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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约前325~前238)    中国战国末期哲学家,教育家。先秦唯物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
   
   
 
   
    生平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今山西省南部)人。据说他15岁就到齐国稷下“游学”,后成为稷下有威信的领袖。曾于公元前264年左右应聘入秦 ,从儒家立场出发,提出用“节威反文”的和缓方式实现统一的建议,没有被秦国统治者采用。后游学赵国、楚国,受春申君委任作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令。晚年,他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总结百家争鸣的理论成果,创立了先秦时期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思想反映在《荀子》一书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先秦百家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
    哲学思想 自然观 关于天人关系问题,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辩证观点。主张不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职能,强调“天行有常”的规律性,反对背道而妄行的主观唯心论;另一方面,又强调“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动性,反对自然命定论。使自然无为与人道有为在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上得到统一。
    认识论 荀子认为,“知有所合谓之智”,“能有所合谓之能”,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知识和能力只有在主观符合客观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认识过程中充分发挥“天官”(感觉器官)和“天君”(思维器官)的作用。这种认识上的辩证方法以感性认识为基础,但又克服了狭隘经验论的局限性,强调理性思维的能动作用。
    人性改造论 通过对人性问题的探讨,荀子进一步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还表现为“化性而起伪”,改造主观世界。他把人们基于生理机能而产生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归之于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把为了调节这一欲求而必须具备的道德意识归之于后天人为的社会规范(伪)。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可以改造变化,道德规范是人为创造的结果。
    社会起源论 在解释社会国家起源的问题上,荀子认为人们一方面在物质利益上产生利害冲突,另一方面由于职业分工又需要互通有无。这种依存关系,使人们处于“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的矛盾之中。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要确定分工,建立等级制度,以保持社会的统一。这种以“分”求“一”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封建势力要求以新的等级制度建立统一新政权的愿望。
    历史观 荀子通过对古今问题的总结,进一步对历史发展中社会制度的继承和变革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一方面,他认为历史总是处在更新代替的发展过程中,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反映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道)是无时无处而不常在(尽)的。从普遍规律来看,古与今虽具有差异性,但更具有一致性。只有这种一致性,才能保证“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这是荀子在宗法传统的重重束缚下提出来的一种以继承为主的温和改革思想,反映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缓慢过渡的历史特征。
    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荀子适应封建大一统的历史趋势,运用“解蔽”方法,在对战国以来百家之说进行全面批判总结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先秦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的理论贡献中也包含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对韩非、王充、柳宗元、刘禹锡乃至近代的严复、章太炎等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荀子的学说长期被认为有别于儒家正统思想,所以它在封建社会里一直没有取得正统地位。
    伦理思想 荀子提出了一种以性恶论为基础,以礼为核心,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伦理学说。他所谓的“礼”,对奴隶制宗法制度有所改变  。但他又特别强调“分”、“辨”、“别”,主张“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在义利关系上,荀子肯定义与利是“人之所两有”。但又坚持重义轻利。认为重利轻义,义利两失;重义轻利,义利两得。他还特别重视道德教育,提倡用礼义来改变人类原来的恶性。他重视外部环境对道德的影响,要求“注错习俗”;重视后天的学习和积累,要求人们“积善成德”,以成为封建社会中理想的君子和圣人。
    逻辑思想 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创造了以正名为中心和目的的逻辑体系。他详细阐述了名的作用、名的认识基础以及制名的原则和方法。荀子十分强调正名。他所谓的正名,就是要使名正确地反映实,做到“名闻而实喻”、“名定而实辨”。  《荀子》    荀子的著作。共32篇,其中《大略》、《宥坐》等最后6篇疑为弟子所记。《荀子》一书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思想性,是先秦哲学思想的总结和发展。其中《非十二子》是对先秦各学派的批判性总结;《解蔽》提出了全面客观地观察事物的认识方法与原则;《天论》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思想;《正名》提出“制正以指实”的逻辑思想;《性恶》、《礼论》、《王霸》、《王制》等篇阐述了伦理政治思想;《成相》篇以民间文学的形式表述了为君、治国之道;《赋篇》开创一种散文的赋体,在文学史有一定地位。《荀子》的注本,主要有唐杨倞的《荀子注》、清王先谦的《荀子集解》等。
   
