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市八士中学:回忆文革中的徒步长征

回忆文革中的徒步长征
石玉林

《文史精华》2005.10
　　两支名字相同的“红色长征队”，在横渡黄河的木船上相逢，一同奔向同一个目的地——“革命摇篮井冈山”。
　　２８名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在用脚量过的道路上，在祖国动荡而又贫瘠的大地上，栉风沐雨，亲历了文革初期那段特殊的历史。
　　在经历了３９年之后，我想写的就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一群二十二三岁大学生和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们所经历的近３个月的徒步行走，穿行７省（市）的４５个县市，走过２０００多公里的“长征”的故事。
　　一场报告，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经历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铁道学院（文革后改名北方交通大学，现名北京交通大学）铁道运输系运输组织专业四年级学生，所在班级为运输６２－１班。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但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打乱了一切。我原是班上团支部书记，在铁道部工作组进入学院后，各团支部书记基本上就是班上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而随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各院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工作组作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被赶出了院校。铁道学院的“红卫兵”夺了学院大权，并成立了“红旗公社”组织，各系各班级也纷纷成立相应的组织，并分别“夺权”。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在被歧视之列，自然而然就交了所谓的“权”。但“红旗公社”并不能一统校园，众多名目的群众组织与“红旗公社”形成对峙，大辩论一番又一番。学校里主要道路两旁都立有瓜棚式的大字报专栏，大字报铺天盖地且常换常新。写的都是一些相互攻击的、批斗走资派的、传抄小道消息的以及所谓的“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等等。高音喇叭安在学校的最高建筑上，每天有近２０小时播送当时的革命歌曲和大批判稿，院系各级领导及有名气的教授被挂牌游街、挨批斗，还要监督劳动，刷洗厕所。整个校园内来来去去的是全国各地来串联的学生，由于观点不同，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辩论，到处都是嘈杂的声音，空气中充斥着油墨及墨汁的气味。
　　我虽背有家庭包袱，但并不服气，便申请去外地串联，并得到了允许。但介绍信上要填上家庭出身。像我这样的人外出串联不亚于受罪。在学校里虽然观点不同，开始还没有人身的对立攻击，毕竟相处４年，和同学的关系都还不错，还不至于视你为敌。但外出可不一样，到处受到歧视。在火车上不时有红卫兵三五成群地耍横，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戴着红色袖标，手提皮带，看介绍信，查“阶级敌人”，我们亲眼看到有的人被赶下火车。因为我们是北京的大学生，还没有遇到什么不愉快，但在第一站西安就遇到麻烦。在西安政法学院校门口就挂出“资本家、黑五类的狗崽子禁止入内”的牌子。许多院校都要查介绍信，出身不好的人会被拒绝。串联无门，只好回到学校，回到让人窒息的气氛中。
　　我记述的这段历史，可以说是当时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都遇到过的境遇。更有甚者，家住北京的学生还会直接受到侵害。我们班有个女同学，父母被街道认定为地主分子，赶回老家；她去帮助父母收拾东西，被当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当街跪罚。而此时那些参加了红卫兵也参加了“红旗公社”的同学心情也不好，无休止的辩论让人厌倦，人格污辱的批斗更使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有良知的同学反感。因此整日整夜大轰大嗡的校园里，有相当一批学生在无奈、无事、无助中生活着，每天“三饱”“两倒”，看大字报，被迫欣赏大辩论的“佳作”和倾听声撕力竭的嚎叫。他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未来结果是什么，但也不想置身于“革命”之外，因为按以往的政治标准，不参加革命就会是反革命，将来的毕业、工作都会成为问题。但在那无序而混乱的年代，他们也只有茫然的等待。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０日，“红旗公社”的大喇叭里，竟然播送出一则有意义的通知：“革命师生、造反派的战友们，请大家１０点钟到学校大礼堂集合，听大连海运学院徒步串联长征队先进事迹报告”。“徒步长征”一词比较新鲜，我们正无所事事，听一下也可以活跃生活。其实，作为铁道学院的学生，不听这个报告也知道，在大串联的形势下全国交通运输所遭遇的冲击。火车、汽车、轮船一切为“革命小将”开道，成千上万的学生借此免费全国游，何乐而不为？车上车下人满为患，运行不正点，事故频发，车厢内的拥挤程度是没有经历过的今人难以想像的。我在石家庄铁中上初二的小弟弟曾去四川串联，这样形容：“挤得把人架了起来，从成都到绵阳１００多里，双脚腾空。”当时中央抓住大连学生的徒步串联做引导，以图缓解交通运输的压力；这也迎合了一些不愿参加武斗、批斗、辩论，又不能置身于这场政治运动之外的青年学生的想法。
　　我们几个同学准时来到学校大礼堂。礼堂里空空荡荡，由于许多学生外出串联了，学校里本校学生也没有多少，原本１６００座位只坐了二三百人。大连来的学生讲了他们徒步上北京的经历，总结了徒步长征可以锻炼身体和意志，可以向工农兵学习，可以参观老革命根据地，访问老红军、老战士、模范人物，更可以沿途宣传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会议是由“红旗公社”组织的，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徒步串联的支持，记得是当时副组长陶铸的讲话。掌权的“红旗公社”也作出鼓励大家外出徒步串联的决定，其中主要是为徒步串联的人员开介绍信，可以借给每人３个月每月标准为２０元的款项，可以预支３个月定量的全国粮票，可以借给一些必需品。
