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斯巴达之链妓院:李鴻章任兩廣總督時打黑 每月竟斬殺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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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任兩廣總督時打黑 每月竟斬殺萬人
中國經營報    2012-01-22 18:49:22
 
　　核心提示︰據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日記里記載︰人們告訴他，李鴻章在廣東處決的“盜匪”，多達五六萬人。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從1900年1月18日李鴻章到達廣州，到當年7月17日

離開廣州北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時間，平均每個月的處決人數高達近萬人。

　　1900年，一場聲勢浩大的打黑運動，席卷了廣東。主持此番打黑工作的是新任兩廣總督李鴻章，他要通過重拳出擊，解決困擾廣東日久的匪盜和幫會問題，從而回到權力核心。廣東打黑

，即便沒打出政府的權威，但也至少打出了李鴻章的權威。

 
　　在新世紀到來之際，一場聲勢浩大的打黑運動，席卷了廣東。
　　這是兩廣總督李鴻章到任後的第一把火，也是在他短暫的任職期間內唯一的一把火。他動用了陸軍、海軍以及民兵(鄉勇)，高密度、大兵力出擊，重拳打擊廣東各地十分猖獗的黑惡勢力

，並且從中央要到了特殊政策——“就地正法”的殺人權。一時之間，廣東各地城牆上、要道旁，紛紛懸掛起血淋淋的首級。

　　據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在日記里記載︰人們告訴他，李鴻章在廣東處決的“盜匪”，多達五六萬人。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從1900年1月18日李鴻章到達廣州，到當年7月17日離開廣州北

上，只有短短的半年時間，平均每個月的處決人數高達近萬人。
　　究竟是什麼，令這位已經77歲的風雲人物，如此大開殺戒?

　　復出
　　李鴻章剛得到的兩廣總督位子，看似光鮮，卻是一只“內飾刺刀的籠子”，不僅要面對法國這樣咄咄逼人的外敵，還要對付北京的政敵們。
　　李鴻章在政治冷宮中，足足憋了4年。
　　甲午戰敗之後，李鴻章一人承擔起了幾乎所有的政治責任和軍事責任，一切榮譽和實權被剝奪殆盡。

　　戊戌政變之後，與後來主流史家們所描繪的不同，除了操切的人事體制改革之外，一切改革並沒有停下來。重新回到舵手崗位的慈禧太後，要面對的依然是一系列具體而微的建設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提高財政收入。要應對沉重的對外賠款、要養活日益膨脹的官僚隊伍、要進行成本不菲的各項改革、要維持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光靠錢是不行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行的

。這是任何一個政權、任何一位當家人都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

　　1899年11月24日，慈禧太後以皇帝的名義頒發聖旨，任命李鴻章擔任商務大臣，前往各通商口岸考察商務。
　　這一任命，對李鴻章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信息——解凍開始了。
　　12月1日，新任商務大臣李鴻章陛見。他向太後和皇帝表示，自己將先對天津的商務進行考察，估計需兩個月，春節之後再到煙台、青島、上海等改革開放的第一線考察——此時，離春節

正好還有兩個月。

　　此時的通商大埠廣東，並不安寧。
　　法國人終于得到了廣州灣(今湛江)這個“勢力範圍”，開始圈地劃界，頻繁地與當地百姓發生沖突。遂溪的民眾甚至在官員帶動下，武裝起來，與法軍開戰，局面相當混亂。同時，英國

商輪在廣東水面、尤其是西江上不斷被劫。劫匪都是當地人，殺人越貨時讓洋大人們充分享受到了“國民待遇”，該殺照殺、該搶照搶。12月11日，英國駐華公使向總理衙門發出了措辭嚴厲

的照會，鑒于廣東盜風甚熾、英輪數被劫掠，英國軍隊將自行打黑剿匪。廣東這個外交糾紛的熱點和難點再度困擾著北京。

　　此時，中央從外交、財政等大局出發，必須換上一個有能力和魄力的人，去掌管大清國的南大門。
　　沒有人比李鴻章更為合適的了。
　　于是李鴻章代理兩廣總督的任命，迅速宣布了。

　　12月23日，《紐約時報》記者將寫好的一篇報道交給了郵輪送回美國總部，這篇報道的題目是《李鴻章掌權》，副標題則是“在太後的恩典下出任兩廣總督”。這篇報道簡要回顧了李鴻

