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陆军总院挂号预约挂号:台湾经济发展史上的五大推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7:26:51
重要事绩:
台湾光复之後，土地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当时台湾六百多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五，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三，而百分之五十六的耕地面积又是属於佃农租借的土地，每户农家的耕地面积平均为一点三公顷，耕作两公顷以下的农家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七十二，也就是说，众多依赖土地维生的人口均无土地或土地不足，明显有土地分配利用失调的现象。
另外，当时的租额过高，例如新竹一带的佃租便高达年收获量的百分之七十，负荷之重可以想见；而当时的租佃多半是成立口头契约，且租期多属不定，地主常因个人利益任意撤佃或是加租；第三，由於大地主土地过多，以及地区分散关系，往往将土地包租给若干「地头」，以避免管理上的困难，但「地头」又将土地转而租给佃耕者，形成中间剥削，更甚者还有押租金及预付地租等额外苛索，往往让农民无力缴付只得求诸高利贷，使得佃农及雇农生活朝不保夕，只能在生存线边痛苦挣扎。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後，又面临共产党的挑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有监於台湾可能是最後据守的堡垒，因此，若不加紧进行土地改革以争取台湾农民的支持，恐怕将难以对抗以「土地改革者」自居的中共宣传攻势，於是，当陈诚在一九四九年初继魏道明接掌台湾省政府後，便开始积极推动土地改革政策。他後来在说明实行三七五减租的目的时坦言：「三七五减租一方面固然为自耕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实为保护地主、帮助地主」，而另一方面，「便可避免共产主义的残酷斗争，且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
根据陈诚的计划，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推行的土地改革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三七五减租；第二阶段是公地放领；第三阶段则是普遍实施耕者有其田。在陈诚及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台湾的土地改革终於成功推行，为後来台湾的政治社会及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第一阶段三七五减租政策的成功，更是最重要的关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陈诚就任第二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上任不到一个月，二月四日即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规定自一九四九年第一期农作物收割缴租起，地主向佃农收租时，取消预收地租及押租金，租额不得超过正产物收获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且租期至少六年，以保障佃农耕作土地的权利，而如果佃农连续两年不缴地租，才可以起佃。同年四月十日，陈诚又以行政命令公布实施「台湾省私有耕地租佃管理条例」(中华民国立法院到了一九五一年五月才通过『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开始第一阶段的土地改革。
总计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至六月中旬，在政府的指导组织各级耕地租佃委员会来处理或调衍生的问题下，共计完成换约农户二十九万九千零七十家，换定租约达三十六万八千三百二十二件。减租後，农地价格下降，佃农收入增加，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台湾的地价贬值约三分之一，两万四千两百七十余户佃农因此得以购买耕地，其总面积共达一万两千四百余甲。
至於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措施，则和三七五减租有密切的关系。根据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日立法院通过的「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决定把政府及公营企业(主要是台糖公司)所拥有的公有地一部分放领给佃农，其规定是(一)放领范围以耕地为限；(二)放领对象以原承租耕农为主；(三)土地放领代价为该耕地主作物年收获量的二点五倍，分十年偿还；(四)每年偿还金额与地租的加总不得超过收成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总计至一九七五年为止，共放领十三万八千九百五十七公顷公有耕地，承租户达二十八万六千二百八十七户。第一及第二阶段的土改措施，至此可说已为第三阶段的耕者有其田目标奠下了成功的基础。