　　不足一小时的报告会结束后，如前提到的那些无奈、无事、无助的同学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午饭时在食堂里便开始联络探讨，准备结“对子”。当天下午我们运输６２级８名同学决定参加徒步串联，晚饭前又联系上材料系、建筑系的同学。晚饭后，３个系别的１９名男同学聚集在第二宿舍楼的２４０４房间，召开了“红色长征队”成立会议。这１９人是：运输系６２级的李世功、赵钟煜、石玉林、孙占堃、杨浩、李迎、刘树长、高门盛；材料系６１级的刘国英、６３级的陈家振、６４级的杨增顺；建筑系６３级的杨世琪、严明伦、李大林、侯书松、潘厚德、庄军凯、田青扬和一名姓李的同学。并作出如下决定：
　　一、成立“红色长征队”徒步串联，目的地井冈山。
　　二、组成由高门盛、李世功、杨世琪的３人领导组。
　　三、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严明纪律、保持一致。
　　四、途要做到：宣传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宣传毛泽东思想；访问先进模范人物、革命老红军、老战士；访贫问苦、下农村、下工厂参加劳动；访问革命根据地。
　　五、立即动手，办妥出发前具体准备工作：去“红旗公社”开介绍信；印制一面红旗和２０个“红色长征队”袖标；各自准备借款和粮票；各自准备行李及生活用品；准沿途用的演出乐器、道具。
　　不到半个小时，会议结束。准备工作只有一天时间，出发时间为１１月１日早上８点３０分。
　　高门盛是运输系６２－２班的原团支部书记，李世功是原院学生会委员，两人都是中共预备党员，而且都参加了红卫兵和“红旗公社”。由于两人都有较高的组织水平，又属“根正苗红”，由他们带队大家都放心。高门盛负责全面组织；李世功侧重生活联系；建筑系的杨世琪曾任学院乐队队长，对文艺宣传有经验，由他负责宣传；我也曾在系里成立的宣传队任副队长，辅助杨世琪搞宣传。说是搞宣传，实际并没有几个人搞过，只有李迎还算可以拉成二胡调子，杨浩会吹口琴，也就带上了二胡、口琴。此外还带了一套不大的锣、钹、鼓，这个很重要，宣传时召集人必备，而且表演“三句半”少不了它们。我还准备了一套说快板的竹板。

　大家的准备工作很有效率，去办旗子与袖标的同学，当天就办妥了。在那个岁月，做旗子、袖标和印刷“最高指示”大概是最迅速的了。由于我们的动作快，几乎是学院内第一个成立的队伍，开介绍信及借粮票和钱，都办得很利索。而且，我们每人还在学院总务处借到一件胶质雨衣，这可是一件宝贝，冬天去南方一定会有阴雨天，而我们几乎无人自有雨具，更可贵的是防寒，白天当大衣，晚间压被子。
　　自我们进入大学校门的那天起，军训、下乡、下现场每年都有两三次；因此，“打起背包就出发”是我们的强项，而且当时真的十分清寒，每人都没有多余的装备。自备行装十分简单而迅速，行李卷、裹腿布都是现成的，除了枕头、洗脸盆不用带外，一条棉被、一条棉毯（不可能有毛毯），再加一套可以换洗的裤子和衬衣，已是全部行囊了。此外还有当时十分流行的军用挎包。当然不是人人都拥有那不易得到的军用品，但每人都是要有一个书包的，装上日用品和毛主席语录、日记本等。饭碗是不用带的，因为当时中央文革已有指示，要各地筹备红卫兵接待站，专门接待徒步串联的红卫兵。所以吃饭不会找不到饭碗的。水壶也不是人人都有的奢侈品。不过那时候环境没有污染，地下水、自来水饮用起来都没有问题，再加上都是小伙子，都有饮冷水、食窝头的准备，队中有一两个水壶到时救救急也就够了。
　　在那个年代，有一个特点，什么都是千篇一律，等我们准备好了，不用着意布置，肯定相差无几。几乎每人都打一裹腿、扎一皮带、戴一顶军帽（实际上是仿军帽），帽子上别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左胸前别一枚大些的毛主席像章，背上一个背包，左肩挎上军用包或书包，再加上统一的印有“红色长征队”的袖标，真是整齐划一。
　　当天晚上，组织者逐一巡视检查所有准备情况，一切齐备就等待出发了。可这时，还有一件大事、要事没有办，如果办不成这件事，恐怕我就不会在这篇文章里附上那么多的真实照片，就无法印证我所讲的一切的真实性。这一切应该感谢杨世琪同学。
　　杨世琪是个心灵手巧的摄影爱好者，他十分在意这次徒步长征，执意要把经过拍摄下来作为记忆。但他没有照相机，一定是强烈的责任感和勇气驱使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借钱买一台，绝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和严明伦商量，去向系里有些积蓄的老师借钱。被求助的老师十分支持，虽然当时大家钱都很少，但还是凑齐了６０元钱。当他们拿到钱时已是晚上８点多钟，而必须要在当天把照相机买到，不然第二天早上出发就紧张了。那时，照相机还是高档商品，种类少，全城也没有几家商店卖。两人赶到西外大街百货商场的照相器材专卖店时已９点多钟，商场已关门下班了。他俩毅然敲开了店门，值班经理被他们的热情、真诚所感动，让他们进店挑选购买了上海产的一台海鸥２０２型相机，价格６１．２０元。就是这台照相机，记录了我们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的主要过程。借老师的钱，在两年后杨世琪用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凑齐才还上。对我们来说拥有这些珍贵的留影，不仅感谢杨世琪，还非常感谢那个借钱给我们的老师。
　　千里之行，对身体与意志都是一种考验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日，一大早我们便打好了行装，在学校食堂里吃了一碗米粥、一个玉米面窝头、一点儿咸菜，结束了当年每天无太大变化的早餐。用饭票领取了作为午饭的两个馒头，并在早餐的咸菜大盆里多抓了一些咸菜丝，以备午餐之用。
　　８点３０分，我们一行１９人的队伍走出北京铁道学院南大门，开始了从北京至井冈山２０００多公里的徒步长征。
　　刘树长扛着一面红旗走在队伍前面，旗子上印着“北京——井冈山 红色长征队 北京铁道学院”字样。刘树长大高个儿，来自农村，性格有些倔强，他坚持从北京一路将这面旗子打上井冈山，要比别人多付出多大的体力和消耗呀。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真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
　　由于我们是第一支旗帜鲜明的队伍，引来不少人的目光，相熟的同学看到，用一声“祝你们成功”来鼓励和送别我们，而大多数人是好奇：“怎么，真要走着去呀？”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阳光明媚，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很多，有的在宣誓，有的在照相，我们好不容易插空在纪念碑前排成队形，抓紧进行了宣誓。宣誓的内容基本上是我们此行的主题词。宣誓完毕，请人帮忙，用杨世琪千方百计买来的照相机，留下了出发前一张珍贵的全体合影。稍事停留，同学们用广场边上的自来水就着馒头、咸菜解决了午餐。李世功和赵钟煜已先行打前站。这个做法在整个步行长征中起到很大作用，大家轮流先走一步，到下一个接待站安排食宿。这样就可以使大部队有条不紊地行动。那时候没有通讯工具，只有问路打听，看简易的分省地图，每站相隔１５至２０公里，找公社、县城所在地或学校。那时城镇建设很差，规模又小，我们很容易找到目标，从没有找错过。
