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x4接口:《43位战犯的后半生》12、翁文灏

　　翁文灏（1889—1971）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 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 者、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着的学者、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 的创办者之一、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第一位系统而科 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 、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开发中国第一 个油田的组织领导者。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他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 府秘书长等职，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在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他选择了新中国 。1951年，他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
　　求学之路 翁文灏，字咏霓，1889年7月26日（光绪十五年己丑六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鄞 县石塘镇一个亦农亦商的士绅家族。6岁时，母亲去世。幼年的翁文灏作为翁家的 长房长孙，聪慧可爱，颇受祖母的宠爱，毕竟“幼龄失恃”，因此他并没有沾染 那些纨绔子弟的恶习。
　　6岁那年，翁文灏入私塾就学，熟读了《千字文》 《幼学琼林》 《论语》 《孟 子》 《圣谕广训》等。1902年，翁文灏考取秀才。第二年秋天翁文灏赴杭州参加 乡试，名落孙山。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的第二年，翁文灏考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 办的震旦学院学习法文和数学。在这里，翁文灏喜爱阅读《清议报》 《新民丛报 》及《天演论》等新书刊，从而确立了救国报国的志向。1908年，他顺利地读完 了两年预科，参加了秋天在杭州举行的第一次官费留学考试，以第7名的好成绩获 得官费留欧资格。不久，翁文灏来到欧洲，入比利时的鲁汶大学，选择了地质学 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
　　1911年，翁文灏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候选学位，即攻读博士学位资格。此后， 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地质学的野外考察和室内显微镜下的研究，第三年暑假的全 部时间都用于到比利时各地进行地质旅行，考察地质和煤田构造，并为博士论文 做岩石标本搜集工作。在盖生教授的指导下，翁文灏把博士论文的方向定在了对 比利时火成岩石的分析。比利时地质绝大多数为水成岩层，火成浸入岩只有葛纳 (Guensst)与勒辛(Lessines)两处，所以以往极少有人问津这个题目。由于两处火 成岩的性质相同，翁文灏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勒辛。经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对所采 集岩石标本认真的室内显微镜下研究，翁文灏用法文写出他的博士论文：《勒辛 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论文共28页，后附有显微镜照片3张。
　　1913年翁文灏以优秀的成绩通过博士毕业考试初考。由于比利时学者一向忽视对 火成岩的研究，翁文灏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镜研方法有所发展” 。他不仅被授予理学博士学位（Doctouren Science Minerale)，而且论文被列为 最优等，在学校的地质专刊上发表。这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篇地质学博士论文， 翁文灏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
　　报效祖国 1911年辛亥革命时，翁文灏在比利时率先悬挂新国旗，以示庆祝，还和同学一起 ，捐资给由美经欧洲的孙中山，帮助他早日返国，领导革命。这是翁第一次公开 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1913年末，翁文灏离开了比利时，离开了欧洲，乘船沿来 时的航线回返祖国。
　　回国后，翁文灏拒绝了一中英合资企业总工程师职务的邀请，回宁波省亲后即转 往北京，任成立不久的地质研究所唯一专任的讲师，次年改任教授。
　　北洋政府为慎重选用人才，在1915年初组织了留学生甄拔考验委员会，对回国留 学生进行甄拔考试，名列超等者总共8人，翁文灏为其中之一，且是矿科中唯一获 得超等者。
　　1916年后，地质研究所改为地质调查所。1921年，丁文江辞职，翁文灏代理地质 调查所所长，1926年6月正式接任。地质调查所初期，翁文灏主要精力用在我国矿 产资源的勘探和科学研究上，特别是对铁矿资源的勘探调查。从1920年代初起， 在翁文灏主持下，地质调查所开始大面积的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工作，测量绘制 一百万分之一的国际分幅地质图。
　　为了推动地质科学研究的发展，翁文灏花很大精力筹备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他委 托谢家荣、袁复礼起草学会章程，并亲自审阅修改，译成英文征求意见，又与丁 文江、章鸿钊进行了详细商议。在翁文灏等筹备下，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 会召开会员大会，宣布学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首届评议会(理 事会)职员，推举章鸿钊为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为副会长，会址设于地质调查所 的图书馆。同年，翁文灏即代表地质调查所和中国地质学会，出席了在比利时召 开的国际地质大会，与国际地质学界建立了初步的联系。中国地质学取得的成就 开始为国际学术界所了解。学会从1922年起出版一份英文季刊《中国地质学会志 》作为会刊，1936年以后，另外出版中文版的《地质论评》，用于国内交流。从 学会成立到1949年以前，担任会志编辑工作最长的是翁文灏。自1925年到1937年 ，他一直是会志主编，由他主编的会志共有45期。这些刊物中，一本最多时有近 700页，最少也有近300页。翁文灏每一篇每一页都认真地阅读、修改，而这一切 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在翁文灏等人的努力下，学会会志成为国际地质学界重 要的杂志之一。翁文灏首任副会长，并先后四次被选为会长(理事长)，主持学会 工作，是1949年前担任会长职务时间最长的人。
　　1926年10月，翁文灏应邀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科学大会，他在 大会宣读的论文《中国东部的地壳运动》，立即引起众多地质同行的关注，该文 已有了燕山运动的全新概念。1927年2月，翁文灏在题为《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之 地壳运动及火山活动》的会长演说中，正式提出了着名的“燕山运动说”。燕山 运动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和太平洋区域地质学的重大成果，它使“环太平洋构造 ”这个全球概念，获得了完整而现实的内涵。
　　1920年代是翁文灏地质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这时候，他刚过“而立之年”，精 力充沛，较少社会活动。翁文灏以自加的“十二分策励”，发表了大量的野外调 查报告、室内研究成果、综合性和理论性很强的论文以及重要的学术演说，确立 了他在中国地质学界的权威地位。