事实上，从三七五减租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措施，从政府方面来说，可以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德政，因为在土改之後，不但安定农民心理、提高农民地位，还改良耕地利用、改善农民生活，确实对於促进台湾农村的繁荣有著不可抹灭的贡献。但是，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检视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三七五减租政策，例如世新大学教授李筱峰便从当时的政治氛围来分析，为什么减租政策是在地主们几乎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进行的。
李筱峰指出，有一位参加三七五减租工作的基层干部说：「这次三七五地租推行顺利的原因，是省方决定把阻挠三七五的案件移归军法去办」，而陈诚更在召集地方首长和士绅公开谈话时挑明说：「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刁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掌握当时台湾省军政大权的陈诚如此放话，地主们当然只能乖乖地和佃农换签新约，减租到三七五了。
只不过，在民国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的政治冲击下，加上三七五减租等土改措施在经济面的打击，传统的「绅士」阶级逐渐从台湾社会景观中消失，例如在一九四九年底，也就是三七五减租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曾在日本统治时期有「台湾第一市民」之称的台中雾峰大地主林献堂，便因此而抑郁地离开台湾，客死日本，据叶荣钟所写的「杖履追随四十年」一书中引述林献堂的话说，他是因：「对於「三七五减租」，尤其是『收购大户余粮』的政策，见解似乎未尽一致」，才会选择离去。
但是，平心而论，在人类历史上，土地改革，无论是从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层次出发，还是以政治统治的考量著手，又或者是从财政经济面的角度来实施，它都是一项十分危险而困难的工作，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反弹或者动乱，因此成功的例子并不是很常见，而会成功又通常要有一定的强制力和有效率的施政，国民政府在台湾而不是在中国大陆成功地推行土地改革措施，奠定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稳定的基础，便是因为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采行威权运作方式才能成功，而从这个层面来论断三七五减租等土改措施的功过，或许可以得到更多元而包容的答案吧
文字资料来源: 台湾中央日报
严家淦（1905年10月23日－1993年12月24日），字静波，江苏省吴县(今苏州市)人，曾任中华民国总统。
1926年毕业於上海圣约翰大学，1931年任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材料处处长。中日战争期间1939年调任福建省政府，担任财政厅厅长时，展现其财政能力，创田赋徵实制度，为中央采纳，推行全国，对战时军需民食及财政收支调度，颇具贡献。战後派任来台，担任行政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1947年5月台湾省政府成立，改任财政厅厅长，任内主持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稳定台省金融，对全面经济发展多所裨益。1948年至1963年期间，出任省主席及财经各相关部门等重要职务，并兼任美援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等职，担任预算制度执行、税制整顿、外汇改革等工作，并提出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口号来振兴经济。1963年出任行政院长，1966年就任副总统，至1975年蒋中正总统去世後继任总统，1978年卸总统职，他是国民党籍任总统者唯一不任国民党主席者
文字资料来源: 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
尹仲容（1903年4月16日－1963年1月24日），本籍中国湖南邵东人，中华民国政府官员。他不但是1950年代稳定台湾经济的关键人物，也为1950年代中，少见拥有自由贸易思想的台湾官员，被誉为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
尹仲容於1925年毕业於上海南洋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前身）电机工程系，毕业後留滞上海，并弃工从商，因能力颇强，获得上海某财团赏识，於其中担任相当高的职位。
战後，尹仲容继续服务於上海私人企业。1949年受国民政府之邀加入内阁，除主管中央信托局业务外，也兼任台湾生产委员会副主委。他并於国共内战期间，参与将上海资金调度至台湾的计划，并於上海台湾之间负责联系业务。
1950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徙来台，尹仲容连同李国鼎，严家淦，孙运璿等人为掌管金融与外贸的主要官员之一。1951年，美国以每年一亿美金的数额重新援助台湾，他则参与负责该资金的统筹运用。
1945年因为尹仲容能力颇被副总统陈诚赏识，於是在陈诚卸任行政院长（仍兼副总统）前，任命尹仲容为经济部长兼中央信托局局长。
因为尹仲容曾经服务於上海私人企业，深知市场经济的优点，於是在就职经济部长後积极提倡「计画式自由经济」思想，规划执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改革外汇贸易措施。