    
 
《荀子》书影(清乾隆年间刊本) 

原著:[战国] 荀况

 

*凡 例

一、《荀子》一书,刘向校定为三十二篇,称《荀卿新书》。《汉书·艺文志》称《孙卿子》,著录有三十三篇,当为三十二篇之误。唐代杨倞始为之作注,重排篇次,新编目录,分为二十卷,改题为《荀子》,其名其制遂相沿至今。杨注本瑕瑜互见,且历经传抄翻刻,讹误不少。清中叶后,校释《荀子》者辈出。光绪年间,王先谦以谢墉本为主,略作订正,且采摭诸家之说,间附己见,撰为《荀子集解》(下简称《集解》)。该书思贤讲舍初刊于光绪辛卯(1891)季夏,一问世,即成为近世最通行之《荀子》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上海世界书局编印“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编印“新编诸子集成”,皆以辑入。当今之注释本,亦皆取以为底本。然此类翻刻本、注释本文字多误,故本书原文仍以《集解》初刻本为底本,并校以其他善本旧刻及古注、类书引文与古籍异文(所据文献详见附录),进行订正。凡所订正,均于注释中加以注明。凡无版本及古籍异文为据者,即使确实有误,亦仅于注释中说明之而不加妄改。

二、《集解》初刻本书首刊有考证及杨倞《荀子序》;每卷卷首于第一行上端标明该卷卷数,于第二行下端署有“唐登仕郎守大理评事杨倞注”,于第三行下端署有“长沙王先谦集解”七字;每卷卷末则标有卷终字样;第二十卷末刊有刘向校定之《荀卿新书》三十二篇目录及《孙卿书录》。今一并删去。至于其分卷情况,则可征诸目录。

三、原文之繁体字以及如今已废除之异体字,除个别必要者予以保留外,其余均用简化字以及现今之常用字替代之。其中有两字之替代,因其非一般之异体字,故于此略作说明:一为“势”字,《集解》除《子道》篇“势不可也”一句用“势”字外,其余均作“埶”;而宋浙本、“古逸丛书”本则或作“势”,或作“埶”;今一律改用“势”字。二为“第”字,《集解》除正文最后一篇篇目《尧问篇第三十二》用“第”字外,其余均用“弟”字;而宋浙本、古逸丛书本乃至王先谦所依据之底本谢墉本,概用“第”字;今一律用“第”字,以复《荀子》之旧。

四、原文重加分节,且加标篇节数,以便在注释中采用参见法。

五、对篇题作简明扼要之题解。

六、前人于古书之歧说谬解,《荀子》为甚。故本书译、注,虽以通俗普及为用,但仍以学术考校为体。其解释虽与前人多所不同,但均经过考校参证、反复斟酌而成。要在求得确诂,以供各科研究者及辞书编纂者采摭参考之用,而不在于苟求标新立异。故既力免墨守成训而尟会通之弊,又力戒故弄玄虚而多臆说之病,力求实事求是,踏实可靠。其是非得失,读者在与前人之注、译比较后自可断定。

七、注释力求准确、简明。尽量博采前人之善说,但为了节省篇幅,一般不称名引用,而仅于罕见之字义或疑难之处注明“×××说”,以便读者进一步查考其考证详情。对于前人之说皆不足取者,则立新说。为了信而有徵,故对罕见之字义也略列证据。由于前人之误说驳不胜驳,故只立新说而不作纠驳。对相同之词语,一般不重注,必要处则用参见法,此不仅为节省篇幅,更欲便利读者贯通全书。凡从译文的对照中可明确推求出词义者,一般亦不出注,以省篇幅。

八、译文以直译为主,以便读者从中推求原文之字义。但为了流畅,亦辅以意译。必要时稍加词句,不仅是为了使译文流畅,同时也是为了充分揭示原文之义蕴,以弥补注释之不足。

 