章在甲午戰爭後的坎坷仕途，認為正是慈禧太後在一直為李鴻章保駕護航。而李鴻章剛得到的兩廣總督位子，看似光鮮，卻是一只 “內飾刺刀的籠子”，不僅要面對法國這樣咄咄逼人的外敵

，還要對付北京的政敵們(《紐約時報》1900年1月17日)。

　　黑道
　　“平安廣東”已經在很長時間內成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粵東盜甲天下”則是全國人民幾乎家喻戶曉的說法，也成為困擾廣東歷屆官員的首要難題。
　　李鴻章要在廣東盡快站住腳，使“朝廷無南顧之憂”，必須解決一個棘手而迫切的問題︰社會治安。
　　“平安廣東”已經在很長時間內成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粵東盜甲天下”則是全國人民幾乎家喻戶曉的說法，也成為困擾廣東歷屆官員的首要難題。

　　張之洞在1885年擔任兩廣總督時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粵東山海交錯，民情獷悍，盜匪之熾，甲于他省。”岑春　在1898年出任廣東布政使，陛辭時光緒皇帝囑咐他︰“廣東土匪甚熾

，到任後宜設法剿辦。”

　　媒體對廣東治安的敗壞，也是深惡痛絕。1897年1月澳門《知新報》說︰“地球各國，盜賊之多，以中國為最;中國盜賊之多，以廣東為最。”1899 年11月的《廣東日報》，在《說賊》一

文中說︰“今日廣東，賊之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賊，官無文武，皆以防賊為慮;家無貧富，皆以防賊為慮……翻閱省港各報，其內地紀聞一欄，紀賊之現象者，十事而六七。”

　　自入清以來，廣東長期活躍著號稱“反清復明”的眾多地下幫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幫會的政治色彩褪去，成了更為純粹的黑道。粵海關在一份報告中也說︰“這個著名的三角洲一

向擁有無法無天的壞名聲，而且自古以來一直是‘海盜’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土匪出沒的所在。”

　　打家劫舍的“盜匪”與幫派會黨合流，成為典型的黑社會，組織嚴密，裝備精良，聲勢浩大。
　　這些黑幫，通過“拜會”等方式，擴充隊伍、收取會費，再通過綁票勒索、強收保護費、開設“黃賭毒”等，形成了龐大的“黑色經濟”，儼然成了“二政府”，令廣東實際上處于黑白

兩道共管的局面。

　　“黑道”盛行，不稼不穡，成為廣東社會的巨大問題，民眾不僅要供奉穿制服的政府，還要供奉這些不穿制服的“二政府”，這兩種“政府”的界限也隨著內憂外患頻仍而不斷模糊。
　　以軍警為例，為了應對列強入侵和維持社會穩定，廣東與全國一樣，不時需要招兵買馬擴充軍警力量。不少黑道人士因此流入軍中，這雖然有效解決了兵員的問題，卻令軍紀更為敗壞。

士兵公然穿著軍服入室劫掠的報道，也時常見諸于報端。

　　而政府基于財政的考慮，往往在內憂外患略有好轉後，就立即遣散新募的軍隊，卻又難以妥善安置退伍軍人。這些軍人，無論之前出身黑道還是白道，此時面臨著下崗，不少干脆帶著武

器加入了幫會。張之洞曾報告中央︰“近年海防多事以來，各路投營遣撤之游勇，紛至沓來，紛紛勾結土匪，打單嚇財，入村攔路，劫掠慘殺。”如此一來，就形成了惡性循環，為了對付日

益猖獗的“匪患”，廣東又不得不經常加強“警力”。

　　要打黑，就牽涉到經費籌措的現實問題。治安之外，各項洋務改革舉措，也都需要大筆經費，如何尋找新的財政稅收增長點，就是每任廣東督撫必須面對的難題。
　　郭嵩燾在擔任廣東巡撫時，有一次例行抓賭，被抓的一個賭商斗膽提出，願意繳納高額罰款，代替受刑。這大大啟發了郭嵩燾，之後，“以罰代禁”便成為廣東治賭的土政策，罰款收入

也成為地方財政新的增長點，皆大歡喜。

　　1875年，新任廣東巡撫張兆棟有點書生意氣，宣布嚴禁賭博，結果導致廣東的賭徒大量流入澳門，僅“闈姓”一項，澳葡當局每年就能獲得30萬兩白銀的稅收，自此奠定了澳門博彩業的