　　1920年12月16日甘肃海源（今属宁夏）8.5级特大地震发生后，翁文灏率王烈、谢 家荣等，亲赴甘肃地震地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这时震区余震不断，既没有先 进的交通工具，又没有精良的设备仪器。他们以骡车代步，克服了许多今天难以 想象的艰难困苦，记录了大量实地数据。由于工作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又极少 休息，翁文灏劳累过度，双腿浮肿无力，连路都走不动了，他对自己说：“我千 辛万苦赶来甘肃，难道是为养病吗？”他以坚强的毅力，拖着带病的身体，饥一 顿，饱一顿，坚持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 创举。　　回到北京后，他参考外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阅读分析了中国古代史籍，特别 是各种地方志中对历史上甘肃所发生地震的记载，并将这些材料进行排比、计算 和统计，编制了一批统计表格，对历史上甘肃所发生的地震给予全新的科学的考 察和分析，揭示了自公元前8世纪以来甘肃地震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他撰写的《甘 肃地震》等一系列论文，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指出了初步的地震 区域的轮廓，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并首次绘制了一张到现在看来还是十 分合理的《中国地震分布图》。
　　经过翁文灏数年筹备，“实业部地质调查所鹫峰地震研究室”于1930年正式挂牌 。这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现代地震台。这一年的9月20日，鹫峰地震台记录到了 发生在土耳其的一次地震。中国的地震科研事业从这里真正开始了。
　　翁文灏作为所长，自始至终从宏观上组织领导了周口店的发掘、科研工作，调动 各方面的积极性，团结不同国籍、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长期相处，密切合作。北 京猿人的发现，用黄汲清的话说，“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功劳并不在步达生、 杨钟健、裴文中之下。” 1930年，翁文灏主持了《申报馆地图》的编写与出版，组建了地理学会，担任第 一任会长，撰写了《中国地史浅说》 《中国山脉考》等重要着作，在地图学、地 史学、地文学等多方面推动了中国地理科学的发展，被公认为“我国地理科学的 创始人之一”。
　　学者从政 当年翁文灏留学归来时，他的家道已经中落，他既要赡养双亲，小孩子又接连出 生，生活十分困窘。但长期以来，他洁身自好，为了维护地质调查所创办初期同 仁相约不在两个机关拿全薪的原则，他在大学兼课从不拿薪金。后来担任清华大 学代理校长时，他把会计科派人送来的薪金全部退回，作为清华学生的奖学金。
　　当时，他的亲家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想拉他一把，请他去做税务官，并且很 坦直地对他说：“这个差事即使是奉公守法的人，一年也可有六万元的好处，你 去做一年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回来研究你的科学也不迟。”翁文灏婉言谢绝 说：“你的好意我领了，我的生活很简单，用不着那么多钱。” 早年，翁文灏主持创办了清华大学地理系，担任首任系主任，并一直兼任教授。
　　1931年7月3日，南京政府教育部以翁文灏与清华的关系，令其出任清华大学代理 校长。虽说在职时间不长，毕竟是他从政的开始。1932年11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 政府参谋本部内成立了一个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 由蒋本人亲自担任，由翁文灏任秘书长。国防设计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 统计和相关问题的计划草拟。到1935年4月更名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
　　翁文灏尽管对任公职没有多少兴趣，但仍重视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工作。他主张国 防设计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宜扼要而不宜宽泛，宜具体而避免笼统”。他为设计 委员会提出了四大工作目标：外交及国际调查、国防科学的研究、拟订国防经济 建设计划、策划临时应变措施。并要求设计委员会平时即须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 交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尤其是要注意“列强在中国之政治及经济利益如何，中国 对之有何法可以表示亲善或抵制侵略”；还要研究“各国党派政策之异同”。对 国防科学研究，他要求注意搜集国外有关国防新发明的情报，引导国内学术机关 从事国防研究。对现在尚未着手开展的有关国防科学问题的研究，要采取补助和 提倡的方法。面对日本日益暴露的侵华野心，翁文灏也提出着重于军事、原料和 交通三个方面，加强策划临时应变措施。当然，对委员会的具体事情，他并未太 多过问。
　　1933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翁文灏为教育部长。当时翁氏继母去世，他以母亲亡 故丁忧，坚拒上任。1934年2月，春节还未过完，翁文灏乘车去浙江考察石油，路 遇车祸，身负重伤。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下令医院全力抢救，一定要救活翁先生 ，并派来了医生、接来了家属。几个月后，翁终于痊愈。翁文灏从此对蒋有了知 恩图报之念。
　　1935年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并立即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设秘 书长和政务处长主管行政院内日常事务，实际等于行政院长的幕僚领袖。蒋介石 决定让翁文灏担任他的秘书长，而且主意一定便不容推辞。因为这次很有几位阁 员出自资源委员会，该会设三元巷内，好事者即称之为“三元巷内阁”，也有人 称之为“人才内阁”，同时又有了一个新名词，叫“学者从政派”，主要指翁文 灏、蒋廷黻（政务处长）等知名的科学家、教授，放弃学问的探讨，转而投身宦 海的这些人。
　　1937年5月，英王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孔祥熙率团往伦敦祝贺。翁文灏作为使 团秘书长，任务是探询欧洲对中日即将发生战争的态度，“考察接洽几项经济事 业”，“更拟实地看看人家的人事组织、管理方法”，“并访问学术机关与地质 人物。在英国，他被聘为伦敦地质学会名誉会员，并获得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荣 誉博士称号。在德期间，他与德国国防部、国家银行商洽中德两国经济合作事宜 ，并与克虏伯签订了建设钢铁厂的技术合作合同。翁文灏还被德国柏林工业大学 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赫勒自然科学院(Akadermie Naturaforsher，Halle)还聘其 为国外会员。接着他以地质学家的身份，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地质学大会， 被推举为大会副主席并担任煤田地质组主席，还参加了“万国地图及地层学辞典 ”的讨论。这也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参与国际地质大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还 参观了苏联建设。