　　我们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穿前门大街、出永定门，一路向南，到达前站联系好的第一个住宿点——大兴县天宫院小学，这出发后的第一段路走过了２０多公里。天宫院小学不大，四合院式。学校的老师十分热情，忙着为我们烧洗脚热水，准备晚饭。
　　晚上我们睡的是小学生的书桌并起来的床铺。第一天走过并不觉得累，大家很放松，但不知道真正的考验已经到来。
　　第二天走了３５公里路，到达河北省的固安县，第三天脚开始痛起来。第四天真正的痛苦到来了，全队人员脚上都打了泡，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的两只脚肿得厉害，左脚腕上磨起一个包，一步一拐。这时队伍已散开，有前有后，就像一群打败仗的散兵游勇。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实在跟不上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落在后面。很艰难呀，劳累和痛苦折磨着我的身体，也考验着我的意志。这时有多种想法，但都被一种想法代替了，‘坚持下去，走到底’。”在史各庄中学休息时，发现左脚的大拇趾盖都紫了，活动了。队伍中出现了病号，有几个同学不得不在霸县看病，直到晚上９点多才赶到。
　　脚上磨的大泡挑破之后，没有药可敷，没有纱布包扎，任流出来的血水与袜子粘在一起。外露的疮面还与鞋子在斗争，这种痛苦真是十分难忍。庄军凯的脚伤不得已还开刀取脓。大家都在坚持。为了鼓励情绪，安排在白洋淀七间房村（据说是电影《小兵张嘎》拍摄地）听老游击队员讲雁翎队的故事，甚至还参加了一上午的挖渠排碱的劳动。
　　在我们走出北京的最初几天，还遇到由一名北航的大学生带领的４名小学生的“小红兵长征队”。小学生都只有１０岁左右，也走上徒步串联的路。虽然有一名大哥哥带着，但小小年纪走起来更显得吃力。不知他们的背后又有什么故事，是父母被斗无人管，还是真的出来锻炼？那时只有一个祝愿，愿他们一路走好。
　　脚底的痛苦与全身的酸痛，经历了９天的磨炼才逐渐消失。疲劳期过去，大家的劲头更足了。
　　有一句歌词是“十年修得同船渡”。１１月２０日下午３点多，我们兴致勃勃地赶到黄河北岸，最后一只渡船已向南岸开走。渡船来回需要两个多小时，初冬的天黑得早，而自古黄河不夜渡，我们只好第二天渡河了。正是由于这一等，等来了和我们有一个相同名字叫“红色长征队”，也是赴井冈山的，他们是冀县中学９人长征队。
　　第二天在黄河渡船上，１９名北京铁道学院的大学生相识了河北冀县中学的９名中学生，他们是：高中３名男同学，乔金锁、刘红庄、芦双石；５名女同学，张宝慈、张淑英、朱新爱、王平芬、崔淑玲；还有一位是年龄最小的初中生郭庚茂同学。两队当下决定一起行动，同赴井冈山。
　　他们组成长征队的原因几乎和我们相似，学校里绝大多数人都已外出串联，身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的乔金锁、郭庚茂同学联合其他同学，与几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组成了徒步长征队。因为无人愿意组合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不愿意置身于运动之外，乔、郭等人勇敢地接受他们，共同出发了。
　　乘船横渡黄河是一件十分激动人心的事。靠近岸边水流十分平静，但船行不远，水流奔腾，越近河心，越是湍急。这时我们才发现渡船过黄河真不容易。因为是人工渡船，水流急处，船工要将铁锚在船的一头沉下水底，再用力将船摇向对岸。当锚链拉直时，须将另一头的铁锚放下，再拉起后锚。如此重复操作，船的行程路线在水流的作用下，成４５度角到达对岸。
　　到达黄河南岸时已近中午，岸边的冻泥已化解，我们只得在泥泞中艰难地跋涉而行。
　　这９名中学生在与我们同行后，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因为他们才刚刚走出４天时间，疲劳期还没有过去，而我们已出来半个多月，走得已十分轻松，他们都咬牙坚持，特别是５个女孩子，一声不吭闷头走着，我们感觉到她们在忍受着痛苦与劳累。
　　这支队伍除了郭庚茂外，都是上高中的学生了，他们本来对自己的未来有诸多的梦想，但是文革将不会圆他们进入大学的梦。如今和正牌的北京的大学生走在一起，也是他们天缘巧合。而这些口无遮拦的大学生，也海阔天空地大讲高考、大学校园的生活，大家好像在一起进行精神会餐，说者放开了讲，没再想到他们的学业将不会再继续，未来的结果不知海角天涯，而听者傻傻地听，也没有去想这一场梦是否永远是梦。
　　在经过了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后，队伍前进速度显著加快，而且行动也异常敏捷，除了在途中参观访问、演出、劳动外，每天平均行走４５公里至５０公里，而在长沙、萍乡段单日行军达６０公里。
　　徒步长征是残酷的，就像打仗无法避免伤亡一样，不可能没有减员。建筑系的田青阳同学得了胃溃疡，他一直坚持前进，在伙食非常糟糕状况下也没有停下来，一直走到他的家乡长沙才与大家告别。
　　年纪最小的冀县中学郭庚茂同学，在武汉得了阑尾炎入医院手术，不得不放弃长征。他不愿意拖累同行同学，坚决不让留人看护，鼓励大家继续前进，他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向这两位同学致敬，虽然他俩没有和我们一同登上井冈山，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与我们在同一征程上迈出的那长长一段路，我们将他们的精神带上了井冈山。
　　民以食为天，伙食仅可维持体力的最低消耗
　　要正常地徒步行走，必须吃饱饭，这是最起码的保证。当时为引导学生甩开交通工具，采取徒步形式串联，中央文革小组对全国各地下达了指示，要求在公社、县城所在地设立红卫兵接待站。除安排住宿外，在伙食上要保证。串联的同学每人每顿交４两粮票和１角钱，如果不够吃，超过的部分可以暂不交钱和粮票，先记账，等文革结束后再追缴。我们长征队出发时就定下一条规矩，从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引出——吃饭决不超量，按标准交费，避免今后钱粮无法归还，占国家便宜。
　　每顿４两如果足量，尚可填饱肚子，但１角钱即使是在那时，能保证什么副食呢？可以说，不管接待站还是农家饭，基本上是一份白菜萝卜汤，最好的是熬萝卜或熬白菜，肉几乎没见过，油也是星星点点而已，别说吃，看着都可怜。
