的学习环境比起十年前要困难了许多，父、伯年事已高，且分居三处，再不能经常的口传心授，耳提面命。我每月工资不足四十三元，只得戒了烟酒，戒了早饭，把仅有的一点节余用来购置学习用品，而学习时间又只能挤在八小时以外，况四口之家仅有不足十平方米的住房，经常是等待家人熟睡之后才能学习。更大的困难还是来自单位，“文革”虽然过去，我的工作环境却丝毫没有改变，甚至更加恶劣，尽管我千方百计想逃离这个像牢狱一样的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但体制问题像铁箍一样紧紧勒住我的头和脚，死活挣不脱。又由于我在工作上的心猿意马，时常激怒厂领导，在我偷用上班时间练字时，多次被厂领导当场抓获，之后，便在大会上点名批判，给我精神上造成极大的痛苦。祸不单行，家庭又出现了危机，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内外交困，逐渐我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身体也随之垮了下来，肠胃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经常性的呕吐腹泻，面黄肌瘦，体重锐减。长期求医无效，遂怀疑自己患了不治之症，虽然每天还在坚持学习，但已对前途失去信心，《七律．秋夜悲欢》就是这段时间写出来的：“萧萧秋雨最伤神，泪滴枯笔纸半湮……徘徊落叶林间路，珍重飘红劫后身。”楹联：“孤芳僻境愁三伏，怨鬼荒坟哭四更。”可以看出我当时极度破败的心境。唯一能宽慰自己的，只有书法，她像一盏未烬的残灯，还在昏暗的心房中不停地闪烁。我在诗中写到：“潦倒不问风月事，一床碑帖尽佳人”，可知在最困难时期，书法是我最眷念的“亲人”。

1980年以后，随着书法的全面复苏和不断升温，我的工作与生活的处境也有了改善，原因是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社会书法活动，诸如参加书法展览、书学研讨，以及担任社会办学中的书法教师，偶尔还能卖出几张字，并逐渐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于是我有了一点名气，经济收入也明显增加，精神和身体也都恢复了许多，更重要的是我从1976年再度冲击书法的十年中，书法水平有了较大的进步，不仅得到了书界的认可，而且父、伯也时常拿着我的字不住地点头微笑，说是“确有进步，需戒骄戒躁，再接再励”。这时我已接近不惑之年，虽然在诸多事务中我仍是懵懵懂懂，而唯有在书法方面我确实解除了一个困惑，或者说是解开了一个死疙瘩，那就是对自己少年时发出的那句“一定要在十年内赶上欧阳询”的狂言的放弃，三十年过来了，面对欧阳询这座大山，非但没有越来越接近它，反而感到越来越遥远，颇有“望山跑死马”的感受。四十岁后，我才得出这样的结论：“欲要赶上欧阳询，今生已不能，来生亦不易。”当然每个人都有过少年的无知与狂妄，非但无须自责，反而觉得既可爱又可笑。

然而，书法形势的发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书法热潮的负面作用却大于它的正面效应。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大批大字报起家和背景特殊的“新潮书法家”，带着“文革”的满身余毒闯进了书法界，一时间“书法创新”的口号声与“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一样的震耳欲聋，“新潮派”继续以“敢字当头”、“破字当先”的“大无畏精神”来改革书法，他们视古圣前贤为仇寇，把临帖起家的书法前辈们统统视为“书奴”、“保守派”。他们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很快抢占了许多书法组织的领导权和新闻媒体的制空权，总之，他们抢占了所有制高点，把大量的丑书恶札和歪理邪说塞满了各种报刊杂志，还引进了许多洋破烂儿来充当新货，于是一大批牛马杂交的畸形“书法”应运而生，可悲的是一些基础较好的书界青年新秀也都跟风而下，成了无辜的牺牲品。书法界一时变成了争奇斗怪的杂耍场，复活不久的书法又被引入歧途。诚然，中洋文化相遇，某些方面可以相融、互补，但某些方面则是冲突的、排斥的。而只有这种互相排斥，才能互相生存。可惜我们的年青一代仅仅看到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落后，便对我们伟大的民族文化也丧失了信心，书法本是西方美学的盲区，他们也强要削中国书法文化之足以适西方美学之履，这既是书法的悲哀，也是民族文化的悲哀。然而，面对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现实，我们却显得束手无策。我的《虞美人．观书展》中“人生无欲则无愁，任尔一江春水向西流”的词句，便是面对每况愈下的书法现状发出的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鸣。

