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万圣节建筑:青年如何观察中国

青年如何观察中国

作者：展江等

来源：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来源日期：2012-1-18

要点一：【希望大学生能够看到真实的中国】希望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能够利用回家的机会，透过浮华的表象，或者不浮华的表象，能够看到真实的当下中国社会的人，以及真实的现象和一些问题。现在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多少人在辛苦辗转的生活，有多少人在辛苦麻木的生活，又有多少人在辛苦恣睢，肆意妄为的生活，也许这都是我们记录下的。我喜欢公益的力量，我喜欢志愿的力量和观察者的视角，我们的观察和呈现将带着乡愁和体温。

要点二：【四个维度看当下的中国】作为高校的教书人，我们交流的对象，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应该说都是年轻人，所以说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是有一些狭隘的经验。这个经验只是限于高校这个层次，或者新闻界的某一些特殊领域，比如说调查记者，或者说是时评人，但是我想每个人的局部经验可以和别人去分享。中国目前处在特别复杂，特别具有激动人心意义的这样一个转折的时候，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要点三：【人应该有点理想】包括我们做媒体记者，包括我们做田野调查，都需要有一个使命感，可能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听起来是非常虚的东西，但是真的是对我们去做很多事情非常有很大的动力。有一个驱动力，而且在这个使命感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是建立在一个使命感的基础之上，我们会发现做很多事情有了一个目标，我们可能会进展的非常，更加的直观，更加的直接一些，而且做的效果更好一些。

要点四：【做调查就是要真心实意】我是特别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去更多的用自己的视角观察中国，大部分成长起来。现在我们年轻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受过比较系统的教育，应该说在他们的脑海中已经形成了观念的世界，大部分是理论对理论，概念对概念。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实地走访去看，能把自己观念的世界转化为一个经验的世界，一个案例的世界，经过这样一个转化，最后再形成观念的世界，那一定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观念的世界。

嘉宾：

廉思（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孙春龙（老兵回家项目负责人）

主办：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承办：腾讯评论

时间：2011年12月28日（周三）上午9:30

地点：希格玛4层演播室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嘉宾出席腾讯网年终策划“回家看中国”的项目启动仪式，今天很荣幸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老师；老兵回家项目的负责人，资深媒体人孙春龙老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老师；腾讯网副总编，腾讯新闻中心总监李玉霄老师；腾讯新闻中心副总监傅剑锋老师。首先我们请李玉霄老师致辞并宣布项目开始。

李玉霄：展老师、廉思、春龙都是老朋友。剑锋和张翔请这几位嘉宾还是颇费匠心的。展江老师在98、99年那套丛书催生了一批国内的职业媒体人，包括我本人都是看了那个新闻正义那一套书，然后才知道什么是调查新闻，怎么样做调查报道，怎么才能成为一名职业的调查记者。廉思也是居功至伟，“蚁族”话题妇孺皆知，出自于廉思带领几个大学生志愿者在北京做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调查。实际上除了蚁族之外还有鼠族等等，当然也都是廉思给我们打开另外一个观察世界的窗户。

春龙是职业调查记者出身，现在致力于“老兵回家”的公益项目，跟我们一直有非常好的合作。我知道老兵都是散落在民间，散落在西南山区的大山里面，找他们是非常难的。没有田野调查的姿态和意识，是无法做这项工作的。所以我们年底要启动“回家看中国”的项目，邀请三位老师过来，也是传授经验，并且进行理念上的启蒙。目的也是希望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能够利用回家的机会，透过浮华的表象，或者不浮华的表象，能够看到真实的当下中国社会的人，以及真实的现象和一些问题。“回家看中国”是采取视频、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除了在腾讯微博上进行展示，腾讯网还会投入资源进行报道，另外还会联合很多媒体进行联合运作。我们启动这个项目非常希望能够发现一批有想法，有情怀，有意识，然后能够吃苦的这样一批年轻人，同时能够推出来自年轻人的大量精彩的田野调查和对城市和农村非常到位的观察。预祝这次活动能够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的活动在开始接受报名以来，受到了包括清华、北大、人大、复旦等高校的欢迎。在高校宣讲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学生还是非常热衷于参加这种调查项目的。下面就有请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张晨光同学讲一下他的想法。

张晨光：很高兴能够代表志愿者说一些话，“回家看中国”这个项目总会让我想到梁红女士写的书叫做《中国在梁庄》。她回到自己的河南故乡，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笔记录，记录下了河南梁庄的宗族关系，土地关系，他们的人员去向等等，那本书让我很受感触。今年1月份大学生也将回到我们的故乡，尤其是北上广的学生，他们感受大的冲击更大一些。我们将回到扩张中的二三线城市，我们将回到城市化进程中的乡镇，回到寂寞偏远的乡村。这个活动看中的是公民记者的身份，再次回到故乡，再次进入故乡，以一种理解式的身份，关照故乡的现实，这与记者的观察产生很大的不同。