　　从北京出发纵穿中国南北，经过了河北、山东一角、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两省的东西接合部，衣食住行都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穷困和老百姓的低水平生活状态，难有温饱。
　　在北京，我们只在大兴县停了一站，吃的是白面，此后基本与白面再见了。进入河北全是玉米面（当地叫棒子面）和小米，而进入河南后是吃白薯面与高粱面。兰考以北还好，是白薯面与白面做的千层卷。再往南，河南的中东南地区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只有白薯面和高粱面了，合在一起做成的窝头又黑又牙碜，吃了胃里反酸水。过了淮河才有大米，不过越往湖南、江西走米质越糙。盼望到井冈山后能吃上的红米饭、南瓜汤却没见到（我们真希望能吃到）。由于串联的人太多，接待站蒸不过饭来，只有大锅熬粥，半生不熟的，盐水煮萝卜难以下咽。即便如此，也要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因为要走路。
　　行进途中，有些地方还没有建接待站，公社或村里大队就给我们派饭到农户家，那时有规定，接待者必须是贫下中农。各地的农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朴实、热情但真贫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给我们的清冷的饮食也只有用他们的热情来补偿。几十年来，一个固定的画面总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一大片盐碱地旁，一座孤零零的小草房，门前３个清瘦的身影在向我们告别，寒风夹杂着盐碱的土尘，拍打着那座小草房，也拍打着那３人单薄的身影。这是３９年前我在河南太康龙曲农村看到的景象。那天?穴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３０日?雪由于没有接待站，派到农民家里吃饭，６个同学来到这座周围没有邻居、北方典型格局的３间草房内，进屋就是灶房间，两边分别是住房。这是什么住房啊！房子只是用高粱秆做墙，外面抹上泥巴，到处透风，房里很冷。一家三口人，孤老汉住在东屋，一个简单的木床上放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另一墙边放几件简单的农具。西屋住的是儿子、儿媳一对新婚小夫妻，屋里只比老父亲屋里多了一个木箱，大概是儿媳的嫁妆吧。外间清锅寡灶，饭已做好，一锅漂着几个白菜叶子的清汤上面，蒸着１２个高粱面和白薯面混合做成的小黑窝头。老汉一面招呼我们用餐，一面直向我们抱歉没有什么更好的可给我们吃的。这里农民生活很苦，地又碱天又旱，每户只分２００多斤粮食。我们吃饭时，小两口躲在西屋里不肯出来。我们匆匆忙忙用过饭，一家３口送出门来。当我们走到路边回头望时，那一幕就永远在我的脑海里留下“贫穷”两个大字。我到现在还惦念这一家人如何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
　　乘船过淮河到罗山县中学，吃上了久违的大米饭和炒菜。菜是炒黄豆芽，这是长征路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遇到炒菜。菜是定量的，而米饭随便吃。于是大家都过了饭瘾。
　　由于一路上尽食粗粮，也造成队伍减员。走到馆陶时，建筑系一同学因痔疮病发作，流血不止，只好脱离队伍，没有同我们再走下去。
　　虽然大家坚持到达了目的地，但几十天的伙食只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最低消耗，人人都瘦了一圈。我离开北京时体重１１８斤，而从井冈山回京后称重仅有１０５斤，两个多月瘦了１３斤。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吃饭是为了革命，而在吃饭中还真遇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途中必经武汉，前十几天大家就在议论毛主席的一首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长沙水，出自“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而武昌鱼，学名“团头鲂”，原产于湖北梁子湖，肉腴味美。当时在想：既然毛主席都夸它、吃它，那我们一定到武汉时也要尝一尝。不说是吃革命鱼，也是为革命而吃鱼。这个决心随着武汉的临近而越来越强烈。在武汉停留期间，终于有一天我们几个食武昌鱼的坚定者会在一起，出发寻找做武昌鱼的饭馆。经过几条街道的寻觅和挑选，认定了一家饭馆，坐落在长江大桥江北岸，面向长江，门口挂一块黑板，上写着“武昌鱼，每条一元五角，米饭不加钱”。大家一阵激动：一方面是“米饭不加钱”，大家形成错觉，理解为米饭随便用；第二方面是——啊！太贵了！１．５元相当于我们一个人５天的生活费，太奢侈了，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身向江边走去，又禁不住聚在一堆儿商量。大概大家太向往了，终于达成了共识；“既然要达到这个革命的目标，就一定不能放弃。”决定每两个人买一条，每人花７角５分。虽然相当于每人两天半的伙食费，但既然是为革命吃鱼，就来一次革命行动吧！几个人闯进饭馆交了钱，排队去窗口领取已做好的鱼和一碗米饭。一个多月没有见到鱼肉荤腥，胃肠直激动，更有一种理想即将实现的自豪和无比的满足。我们每两人一组比较平均地将鱼分为两半，鱼是清蒸浇汁，汁不少。小口尝，直感到鱼肉真香、真好吃，但我们还是急忙先用饭，因为想就着这半片鱼多进一些米饭。当吃完第一碗再去加饭时，却被告知饭不加钱但不等于不限量。服务员说：“你们买一条鱼，给两碗饭已经够多，不可再加饭。”
　　大家走出饭馆，虽然对花掉７角５分钱还有些心疼，但都有一种满足。不管是为了革命而食鱼，还是食了一条革命鱼，吃到毛主席都吃的鱼，觉得进行一场革命行动的成功感满强烈。不过像这样感到如革命般的在饭店用餐仅此一次。而另一次却是在自我批判中度过的。那是在长沙参观岳麓山归来，在街头小饭馆发现一种面食——“光头面”，在碗里先放一些酱油、辣椒，还有一点大油（熟猪油），盛入二两煮熟的挂面条，无任何其他作料，一拌即食，称为“光头面”。因为少见油腥，这带有猪油的光面条真是人间美食。每人吃了两碗，共１角６分钱，超过标准。自己回去还翻开毛主席著作，专门学习毛主席关于批评某些红军战士一进城市就图享受的文章来批判自己。现在想来当然很可笑，但确是当时人的思想的真实写照。
　　过了几十年，我出差去长沙，又想起“光头面”，问了许多人都不记得有这种面食了。这个给我留下终生难忘印象的“光头面”，已在现代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去武汉再食武昌鱼，虽然做法配料极为精致，价格也已贵了许多倍，可再也食不出当年的味道来。
　　宣传演出，一路访问和参加劳动