基礎。但這種“利權”的流失，大大刺激了廣東的愛國人士們。在他們的呼吁下，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後，得到了國防部部長(“兵部尚書”)、著名的湘軍將領彭玉麟的支持，說服中央同意

放開“闈姓”賭博，公開招標，每6年為一個承包周期，承包費用高達440萬元，相當于每年 73萬元，掀開了賭博合法化的紅蓋頭。在出任封疆大吏前，張之洞以高唱道德高調而聞名，如今則

被人嘲諷為︰“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煙，廣東開賭”。

　　吊詭的是，賭博合法化雖然能為政府帶來豐厚的“賭餉”，卻也同時進一步惡化了廣東的社會治安，陷入了“治亂缺錢——開賭增收——更為添亂”的怪圈。“捕務廢弛”成為中央經常

批評廣東督撫、督撫們又經常拿來敲打下屬官員的主要問題。

　　廣東黑道漸漸失控，越來越多的地方士紳，為了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幫會。黑道勢力壯大，不僅敢于與官軍正面沖突，而且也不放過境內的洋人，西江上不斷發生的劫掠謀殺外籍人士的案

件，給了一直謀求勢力擴張的英國人以充分的借口。

　　拉鋸
　　除了組織軍警進行運動式的打黑之外，廣東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辦團練與完善保甲制兩種。
　　在李鴻章之前，廣東歷屆督撫並沒有在打黑問題上掉以輕心。而最常用的辦法，就是出動正規軍“清鄉”，這成為廣東的社會常態，一直延續到民國。

　　根據張之洞的奏折，“清鄉”就是要“示以軍威，勒交匪械，如敢抗拒，即行圍捕，痛懲積惡，重治窩家。”
　　除了組織軍警進行運動式的打黑之外，廣東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是大辦團練與完善保甲制兩種。

　　團練是從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來時興的辦法，著名的湘軍、淮軍，都是團練出身，從民兵升格為國防軍、乃至成為國防軍的主力。團練在打黑中的作用，顯現于1878年，當時清遠黑道歐

就起、姚庚人、陳等，率200余人佔據佛岡廳城數日，結果被當地團練剿滅。當時劉坤一擔任兩廣總督，十分高興︰“官軍既難節節設防，全賴團練相為捍衛”，因此要求各地大辦團練，“無

事則安耕鑿，有事則習戰攻”。團練自此在廣東各地蓬勃興起。到1898年底，兩廣總督譚鐘麟成立了全省團練總局，“統計68州縣，挑壯丁65萬6000余人，始練88100余人”(《譚文勤公奏稿

》)。顯然，這個龐大的計劃，也是沉重的財政負擔。

　　辦團練的同時，廣東全省大力設立“保甲局”，“遴其族內誠實紳士十余名為局首，一面懸賞花紅購線捕匪，一面分造戶口冊籍，編立門牌”，並“將戶口人數造列清冊，仍按十家為一

甲，立甲長一人;五甲立黨副一人，十甲立黨正一人，百甲立聯董一人，以次遞加，鈐束村民;一經犯法，以次責成捆送，徇庇者查出同罪，同甲十戶知而不舉發者，按以連坐之科”(《不自慊

齋漫存》)。水上人家也一樣，“無論輪船、帆船，必編列號，互相保結，如無號數，不許駛行”(《申報》1899年5月9日)。

　　這種源遠流長的“秦王政”，試圖以連坐的威懾力量，形成遍布城鄉的預警網絡，讓黑道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但是，廣東的黑道力量實在過于強大，連坐政策反而逼著他們大力降

低入會門檻，吸引更多的成員。一般民眾、包括不少地方鄉紳，為了自保，也只好靠向黑道，客觀上令“保甲”成為“黑道”的“保甲”，誰敢通官，倒是一定會被“連坐”。

　　廣東官員指望“辦團練以助兵力，查保甲以絕匪蹤”(譚鐘麟語)的思路，在實施過程中，還大大促進了廣東的各種地方勢力迅速成為武裝集團。為了供養這些民兵組織，各地不斷出台土

政策、土辦法，向普通民眾強行攤派，民間固有的宗族矛盾、區域矛盾，因為槍桿子的失控而更趨嚴重，在客觀上推動了整個社會的 “黑幫化”。
　　李鴻章接手時的廣東，就是這樣一種狀況，已經沒人能夠說清，這大好河山究竟是誰人之天下。與前任譚鐘麟相比，李鴻章並沒有什麼更好的招數。只是，他在細節的落實上，比譚鐘麟