作为微博的使用者和Q龄有十年的人，我想对于微博和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也有着自己的一点感悟。微博可以记录闪念，以备后查。微博适应短平快的社会精简灵动。微博是信息化的产物，以微小胜庞大，以四两拨千斤，让段子在空中飘舞。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现在我们能不能这样说，观察就是力量，原创改变中国。

微博给我们一个成为公民记者的机会，当然我们常常说微博上缺少思想，充斥着的段子。这个思想是古典意义上的思想，后现代社会中的思想就是碎片化的，段语式的，灵光一闪的，微博这种媒体适合段语的呈现。

除了《中国在梁庄》，还有80后导演郝洁在河北老家拍摄的一部独立电影叫《光棍》，还会想到作家莫言刚刚获得矛盾文学奖的那部小说《蛙》，也是记录他的山东高密老家的真实状况。

昨晚我重读了鲁迅的《故乡》，那等苍凉的心境，我今天能够略感一二。他在那篇文章当中最后这样说“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不希望他们要一气，都于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与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于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未所经历过的。”

我就会想，现在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多少人在辛苦辗转的生活，有多少人在辛苦麻木的生活，又有多少人在辛苦恣睢，肆意妄为的生活，也许这都是我们记录下的。在知道“回家看中国”这个项目之前，我就打算趁春节回家记录我的故乡——“一个国企的衰败和转型”。我很高兴有了这个平台。我喜欢公益的力量，我喜欢志愿的力量和观察者的视角，我们的观察和呈现将带着乡愁和体温。

主持人：感谢晨光。下面我们有请展江老师。

展江：我不是研究青年问题的专家。作为高校的教书人，我们交流的对象，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应该说都是年轻人，所以说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是有一些狭隘的经验。这个经验只是限于高校这个层次，或者新闻界的某一些特殊领域，比如说调查记者，或者说是时评人，但是我想每个人的局部经验可以和别人去分享。中国目前处在特别复杂，特别具有激动人心意义的这样一个转折的时候，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看法。多个维度看中国。中国很复杂，我们发现在今天越来越开放的社会背景之下，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情。而且我想国际社会，包括国际上的很多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是试图了解中国，而且通过最近我们的一些观察可以发现，了解中国重要窗口就是传媒。所以我想从四个维度来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供青年朋友们参考或者是批评。

首先，我认为第一个维度应该是社会的维度，或者用社会学观察今天的转型中国。不久前开了一个会，是中国之变，每个人意识到中国的变。清华的同学讲到了辗转，年轻人的辗转。想起几十年前，当年号召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有志于事业的时候，总应该说一句话，你应该出去闯荡，应该跑码头，年轻人有辗转的生活不是一个坏事。但是确实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世界，因为社会转型产生的现象，让人很难做简单的批评。这个一百多年前就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某种意义也是最坏的时代，从好的角度可以讲到社会中有希望的地方。比如今天媒体的发展，像我们这种，特别是中国的，应该说蒸蒸日上新媒体的事业，这个就是一个崭新的现象。而且对于中国的改变，包括对世界的改变都正在进行之中。但是这个社会的转型确实给我们造成很多困惑，比如说社会转型从哪里往哪里去，有一些是相对清晰的。过去我们说在文革前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是今天可以公开表述的社会转型，从人治到法治。现在问题又来了，是制度的制还是治理的治，是刀制还是水治，至少往刀制走的，现在目标就是依法治国，往水治方面去走，以法律的精神和原则管理社会。但是我们今天还面临其它问题，比如说是不是从比较丰富到走向开放。我们这个开放如何实现，开放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有人说是我们一个充满矛盾悖论的社会，但是我想转型社会这就是他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西方工业化的，19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他们类似出现过一些现象。比如美国100年前有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就是对当时美国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过渡一种反映。当然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之所以有意义，在于他在革命和改良中大胆毅然选择改良，避免社会的震荡，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的资源。