　　从欧洲回国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他立即投身于抗战之中，担任军事委员会负 责国防工业的第三部部长，兼任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与资源委员会秘书长， 1938年，翁文灏担任经济部长。抗战末期又担任战时工业局局长。由于日本帝国 主义大举入侵我国，华北及东南沿海大中城市先后沦陷，翁尽力组织国营厂矿和 协助民营企业将机器设备往内地拆迁，在西南和西北各省复工或建厂，恢复生产 并提高效益，并协助供应原料，调整产销，以至技术辅导。翁大量遴选专家、学 者在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任职，如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统计学家吴半农、采矿 专家孙越崎、复旦大学工学院院长林继庸、师范大学教授卢郁文等。他们在组织 工厂内迁、恢复和发展工矿生产的艰巨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给翁以极大支 持。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翁文灏致力于发展后方工矿企业，组织和委派专家学 者去主持开发和组织生产。数年间，先后在江西、湖南开掘钨矿、锑矿，在四川 天府、南桐扩建煤矿，在甘肃玉门开发油矿，在叙府、遵义、北泉开办酒精厂等 等，对抗战军需和我国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43年重庆国民政府成立 战时生产局，翁文灏任局长，配合美国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组织军、民厂矿合作 生产前线和后方急需的物资。他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后方工矿业的发展建设上。
　　在经济部系统内，几乎看不见有什么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工作人员大多是埋头技 术或潜心学术的知识分子。当了经济部长，他才由蒋介石亲自推荐加入国民党。　　据说到了1945年经济部机关才正式成立区党部。开会时经召集人一再敦请，翁文 灏才到会讲话。他第一句话便是：“我这个党员是蒋总裁硬派给我当的，所以很 不够格，也设什么话可讲。不过我今天只讲一句话，”说着他把手指向墙上孙中 山遗像两边的条幅，“革命尚未成功，这句口头禅已念了多少年了？要念到哪一 年才算完？同志仍须努力，你到底努力了些什么？望望总理这两句遗言，心里不 感到惭愧吗？”话音未落他便点头退席。
　　抗战胜利后，行政院成立“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翁文灏为主任委员 ，负责接收、处置等工作。
　　残局乱象 1945年冬到1946年初，翁文灏五次上书蒋介石申明自己“原为对日抗战而参加政 府工作，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坚决请求辞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职务(战时 生产局于1945年12月27日正式宣布撤销)，欲往欧美游历，考察科学技术状况，“ 退而研学”。蒋介石虽然同意他辞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但 仍留他任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只得勉强同意。翁文灏原本只想搞一些类似开发 石油这样的具体工作，但不久蒋介石命令他回任资委会委员长。1948年5月，翁又 被任为“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被绑上了内战的战车。7月中旬，他担任行政 院长两个月之后，蒋介石把陶希圣执笔的反共讲演词交给翁文灏，要他去讲播。
　　翁文灏推辞说：“陶希圣写的稿子是按着蒋先生的口气，还是蒋先生自己讲为好 。”蒋介石当时点点头，软中有硬地说：“我自然会讲，但你是行政院长，也应 该讲。”翁文灏迫于压力和感情的双重矛盾，不得不于7月24日在南京电台上向国 内外发表了要坚持“戡乱”、反共到底的讲话。
　　为了挽救已近崩溃的经济，7月，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人士”名义参加“行宪国 大”入阁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提出改革方案，要求发行新币──中华金圆以收兑 法币、东北流通券及台币；将黄金、外币收归国有；冻结物价；严格控制预算支 出，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
　　翁文濒原计划赶在立法院7月底休会以前完成方案定稿，提请立法院召开秘密会议 ，审议通过，以符合法定程序。但蒋介石首要考虑的并不是如何做才符合法定程 序，他认为立法院人多嘴杂，不易保守秘密，方案只要一提交立法院，很快就会 满城风雨，天下皆知。而这个方案公布前稍有走漏，其结果如何就很难驾驭了。
　　因此翁文灏将拟定的有关文件送交蒋介石之后，蒋介石以要详细阅看为由，把方 案压下来，直至立法院宣布休会之后，蒋介石才令翁文灏等立即携带有关资料与 其当面商讨，具体议定了改革实施方案及实施时间表。
　　按照事先的计划，5月20日在行政院组织了一个经济管制委员会，全权主持此次经 济改革，翁文灏以行政院长兼主任委员，王云五、俞鸿钧等6人为委员，徐柏圆为 秘书长。当天，蒋介石绕过立法院，直接公布了这个经济改革方案，企图控制金 银外汇，整理财政，实行经济管制相配合，以改革币制为出发点，通过控制外汇 平衡国内国际收支的手段，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以挽救滑向崩溃的经济，挽救 滑向崩溃的南京政权。
　　南京政府严刑峻法的恐吓，信誓旦旦的宣传，使身受通货膨胀之苦而对经济安定 、物价平稳极度渴望的老百姓，将手中通过各种方式积存的黄金、白银、银元、 银角、外币统统拿到银行，兑换成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金圆券。到9月底，全国各地 收兑金银及外汇，一共折合价值约1．6亿美元。
　　但是，金融改革的内幕被高层透露后，立即在全国各地发生抢购风潮，通货膨胀 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11月1日，行政院不得不正式宣布废止经济管制令， 取消限价。11日行政院又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除将外汇汇率改为20元 金圆券折合1美元外，主要是将金圆券发行限额20亿改为“金圆券发行总额另以命 令定之”。接着又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结果发生了挤兑黄金的风潮，昆明 还发生了捣毁中央银行事件。国民党政府乘机宣布停止兑换黄金，民怨更烈。很 快，金圆券就如同南京大街上的梧桐落叶一般，通货膨胀近乎达到天文数字。
　　鉴于经济改革已经失败，11月3日翁文灏内阁提出总辞职。11月26日，蒋介石同意 翁辞职，翁在任六个月零两天。孙科组成第二届内阁，翁文灏仍挂名政务委员。
　　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宣布的战犯名单中，翁文灏列名其中。此时，奉蒋介石 要求政府官员眷属首先撤退的指令，翁文灏已将父亲、妻子及大儿媳和孙女们送 往台湾。他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沮丧、懊悔，茫然四顾，坐卧不安。他 曾指着报纸上的战犯名单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可以留，我只有去台湾。” 年底翁文灏到了台湾，住在嘉义中国石油公司的宿舍里，每日无所事事，不免有 日暮途穷的感觉。人到穷困之时，往往容易回忆自己的过去，总结一生的成功与 失败。在嘉义，他回顾了自己过去六十年的历史，写下了数万言的《年谱初稿》 。春节过后不久，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突然由南京飞到台湾，向翁文灏转达李宗 仁的口信：请翁先生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翁文灏本想去询问蒋的态度，但与长子翁心源的溪口之行，亲眼见蒋介石不仅没 有真正引退的诚意，反而在调兵遣将，积极布置反共军事行动，这更促使他下决 心脱离蒋的束缚，支持李宗仁的和谈行动。
　　3月7日，翁文灏担任李宗仁代总统的总统府秘书长。此后，南京政府对于和谈问 题多次商讨，翁文灏均出席会议。4月1日，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组成的 南京政府代表团前往北平，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正式进行和平谈判。翁文灏目送飞 机向北飞去，暗中祈祷和谈成功，和平早日到来。