前 言

荀卿其人,废死兰陵,在当时郁郁而未得志。然其书则卓然立于诸子之林,不但为戴德、戴圣、韩婴所采录(1),而且历千百年而不废,此必有其所以不朽之道。郭沫若曾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先秦散文“四大台柱”,其言云:“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2)此虽论文之言,然按诸其说,荀子亦卓荦大家,巍巍然少与伦比。荀子之书,乃为“嫉浊世之政”而作(3),故其“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4)。其书颇多洞察社会政治、道破人情世故,指示立身行事之论。故读是书,非但可知古人之学术思想,亦必有益于立身处世。为助读者披阅,今将其人其说,略述于下。荀子,名况,战国末赵国(今山西安泽)人,约生于公元前335 年(5)。年十五曾游学齐国稷下(在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善为《诗》、《礼》、《易》、《春秋》。齐襄王(公元前283 年~前265 年在位)时,曾任稷下学官祭酒,时人尊而号为荀卿,后人亦谓之孙卿子(6)。后遭谗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公元前238 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遂家于兰陵,疾浊世之政,发愤著书数万言而卒。李斯、韩非、浮丘伯皆尝受业为弟子。《史记》有传,可参见。

纵观《荀子》全书,凡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语言学、文学,皆有涉猎,且多精论,足为先秦一大思想宝库。以哲学观而论,荀子乃先秦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之代表。荀子以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7)。既揭示了自然规律之不可抗拒,又强调人类之能动性。至如《解蔽篇》之探讨思维原则,《非相篇》之反对相术,亦皆为研究哲学者所当注意者。荀子为性恶论者,以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8)。

荀子之性恶论运用于政治领域,则为礼治主义,以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9)。人之欲无穷,故必隆礼;隆礼之至,则必重法。故荀子之论礼,又每每与法相提并论,其言云:“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8)当然,有法无礼亦不可,“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10)。然则何以得其人?则唯礼义之用,“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11)。荀子融礼、法为一炉,兼重道德教化、法治刑赏,其政治思想之要义盖在此。至于其称先王之外,又首唱法后王之论(12),则又较孔、孟之只道先王为进步。

政治之基础在经济,故荀子又详论“足国之道”,主张“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以为“如是则国富矣”(13)。荀子又以为“国计之极”,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13)。此一财政原则,向为两千年来发展封建经济之金科玉律,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战国时政局动荡,战争不断,故荀子又专门论及军事,以为“仁人之兵”无敌,以为“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是强弱之常也”(14)。此皆不刊之论。至于其论“六术”、“五权”、“三至”等等,亦多可采,实为将兵者所当详察。

荀子倡性恶论,故特别强调后天之学习,所谓“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⑧,故其论学甚详,《劝学》、《修身》、《不苟》等篇,每多修身进学之警策。其他如《非十二子》篇评论各家思想,《正名》篇阐述其正名学说与语言理论,亦发前人之所未发。而以民歌形式所写之韵文《成相》篇,乃后世弹词之祖;至于《赋》篇,又开汉代辞赋之先河。此皆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语言文学者所当深究。

以上所述,乃其荦荦大者。要而言之,荀子之学,出于孔氏而深广于孔,其中心虽以礼义为治,然其思想之博大,乃集各家思想之大成,决非“儒家”所可包容;其足以取资者,亦非上述所可详尽,读者自可得之。

张觉

1989 年3 月26 日初稿于上海流水斋

1993 年1 月13 日修改于五角场铁屋

[注释]

(1)见《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韩诗外传》。 (2)见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3)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4)见本书《尧问》篇。(5)考证见张觉《韩非子全译》之《难三》题解。(6)“荀”、“孙”音近而讹。或以为汉人避宣帝刘询讳而改曰孙卿子,非。(7)见本书《天论》篇。(8)见本书《性恶》篇。(9)见本书《礼论》篇。(10)见本书《君道》篇。(11)见本书《王制》篇。(12)见本书《不苟》、《非相》、《儒效》、《王制》等篇。(13)见本书《富国》篇。(14)见本书《议兵》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