一个社会启蒙唤醒他的认识，通过立法解决既有的矛盾，不是过去那样通过剧烈的革命实现某些社会目的，这就是所谓的变革与转型社会的维度。

第二个维度就是经济的维度，现在明显看到，一方面是财富的大量积累，一方面是眼中的贪腐。中国经济从30年前崩溃的边缘，变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巨大的奇迹。20年前或者是更久远一些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统计数字都是不相信的，GDP每年增长8%、9%、10%。经过这么多年，越来越多人相信，中国经济成长是实实在在的。现在问题就是说，一方面积累大量的财富，国民所得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这通过立法，包括社会的共识逐步加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妥善处理，我相信会不断的引发社会矛盾。我个人认为中国今天很多社会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无神论的过程来说，绝大部分可能最初都是经济问题，不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无论是福利、公正，效率非常高，这是非常好的，为社会打好很强的经济基础，但是现在分配问题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议题，当然我个人认为，我们也不宜在中国社会环境下提倡欧洲的高福利，但是过低的福利，对人权保护的不足，这肯定是社会存在的问题。

第三个是集群与制衡，这个社会就是政法的维度。我们知道传统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央集权体制在特殊的问题上是有效的，比如说你在应对战争，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这个体制是高度有效的。但是我们这个体制也是有严重弊端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的活力之间，明显之间出现一种矛盾。所以我想从政治和法律的维度来说，现在大概要逐渐解决一些，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所看似短期之内的高效率和长远埋下一些不安定种子之间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恐怕只有通过权力的制衡，加强法制解决。至于说中国要不要选择法治，我相信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想法，我相信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形成一个共识。这个社会如果不搞法治，我们是毫无前途的，尽管这几年法治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相信这个社会，既然执政党在30年前就能确定法治这个道路，今天如果往回倒退，我相信这是没有出路的。我也相信尽管现在出现一些法治倒退的迹象和苗头、趋势，但是经过这样一个阶段，可能现在是一个谷底，经过这个谷底以后，应该说法制会继续往前走。我们对此还是有希望的，尽管现在面临很多问题。

第四个维度就是媒体的维度，监督与公正。我们都知道今天媒体时代除了传统媒体以外，新媒体的蒸蒸日上，以及新媒体对社会的全面干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比如门户网站，尤其是腾讯这样的，具有原创性的网站，无论从技术到内容，还有现在从事的公益项目，应该说对社会的影响，不是传统媒体时代所能想象的。前几天青年参考执行总监包丽敏，她在中东访问，她发现阿拉伯的记者（不是在中国的阿拉伯记者）使用QQ作为聊天的工具。我相信连阿拉伯世界都能分享到中国新媒体所带来的原创性和传媒业发展的贡献。我相信在中国这个现象越来越深入，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媒体的强大，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另外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如果观察这个社会，仅仅从媒体上所看到的东西可能也是不全面的。因为我们知道媒体有一个所谓的框定效应，或者是所谓的框架效应。这个框架效应意味着什么呢？媒体的世界就是一个局部的社会，媒体有专业的，不专业的。不专业的媒体价值观会扭曲信息，专业媒体有他的趋向。曝露社会的阴暗面，这样内容给大家感受到，和传统媒体营造的世界不太一样。过去的媒体所营造的文化是一种歌颂性的文化，现在媒体比较是敢于面对现实的问题。当然媒体能不能完整的，全面呈现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学界都有探讨。作为年轻人，今天身在一个媒体世界，给你提供很多机会。你可以投身于媒体界，包括蒸蒸日上现在互联网和新媒体。这给我们提供很多就业机会，提供很多商机，电子贸易，电子商务等等，包括直接在互联网网站工作，包括自我创业，创办互联网站，这给年轻人了解社会，包括晋升提供机会。

今天的中国不能说是一个多彩的中国，应该说是一个多姿的中国。如果作为年轻人，应该说现在是充满机会的，但是机会并不是意味着你就是可以唾手可得。在非常平顺的情况下发展，可能会遭遇工作不断的转换，可能会遭遇到你的同事，或者说你的上司不理解。但是我想这一切，正应了过去所讲的，年轻人处在这样的社会还是充满机会的。就怕没有任何流动，给你带来痛苦。我的住所、住房、交通，各种各样的压力，确实非常之大，但是我觉得年轻人承受这份压力，总体来说有好处。至于说社会不公的问题，我们作为积极的公平，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部门反映和施压，通过媒体和其它渠道反映正常诉求，焕起社会对青年问题的重视。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政府在某一些方面做了努力，应该说某一些地方的政府努力是非常有成效的，但是总体来说更多需要社会的努力，包括青年的努力。今天怎么样认识这个社会，见仁见智，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我想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在大城市里面，如果说我作为年轻人，我个人建议，年轻的时候到二线城市闯荡一段时间，再找到自己合适的场所。腾讯搞的这个活动，让我们这些多年来身居大都市的人有可能回到我们所在的乡村，回到我们所在的乡镇，去看看当地的情况，而不是走马观花，我们去取一个点，无论是一个社区，一个企业，一个商店，我相信这样的调查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展江老师，孙春龙老师做的老兵回家项目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孙春龙也是一个资深媒体人，下面有请孙春龙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