更有執行力。

　　1900年1月27日，到任近10天的李鴻章，經中央批準，全面放開了廣東的賭博行業，以廣開財源，籌集包括打黑在內的經費。除了早已公開經營“闈姓”賭博方式之外，山票、鋪票、番攤

、彩票、“小闈姓”等賭徒們早已喜聞樂見的地下博彩，全部合法化，由政府發放執照，招標經營。在為此而于4月23日成立的商務局中，劉學詢被任命為局長，而他擔任大股東的“宏豐”公

司，除了已經承包經營的“闈姓”之外，還承包了山票、鋪票的經營。

　　對于李鴻章到任後全面開賭，梁啟超是大不以為然的。他認為，這是李鴻章“最流毒于粵人者”。梁氏在《李鴻章傳》中評論說︰“粵中盜風之熾，其源實由賭風而來。盜未有不賭，賭

未有不盜。鴻章之勸賭也，美其名曰緝捕經費，其意謂以抽賭之金為治盜之用也。是何異恐民之不為盜而以是誨之?既誨之，而復誅之，君子謂其無人心矣。”

　　梁氏的指責，雖然在理，但看人挑擔不吃力，設身處地為李鴻章考量，還是有求全責備之嫌。日後廣東城頭上不斷變換大王旗，那些新的大王即便在野時痛責當權者誨毒誨盜，坐上位子

後也只能蕭規曹隨，大征賭稅。賭稅于廣東歷屆政府而言，不是“飲鴆止渴”的問題，“鴆”早已成了日常的飲用水源了，也從根本上保證了廣東“黑幫”的可持續發展。

　　嚴打
　　可以肯定的是，李鴻章大開殺戒，即使沒有起到震懾黑道、樹立法制權威的目的，也絕對達到了樹立李鴻章本人權威的目的。
　　在大抓賭博這個新的支柱產業的同時，李鴻章開始重拳打黑。

　　李鴻章的打黑行動，也與前任們手法相似，整頓團練、保甲，派兵清鄉。而比前任們更進一步的是，他設立了專門的打黑機構——緝捕總局，並在各地開設派出機構，以便就地審判，並

分兵五路進行大規模清鄉。而且，經中央批準，他于3月14日得到了“暫復‘就地正法’舊章”，以遏制“廣東盜匪日熾”的特殊政策。這意味著，本來要報經中央的死刑審判權，完全下放給

地方，下放到打黑第一線——李鴻章的刀因此磨得飛快。

　　“就地正法”，是大清國刑法中具有相當威懾力的一種刑罰。在《大清律例》明文規定的少數“就地正法”情形中，廣東是有這個權力的︰“粵東內河盜劫，除尋常行劫僅止一二次、伙

眾不及四十人、並無拜會及別項重情，仍照例具題外，如行劫伙眾四十人以上、或不及四十人，而有拜會結盟、拒傷事主、奪犯傷差、假冒職官，或行劫三次以上、或脫逃二三年後，獲各犯

應斬決者，?諵抨a荊　　臚趺刃姓　！

　　“恭請王命”，就是所謂的“王命旗牌”，一種代表著中央特別授權的令牌，督撫們向“王命旗牌”行禮，就算是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可以就地殺人。
　　但是，根據《大清律例》，廣東的“就地正法”權，被嚴格限制在“內河盜劫”，而且有詳細的條件限制。其實，死刑的審核權主要還是掌握在中央，並主要掌握在皇帝本人手中。每年

，所有被判處死刑的人犯，都要由皇帝本人親自核準，皇帝用紅筆打勾了的，才可以處決，這叫做“勾決”。這並非因為皇帝對法律的執行有著興趣偏好，而是因為死刑的核準權不僅是皇權

的重要體現，也是中央權威的重要標志，國家重器，不可輕易下放。

　　但在動亂年代，為了發揮專政機器的震懾作用，從重從快處決人犯，這種死刑審核權會被下放給地方官員和軍隊將領。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就地正法”權被廣泛運用，乃至濫用，戰後

，中央和地方對此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和爭議，包括李鴻章在內的地方大員們，多數都希望繼續保留自己手中的“就地正法”權，並列舉了種種特殊原因。幾經反復，中央最後還是宣布收回。

1882年刑部草擬的法案規定︰“除甘肅省現有軍務，廣西為昔年肇亂之區，且剿辦越南土匪，以及各省實系土匪、馬賊、會匪、游勇，案情重大，並形同叛逆之犯，均暫準就地正法，仍隨時