1985年，得遇贵人相助，也是时局的使然，我终于逃出了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转到中国北方曲校，在那里当了八年讲师，虽然也能尽职尽责较好地完成了本职工作，但书法仍然是我压倒一切的工作中心。在这段时期，由于书法成绩不断带来的实惠，我的名利欲望也大大地膨胀起来。1987年加入中国书协，1988年被选为天津书协理事和评委，1989年出访日本、台湾和香港，几年间连续获得国内外大型书展的一等奖和特等奖，数十家中外报刊、杂志、电视台连续报道，并每每冠以“津门欧楷第一人”为题大加赞誉，荣誉、钞票纷至沓来，遂使我忘乎所以，把临帖、读书都搁置起来，每天车轮滚滚，只为名利奔走。虽然父、伯时常以“宠为下”、“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甘苦之言对我进行警示和批评，但我已经刹不住车了。我经常书写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类的警句格言，都是给别人写给别人看的，与自己并不相干，甚至有一段时间自己也闭门造车，尝试创立“新体”以追逐时尚。记得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书家叫王坚白的老先生告诫我：“楷书写到这个样子不容易，不要糟践自己。”那时我虽然领受到老先生善意，也满口接受着他的批评，但心底也有些怀疑老先生们或许守旧。直到1992年，父、伯相继病倒，已口不能言，，但每当看到我的“新体”时，都在不住的摇头，此时我方感愧疚。而我真正幡然悔悟的时间，是在1993年调入南开大学以后，在这里我经常接触到文、史学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和极佳的学术氛围，从而促使我加倍努力地读书，通过读书使我更加热爱书法，热爱古圣前贤，热爱民族文化。随着书法教学的需要，我把学习重点转向了书学理论的研究，当然临池日课也不敢稍事懈怠。重要的是在不断深入学习中逐渐克服了长期自负的心理，真正认识到自己与前贤相比还是一个不及格的学生。我的《如梦令》道出了这种真实的感情：“痴读不闻风雨，嗜墨安知朝暮，何必问前程，一事无成虚度，寻路，寻路，人在书林深处。”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从不感到惶恐和苦恼（大意如此）。我进入南开大学工作以后，也有像坠入知识海洋一样的惶恐。但我没有苦恼，相反，更加激励我学习奋进。虽是如此，可身在高等学府，怎能不考虑职称与待遇问题，而大学里并不看重你的社会虚职以及参加过多少次展览，获取过多少奖项等一些社会活动，重点是以文字发行和教学成果作为衡量教师业绩的标准，于是才有了《九成宫醴泉铭探源》、《欧楷解析》等书的问世，包括电视台书法讲座《欧楷临池》、《楷行草书法作品解析与演示》的完成，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职称问题所做的努力。至于近期在北方网录制的百集书法讲座《每日一题，每日一字》则是出于另一种动机，它是我对书界新权贵的一次挑战，是我对丑书恶札横行的一次大批判，是我对书协体制亟待改革的长篇建议书，是我为了端正书风做的一次最大限度的努力，是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次铁屋内的呐喊。如今这个讲座在网上引起了一阵阵口水满天的激烈争论，正是我预期的效果。

最后，要说一说出版这本集子的缘由。当今书家为自己出集子，办书展，建艺术馆（纪念馆），雇人写吹捧文章，拉拢官、商大肆炒作等等，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这却是为古代大书家所不齿的事，对此，我也始终持以反对态度，矛盾的是我也做了不少这样的事，诸如出集子、办书展早已不是首次，虽然尚未雇人写吹捧文章，但有人主动写了，我也是暗自欣慰，由此可见，我批评别人经营炒作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也曾自我解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实虽是如此，但我仍然自信有点良知，譬如，在我的书籍前，一般不求人作序，而多是自己动手，那是因为我害怕别人肉麻地吹捧自己。我也曾办过多次个人书法展，但在自写的前言中总是说明办展的初衷是“为了最大范围地征求意见，是学书进度的汇报”。最近有社会名流提出要为我捐款建立书院，我表示感谢的同时直言拒绝以我的名字命名书院。说到这本集子，也是在校领导一再鼓励下，希望我能在境内外多办几次书展，如此，对学校对自己都会有好的影响。既然办展，自然要有作品集的配合，于是才有了这本《田蕴章墨迹选》的出笼，及至自题书名时，我还是只题“墨迹”而不敢妄称“书法”。当然无论怎样表白，同道心明眼亮，总不会相信我是个名利之外的人，而我自己也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彻底摆脱名缰利索的人，但我还是要说：“一切都是一个‘度’的问题。”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漫长而曲折的攻书历程，我必须承认自己终归是个学而未成者，因此，时常感到有愧于前贤，有负于家教。但是处在这浮躁而虚妄书风日下的时代，我能敬畏书道，敬畏民族文化，坚持正统，不为潮流所动，又自觉无愧于当世。

是为序。

                                                          公元二〇〇七年七月蕴章于蟠逸斋

这一张是我拼起来的

再拼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