在进口替代信念下，他管制日本布料进口，改向而进口棉花以替代，扶植了国内纺织业的发展。另外在外汇贸易措施下，他为首位放宽外汇管制并鼓励出口的政府官员。该政策迅速促进台湾塑胶、玻璃工业的成长。另外他也将原本国营的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产业转由台泥，台纸等民间财团经营，以促进市场经济。
1955年扬子木材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倒闭後，中央信托局贷其公司的钜款求偿无门。因为尹仲容既为经济部长又身兼放款的中央信托局局长，因此於同年7月被提起公诉。10月30日，台湾法院宣判尹仲容无罪，不过，被宣判无罪的尹仲容为了政治责任，反而宣布辞去经济部长与中央信托局两职。
尹仲容为中华民国第一位被起诉的政府阁员，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位辞去政务官的内阁阁员。
1957年尹仲容主持的台湾生产委员会改组成经济安定委员会，尹仲容任其秘书长。1958年尹仲容再兼美援会的副主委。在期间尹仲容以关税保护、限制设厂等官方政策加以扶助私人企业，并代为申请美援，事後再追踪和考核，以免失败。
1960年，尹仲容转兼台湾银行董事长。於兼任台银董事长任内，他鼓励储蓄，稳定物价，并仍积极贷款给国内中小企业。任内，并主导银行低利率政策，使市场资金从储蓄银行转到资本市场。
1961年年初，为方便市场流通，台湾银行准备发行直式百元大钞。因为1947年大面额金圆券与旧台币发行引起通货膨胀的前车之监，这次发行大钞的预定计划导致台湾岛内民众不安。面对暂缓发行百元新台币大钞的声浪，兼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的尹仲容独排众议，坚持如期实施。不久，直式百元大钞照预定於同年6月19日发行，并且在台银等机构的监控辅佐下，并未发生原本预期的的通货膨胀。
1963年1月24日，尹仲容因肝癌病逝於台北，年59岁。
因为早年服务於上海财团，尹仲容极度相信计划经济的重要性。在此理念下，除了加强民间竞争力与进口替代之外，他一向极力主张计划型的自由贸易可促进经济成长。而这项被学者认定正确的政策，却因他辞去经济部长後不再成为台湾经济政策主流。一般认定，尹仲容自由贸易政策的不再施行，也间接造成日後台湾於1980年代末期的外汇存底过高导致的泡沫经济显现。
另外，他辅导私人企业的做法，虽被一部份人认为有著扶植财团的嫌疑，不过总体而言，其市场经济与发展本土企业的理念，颇能适应於以外贸为主的台湾。
尹仲容先生是非常清廉的人,生活亦非常节俭,在对日交涉贸易事务方面曾经获得佣金40余万美元,全部留归公用。有传闻说,他的家人需要依靠别人的救济才能正常生活,其死後,甚至於没有足够的治丧费用.此事被公开後,全岛一片哗然.其事迹被收入《中华民国名人传》。蒋介石曾明令褒扬:「背能竭虑殚精,善为规划发展工业建设, 更多成就,改革外汇贸易,厥功尤伟。综其生平,忠以谋国,孝以事亲,好学深思,长才自奋,于艰难之际,为台湾经济开创新局,弼成生聚,戮力复兴。」
文字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
李国鼎先生1910年生於南京，1930年毕业於中央大学物理系，先後任教於锺南中学、金陵女子大学。1934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赴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研究核子物理与低温超导现象。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回国参加抗战，担任防空学校照测总队修理所所长，在贵阳花溪支援後方各大城市的防空设备及维修，并积极培训机械人才。1939年曾任教武汉大学，1941年应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之邀前往甘肃临洮观测日全蚀，并在云南昆明参加天文所的工作。1942年转入资源委员会，担任资渝钢铁厂工务组主任，筹建炼钢厂。1945年4月调任资源委员会工业处，负责协调各钢铁厂的生产，同时在战时生产局协调重要物资的供需。抗战胜利後，应邀担任资源委员会中央造船公司副主任，负责筹备工作。1948年7月来台，担任台湾造船公司协理，1951年升任总经理。
1953年9月经济安定委员会（经安会）成立，应工业委员会召集人尹仲容先生之邀，担任专任委员兼一般工业组组长。1950年代台湾外汇短缺，故在美援支持下，推动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进口替代工业。1958年9月经安会裁撤，美援运用委员会（美援会）改组，由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尹仲容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李国鼎先生担任秘书长，并兼任经济部工矿计划联系组召集人及美援会工业发展投资研究小组召集人，主要负责经济规划与美援分配工作，两者互相配合以促进经济发展。1958年尹仲容先生主导外汇改革之後，台湾开始发展出口外销产业。1960年1月行政院公布实施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同年9月，蒋总统颁布实施「奖励投资条例」，致力於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人士投资於出口为主的工业，以减少对美国经济援助的依赖。