孙春龙：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样一个活动，其实我看到这个活动，“回家看中国”的活动之后，我感觉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包括大家讲了很多，包括李玉霄讲到一个词就是“情怀”，这是对这个活动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刚才那个学生讲了，一个是电影《光棍》，还有《中国在梁庄》类似好几本这样的书，包括熊佩云一个山庄里面的中国，包括《大江大海》。其实我们发现这些描写小人物书籍的崛起，其实反映一个现状，就是我们如何来书写历史，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我现在从事的关爱老兵的行业，包括抗战史来说，我自己感觉中国才刚刚学会书写自己的历史。有一个非常大的明显的转变，我们以前更多的关注是一些宏大的叙事方式，现在开始转变，关注一些小人物的命运。其实这样可能才是对历史的真实细节，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以前描写很多，包括从一些人物塑造来说，现在我们发现这些人物其实都是非常失败的。包括很多英雄人物，一个一个被我们所颠覆，这是反映出一个现状，就是我们对历史的描述非常错误的一种方式。我现在感觉这个活动其实很好的地方，就是真正教会我们去怎么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今天主要讲的一点是我自己作为媒体记者的感受，我是做过12年的记者，今年转行做了公益。这12年的时候做过非常多的调查性报道，包括展江老师也点评很多报道，我自己一些感受，我主要想讲一个事件，就是通过我采访中的故事来显示我们怎么做好一些调查。

这个事情包括曾经列入展江老师舆论监督研讨会的报道，就是关于山西娄烦的瞒报事故。展江老师让我参加这个会的时候，当时因为非常多的原因不能参与这个会，当时压力非常大，现在已经离开这个行业，我觉得有很多事情现在可以公开给大家来讲。

这个事情发生是在2008年8月1日，奥运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报道，山西娄烦发生一个矿难，一个事故。看到这个报道，遇难人数是9个人，我去山西采访很多次，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第一反映说，会不会瞒报，9个人的数字是非常微妙的。超过10个人，这个就不一样，从重大事故到一个特大事故，而且涉及到处理的官员的级别就不一样。当时这是第一预感，我到山西了解情况，最后是远远不止9个人。这个时候开始做采访，采访中间第一个想谈的就是，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一个冲动，为什么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去做这个采访。包括我们做媒体记者，包括我们做田野调查，都需要有一个使命感，可能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听起来是非常虚的东西，但是真的是对我们去做很多事情非常有很大的动力。有一个驱动力，而且在这个使命感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是建立在一个使命感的基础之上，我们会发现做很多事情有了一个目标，我们可能会进展的非常，更加的直观，更加的直接一些，而且做的效果更好一些。

其实说白了，具体一点就是理想，我一直在很多场合谈到过一个人应该具有一个理想，其实现在这个词语应该来说不是一个很时尚的词语。我现在更多的，包括我们更多的记者，包括我们更多的大学生，其实很多羞于谈这个词。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大声说出来，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怀梦想的人。当时我在瞭望东方周刊的时候给年轻记者做培训，我们谈理想，我每次跟他谈这个事情。但是大家跟我开玩笑，我当时夸奖一个年轻的记者，这个记者很有新闻理想，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他也反驳我一句，但是是开玩笑，你才有理想呢，你们全家都有理想。这反映一个现实，这是理想缺失的年代，这个词语不是非常时尚的词语，但是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坚持的东西。

在使命感的驱使下，我就是12年的从业经历，在这样东西的驱使下做的，现在做的老兵回家的活动。也是我看到我采访过程中，缅甸采访的时候，看到很多因为战争流落在缅甸，包括东南亚很多国家，泰国、越南很多国家，他们和家人失散长达70年时间。我当时除了新闻采访报道之外，当时有一个念头，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应该具有的一个使命感。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能去漠视，现在从事这个行业，公益，包括我在每到年底的时候，领了很多公益奖，我自己内心非常惭愧，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我们是把底线当成目标，本来是我们的底线，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目标，作为一个奖励，作为一个标兵，这是我们的耻辱吧。包括现在做公益，后来有人说为什么你帮助这些老兵。包括小悦悦，包括陈贤妹阿姨救助小悦悦的时候，我们被她最人性的东西所打动，我们都在谴责那些十几个漠视的路人。其实一样，我们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去帮助，我们也是那十几个人中的一员，这是我们的底线。