　　在南京政府最后决定是否接受和平协定的会议上，翁文灏表示同意接受，但阎锡 山等竭力反对。由于蒋介石的阻挠，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翁文 灏的希望再次落空。人民解放军很快兵临城下，在隆隆的炮声中，翁文灏于4月2 3日飞往上海。
　　境外徘徊 准备去台湾的前两天，孙越崎再次劝他让心源留下。翁心源也表示不想去台湾， 并请父亲到台湾后把自己的妻子、女儿送回来。翁文灏对心源的选择表示支持， 并在到台湾后不久，即将他的妻女送回大陆。他四个女儿都已结婚，随夫婿各奔 东西，另两个儿子分别在无锡、上海工作，翁文灏也没有让他们随自己赴台。从 5月20日到6月2日，他住在香港。至台一行后，又于7月14日起，仍留在香港。他 内心常记挂内地，极想早有机会回到沪上。
　　1949年9月27日，孙越崎在香港轮船码头遇见了翁文灏下船，一问才知道翁文灏要 去广州，向李宗仁辞去秘书长的职务，脱离国民党政府。翁先生年过花甲，只身 一人到处奔走，不知将来归宿何在，孙越崎不免心中动情，说：“翁先生，资源 委员会的人都留在大陆了，不久我也要回大陆，你的儿子、儿媳，孙女他们也都 在大陆。只有你和老父老妻三人流落海外，晚景太凄凉了。”一阵江风扑面而来 ，翁文灏打了个冷颤，叹了一口气说：“我何尝不想回大陆呢，不行啊，我的罪 过太大了，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孙越崎建议他先在香港住一段时候，托 人与共产党慢慢联系，得到许可就可以回家团圆。这时，翁文灏抬起了头，说： “我还是要想办法回去的。”说着，双眼竟有些湿润了。孙越崎不想再加重老朋 友心中的沉重，就换了口气，充满信心地说：“只要你有回国的决心，也不见得 没有希望，现在重要的是要做两件事：一是你必须与蒋介石一刀两断，他一直都 在利用你，发‘戡乱令’，发‘金元券’，这些事都害了你，你应该恨他。”翁 文灏觉得老朋友的话很在理，便问：“第二件事呢？”孙说：“第二件事，就是 赶快把老父老妻接到香港，将来万一不能回大陆，住在香港也比住在台湾好。” 但这时，他的小女儿刚生产，不宜远行。经再三考虑，他将父亲和妻子由嘉义迁 到台北，与小女儿一同居住。台北是来港必经之路，有机会时即可及时来港赴大 陆。　　上海解放的第三天，陈毅和曾山亲临上海资源委员会大楼，向参加保矿护产、迎 接解放的资委会人员讲话。谈到翁文灏时，陈毅表示：“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 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驻中国石油公司的军代表徐今强积极 鼓励翁心源争取使翁文灏早日回国。前资委会副委员长、时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 的吴兆洪也积极与各方联系，促翁回国。
　　中央的明确指示使翁心源极为欣慰和振奋，他立即准备赴港。行前打电报给父亲 ：“我将来港探亲，盼接祖父和母亲来港。” 翁心源于10月25日抵达香港，将中央的指示要求和上海解放后各方面的情况详细 面告父亲。翁文灏很快拟就自白书一篇，文长两千余言，首述个人历次从政经历 ，最后表示：“余本身志愿，本非从政之才，更无从政之愿。以前求学范围，地 质之外，兼重地理。历年经行所及涉猎尚多。甚愿得有余时，阅读记录，为此新 时代之一良民，倘能如愿，实所企盼。” 当时孙越崎应中国共产党之邀正要北上，于是翁文灏托孙携带一份进京转呈中央 ，另一份由翁心源亲带上海。翁文灏还给邵力子写信，希望通过邵力子与中央沟 通信息，争取尽早回国。翁心源特于29日致信吴兆洪，先期报告以上经过，请其 转告有关方面，以便早日获得联系并将具体指示通知香港。
　　翁文灏此时此刻既不是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也非为一家老小的安危惶恐，他唯一 忧虑的是自己的一世声名。
　　就在9月19日，原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着名军事家杨杰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 务暗杀，这使在港观望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个个如惊弓之鸟。而后，洪兰友又亲自 登门探望，更让翁文灏心神难定。翁心源到港不久，不知台湾方面是否闻到了什 么，陈诚又亲自打电报给翁文灏，邀他赴台北“经理政务”。台湾方面的注意使 得翁文灏感到自危。
　　翁心源给吴兆洪的信发出之后，11月4日孙越崎也带着翁文灏的自白书离港北上， 而北京、上海都迟迟没有答复。原来翁的自白书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 政院长宋”等字样，连居中沟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
　　翁文灏下不了决心，继续留香港等待指示，又怕做杨杰第二。翁氏父子反复商议 的结果：翁文灏先行离港赴法国巴黎暂避，翁心源携带自白书陪同祖父和母亲回 大陆。他们认为：这样做，翁文灏本人这次虽然不能一齐回来，但家眷先回可以 说明翁愿回国的决心，同时翁单身在外，无家眷拖累，行动可以比较灵活和慎重 。
　　翁文灏给台湾留下一纸辞职书，辞去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国 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于11月下旬悄然离港赴法，翁心源则陪同祖父和母亲乘船 返沪。
　　在国内，翁心源等一方面积极与翁文灏保持联系，不断通报国内情况，同时也通 过各种关系向上级反映翁文灏迫切归国的愿望。
　　周恩来考虑到让一个孤悬海外，对共产党、新中国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人做出深 刻思想反省的实际困难，于1950年4月下旬面告邵力子：中央允准翁文灏先行由瑞 士转苏联回国，回国后再商定发表声明。邵力子当即于4月29日致函翁文灏，转达 周恩来的指示。信中说：“对于先生欲早归国土，许为爱国，对于过去一切，亦 并无不可谅解之症结。”关于自白书一事，最后同意可径到北京，“倾诚相谈， 再定稿发表”。
　　接到邵力子信的时候，翁文灏依然在最后一道防线前徘徊。他对“必须划清界限 ，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似乎有一种难以启齿的羞涩，回信要求声明中只做自 责，不骂他人。
　　翁文灏到巴黎后，一方面等待中共对他“自白书”的反应，一方面潜心读书，欲 探究世界潮流所向，各国盛衰之理，为此还翻译了一本《近世西洋通史》，“试 从海外深思考，静察潮流涌险夷”。
　　1950年初翁文灏曾到英国一游，参观访问了一些学校、工厂和地质研究机构，特 别是应李约瑟教授之邀赴剑桥大学访问，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老友相见，翁文 灏感到十分的高兴。他见李约瑟“室中满架中国旧籍……案中置《计然新书》 《 文物要论》”，整日寝馈于此，埋首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不免触景生情，想 自己学业荒疏，背井离乡，不由得黯然伤神。
　　从英国回到巴黎以后，翁文灏将精力转向地质学，“历访地质学诸老友”，“并 时至巴黎大学地质学系及地球物理系之图书馆阅书”，“7月至勃里诺尔考察铝矿 地质”。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和美国方面开始关注翁文灏 的行踪。台湾驻法国“大使”段茂澜三天两头约请他吃饭，或登门拜访，促其早 日赴美。美国雷诺金属公司致信翁文灏，欲高薪聘为公司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 也来函相邀。美国矿冶工程和机械工程学会甚至表示将特开大会欢迎名誉会员翁 文灏赴美。10月，美国驻法使馆三秘斯柏劳司还亲到翁文灏寓所，表示尽管美国 对国民政府的高官去美一律拒签，“惟独对你例外”。
　　翁文灏辗转反侧，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翁心源在国内也心急如焚，担心夜长梦多 ，父亲最后欲归而不能。为了争取早日使翁文灏回国，周恩来特意指定一位秘书 ，专门负责与翁心源联系。他们经常给翁文灏写信，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情况。
　　固执的翁文灏不改当初“宁当战犯，不做白华”的意愿，他写道：“归乡尚少把 握，叛国决非素心，审顾国局，不应逃亡，宁冒艰辛，归向祖国。”他给爱子翁 心源写信说：“我心已定，不愿在外蹉跎，近日即将归来。”1950年12月，翁文 灏从法国来到了伦敦，准备乘飞机先到香港。不料，英国当局竟以停发护照，加 以阻拦。他只好退回法国。