1963年9月1日政府除了美援之外，希望从国际间取得资金与合作，乃将美援会改组为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经合会），仍由陈诚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严家淦先生担任副主任委员，李国鼎先生担任秘书长；同年12月严家淦先生升任行政院院长兼主任委员，李国鼎先生升任副主任委员。经合会除负责经济计划与美援事务之外，还兼办国际资金借贷与国际技术合作事宜。1965年1月李国鼎先生担任经济部长，积极推动经济建设工作，包括推动加工出口区、人口政策、职业教育、中美科学合作、延揽人才回国以配合经济发展的人力需求；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并推动 国营事业的改革，将部分国营事业移转民营；设立都市与住宅发展委员会，解决工业化与都市化的问题；促进多国双边经济合作，派遣农技团赴海外进行技术合作计划，以推广国际外交。由於李国鼎先生在经济部长任内推动台湾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贡献，於1968年8月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政府服务奖」。
1969年7月李国鼎先生调任财政部长，推动政府财政现代化的改革，包括推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参考国际间普遍采用的布鲁塞尔（Brussels）分类法、重订关税税则分类、修订关税法、成立财税资料处理中心加强稽核工作、成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制度、修改银行法成立中小企业银行并加强基层金融检查、筹措国家十大建设财源等，成效卓著。但也由於公务繁重，积劳成疾，於1975年12月因心脏病入院治疗一个半月，并於1976年6月辞去财政部长之职，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1976年11月行政院成立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由李国鼎先生担任召集人，1977年召开第一次全国科技会议，决定重要科技发展项目。1979年5月行政院通过科学技术发展方案，由李国鼎先生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担任科技顾问，并成立科技顾问组，由国内专家予以支援，对於科技工业的发展多所襄赞。所推动发展的重点科技包括能源、材料、资讯、自动化、光电、生物科技、B型肝炎防治、食品加工、灾害防治、环境保护、同步辐射、海洋科技等。1979年成立资讯工业策进会，推动电脑资讯工业和推广资讯教育不遗余力。李国鼎先生对於我国科技工业的发展贡献卓著，於1994年获李登辉总统颁授一等景星勳章，并博得「科技教父」的美誉。此外，李国鼎先生并致力於人才培育、延揽海外人才回国服务、推动公共卫生防治B型肝炎计划、建立群体医疗中心及全省医疗服务网等工作。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设立「李国鼎先生经济社会卫生发展中心及讲座」以表彰李国鼎先生对於国家社会多方面的贡献。
1988年李国鼎先生於政务委员任内退休，转任总统府资政，除了对於国家发展前途依旧关切之外，多次应邀出国访问发表演讲，宣扬台湾发展经验；并担任国际机构的谘询委员；先後荣获国内外十二所著名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以及国外两所大学颁与校长奖，享誉中外。
李国鼎先生生於清末民初丧乱之际，内忧外患养成他从小强烈的爱国心；及长考取公费留学英国，使他长存回馈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从1937年七七事变返国投笔从戎，到1988年以政务委员退休，服务政府公职前後长达五十年之久。从动员抗战到胜利复员，从大陆到台湾，从工业建设到财经建树，从尖端科技到人文精神，李国鼎先生一生致力於推动 国家的现代化，以缔造安和乐利的社会。台湾发展经验不仅造福国人，更成为中国乃至於世界，开发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典范。特别是李国鼎先生提出普世关怀的「第六伦」观念，倡导社会进行心灵改革，重建工业化之後人类精神文明的价值理念，更是全球迈向二十一世纪共同追求的愿景。
文字资料来源: 李国鼎先生纪念网站
孙运璿[1]（1913年—2006年）是中华民国高层技术官僚、知名政治家，本籍山东蓬莱县。他毕业於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共内战期间随中华民国政府全家迁往台湾，曾前後担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中华民国交通部长、经济部长与行政院长。在将近20年的部长与行政首长的任内，他推行十大建设，与李国鼎共同促进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成立，规划台湾早期科技政策；不仅被普遍地认为是台湾科技产业之主要奠基者，也堪称是「台湾经济的推手」[2]。
1984年2月24日，时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璿因罹患脑溢血而一度病危，不久因身体状况不理想而辞职下台。经过漫长的复建，孙运璿中风後的病情不甚理想，且以轮椅代步。不过即使失去部分语言及行动能力，并已淡出政治圈，他仍然受到国民党、甚至台湾政坛内的景仰，曾於4年内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两度替该党总统候选人连战站台助选。2006年2月，他因并发症於台北病逝，享寿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