我们谈使命的时候，山西娄烦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根本不是我们所想象得那样。

我再讲第一个词语是突破，作为一个调查记者，作为很多调查记者都需要这样的能力。如何突破，包括我当时在采访山西娄烦这个事件的时候，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山西这个地方肯定来瞒报这个事情，阻挠采访。我去做了一番的，在前期，在太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娄烦离太原大概三个小时的车程，我没有急于赶到娄烦的事故现场，我在太原做了两天的准备。我知道当时在现场，在娄烦的县城，有公安查车，包括入住的宾馆，有陌生的人来，他看着像媒体记者的人，他会查身份证。如果你是记者，马上把你遣返到太原，很多媒体记者发现之后都送到太原去，不让他们接触核心的事实。

我当时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我说肯定来得做一些怎么突破这个事情。我先是坐车到了县城，快到县城的时候就下车，我知道前面肯定有查车的警察，我就步行到县城。真的那一块就警察查车，这可能是经验的积累吧。后来到了地方之后，我也没有住宾馆，因为我一旦住宾馆，一登记，马上有警察来查你是不是记者，这样对我的采访造成很大的阻碍。我当时就住到一个工地，是有一个装修公司在里面，正在装修一栋大楼，我就住在那一块。我又和遇难家属接触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在一块儿接触的时候，难免会被别人发现，如果发现的时候，他问我是干什么的，你就告诉他们我是装修工，替你们家装修房子的。我们在大街走去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人监视他们，马上打电话，你旁边的年轻人是干什么的？然后遇难者家属说，这是给我们家装修房子的装修工。

可能我自己也有优势，装成一个装修工吧。后来也没有被发现，包括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获得的一个奖，上海的媒体奖。他对我获奖的致辞里面就说，他像一个香樟树，我很奇怪，什么是香樟树呢？后面又有解释，外表粗糙，内心坚强，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去做调查记者的优势所在吧。

这就是一个突破，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到我们的调查目的。我们在事故现场，到了事故现场之后，我最后了解到情况，这个事故其实遇难是41个人，我把41个人的名单全部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回来之后我做了一个报道。关于这个报道其实也是，当时到太原的时候已经有人发现，觉得我去现场采访中间已经有托。包括做媒体的时候都知道，这个行业其实不是很干净的一个行业，包括我们很多同行来找我，就提出来说20万怎么样。我当时听到这个数字其实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我最后告诉他，先等等吧。也是一种技巧，如果你告诉他不行，他可能会找你比你更高的领导。更高领导还不行，他还能找更更高的领导，总有被摆平的时刻。我告诉他先等等吧，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其实我在拖延他。

过了几天之后我告诉他，这个稿子已经发了，但是他也很无奈，这样稿子就发出来了。但是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他没有达到一个我预想的目标，因为这个事情在稿子出来之后，其实几乎是一两天时间在网上全部被删掉。这可能也是新媒体比传统媒体更便捷交易，全部被删掉，我心情很郁闷。因为当时遇难者家属也是承担很大的风险协助我做这个采访。后来遇难者家属打电话，你来做了报道，怎么没有见报道，你是不是又是一个假记者，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内心感到非常难受。当时给他做了非常多的沟通，他们开始也不相信，而且我给他保证，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个报道发出去，而且我相信这个报道肯定会对你们这个事件的推动造成一些，最起码有一些推动力。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只报了9个人，所以只挖出来9个人之后，剩下的遗体就不往外挖了。好多遇难者家属都在等，非常着急，希望把这个事件赶快披露出去。但是报道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就很难受，我记得当时是8月15那一天。我们都在家团聚，中秋节的时候都在家团聚的时候，我想到遇难者的家属，我们在团圆，他们家人永远都见不到。

另外襄樊有一个匮坝事故，死了200多人。当时那个事情发生，我开着车去现场，一路长经过很多关卡，因为在山上，我当时刚好是在地震灾区的时候，买了一身迷彩服，我就穿上。然后他们问我干什么，我说救援队。然后到了最后一个关卡，我当时做了一些准备，买了很多方便面，拎着进去。他说你是干什么？我说推土车的司机，换班，让我进去了，最后才进去采访，让我感触特别大。所以有这些事情之后，中秋节那天我心里很难受，我应该去。作为一个记者没有办法去，虽然报道发了，但是没有帮助到他们，你做所有努力都是零。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封信，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军的一封举报信，这封信网上可以看到，当时我贴到博客上。在很多QQ群里边疯狂转这个东西，那天晚上可以发现，这封信不停被删掉，但是删掉一个，会有十个地方转载。所以突然发现QQ这个东西非常好，因为非常多的群里面疯狂转这封信，呈一个几何的方式扩散，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影响力。同时我能够感觉到这种压力。