　　回归祖国 经过种种努力，1951年2月28日上午9时，翁文灏终于乘飞机离开法国，当天下午 抵达香港。经有关方面的协助，翁文灏次日乘船经澳门进入广州，3月7日抵达北 京，翁心源夫妇和孙越崎到车站迎接。
　　当天下午，翁文灏被安排住进王府井饭店。翁文灏的第一项工作是清理自己的思 想，对以往进行一番总结。统战部的干部专门与他进行了谈话，希望他做自觉者 ──自己觉悟，又送来了毛泽东的着作：《论新阶段》 《新民主主义论》 《论 联合政府》 《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希望这些书能对他的觉悟起些促进作用。
　　翁文灏对毛泽东的这些着作大部分是看过的。特别是在香港避居的时候，他“一 个人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书桌上摆满了和共产主义有关的书”，但今天再读它们 的滋味已经大不相同。3月15日，翁文灏起草了一篇约12000多字的文章《反省以 往错误回到人民中间》，让翁心源拿去向孙越崎、邵力子征求意见。他还参阅了 吴晗的《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冯友兰的《一年学习总结》，王芸生的《几 点反省》，费孝通的《我这一年》等文章。3月20日，在邵力子的陪同下，翁文灏 前往北京饭店接受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的召见。徐冰首先对列名战犯一事做了说明 ，表示翁文灏也许罪状较轻，但究竟有罪，必须有所认识，周总理允许回来，意 在让你立功赎罪，并且希望翁文灏把美蒋勾结的情形具体报告。随后的几天中， 翁文灏全力倾注于对反省文章的修改，邵力子等人也积极提供修改意见。先是邵 力子将题目中的“错误”二字换为“罪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又通过黄绍竑 将自己的意见转告翁文灏，并指示黄绍竑不妨帮助修改修改。黄绍竑与翁同属新 政学系，1930年代起就交往濒繁。他认真看了翁文灏的反省文章，并专门去找邵 力子面商意见。4月6日，黄绍竑将与翁文灏、邵力子、孙越崎等商议的修改意见 ，先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周恩来表示可行。翁文灏就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周恩 来的指示，再次修改文稿，于20日由黄绍竑面交周恩来，誊抄的另一份于26日上 报统战部徐冰。经过这一番学习、讨论、修改，又有周恩来口头表示可行，翁文 灏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回想自己从欧洲留学归来以后四十年的人生历程，世事 沧桑，终见国家统一，致力建设，不由得心情舒畅，作诗一首：　　自问平生用力多，盼看宗国多靖和。
　　悲因封建传廷庙，遂见更张起浪波。
　　自赖英豪知世务，庶凭良药克沉疴。
　　新规祝祷鸿运转，往事牺牲不为苛。
　　翁文灏似乎又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或许他认为自己内心是真诚地归附，别人 应该理解他的真诚。但是了解是需要时间的，况且了解也不等同于理解。
　　5月17日晚，王昆仑突然来访。王昆仑曾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此时是全国政协常 委、政务院委员。翁文灏与之虽无很深的交往，但也算是旧相识。看过翁文灏的 反省文章，王昆仑认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罪过，十分坦白 ，人民自能了解，行动便能自由，不必多讲理论”等等。王昆仑的一番评说又让 翁文灏心中不免疑惑，但黄炎培与孙越崎颇不以为然。黄炎培认为周恩来以前曾 与他谈过应争取翁文灏回国的事，这说明共产党中央对翁文灏是争取的，只要稍 为等候，一切不成问题。孙越崎觉得，王昆仑在谈话中没有提及邢西萍(徐冰)， 可见这只是王昆仑个人的意见。不久，吴景超又来拜访，告知潘光旦等听说有关 方面认为翁文灏的文章不够具体，因此劝他在文章中多加入一些具体的事实。这 不能不引起翁文灏的重视。他再次着手修改反省文章。几天以后，孙越崎又来相 告，统战部有关同志特意约他谈了翁文灏反省文章之事，认为“须用人民观点， 放下知识分子自尊思想，批评以往政治错误，丢掉包袱，方得新的觉悟”，并请 翁文灏按此意对反省文章再予修改。
　　既然统战部已有正式的意见，翁文灏自然不容懈怠，立即着手修改。孙越崎还约 请吴景超到翁文灏处共同商讨，并向黄绍竑通报统战部最新意见。翁文灏没想到 ，文章修改结果竟被吴景超全盘否定。吴景超看过修改稿以后，认为应该全部推 倒重来，重点“应详述蒋政权之重大缺点”。经吴景超如此这般评断，翁文灏大 有前功尽弃的感觉。既然连吴景超都认为不行，共产党那里肯定通不过，可是自 己“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他没想到文章竟如 此难作，大出意外，“实感悲苦”。经过几天的思考，翁文灏再次提起沉重的笔 ，在纸上写下：《我所见蒋政权投美卖国的情况》。
　　文章写好之后，吴景超与孙越崎交换了意见，提出了修改方案和程序：翁文灏先 行修改，然后交给吴景超与潘光旦等人“共为评校”，翁文灏再修改，最后由孙 越崎做字句上的把关。翁文灏又经过一个星期的增补修改，成《反省以往错误， 向人民请罪》一篇。吴景超与潘光旦等点评之后认为，文中有二点即任伪行政院 长和内战言论，“如画龙点睛，宜加改良”。孙越崎也认为要点在做行政院长、 发行金圆券问题和内战广播讲话，根本原因是把蒋介石国民党误认为是中国正统 政权。6月27日，翁文灏再将请罪文修改誊清，共12200字，又花两天时间复写了 3份。邵力子、孙越崎、钱昌照等阅后，又先后提出修改意见。
　　7月21日晚，翁文灏将认罪书正本正式送交统战部，等待官方的正式结论。21日， 邵力子一早便到招待所来告诉翁文灏，昨天政务院会议时，他与周恩来谈及翁文 灏的事。周表示：翁可以回家居住，我来和招待处长谈。随后周恩来又看了翁文 灏的认罪书，“认为可行”。在周恩来的过问下，8月4日，翁文灏经过五个月的 反省认罪过程之后，从招待所移居锡拉胡同18号家中。不久，统战部有关人员专 门与翁心源进行谈话，表示为安全计，希望翁不要过多外出，认罪书关于批判方 面也尚有修改余地。1953年底到1954初，北京选人民代表时，翁文灏又被取消了 资格，收回了他的选民证。翁文灏还天真地去找一些机关说理，但当时北京选举 委员会的主任刘仁给他的解释是：“翁文灏1948年曾被列为战犯之一，后来从欧 洲回国，与傅作义、程潜等人起义有所不同，如何处理不在选举委员会职权范围 ，但该会在目前情况下，不能给予翁文灏选举权。”钱昌照晚年回忆：“此事总 理知道以后，让统战部第三局局长沙里来同我说，并让我向翁转达总理的话，取 消他的选举资格，不是中央的意思；人民的行动，不好直接打击，将来有机会时 给一名义，就可以改变人民的看法。” 此后翁文灏即闲居家中。1952年、1953年和1954年是翁文灏着述颇丰的三年。他 除了作诗，并集为《击壤吟》 《洄溯吟》两部诗集外，更多时间用于阅读历史书 和撰写历史文章，主要着作有《人类进化史纲》 《中国古代史新研》 《旧史新 识：远古──史前期》 《三代：夏商周》 《中国发展史纲──史前至王莽》 《 制度史》 《西晋八王之乱》 《五胡十六国的纷争》 《五胡内徙的形势》 《南 北朝时代拓跋魏的统治与齐国的分立》及《指南车与指南针》等，字数多者十余 万言，少者也有千余字，共约近40万字。尽管翁文灏的这些着述没有公开发表， 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或许已经陈旧，但依然是很有价值的。不仅是因为它反映了翁 文灏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同时也因为这其中确实有许多今天依然有价值的“真 识灼见”。其中两篇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的着作是《人类进化史纲》和《中国 古代史新研》。周恩来听说翁文灏以自然科学家而热心历史研究，颇感兴趣，甚 至还通过邵力子打听，翁文灏对正在进行的郭沫若和范文澜之间的学术辩论持何 见解。
　　在国民党时代，清廉的翁文灏从未置什么产业。1949年由香港去法国避居，本是 以赴美国考察的名义，由石油公司拨款，一部分由自己携带，一部分先期汇寄美 国。在欧期间，这笔钱日渐减少，他又不愿端洋人的饭碗，这也是促使他回国的 原因之一。回国之初，翁文灏和老父、妻子与翁心源一家同住锡拉胡同，十分拥 挤，不久翁心源迁出。锡拉胡同的房子是以每月12袋通粉的价格租赁的，1952年 初，因房东要将该房出售，翁文灏不得已又迁居南池子飞龙桥11号，月租金为小 米450斤，后又再迁大方家胡同27号。此时，翁文灏没有任何经济收入，而且他坚 持要单独承担赡养老父、妻子的责任，拒绝几个儿子和在境外女儿的接济：这是 我的责任，你们不要管。