具奏備錄招供咨部核查外，其余尋常盜案，現已解勘具題者，仍令照例解勘，未經奏明解勘者，統予限一年，一律歸復舊制辦理。”

　　1885年，張之洞在廣東，為了打黑，請求中央批準授予“就地正法”權。他的理由是廣東黑道猖獗，“土匪、會匪、游勇、鹽梟、斗匪、洋盜七種合而為一”，不從重、從快進行打擊，

難以奏效。中央核準了張之洞的要求，但到了1898年就下令收回。

　　如今，李鴻章到任，為了震懾黑道，他再度祭起了“就地正法”的舊招，得到了中央的批準。
　　拿到了殺人權的李鴻章，究竟為這一次重拳打黑出動了多少兵力，難以統計。但僅在新會、順德及香山交界一帶，負責清鄉的連州代理知州李家焯，手下的兵力就有1200名，並有12艘巡

船配合(《申報》1901年1月16日)，而此時(1900年年底)，早已過了李鴻章打黑的高潮，其打黑高潮時的兵力之大，亦可見一斑。

　　而在這次打黑中，李鴻章究竟“就地正法”了多少人，更是缺乏確切的數字。澳門《知新報》曾報道︰“半年以來各屬拿獲正法不下數百余名”，但報道出籠時(1900年3月1日)，李鴻章

的打黑才剛剛開始，“就地正法”的權力還沒到手，顯然，“數百余名”這個數字是偏小的。至于瓦德西的日記里說的五六萬人，似乎又大得比較離譜。具體的數字，在缺乏“數目字管理”

的大清國，永遠是一個解不開的謎了。

　　可以肯定的，一是李鴻章的確大開殺戒，即使沒有起到震懾黑道、樹立法制權威的目的，也絕對達到了樹立李鴻章本人權威的目的。在庚子年由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激起的動蕩局勢中，廣

東保持了相對的穩定，為之後全國的復甦打下了基礎。二是即使李鴻章大開殺戒，其效果依然有限，廣東的黑道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緩解，李鴻章的後任們依然必須面對這個棘手問題。甚至

到了民國，曾經將黑道作為依靠力量、乃至主要依靠力量的新政權，也不得不在當權後調轉槍口，大力鎮壓黑道，“就地正法”，搞得廣東到處血雨腥風。

　　分寸
　　李鴻章打黑，將鋒芒嚴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參與的政治案件，這種刻意“不問政治”的打黑，正是李鴻章最大的“講政治”。
　　李鴻章的打黑，雖然殺得人頭滾滾，卻還是謹慎地拿捏著分寸。

　　“打黑”本身，並非一味殺人，而是剿撫並用，這是廣東官員們的傳統做法。在1884年中法戰爭、1894年中日戰爭時，廣東擴充軍警隊伍的主要兵源，就是招撫改制後的“黑道”弟兄們

。如今李鴻章打黑，國際國內形勢更為嚴峻和不可預測，李鴻章自然就更為謹慎，把打黑放到了“講政治”的高度。最大的表現，就是李鴻章打黑是“打人而不打幫”，只抓刑事案件，不踫

政治案件。

　　廣東的涉黑政治十分復雜，與朝局緊密相關。
　　1月24日(農歷臘月廿五)，李鴻章到達廣州僅6天，北京傳來消息，正式冊立溥?為大阿哥(“己亥建儲”)，作為同治皇帝的後裔。雖然沒明確宣布其接班人的地位，但普天之下都明白了

，這是為光緒皇帝選的接班人兼掘墓人。

　　兩天後(1月26日)，李鴻章曾經的老部下、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聯合馬裕藻、葉瀚、章炳麟、蔡元培、吳眺、唐才常、丁惠康、黃炎培等1231 人，聯名通電，反對冊立大阿哥。中央

宣布緝拿經元善，經元善逃到了澳門。而作為兩廣總督的李鴻章，近水樓台先下水，只能承擔起緝拿經元善的髒活。

　　“己亥建儲”為流亡海外的康梁提供了絕好的壯大聲勢的機會，康有為致電總署，宣稱︰“廢光緒將引起革命。”康有為早已偽造了光緒皇帝的衣帶詔，此時再打出“勤王”的口號，在