　　在出发前，长征队就定下了在沿途进行文艺宣传，但走出来半个多月没有宣传过。一是刚上路，疲劳期期间，腿脚痛是主要矛盾，队都走不齐，还有什么心思宣传。二是队里除李迎拉二胡，杨洁可以吹口琴外，只有我和杨世琪在学校里演出过，其他人在这方面基本上是外行，唱歌五音不全，上台记不住台词，也试编了几个小节目让大家练，就是成不了型，拿不出来。这可真是赶鸭子上架。
　　虽然如此，但大家那股自觉革命的劲头十分足，看到别的宣传队沿途宣传，心里就不是滋味，总想把宣传开展起来，一直在努力练。在到达河北省清河县黄金庄公社时，我们大胆地第一次给当地的农民演出一次，磕磕绊绊的，还不如当地农民自演的几个节目好。别说让人看，自己瞅着都难受，这下子让我们对演出又没了信心。
　　直到出发三周后，队里为演出进行了一场的辩论。起因是在广播里听了一段报道，讲蚌埠铁路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事迹。大家为此吵了一架，认为我们宣传没搞上去的原因是抓得不严，排得不用心。虽然是一场争论，但还是争出一个道理来，就是宣传工作一定要搞，谁也不要爱面子、向后躲，水平不高也要上。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好在这时冀县中学９名同学加入进来，人多了，气氛热烈了，力量大了。虽然他们也没有经验，听说我们在排练，也主动要求排节目。经过努力，到１１月底，我们已经排练出十几个节目，可以进行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了。
　　记得其中有一个节目是男生表演唱《五老汉来唱歌》，杨世琪等敲着锣鼓，李迎拉二胡，杨浩吹口琴，这大概是最简单的乐队了。而我也是全凭记忆将学院一个传统节目写出乐谱，并自编演唱词，与另４个同学一招一式地反复练习。李大林、严明伦、杨增顺、刘树长全都没有登过台，真是太难为他们了。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还真能走场了，居然成了最受欢迎的节目，在上千人的会场上演出，还有返场（这个节目本来就备有返场的备用段落）。
　　这个节目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５个大学生打扮成河北老农民模样，头箍白毛巾、腰别一杆烟袋，戴上小胡子，踏着音乐节奏，夸张的老汉步伐，整齐上场。唱出“打起鼓来哎，敲起锣，五个老汉来唱歌哎，来唱歌哎”，乐队唱道“要问老汉你唱什么”……连说带唱的形式，加上摇头晃脑夸张幽默的动作，很有感染力。
　　冀县中学的同学，也出了两个很受欢迎的节目，其中一个是女生小合唱《十唱十六条》。５个女同学真是不简单，王平芬、张宝慈平时说话都脸红，居然上台演唱，还每个人分段独唱，很大胆，很有勇气。男同学乔金锁扮演老汉十分像，他与女同学张淑英合作演出河北民歌《老两口学毛选》，很受观众欢迎。
　　在两个多月行进中，我们演出了４０多场。集中在后一半时间，观看的人有近两万人，主要是田里干活的农民，每次少时也就十五六人。而观众人数较多的一次是在平江县广场上，为县农代会演出，约有３０００多人；在湘潭纺织厂的一场演出也有近两千人观看。
　　在我们为之自豪的几十场演出中，“开场白”总是要说这么几句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从北京来，首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体非常、非常、非常健康！”每当这时台下必定出现一片欢呼声：“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声浪彼起此伏，要热闹几分钟。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代表资格，这样做不过是一套形式，和呼口号的人们一样，都以此表现自己对毛主席的热爱和革命性。我们这套形式屡试不爽，场场不落地进行着重复，而场场也应验地重复出现着“激动人心的”场面。
　　从我们上大学的第一天起，学校的教育就把“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定为主题，每年都要下到铁路现场实习；下农村，参加农业劳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参加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首都民兵师接受检阅，每年都有一个月时间由部队战士和军官对我们进行队形训练等等。总之，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习惯，大家也自然而然地、主动地寻求机会与工农兵接近。因此，在徒步串联中走到工农兵中间去，更是我们的自觉行动。
　　前面提到过，在白洋淀边，虽然疲劳期还没有过去，我们就在那里同农村社员一起参加了挖渠排碱的劳动。而参加劳动最多的还是在河南兰考地区，因为当时对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感兴趣，基本上都去了，实地体验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按当时的要求，还听取当地贫下中农的诉苦讲阶级斗争，听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在秦砦（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大队长何明振的讲话非常感人。他讲秦砦的贫下中农如今一提到焦裕禄书记就伤心落泪，一见到焦书记发给他们的农具就睹物思人，会痛哭。他讲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十分悲痛。
　　我们还去焦裕禄墓前献上我们自己制作的花圈。到墓地来悼念焦裕禄的长征队和“革命群众”非常多，等了两个小时才挨到。每组队伍都是先排队抬着花圈围着墓丘走一圈，然后在墓碑前静默一分钟，接着学习一小段毛主席语录，继而向烈士宣誓，最后在墓前合影留念。
　　在这里还发生一件好笑的事，看来，即使是如此严肃的场面，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在大家都排队按顺序等候时，有一个苏豫皖兽医工作代表会议的代表们也来献花圈，同长征队商量要提前办。大家不答应，讲在烈士面前不能干“加塞”的事。这时一名姓张的副县长来解释，大家仍不松口，但不知哪位学生脑袋里进了水，听说是张县长，马上想到是张钦礼（他也做过兰考县副县长）。就问：你是张钦礼吗？对方讲：我是张齐（大概口音如此）。大家又听错了，就认定他是张钦礼，不仅让这些代表先献了花圈，还争着与这位“张县长”拍照合影，弄得这位副县长一头雾水。结果就这样稀里胡涂地与这位稀里胡涂的副县长照了一张稀里胡涂的像。实际上张钦礼当时只有３８岁，而这位“张钦礼”看去已年过半百了。
　　在兰考的最后一天，我们在县委大院里还真见到张钦礼，并和他一同与焦裕录的妻子徐俊雅合影留念。