　　1952年初，翁文灏就开始为参加工作的事与邵力子、黄炎培、卢郁文等人商讨。
　　黄炎培认为，目前正在进行“三反五反”运动，待运动结束，国家会全力于生产 建设事业，那时一定有工作机会，目前可以想好做什么性质的工作，以便“相机 接洽”。卢郁文认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或文化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比较合适，或 者先参加政协的政治学习也是一条途径。钱昌照则积极主张入中央文史馆工作。
　　1953年秋，卢郁文进一步建议翁文灏，把想参加建设工作的愿望公开地表示出来 。11月底，翁文灏致函邵力子，表示愿意“相机效力，盼其指示”，由邵力子将 信件呈递给周恩来。另一方面，翁心源也通过石油局领导，争取让翁文灏到燃料 工业部系统做石油地质工作或石油学院教授。
　　选举权风波之后，翁文灏欲参加工作的心情更加迫切。邵力子、钱昌照、卢郁文 、屈武、翁心源等也都多方联系、反映，出谋划策。1954年4月，邵力子、黄炎培 一起与徐冰商谈了翁文灏的工作问题，并提到翁的妻子重病卧床需要治疗，住房 也很困难。徐冰表示，翁文灏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向人民交代，因此要耐心 等候，不可心急。他自己在家从事研究当然可以，生活上有困难也可给予照顾。　　但翁文灏的事他一个人做不了主，需向周恩来和邓小平请示。不久，黄炎培又与 邵力子联名致函徐冰，认为从政治上考虑，越快解决翁文灏的事越有益，希望徐 冰尽快报告周、邓。
　　4月底，邵力子听说徐冰正在与出版总署商研由翁文灏编译地质学书籍的事情。黄 炎培还找过当时任地质部长的李四光。李四光表示：“翁先生工作事，原则上已 决定，尚在考虑具体方面。”6月中，由统战部出面安排，地质出版社邀请翁文灏 参与该社地质书籍的编译工作。先是整理了章鸿钊的《古矿源》，后又改为翻译 外国地质学书籍。翻译的书目由出版社决定，翁文灏只管在家中翻译。9月8日他 收到第一笔稿费400万元(旧人民币)。
　　8月间，周恩来通过孙越崎，询问翁文灏是否愿意向台湾进行广播讲话，翁文灏表 示乐意效劳，并且很快写好了广播讲稿《尚在台湾的人应快弃暗投明，响应解放 台湾》和《宣告拒绝美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联系，以抗议美帝在台湾的狂妄行为》 。11月下旬，翁文灏又重新拟写了《追溯反动经过向人民请罪》的文稿。在邵力 子、吴景超的帮助下，经过几次修改，于12月4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当天 晚上，钱昌照高兴地来到翁家，悄悄地告诉他：今天下午在政协协商下届委员人 选时，周恩来提名让你参加政协，已经获得通过。《人民日报》也于12月5日、7 日连续发表了翁文灏先前所写的两篇广播稿。
　　走向新生 7日，翁文灏接到全国政协秘书处的正式通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第62次会议协商，决议翁文灏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 委员会委员。
　　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在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刊载，翁文灏列名“ 特别邀请人士”。朋友们纷纷登门祝贺，翁家上下一片笑逐颜开的喜庆气氛。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回国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并曾列名第12位的战犯，成为新 一届的政协委员，这也是人民政协自成立以后的头一桩。翁文灏考虑自己应在大 会上有所表示。经过与邵力子商量，他决定以大会发言的形式做公开的表态。关 于发言的内容，有关方面认为翁文灏的战犯名义已经不存在了，发言之中不必再 提认罪之事，可讲一讲思想转变的历程，这样更具有号召性，效果更好。翁文灏 按照这一思路起草发言稿，从下午一直写到晚上，修改满意，才安心入睡。
　　12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会议 期间，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翁先生回来了，好啊， 好啊。” 24日进行大会发言，翁文灏被安排在第一位。翁文灏用略带颤抖的声音，向全体 委员讲述了他“投向人民的思想过程”。翁文灏说：“像我这样曾经走错政治路 线的人，更须坚定决心，认真学习，用新得的认识来清除我旧日思想的遗毒。” 他表示：“我很愿尽我微力，偕同各位委员，加强工作，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上 ，共同努力，以期早日建成强固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 因为没有其他的专业工作，也没有其他的工作单位，翁文灏实际上成为专职的政 协委员。由于他有科学家的严谨态度，有多年从事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因而在 政协工作中，表现出很强的议政能力，他的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常常受到 行政部门的重视和好评。翁文灏在第二、三、四届，连续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他 的行政隶属关系就在全国政协，给他定的月工资是240元，按当时的标准已属于高 级干部之列。政协还给他分配了住房──交道口菊儿胡同一座幽雅的四合院。院 子虽然不很大，但也有前后两个院落，大小16间房子。颇令翁文灏感慨的是，紧 挨着菊儿胡同的南边便是圆恩寺──当年蒋介石在北平的行辕，1948年为金圆券 改革之事，他曾亲飞北平，向当时住此督战的蒋介石请示报告。一晃数年过去， 当初何曾料到今天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住进圆恩寺的旁边。中国确实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 1954年起，翁文灏受地质出版社之邀，积极投入国外先进地质学成果的翻译介绍 工作，先后翻译出版了美国施罗克（R．R．Shrock）的《层状岩石的层序》、罗 马尼亚马柯威(G．Me Cwie)的《石油矿床学》两部着作和许多论文。
　　1956年，经邵力子的推荐和介绍，翁文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在民 革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随即被推为中央常委。1957年2月 民革中央常委第10次会议决定，成立民革“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他被推为副 主任。
　　从当选二届政协委员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段时期，是翁文灏人生历程中唯 一的一段轻松时期。虽然他一贯秉承严谨科学的精神，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但 毕竟与以往直接主持某一机构、负责某方面工作有极大的区别。他除先后翻译了 上百万字的外国地质学着作外，主要是参加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政协组织的各种学 习、参观视察工作，通过政协议案和大小会议上的发言，发表他的见解和主张， 以尽他“对祖国的责任”，为“早日建成强固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贡献 自己的才智。
　　翁文灏由半封闭状态解脱出来，活动的范围、接触的人员都比从前开阔了很多。
　　政协几乎每年都要组织委员们到各地参观视察，翁文濒只要身体情况允许，都积 极参加各项活动，有时甚至一年要外出两次。1960年代初，中央还特意安排他与 张治中、邵力子、卢汉等少数民主党派人士，到刚刚开发尚处于保密状态的大庆 油田参观。油田会战领导人、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的康世恩亲自陪同，并亲切地叫 他校长，令他兴奋和自豪。一个70余岁的老人有如此高的热情和兴致，让许多人 觉得难能可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新中国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 给翁文灏极大的鼓舞。在《八声甘州·新邦赞》中，他这样写道：