一貫的宣傳造勢之外，學習革命黨的做法，也與黑道聯手，預謀刺殺慈禧太後、榮祿等。而廣州的李鴻章、劉學詢，也被納入了刺殺的名單。

　　1月31日，農歷正月初一，在大阿哥溥?代表光緒皇帝到天壇祭天的同時，廣東文武官員則雲集于廣州萬壽宮，遙賀光緒皇帝。刺客趁機安放了炸彈，目標是李鴻章，而李鴻章偏偏沒有出

席這一儀式，躲過一劫。

　　沒有進一步的報道，說明這次未遂的襲擊究竟是何人所為，但康黨是最大的嫌疑者。康黨與黑道聯手動粗，也是因為朝廷日漸緊逼。李鴻章在赴任廣東之前，受命秘密翦除康黨，實施者

正是劉學詢。在劉的牽線下，李鴻章曾計劃請孫文出馬，在海外除去康有為等。而到任廣東之後，李鴻章、劉學詢的確動手抓捕了一些康黨成員的家屬，梁啟超記載說︰“鴻章之來粵也，蓋

朝旨以康黨在海外氣勢日盛，使之從事于鎮壓雲。鴻章乃捕擊海外義民之家族三人焉。無罪而孥，騷擾百姓，野蠻政體，莫此為甚。或曰︰非李鴻章之意也。雖然，吾不敢為諱。”李鴻章此

舉，令康有為十分惱怒。

　　康黨試圖利用“己亥建儲”之機會，醞釀在廣東等地武裝暴動，劉學詢則多方堵截。劉學詢不僅掌握著巨額的財富，而且還受李鴻章委托，掌管著李鴻章新近購置的6000條槍(《井上雅二

日記》)，是不折不扣的實權派。新仇舊恨，康黨就惦記上了這只“劉豚”，而將他與“肥賊”(李鴻章是合肥人，多被稱為李合肥，因此被康黨叫做“肥賊”)一起列入廣東必殺名單，主導此

事的，就是日後以極大的同情之心寫出《李鴻章傳》的梁啟超。
　　其實，康、梁對李鴻章的仇恨，一是因為對國內政情隔膜而致，二也因為保皇黨亟須一張“投名狀”來顯示實力。

　　李鴻章其實完全稱不上是康梁的敵人，他本人甚至不憚于自稱“康黨”。赴任廣東之前，李鴻章曾與慈禧面談，談及緝捕康有為之事。李鴻章說︰“他們都是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

用不著怕。”慈禧問︰“何以外人庇護他，與我為難?”鴻章說︰“外人不懂華情，故擬以國士待之。他終久必弄清楚，驅逐唯恐不及。”慈禧說︰“有人說你是康黨。”鴻章說︰“廢立之事

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慈禧不語。(《慈禧傳信錄》)

　　而在前往廣東上任的輪船上，李鴻章曾與幕僚閑談，說奉太後命捉拿康梁，如抓住，功勞甚大，或許超過平滅“發捻”(太平軍和捻軍)，或許還可以再進爵。李鴻章問佷婿兼幕僚孫仲愚

︰“是否康黨?”孫干脆回答︰“是。”李鴻章問︰“不怕捉嗎?”孫答︰“不怕。”李鴻章說︰“我不能捉你，我也是康黨。陛辭時，有人劾我為康黨。”

　　李鴻章對搜捕康黨並不熱心，極為敷衍。到任後，中央在2月12日曾電令李鴻章︰“逆黨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外洋。日久未能弋獲。該犯等罪大惡極。神人共憤。其廣東本籍墳墓。著李

鴻章查訪確實。即行刨毀。以儆凶邪。”(《光緒實錄》)2月17日的《紐約時報》以《懸賞捉拿改革者》為題，報道李鴻章奉命摧毀康有為的祖墳，並懸賞10萬兩白銀捉拿康有為，死活均可。

　　3月1日，李鴻章給中央回電︰“康梁罪大惡極，直欲乘機起事，豈留一道墳所能制止，請稍候。”不願意去刨人家祖墳。這令中央極為不滿，康有為後來特意給李鴻章寫信表示感謝。
　　不僅對于康黨，對于孫文的革命黨，李鴻章也沒將他們列入打黑的目標。李鴻章打黑，將鋒芒嚴格限制在黑道造成的普通刑事案件，而不涉及黑道所參與的政治案件，這種刻意“不問政