后来这封信得到了总理的批示，当然我也有很大的压力，其实那个时候真正的博弈才开始。因为我所面对的是一批官员，如果说是我所说的事情属实，他们可能要进监狱。他们千方百计把我搞进监狱，这是力量悬殊的博弈。作为记者根本没有办法抵抗这样的官员，包括他们有国家机器在里面的一场博弈。后来我也没有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后来有人说为什么写这封信，也是使命感。我们每个人不能这样来，如果都作为一个视而不见，其实每个人都和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中的路人一样，我们不能成为第19位的漠然而过的路人。

后来写这封信造成很大的压力，后来总理批示以后，当时中纪委，包括安检总局，组成一个调查组，邀请我去事故现场调查。我当时去这个现场的时候感觉到，我的安全问题怎么办？当时中纪委有一个领导，他拍着胸脯说，你和我们来还害怕什么安全问题。我当时也想是的，和中纪委有什么安全问题。一去娄烦现场以后发现还是有问题，我所有的行踪都有人盯着，我去的时候，房间门口有人把守。

第二天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其实整个的事件，因为在山西很多省领导，包括公安厅，安全厅到现场以后，所有声音都在说我的不对，感觉压力非常大。中纪委的领导告诉我，你离开这里吧。我感觉很奇怪，我不离开这儿，我还要等这个事件有眉目之后再走。他说你马上离开这里。当时他说这个话我非常的恐惧，中纪委的领导告诉你马上离开这儿的时候，你知道你肯定是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生命方面的威胁吧，我就赶快离开那里。一路上经过很多挫折，离开之后我回到了我西安的家里面。

那时候不停感觉到你身处一个非常恐惧的环境里面，包括有警车在你家楼下停着。因为在博弈这个事件，真相没有出来之前，这种博弈是非常明显的。你能够感觉到所有的报道，包括新闻报道已经开始澄清，来替他们开脱，是我的一些不是。这个时候我就离开了西安，我记得在国庆节的时候，我跑到云南，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去躲起来，因为当地有很多关系，最起码我真的有什么事情他们会在第一时间知道。

后来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终于10月6号晚上的时候，我终于接到的安检总局处长的短信，说明天我们在北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邀请你参加。我一听这个事情有转机，我上网站上看到一个报道，记者博客得到总理的批示。而且对这个事件认定就是一个瞒报，而且是基本上已经定性，我一看这个东西心里坦然很多，我知道这个事情调查结果已经基本认可了这样的报道。所以后来包括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我发现彻底扭转了，直到总理有第二次批示，让这个事件扭转。我的采访基本上算是，后来通过后续的举报信的方式，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些目的吧。

这就是我想从一个使命，再一个就是突破来谈的。

第三点，从容。前面可能都是感性的东西，但是后面更多是理性的东西，我们需要一个在调查中需要一个非常从容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取决于非常多的一些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要有一个积累，对一个事情我们去调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调查拆迁问题，一些基本的法规现状有一些了解，这是对于建立在我们的知识层面的，其实后来我觉得一直有一个，我今年辞职的时候，我做了12年记者辞职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深刻的感受，我真正才知道记者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反倒最后离开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媒体界的现状吧。后来我曾经给我们领导提过建议，我们招记者应该招35岁以上的，这有一点绝对，但是从现实情况来说真的需要有很多的知识的积累，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调查更可观，更从容一些。

另外，调查还有一点，怎么达到从容呢，就是真正要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一些问题。现在媒体，包括整个社会环境，包括微博这方面的传播，很多情绪化的东西，这往往是让我们看不到事件的真相，我们只是借助于这种情绪化的东西调动更多公众不满的东西，最后把真正的真相掩埋掉，我们只是看到一个表象。举一个例子，我给年轻记者培训的时候，我说你去采访一个贪官，你一定要很谦虚的和他交流，不要居高临下，不要把他作为一个罪犯，你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为什么？我就在想，我说如果这个贪官，这是一个市长，你是这个市长，你能不能扪心自问一下，你贪的能不能比他少一些，你能做得到吗？如果这样设身处地考虑问题，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一些更可观的现状，我记得有一个，当时我采访的时候有一个感受，我刚刚到记者那一年，我接到一个举报，说是在收农业税，现在都免掉了。当时收农业税，收苹果的农业税，当时苹果5毛多钱一斤，收农业税3毛多钱，肯定不合理，我们采访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了，的确是这样。苹果是卖5毛钱，收3毛多钱的税，离开的时候乡长找到我们，赶过来，不让我们走，要吃饭，要怎么样，那个时候很年轻，坚决不吃饭，坚决不妥协。最后我们上车马上走的时候，这个乡长一下子眼泪快出来了，直接告诉我说，这样吧，你来当这个乡长吧，我们给教师发不出来工资你们要报道，我们要给教师发工资，你们也来报到。你来当乡长，你说怎么办？我突然一下子愣住了，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看到表象的情况，背后虽然是农业税很简单的例子，背后肯定是真正税制、体制的问题，很多事情不要急于下一个结论。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看真正的现状，我们通过非常平静，非常可观的走访，再去得出一个结论吧，我们不要这么着急。

