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运动中中华书局曾抢救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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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华书局总编辑部。

政治运动中的“中华书局人”

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华书局，面对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注定无法逃脱。但在运动的缝隙中，一些知识分子仍然凭借良知和热情延续着工作

“中华书局到1954年底才真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用了六年左右的时间。”在杂乱堆着书籍纸张的客厅，中华书局原总编秘书俞筱尧回忆。

1952年至1953年左右，出版总署取消了私营出版机构对教科书的审编和出版权，这对于以教科书起家的中华书局来说，生存空间被大幅度压缩。

“解放后，出版业的发展方向被定为人民出版事业。私营和公营出版业的博弈，因后者有国家力量做后盾，所以结局是没有悬念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周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抢救知识分子

1958年，中华书局历经了与财政经济出版社的“过渡性”合并与分离后，与古籍出版社合二为一。同年4月，管理部门为中华书局确立了整理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定位。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金灿然深感编辑力量薄弱，也在到处物色学者和专家。

金灿然想到了宋云彬。1949年二人曾在“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共事，对于宋的学问，金灿然十分赏识。但是，这个曾经担任过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职位的知识分子，在1956年已被划为右派，行政级别由9级降为14级。1957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批判这位“著名右派”的讲话：“叶恭绰、宋云彬等右派分子，站在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他们一小撮人的私利，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物事业。”

为了将已无实际职位的宋云彬调往中华书局，金灿然只能求助于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通过统战部办理宋云彬的调动手续。

中华书局原总编辑秘书俞筱尧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金灿然有搞不定的书局事物，都会向齐燕铭求援。60年代初齐燕铭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后，又顺利调进几名学问高、能力好的学者。”

1958年9月，宋云彬终于进入中华书局。日后，在文革期间，为点校《二十四史》做了重要工作。

一年之后，1959年7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向中华书局提议，希望将历史学者刘起釪从南京调进北京，作为他整理《尚书》的高级助手。1960年，刘起釪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不同意放人，此事被搁置。1961年，金灿然跑去同南京史料整理处主任王可风面谈调动事宜。

1962年1月，文化部干部司同意刘起釪调京，同时说：“按徐(光霄)部长批示，今后应积极处理精简人员，一般不再从部外调进人员，更不能从外地调进人。请你局严格掌握。”时间到了5、6月，北京正严格控制人口，刘起釪调京又出现波折。6月11日，金灿然致函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徐光霄：“ 考虑到顾(颉刚)著述丰富，为他物色助手，颇不容易，且他近几年来体弱多病，确实十分迫切需要助手帮助工作。” 7月8日，金灿然致函齐燕铭，催办调刘进京；齐燕铭8月1日批示：“此事已解决”。11月22号，刘起釪终于来京报道。

顾颉刚在日记写道：“刘起釪君今日到京矣，此事接洽四年而成，可见北京添进一干部之难，盖市人委、文化部、宣传部各关都须打通之故。”

1959年4月，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全唐诗》。

在卷首说明里，署名之一为“王全”。“‘王全’者，是王仲闻、傅璇琮二位先生的合称，浙江话里‘璇’和‘全’音近，这个名字是当时的文学组组长徐调孚代拟的。”中华书局现任总编辑徐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参与《全唐诗》的出版工作，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整理《全宋词》。

王仲闻第一天到文学组时，年轻编辑对他并不熟识。编辑沈玉成曾在文章里这样写道：我并不知道王仲闻何许人也，坐在我对面的傅璇琮兄看我茫然，提醒说，“他是王国维的儿子，在这里搞《全宋词》。”我便特意打起精神去看，是个老头，身穿人字呢夹大衣，手提一个书包，步子轻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长得像他父亲。

王仲闻一周来一趟书局，交几本《全宋词》，再取走几本，这样持续数周。某一天突然对组长徐调孚说：“我不能做了，街道上要我下乡劳动。”

王仲闻此时已经成为“特嫌”分子，面对残酷的政治运动，他注定无法逃过。徐调孚把王仲闻要下乡劳动的事报告给金灿然。书局派主管人事的同事去街道办事处协调，称王仲闻是中华书局的“临时工”，有工作任务在身，不能下乡。过了几天，文学编辑室便宣布了一个新任命：即日起，王仲闻作为“长期临时工”，每天到中华书局上班。

接了《全宋词》的修订工作后，王仲闻花了四年时间，逐一记下编辑过程中的问题，近十万字，涉及全书的方方面面。直到《全宋词》接近完工时，有人指出王仲闻的劳动已远远超出一般编辑的工作，应当在书中署名。

金灿然和徐调孚认为这个建议非常合理，向编者唐圭璋和其所在单位南京师大党委提议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唐圭璋欣然同意。但最终却由于文化部的一个条例，规定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出现在社会主义出版物的作者栏内，署名计划成为泡影。

在修订《全宋词》的过程中，王仲闻曾写下大量宋词考据笔记，整理成二十多万字的《读词识小》。钱钟书曾赞叹：“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出于对当时政治环境的考虑，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决定把书稿先放一放，等过了风头之后再说。1965年王仲闻向中华书局要回了稿子，次年“文革”爆发，王仲闻服毒自尽，书稿从此杳无影踪。

“我心中的门再也打不开了”

自1958年确立了古籍出版的专业方向，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个知识分子云集的单位，每次“运动”来袭，大批工作人员都不可避免被牵扯其中。“真正用来工作的时间，大概只有四五年。”时任书局总编秘书俞筱尧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中华书局仍利用风平浪静的运动间隙，完成了点校《二十四史》这样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在运动中被抢救进中华书局的宋云彬是点校这部古书的主力。

宋云彬离开杭州前，曾写下“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的诗句，大概因为他身上仍保留极率直的书生气，结束官场的职务后重新操持起编辑的老本行，对他来说甚至是求之不得的事。

标点古籍，体例统一是必要条件，体例若不统一，古书编纂就失去了规范。宋云彬接手工作后，发现原来的校点体例很不一致，便向金灿然提出自己的疑问，建议召集顾颉刚、叶圣陶等专家，商量确定点校的体例和底本问题，几番讨论结束，宋云彬起草了《二十四史》的标点体例标准。

中华书局为宋云彬这样的学者提供了释放工作热情的机会，但书局也绝不可能风平浪静度过运动时期，政治学习、猜忌、批斗、揭发、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样占据了工作和生活的相当比例。

1960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的专栏里，宋云彬以政协委员身份自我批评说：“我的具体工作是整理古书。所谓‘整理’，就是标点、校勘、注释和翻译。我认为这种工作只能一个人埋头干，而且要仔仔细细地搞，所以‘多快’就不能‘好省’。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速度发展，文化战线当然不会例外，那种‘多快’不能“好省”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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