　　吕玉兰是当时河北省出名的先进人物，开始我们并不知道，在衡水时，听其他长征队讲吕玉兰就在临西县，因此我们临时改动路线，从枣强转道到达东留善固。我们发现村里十分整齐，确与别的村庄不一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到处是毛主席语录，还栽了不少的树。我们了解到，吕玉兰小学毕业就回到农村劳动，１５岁当上初级社社长。虽然出身中农，但不怕苦，不怕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带领社员大量栽树、改变沙地，使东留善固大队成为河北省农村的一面红旗。在村里我们有幸见到吕玉兰，可惜她太忙，原准备下午给我们作报告，因临时有事没作成，成为一个遗憾，只留下了在她家门口合影照片。
　　在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我们请老红军讲革命斗争史。这里是革命老区，有１０００多户烈属，２０００多名烈士，老红军现有１００多名，其中司令员以上就有６０多名。
　　在武汉，我们参观了“二七纪念馆”和大罢工发源地之一的“江岸机务段”，接受革命斗争史的教育，并在留言册上写下：先烈英灵垂千古，革命遗志牢记住；誓做红色接班人，前进路上迈阔步。
　　到达湖南湘潭纺织厂，特别安排下车间劳动。记得那是到染布车间，整个车间十分拥挤，一排排染布机和染布池挤在一起，上部空间挂满了各色布料，空气中的热浪混杂着不同寻常的染料气味，直呛人喉咙。这是一家由上海迁来的公私合营厂，工人多数是上海人。我跟一位姓陆的师傅，他４７岁，又高又瘦，脾气十分好，极为认真地为我介绍染布的各个工序，讲了一下午。我至今记得他那谦和的神态。
　　江西萍乡是我们长征途中必去之处，因为毛主席５次去安源，是当时最吸引人们的地方。而到安源后却发现工人们在搞文革，矿井基本上停产了。对过去宣传的刘少奇领导的安源大罢工正在进行清算，有关刘少奇一切痕迹要全部抹去，抹不去的便改头换面。如当时罢工的谈判大楼展览里，刘少奇原是谈判代表，这时却换成为工人代表。
　　历史可以被颠倒，但真情难以忘却。安源有个敬老院，我们去访问时，院方请一位当时才６４岁的“最年轻”的老工人，按当时政治需要定的调子给我们讲矿史、斗争史。不讲刘少奇，只讲毛主席，院方说只有他才清楚，而实际上当我们访问其他老工人时，却说：没有刘少奇就没有他们的今天。开始还说毛主席，讲着讲着就讲到刘少奇那里去了，所以院方总是谢绝个别访问。在外面张贴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中可以看出真情——刘少奇在给安源一位干部的信中提议：建议工人每人每月出一天或半天的工资做基金，来安置１９２２年参加罢工的老工人。这本是一件好事，结果被讲成不分好坏、招降纳叛，让敬老院成为大杂烩，所以敬老院里的人也不可信。
　　在那混乱的年代，黑与白是分不清的了。凡是被打倒的，一定不会再有什么正确存在。走到平江县，县里来人接我们去贫代会演出，有一位马副县长在路上跟我小声讲：“这个县就是当年彭德怀元帅领导平江起义的地方，不过现在不让说了”。我当然知道平江县，文革前，电影《怒潮》已风靡全国，一首《送别》是当时大学生每人都会唱的流行歌曲，而剧中渔鼓老人唱的渔鼓调“太阳出来一点红，大江跃起一条龙”，自然是描述平江起义的彭德怀。但又是“太阳”又是“龙”的描述，是犯了天条，犯了大忌，不打倒你，还打倒谁呢？但所有革命者留下的丰功伟绩，在人们的心中是挥之不去的。
　　走到井冈山区后，我们第一个要访问的是甘祖昌将军。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我们赶到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村口有一座农式的两层楼房是甘将军的住所。之所以说是农式的，是因为它的底层全是为放农具、粮食而建造。甘祖昌于１９２６年参加革命，解放初期曾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在一次到外地出军务的归途中，一小桥被特务破坏，造成翻车，甘将军头部受重伤，从此得了脑震荡后遗症。他不愿意在部队享受待遇，而是要求回乡务农。
　　甘将军在农舍里接见了我们。他个子不高，人挺瘦，苍白头发，穿一身当地农民衣服，谦和而朴素，使我们肃然起敬。这样一个淡泊名利、放弃荣誉和物质享受、回乡务农而传沿子孙，该有多大的决心和崇高的品德呀！这是甘祖昌将军的可贵之处、独到之处，也是可敬之处。我当时就想，能达到这种境界的真是少之又少，有千分之一吗？
　　寻访领袖足迹，奔向革命圣地井冈山
　　步行长征串联，一个重要内容是寻访革命先辈和领袖的革命足迹，因此武汉、长沙、韶山、井冈山这些革命圣地，是我们一定要去的地方和最终目的地。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４日，我们渡过长江，直趋毛主席１９２７年在武昌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此处位于汉阳门外不远，是继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开展农民运动的培训基地。毛主席任讲习所常务委员，彭湃、方志敏、张太雷、恽代英都任过委员，学生大部分是工、农、学生。毛主席在这里讲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的学员每人一支汉阳造步枪，一身灰军装，穿草鞋，过着严肃的军事生活。他们上课、出操，学政治、唱革命歌曲，并参加过解围麻城和打退夏斗寅攻打武汉的战斗。在这里，我们感到十分振奋，胸间腾起年轻人的热血。
　　在奔赴长沙的路上，我们拐了一个大弯儿，赶往长沙县的开慧公社、开慧大队、开慧生产队。这里原名叫长沙县清泰乡下板仓，不知现在是否恢复了原名。
　　路上正下雨，道路很泥泞，我们步行２０多公里赶到下板仓，在一个小山包的凹进处有几幢房屋，便是杨开慧烈士的故居。这里过去并没有展览室，由于参观的人多了，当地就办了展览室，我们参观时，刚开２０多天。烈士墓在西边的小山包上，公路对面一侧有一座旧庙，那就是杨开慧小时上学的上板仓小学。
　　故居里，烈士遗物很少，只有当年毛主席与杨开慧用过的一个木床和一把椅子。正堂屋，有一张放大的杨开慧１９２４年带着毛岸英、毛岸青的合影照。烈士墓地还没有来得及修葺，在细雨中显得肃穆而沉重。墓前有碑刻“毛母杨开慧墓岸英、岸青立于民国十九年冬”。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对杨开慧烈士的宣传很低调，也许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原因，不过所有的人都对烈士鸣起不平。
　　长沙是毛主席青年时期度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参观了毛主席读过书的湖南第一师范，与杨开慧共同居住过的清水塘，创办的《湘江评论》、《向导》等重要刊物的文化书社，以及大抒革命情怀的橘子洲头、岳麓山、爱晚亭等。毛主席青年时代“文明其思想，野蛮其身体”的倡导及在《修身》一文中提到的要清除懒惰，提倡奋斗和朝气，对我当时乃至今日影响很大。我后来在忙碌中能注意锻炼身体，而事必躬亲地努力工作，都可以追溯到此处的启迪与激励。