治”的打黑，正是李鴻章最大的“講政治”。這其中，當然多少有些“養寇自重”的意味，但更是李鴻章急于清理和穩定廣東局面、令 “朝廷無南顧之憂”的需要。

　　在京師及整個華北陷入大動亂之時，李鴻章能在短短半年時間就將一個烏煙瘴氣的廣東穩定下來，與康黨和革命黨之間的默契十分相關，這種默契在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廣東各界共謀“

兩廣獨立”並推李鴻章擔任“總統”時，體現得更為清晰。
　　純治安角度的辣手打黑，與政治上的相對寬松，實際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李鴻章老到的政治手腕。

　　和諧
　　李鴻章最大的維穩措施，是當中央發布對11國的宣戰詔書後，他在全國督撫中率先宣稱︰“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在打黑的同時，李鴻章也大抓和諧建設，試圖削弱“黑”的基礎。

　　此時席卷了華北的義和團，其主要根源之一就是西方教會為了拓展傳教而激化了鄉村社會的固有矛盾。在列強外交官的支持下，教會利用超國民的“領事裁判權”，為信教民眾(“教民”

)提供政治和經濟上的特殊利益，不斷干預中國的基層司法。這令“教民”在鄉村成為一個有利可圖的身份，“吃教”者日益增多。這與宗族矛盾、鄉村矛盾結合之後，刺激了非教民對教會及

洋人的痛恨，導致了華北農村的族群分裂。(參閱雪珥策劃之鳳凰衛視專題片《國難1900》)

　　李鴻章深知其中情由，因此，他在到任後的第2個月(2月24日)，就嚴令地方官，切實劃明牧師和教民的權限，不令藉教為護符，魚肉鄉民。這實際上是在廣東切斷了“民教”仇恨的根源

，否則，以廣東歷史悠久的幫會傳統，很容易與強勢的教會及其背後的列強發生大規模沖突，局面會更難控制。

　　在約束教民的同時，李鴻章在處理西江劫案等涉外案件中，借助打黑的氣勢，果斷殺伐，不給英國進行外交甚至軍事干預的借口。盡管在6月5日，英國議員還在國會宣稱︰“李鴻章如果

不能平西江盜匪，英國將自行處理。”但李鴻章的雷厲風行，令英國難以下手，這也為廣東在庚子年的大動亂中不至于糜爛爭取了外部環境。7年後(1907年)，治安惡化的西江航道，果然引起

了英國的武裝干涉，史稱“西江緝捕權”之爭。

　　李鴻章最大的維穩措施，是當中央發布對11國的宣戰詔書後，他在全國督撫中率先宣稱︰“此亂命也，粵不奉詔。”7月3日，李鴻章明確命令兩廣地方文武官員，不得張貼宣戰詔書。對

此，東南各封疆大吏紛紛響應，在盛宣懷的穿梭下，東南各省與列強達成了協議，保持“中立”，互不干擾。這就是“東南互保”。

　　“東南互保”避免了半壁江山陷入動蕩和戰爭，為大清帝國保存了元氣，同時也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權威，令其對全局的掌控能力進一步下降。
　　李鴻章與張之洞等地方諸侯，都在此時大力購置軍火，積極擴軍，李鴻章的新購軍火，足足可以裝備一支25000人的新軍隊，而張之洞則瞞著中央向日本派出了軍事代表團，領頭的就是他

的兒子。在庚子年變幻莫測的局勢中，讓自己的勢力更高、更大、更強，是他們的首要追求。

　　對于李鴻章的打黑，梁啟超評論道︰“李鴻章之督粵也，承前督李瀚章、譚鐘鱗之後，百事廢弛已極，盜賊縱橫，萑符遍地。鴻章至，風行雷厲，復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殺

戮無算，君子病焉。然群盜懾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賴以小安。”
　　這種“小安”，為大清帝國不至于在庚子年的大亂中就灰飛煙滅，打下了相當的基礎，贏得了點喘息的時間。但這種“小安”並不穩定，李鴻章離開廣東之後，治安問題幾乎立即回彈。

　　辛亥前後，白道、黑道日益融合，黑道漂白之後過河拆橋的戲碼也不斷上演。眾多有著黑道背景、依靠黑道起家的民國新貴們，登堂入室、坐穩江山後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剿匪”。

而中央權威的缺失，令“就地正法”成為地方強者的天然權力，民國初年的廣東打黑也越來越成為政治勢力清洗異己的“黑打”。
　　一池原本就黑的水，攪的人多了，就更為渾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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