　　新建国，都市尽颜开，楼阁美斑斓。看神州壮丽，天安门下，广厦千间。晋水桥 横路阔，生气满西安，郑州、洛邑起，机轴云澜。更到江南视察，见惊人建设， 治水开山。引钱江电力，沪渎利潺潺。广排灌，农功攸赖，丰稻棉，衣食过阳关 。真堪喜，丰功伟绩，正向前攀。
　　平时在家，他每天早睡早起，生活起居极有规律，而且没有任何特殊嗜好。每日 读报、听广播是他必做的功课。报上的重要消息、文章、资料等，他都按时作剪 报，分门别类粘贴保存。不论是学习参观、还是开会读报，每有感怀，他便形诸 笔端，或吟诗或填词，且常与政协、民革中的同人旧好相互唱相。几乎每一个重 要的社会活动，都有诗文记录，或叙述经过，或有感而发，从他的诗中，可以看 到作者对社会新气象的欣喜，对蓬勃向上的社会精神的赞叹，在新旧对比中的钦 佩、感奋。目前已见到并整理出来的翁文灏1949年以后写的诗词，约有500余首。
　　但他从不一味地歌功颂德，忽视存在的问题。他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和从事经济建 设所得经验教训，把在参观视察中所发现的问题，或自己的意见、建议，都毫无 保留地贡献出来，写成视察报告、议案或会议发言稿。他提出，我们“虽有伟大 的成就，但仍丝毫不可自满”；要重视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动力工业；要重 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　　“文化大革命”中，翁家受到红卫兵的冲击。翁心源将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才 得到保护。1969年10月1日，翁文灏被人搀扶着出席国庆20周年纪念活动，登上天 安门观礼台，观看游行盛况。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资源委员会被列为重点清理对象 。各地、各机关中，都把本单位内原资源委员会成员作为清理的重要目标，许多 人被怀疑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菊儿胡同翁家的大门，不断地被各地要求写 证明材料的外调人员拍打着，送走一批又来一批，有时甚至同时几批人在等候、 询问，要求写文字证明。一个80岁的老人要接受如此频繁的询问，如何应付得了 。更加上有一些外调人员态度非常粗暴，甚至呵斥辱骂，使翁文灏精神上受到极 大的摧残。但他还是以他一贯的精神和人生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待每一位调查者 和被调查对象。
　　旧日老友相继凋谢，活着的也多行动不便，翁文灏也不再去打扰别人。他每天依 旧是看报、读书、写日记，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关注着经济、科技的建 设发展。他为国家每一点滴的进步振兴鼓舞，用浓缩诗句表达他的爱国情怀。如 他在《氢弹爆炸成功》中写道：
　　人类功夫日日升，核能霞蔚与云蒸。
　　美成氢弹七年造，苏建新型四载登。
　　两岁有余加八月，前行迅速势峻。
　　寰球共见神州绩，除霸兴民马列鹰。
　　1966年3月的一天早晨，翁文灏照例拿起报纸，可是报上写的什么他却不知道，他 突然发现自己不认识字了，记忆力丧失了。入院检查，结果发现有脑血管硬化和 脑供血不足的症状。经过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他才逐渐恢复正常。1969年初， 翁文灏脑血管病复发，经医院抢救，转危为安。时年已八旬，且处于“文革”的 混乱之中，翁文灏决定立下遗嘱以备不测。长子翁心源去世以后，他的生活兴趣 顿减，精神常常处于抑郁之中。当时三子翁心鹤在无锡的纺织厂中工作，四子翁 心钧在上海工作。翁文灏身边只有大儿媳李素英，服侍照顾他的生活。翁心源的 三个女儿有两个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一个在包头，一个在临淄，另一个 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李素英也已年近六十，嫁到翁家的几十年来，为支持 丈夫的事业，这位天津的大家小姐，抛弃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割弃了自己的爱好 ，甚至疏远了自己原来的家庭联系，一心相夫教子，无怨无悔做个贤妻良母，奉 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1958年翁文灏夫人林韵秋去世后，翁心源一家便搬到菊儿 胡同24号，李素英又担负起照顾翁文灏生活的责任。
　　悲痛和抑郁打倒了翁文灏瘦弱的身体，1970年12月10日他突然昏厥倒地，被紧急 送进医院。虽然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但病情没有根本好转，翁文灏却坚持出院 。大夫对他说：翁先生您要配合我们的医疗。他沉默不语。1971年1月20日，已经 是农历腊月二十四了，医院决定同意翁文灏出院回家休养。但家人怎么也没有料 到，出院7天以后，1月27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正月初一，翁文灏八十二年曾 经辉煌却又历经曲折的人生历程竟走到了终点。“劳心怀国事，努力赖民艰”， 他满怀“奋求新道理，努力向前攀”的期望，带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 了人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翁文灏即向有关部门提出将其主要的财产，即 1956年出售南京私房所得款和历年节省下的稿费、工资余额及利息约6万余元，除 留下数千元维持生活外，其余全部献给国家，当时未蒙有关单位的同意。1969年 10月，他又将遗嘱修改，内容与上次大致相同，并重申对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赞颂 ，祝愿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1970年12月8日，翁文灏再留遗书：“我死后火化 ，骨灰还于大地，不要保存，不要开追掉会。” 1971年1月30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为翁文灏先生举行了告别仪式 ，参加告别仪式的有在京的民革中央的常委以及翁文灏先生生前好友和亲属。次 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消息：翁文灏先生逝世。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中， 除报道了民革中央为翁文灏先生举行的告别仪式外，主要转载了他的遗嘱，没有 对他的一生作盖棺评定。翁文灏在遗嘱中追述他一生的曲折经历，再次感谢毛主 席、共产党对他的宽大待遇，对“新中国日益强盛”表示“万分兴奋”，特别“ 念念不忘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统一，表达了他的爱国诚心。遵照翁文灏先生生 前遗嘱，家属将他的全部书籍、财产和存款上缴国家。翁文灏先生的骨灰被安放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同中国共产党许多知名的领袖们朝夕相伴。这一点令一年后 从美回国探亲的长女颇为感动和欣慰。1986年，家属们按翁文灏的生前遗愿，将 骨灰移葬北京万安公墓他的夫人林韵秋女士墓侧。
　　1982年，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近 代地质学奠基人的荣誉和伟绩，应归功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因 为自他们以后，中国才有了自己的地质科学和地质科学研究，是他们把近代地质 科学的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大地，并使之成为中国今天在世界居于前列的学科之一 。