　　 从长沙西行６０多公里，韶山出现在我们眼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云集于此，这里是一片红旗和歌声的海洋。我们怀着激动崇敬的心情，依次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屋前的两个池塘、打谷场和毛主席亲笔题字的韶山学校，然后排队买毛主席纪念章。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从下午４点一直排到晚上１１点才买到，足足等了７个小时，待摸黑回到湘潭二中时，已是凌晨两点了。
　　当我们路过株洲市的时候，听到了许多关于井冈山的传言。一说井冈山已大雪封山，吃饭困难，每天用飞机空投４０万斤食品；又说井冈山仅能接待３万人，可现在已有８万人，赴井冈山的途中还有１２万人；还流传井冈山乙型脑炎流行已死十几人，到宁岗就有解放军守卫，不让向前走了；更有传言说在醴陵就有岗哨，只让男生走，女生不让走，去者要自己带足干粮等等。我们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历尽千辛万苦，目标就在眼前，不管消息真假，只管加速前进！下定决心，一鼓作气，直奔井冈山。
　　进入井冈山区的莲花县境，我们接连参加了两次扑灭山火的行动，每次都摸黑爬十几公里山路，上千人上百只手电筒的光柱满山晃动，煞为壮观。好在人多而火势不大，但折腾半宿，但心甘情愿。
　　那几天里，我们四处“出击”，参观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发生地——三湾村和毛主席居住过的“协和盛杂货店”及毛主席讲过话的枫树坪。然后又直奔召开过工农革命军党的扩大会议的会议旧址；毛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的红军会师广场，红军会师桥；毛主席当年写《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茅坪八角楼；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谢氏慎公祠；湘赣边界特委办公室旧址；红军烈士墓；红军步云山练兵场等等，真是点点不落，生怕漏过。在流传着毛主席买下农民送来的“狗鱼”给赤卫队员吃，并用“狗鱼吃小鱼”比喻土豪劣绅鱼肉农民故事的发生地——龙目潭，当时在八角楼里还养着一条狗鱼供来访者参观。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是我们向井冈山目的地——茨坪进发的最后一天。早上从茅坪出发走了１８公里，到达黄洋界。越接近黄洋界，山势越是峻峭。远远望去，真有苍山如海的感觉，一座座山峰有如大海中一座座大浪，峰高谷深，极为险峻。我们一边行走，一边寻找“五大哨位”的方位。忽然间，转过一个小山包，黄洋界豁然出现在眼前。那时山上没有多少树，正值冬季，山都光秃秃的。黄洋界纪念碑显得十分突出，北面是毛主席手迹《西江月》词，南面是朱德的题词“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据说后来不久，此碑被拆毁，换成火炬型由林彪题词“四个伟大”字样的石碑，直到林彪事件后才恢复原貌。黄洋界的阵地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几个防守的阵地还依稀可辨。
　　我们在这铭刻着伟大历史的纪念碑前摄影留念，也留下了我们对先烈先辈的钦佩之情。
　　离开黄洋界，踏上平坦的山间公路，脚下更加欢快而有力。３个小时走过１５公里路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茨坪。近３个月来，我们跋山涉水、顶风冒雨、跨过２３条大河、爬过无数的高山丘陵。脚下的水泡不知打了多少，汗水无数次地浸透了我的衣衫，尝尽了无数的酸甜苦辣，行程２０００多公里……这一刻，我们的心情真的是无比激动！
　　那时的茨坪，是在一大片椭圆形的农田周围，由４部分主要建筑和建筑群组成。中间有一高耸的建筑物是“井冈山革命先烈纪念塔”，是所有到茨坪来的人都要前去瞻仰和留影的地方。第二部分是当年红军党政军机关所在地，有中央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红军第４军军部和后方机关、军官教导队、军械处、公卖处、被服厂等。这些机构在１９２９年红军撤离后，被国民党破坏，解放后逐步按原样恢复。第三部分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第四部分是一些招待所、疗养院、行政机关等。
　　我们被安排在第一接待站，是一座新的疗养院，楼房很漂亮、干净，但空无一物，各楼房的房间里的地面上铺着干稻草，席地而卧。
　　由于井冈山依然传说流行脑炎，而且真看到据说是死者的墓地，因此我们在井冈山只停留了两天。抓紧时间参观了各纪念地，除前面提到的的地方外，还有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大井毛主席故居等。
　　１月２５日，我们参加了接待站组织的长征联欢会。会后，我们两个长征队一起座谈，作为总结会。这次徒步长征正式圆满结束。
　　２６日，拿到接待站发给的返校车票，我们乘汽车到吉安，踏上归途。车过拿山时，大家激情地唱起了《十送红军》。其中有一句是：“问一声亲人红军呀，何日人马再回还”，当时还有人开玩笑说：“过十年我再来。”
　　重上井冈山，当年战友各有风采
　　不知我们队伍中的别人是什么时候再到井冈山的，而我是在３２年过后，即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才有机会再上井冈山的。那时我在铁道部的中国华运旅行社当总经理，为开辟红色旅游路线，去过一次井冈山。
　　再去井冈山，从南昌乘汽车，近４００公里路程５个小时就赶到了。接近茨坪时，让司机先去黄洋界。一路上，我在寻找３２年前的旧迹，努力回忆当年的体验。但很遗憾，苍松翠柏一望无尽，让我难同旧时景象联系起来。黄洋界除了按原样恢复的纪念碑外，已是一山花草，满目青翠，早不是当年秃山秃岭的摸样。架起的迫击炮，在夕阳中闪着古铜色的光辉——黄洋界上炮声隆，让人感叹不已。
　　第二天参观井冈山市区。当年的农田已建成一个大花园，宽阔的大道旁，几十年的松树参天而立。中央红军旧址被一围墙隔开，在众多现代化建筑的映衬下已不显得突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经过翻新后依然是一座标志性建筑，壮观而醒目。当年十分显眼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塔”已被一片绿树所遮掩，我们驱车在市内找了一大圈，才按照原来记忆的方位找到了它。在纪念塔后面的南山上，一座雕塑公园已经建成，井冈山时期的领袖与先烈们的形象跃然呈现在后人面前，让人缅怀。