还有一个我觉得一直谈到的就是去情绪化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首先不能有自己的立场，我们其实是在，这个事情是由感性开始，理性坚持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以我们自己的立场。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应该站在一些弱势群体旁边，但是在真正的你要还原这个事件的时候，还是应该要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吧，我们不能把这种情绪带到调查中。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事件其实情绪化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包括在微博上好多事件现在发现，真的感觉马上要揭竿而起的趋势。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很多其实情绪化的东西，很多事件背后有说不清楚的真相，甚至有很多明显感觉到这个事情应该站在一个弱势群体旁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更多是一些政治斗争或者是一个权力的博弈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理性的了解这个事件的真相。

其实这种情绪化我们会发现，我们这种情绪化的东西正在把这个国家带到一个非常灾难的地步，这是通过我们年轻的大学生，然后我们一定要是比较感性的一群人，但是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理性。这是我谈的关于这个事件，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我就谈了三点，就是使命、突破、从容，这就是做好一个调查，我自己一些非常小的感受吧。

其实最后我觉得谈到的更多就是关于项目的本身，看到项目的标题真的是非常好，不管从目前社会现状，还有这样对记录中国当下历史的方式来说真的是流传下来，而且给我们后人积累一笔财富，积累一下中国现在的状况。

最后其实想说的一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非常多的抱怨，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内心有非常多的牢骚，非常多的抱怨，包括我做了12年记者，转型做公益，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吧。另外也是因为还是想坚持做一个行动者，这可能是比较核心的一点，有一点是，我们在抱怨这个国家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应该反思一下，应该又每一个公众组成，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是有什么样的国家，更多我希望，这个国家也不缺少抱怨，更多的其实应该成为一个行动者，就像这样一个活动一样，我也祝愿大家在这个活动中能够真正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吧，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廉思老师给我们讲一下，从技术上怎么操作这种调查作品。

廉思：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刚才听两位老师谈了谈他们这几年做调查的感悟，我也深有机会，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应该说我做社会调查是从2007年开始，我带领20、30人的团队，这些团队的成员大多数不是来自社会学的，有一部分来自社会学，还有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包括信息科学等等专业研究生和博士生，我们先后对蚁族，今年对高校青年教师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应该说是拥有蚁族连续的三年数据的调查团队，我们形成的报告也相应引起中央和社会各界比较大的反响。

今天借腾讯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做社会调查的感触和感悟。腾讯这个平台非常好，我们做学术研究发现，做学术研究越具体越难，大的，泛而化之理论的说教其实是相对容易的，把一个问题越沉下去看他，越是需要功底和扎实的分析。我们做社会调查，我们是有这么三个特点的。

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始终是坚持一对一的当面填答，当面交流，做调查。现在信息技术很发达，有网络调查，有电话调查，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是面对面的填答的方式，交流的方式，看起来很费时费力，但是我们认为感性认识实际上是理性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大量感性、现场的认识积累，不可能有理性认识的飞跃，很多人说你做蚁族调查可以在网上做。但是我无法判断网上填答者是一个小学生还是一个中学生，还是一个中年人，还是确确实实是蚁族，我们在大量现场可以获得很多灵感。

第二个特点，我们通过专业优势互补，实现对问题的认识，所以我特别强调年轻人，我们大学生能够更多的找不同专业的同学来组合成这样的研究团队，不仅仅找社会学的，因为现在中国问题是复杂的，我们对一个复杂问题的理解，我希望应该是多视角，多角度看待它，每一个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做社会学问卷和心理学问卷往往差别很多，社会学问卷，问一个问题往往是直来直去。如果开玩笑，社会上如果一个人是不是神经病，只是填答就行了。但是心理学不是，你晚上睡觉会不会头疼，会不会胸闷，最后得出一个你是不是神经病。提问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做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时候采用不同的社会学的方法，我们问他一个群体，关于社会背景的和一些客观性的东西，往往社会学问卷比较好，心理结构问卷比较好，我们问他政治倾向和精神状态的时候，往往通过个别的访谈比较好，包括谈到一个群体对某一个现象认识的时候，可能群体座谈会方式比较好，所以你会用不同的方法针对不同的问题来做出判断。

还有一个特点，年轻人组成这样的团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不同于各自跟自己老师来做，我们都是年轻人，在年轻人没有学术权威，没有地位的尊卑，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主人，大家都是主体，团队开会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头脑风暴，可能就政治学、社会学懂一点，但是经济学不如有的同学，或者对一些教育学，我们做高校青年教师，专门有教育学，还有很多海归，我对他们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在相互争论，相互碰撞中撞出精品，我们应该有三个特点。

具体就调研来说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我们做调研有四个字，就是真情实意，我们说这个真，真就是首先能不能发现真问题，什么问题是真问题。我们最早去唐家岭的时候，有一个现象，一个是年轻人很多，不是很多农民农民工，一问都是大学生。唐家岭出租屋的广告上，可以没有独立卫生间，没有独立的厨房，但是一定有宽带，能够上网。我之前报道唐家岭的新闻报道和调查，主要局限于违章建筑多，环境脏乱差一些城乡接合部共有的问题，能不能通过一些现象，表象，有一些真问题，有一个现象背后的问题。

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质疑，你危言耸听，当时金融危机没有显现，慢慢蚁族问题随着大学毕业生毕业人数增长就显现出来了。发现真问题，同时还要求你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要用历史眼光看一些问题，历史眼光不光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我认为更重要是站在未来看现在，很多人都说蚁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会消失，没有什么问题，我始终认为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蚁族可能跟青年农民工和青年农民不同，因为是大学毕业生，实现阶层跃升的可能性比学历稍微低一点的青年人更大。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经历会影响他一生的价值观和心态，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被社会冷落，被社会鄙视，他认为社会不公平，那么当他40、50岁，当他成功以后会如何来看待这个社会，会如何回报这个社会，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人呢？所以蚁族每年700万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构成未来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价值观会影响中国未来整个的心态，所以说关注蚁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关注中国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社会问题，要有一点黄帝内经那句话，上工治未病，最好的医生不是你已经得病了去治，而是还没有发生病的时候，预先预防而去防治。

第二个是情，要有理想理念也好，或者对人民的感情，对国家的情感得有，这是很重要的，青年人、青年人做社会调查往往没有一些经费的支持，社会的支持也极少，怎么支撑自己，我觉得其实还就是靠这个情字，靠这个理想信念的东西，原来带领蚁族的团队，没有什么钱，大家都坚持做，做到一半的时候，有国外的基金就找到你了，钱也很多，几百万啊。这个时候我做不了主，我是有这个坚定性的，但是我还得跟大家商量，不是小钱啊，大家都勒紧裤腰带在干，大家都是有认识的，幸好这个钱没有要，没有要怎么办，我们就勒紧裤腰带接着干，一直坚持干，一直坚持下来，现在在我这个团队里面，凡事我召募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来我这儿第一句话就问他们，我不是房地产项目，我没有钱，先说明白了，是没有钱了，你想不想干，但是能够长知识，长本事，想干，想干跟我干，没有经费支持就要发挥理想想信念，一旦形成就会形成年轻人持久的动力。

我常常想年轻人有激情，有活力，这个时期没有实现对人民的正确情感就很难了，我们经常在讨论，这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成功的，但是爱人民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改善，有问题的。对人民有没有这么大的感情是需要我们再去思考的。这是一个情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实，就是踏实、老实，做调查一定要踏实、老实，不能投机取巧，要两个层次，一个视野，一个是顶层的层次，看待一个问题，首先看待他在顶层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国家会出台这样的政策，你看到一个问题背后国家对他的政策是什么，我们要分析整个问题形成的来龙去脉，研究他顶层的东西，所以我们用一句通俗话讲是读懂以来，第二个就是底层的层次，然后你再深入下去，做扎实细致的一个调查研究。

第三个还有一个视野，就是一个比较的视野，有的时候发现，研究中国问题，在中国国内真看不清楚，要有一些国际的视角，比较的视角，出去转转，在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寻找规律，所以我们叫做读懂以来，下去走走，出去看看，这是做社会调查比较好的方法。

第四个就是真情实意的意，意就是用心，我们做调查研究，不仅仅要深入，还要心入。我们做调查研究发现我们调查的群体往往有两套话语体系，跟你说一套，跟别人说一套，这种话语体系，要想知道他的真心话不是通过一些正式的座谈会，或者你组织的调查研究能够得到的，你怎么能够让他跟你说真心话。我们做蚁族的时候也有很多媒体问我们，蚁族跟他的父母都不说实话，跟他的家里人都不说实话，报喜不报忧，你们团队怎么有这个本事让他跟你说实话。我们就有这个本事，我们不是去猎奇的，我们在唐家岭租房子，我们跟他们一块儿喝酒，一块儿聊天，三年春节都跟蚁族一起过的，他们真心把你当成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