　　大井毛主席故居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来参观的人员已不是穿着旧军装、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者和国际友人。应运而生的旅游经济分外热火，人们把井冈山的美丽风光刻成光盘出售，叫“井冈秀色”，我也买了一盘。
　　大井毛主席故居后面有两棵常青树，一棵叫柞树，一棵叫红豆杉。我特意去察看，因为这两棵树经历过两次灾难。１９２９年，国民党进入井冈山区，在“石头过刀草过火”的劫掠中，这两棵树被烧死。解放后这两棵树奇迹般地活过来，而且生机盎然。不想文革中，串联去井冈山的师生为了此行留念，纷纷摘其叶子（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两棵树又一次在劫难逃。而改革开放后，它们又再次奇迹般生长。我看到两棵树枝繁叶茂，从心底祝愿它们从此再不要受到任何伤害，常青千年。
　　我们去看五指峰，又去看五龙潭，从山上到山下依次５个不同景致的水潭，十分婀娜动人。没想到井冈山有如此美丽的风景，坐上缆车，吊在高高的空中尽情欣赏，井冈秀色一览无余。当年只顾“革命”了，真的很漠视这些奇山佳水，惭愧！
　　返回南昌的途中经过吉安，在繁华的街道上遇到堵车，一行七八辆婚礼小卧车从我们眼前缓缓驶过，鞭炮声一路不断，气球、鲜花到处都是……望着这热闹的情景，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当年从井冈山返校途经吉安停留时看到的一幕——那时吉安县城还很小，街道也很安静。为了等候不多的返程汽车，我们住了几天。一天傍晚，在街头闲逛，忽然传来一阵单调的鼓声，觉得很奇怪。那不像让“走资派、牛鬼蛇神”游街的打鼓声，而是一点一点地敲，极单调。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不到２０岁的女子，穿着小花袄、蓝布裤，脚上一双花鞋，乌黑的长发梳成一条大辫子搭在胸前，左臂挎着一个小花布包，低着头，双手握住辫子急急地往前面走着，好像恨不得这段路马上到头。后面跟着一位年逾半百的老汉，头上缠着蓝色的包布，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裤褂，赤着脚，胸前挎一个圆鼓，单调而无力地敲着。这是什么意思？“是送嫁。”旁边有位老表向我们解释道。原来结婚的男女双方都很贫穷，无有彩礼和嫁妆，也办不起迎娶亲的仪式。而娘家又不忍心将女儿偷偷送过去，让人家议论。因此，只有父亲敲鼓送女儿，向众人昭示“我嫁女儿了”。多么凄楚的一幕，单调的鼓声中传递着女儿的委屈和悲戚，传递着父亲的无奈和歉意，更传递着贫穷和苦涩。多少年过去了，那一幕也始终没有从我的脑海中消逝。当年那个出嫁的女孩现在算来也成老太婆了。我遐想，街道上的花车和热闹气氛也许就是她的后辈迎娶新娘的婚礼车队。改革开放给中国大地带来繁荣、昌盛和喜气，给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富足，更多的是尊严和骄傲。
　　文革中的徒步长征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坚定了我们为国家为人民奋斗一生的信念。３９年过去了，当年的大学生们都超过了６０岁，大部分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生活。当年的中学生除二三人还在工作岗位，其他人也已退休。回顾２８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圆满的或也将画圆满的句号。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事，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没有一个人碌碌无为或走上歧途。虽然说人的一生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可以说，那近３个月的时间、２０００多公里的空间，肯定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铺垫了一块坚硬的基石。
　　大学生们在１９６８年才走出校门，在“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下，被分配到边疆或基层，以及到农场或工程队当工人。在经历超过１０年的基层磨炼后，迎来了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他们逐步被提拔和重用，使他们有机会在进入中年后发挥才干，其中不少人走上领导岗位，或学术带头人、技术骨干。
　　高门盛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纪委书记，局工会主席。
　　杨世琪、孙占堃离开了铁路。杨世琪在交通部公路设计院任高级工程师、处长；孙占堃在化工部属下运输公司任领导职务。
　　李迎和杨浩在８０年代初分别考取了西南交大和北方交大运输系的研究生。李迎后来在沈阳铁路局科研所任运输组组长；杨浩后来留校任教，成为较早期的有贡献的中青年教师，曾任北方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院长，是至今还没有退休的一名享受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
　　我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５年间在北京火车站任主持工作的副站长、站长，后提任铁道部中国铁路对外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潘厚德是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副主任。
　　赵钟煜、李世功、刘树长、杨增顺、李大林、严明伦等同学分别在铁路运输系统或工程部门任领导职务或从事技术工作。
　　冀县中学的９名同学中，有５名后来都从事了教育工作。
　　张淑英任中学政治教师，并晋升为高级政工师。
　　朱新爱曾任保定第三中学分校副校长、党支部书记，中学一级教师。
　　张宝慈任中学语文教师，后随军到张家口任教师。
　　王平芬任中学语文教师，中学高级教师。
　　以上４人都已退休。
　　芦双石曾任民办教师、中学校长，冀州市职教中心总务主任，于２０００年因病去世。
　　崔淑玲毕业后回乡务农，改革开放后，受聘到企业任业务员，至今仍在职。
　　乔金锁毕业后参军，在部队晋升到团职军官。１９８８年转业到河北省中国旅行社，现任该社第一副总经理。
　　郭庚茂现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虽然大家“长征”后的经历不同，但在３９年的人生道路上，对社会的贡献却各有各的精彩。
　　以此文来回顾那一段平凡但不寻常的经历，追寻那曾经留下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