　　1989年9月15日，民革中央举行了“翁文灏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共 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质矿产部、国家 地震局的领导和代表，翁文灏先生的好友、旧部、亲属聚集一堂，“缅怀他对祖 国地质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向他表达“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朱学范代表民革中央发表的讲话中，高度评价翁文灏先生“为祖国独立统一和富 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认为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代表称他是“着名的爱国人士”，认为翁文灏先生“从二十 年代到四十年代，他为地质科学研究，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作出了显着成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 些“为人民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纪念的”。统战部的代表还特别强调：“在 抗日战争期间，翁文灏先生团结广大工作人员，为建立大后方工业基地，发展战 时生产，支持抗战作出了很大努力。”“在全国解放前，他对我国资源进行广泛 的调查，并组织力量开发石油、煤炭、金属等资源，为我国能源建设的原材料生 产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他号召人们学习翁文灏先生的“爱国主义和追求真理， 不断进步的精神”。
　　家人概况 1904年底，翁文灏在祖母和父母的安排下，“依旧习成婚礼”。新娘是本县王家 墩林贤生的长女，名叫林韵秋。林长翁文灏2岁，为人宽厚，略通文字，在以后与 翁文灏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始终相敬如宾，侍奉公婆，相夫教子，从不参与外 事，是个典型的旧式贤妻良母。1958年林韵秋在北京去世，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翁氏夫妇共育有四男四女八个孩子。其中长子与次子一直是他的骄傲。
　　长子翁心源字同书，又作桐书，1912年5月生于老家鄞县。长大以后，翁心源考取 了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1934年毕业，参加了粤汉铁路株洲韶关段 的建设。抗战爆发以后，翁心源受父亲的指点，改行从事当时最迫切需要的石油 事业。他选定的方向是油管运输，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个从未有人接触过而又迫切 需要的领域。　　1942年初，翁心源经过厂矿主管人员推荐，参加资委会统一考试合格，被派赴美 国学习油管运输工程。同时赴美的有从事石油勘探的孙健初、从事水电的张光斗 和从事火电的孙运璇等。依靠自己勤奋刻苦的努力，翁心源很快掌握了油管设计 、管道规划、施工建设、油管的运用与管理等油管运输工程一系列问题，成为中 国第一位石油管道运输的专家。他写于1943年10月的《油管工程》一文，大约是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第一篇系统论述油管工程的着作。翁心源1944年学成归国，立 即奔赴玉门油矿，同行的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尚在幼年的女儿。很快翁心源就在玉 门设计并主持建造了我国第一条输油管道。
　　解放前夕，翁心源担任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工程室主任，积极主动参加资源委员会 护厂保矿、迎接解放的活动，特别是为了保护上海黄浦江沿岸的高桥炼油厂及油 库免遭国民党军队的强占和战火破坏，想尽一切办法，甚至通过关系从上海卫戍 司令部搞到“油库重地，禁止驻军”的条幅，对阻止国民党散兵败将的破坏起到 积极的作用。后来炼油厂职工家属被迫撤到市区，无处安身，厂长梁翕章到公司 找翁心源想办法，翁心源就把他们200多人全部安置到自己的家中。
　　解放后，他又积极与翁文灏联系，促使并安排父亲回国。1950年以后，翁心源调 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曾担任计划处长、石油部基建司总工程师，后又任 石油部情报研究所总工程师、副所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油工业恢复和建设中 ，在大庆油田的开发中，翁心源都曾有过重要的贡献，是大庆油田会战中着名的 “八大工程师”之一。
　　“文革”开始以后，翁心源希望能以自己的身躯保护父亲，保护家人，他接受了 现实，为此他身心遭到极大的迫害和摧残，被迫向造反派们一遍遍回答千奇百怪 的讯问。他诚恳耐心地说明、解释自己和父亲的思想动机、行为过程，检查自己 思想中哪怕是丝毫的不纯洁、不革命的思想。但他决不说假话，更不牵连别人。
　　造反派们要他交待陪翁文灏赴溪口的过程、真实目的，帮助翁文灏回国的经过、 动机，上海解放前夕的活动、“关于勾结伪国防部第二厅的问题”，“关于美帝 陆军情报局的问题”，要他交待“蒋介石安排他们父子潜伏的计划”等等，一个 个莫须有的罪名，把翁心源逼到了人生的绝路。
　　1970年4月22日，在湖北潜江县江汉油田的石油部五七干校，在七八个造反派凶神 恶煞般围攻批判逼供三天之后，翁心源含冤而逝。“海棠京寓及时开，身死潜江 不可回”。中国第一位输油管道专家，在58岁英年早逝。老年丧子，而且是如此 心爱的长子。在80岁的暮年，遭受如此的打击，夫复何言！翁文灏跌坐桌前，用 颤抖的声音吟出：
　　汝祖寿年过九十，萱堂七二亦遐龄。
　　我今八一犹偷活，哀动全家哭汝灵。
　　次子翁心翰字凤书，1917年12月29日出生在北京。他从小由祖父母带大，备受宠 爱，性情格外活泼开朗好动。他学习成绩优异，且有很强的正义感。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翁心翰对日军的飞扬跋扈看在眼里恨在 心中。1935年，他报名参加北平黄寺驻军关麟征部举办的高中学生暑期军训，但 是军训开始不久，就因日方的威胁抗议而被迫中止。参加军训的青年学生无不感 到奇耻大辱，悲愤万分。翁心翰对天起誓，一定要洗涤这一耻辱。他立志投笔从 戎，以身保国，不久便瞒着最疼爱他的祖父报名投考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以空军 入伍生从戎，被录取为空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学员。
　　全面抗战爆发，翁文灏由欧洲返国之时，不由想起身列戎行、即将驾机迎寇的爱 子。他在飞机上口占一诗，寄赠心翰，勉其英勇杀敌，报效国家，诗曰：
　　飘然一叶入云霄，壮志英怀侪辈超； 报国心忠追往哲，献身志切在今朝。
　　千寻奋击空中斗，百世长垂勋绩昭， 歼灭匈奴当日愿，家风赖汝霍骠骁。
　　1938年12月1日，翁心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第八期飞行科驱逐 组，证书是“驱字第21号”。最初，翁心翰被分配到第三大队任飞行员，负责成 、渝上空防御，保卫陪都重庆。1939年5月，一次战斗正在进行之时，他驾的飞机 突然发生故障，翁心翰凭借高超的技术，沉着处置，人机均安全返回，因此被传 令嘉奖。1940年夏，日本为尽快结束侵华战争，制定了代号为“101号作战”的陆 海军联合空袭作战计划，集中近300架飞机，对大后方重要城市实施持续大规模轰 炸。翁心翰也频繁升空，与敌交战，7月24日在成都上空的战斗中，因击落敌重型 轰炸机一架，被记功两次。在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对日本零式战斗机的 大规模空战后，翁心翰被调往第11航空大队，从事航空士官的训练工作，以后又 曾被调往印度，接受美国P—36型飞机的训练。
　　1944年2月，26岁的翁心翰与周勤培在重庆家中结婚，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亲任证婚 人。婚后，上级欲派他到运输大队去工作，但被他坚决地谢绝了，他不愿因为是 部长的儿子而受到特殊的照顾。战争尚未结束，他更不愿离开战斗的岗位。他常 说：“我从不想到将来战后怎样，在接受毕业证书的时候，我就交出了遗嘱。我 随时随地准备着死。”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国空军连续出动，战斗异常频繁激烈。翁 心翰已晋升为空军上尉，任第11大队驱逐机中队副中队长。这年8月31日，他以领 导训练热心负责被记功一次。
　　9月8日他率队进驻湖南芷江，负责空中阻截入犯日 军。翁心翰进入抗战以来最激烈的战斗状态，每天升空数战，最多时“曾于二日 之内领机往战八次之多”。
　　9月16日，翁心翰率队飞赴桂林上空作战。完成任务返回途中，在广西兴安境内发 现敌人阵地，歼敌心切的翁心翰主动率两僚机“低飞扫射，战果至佳”。但飞机 不幸被敌炮击中，罗盘损坏，翁心翰左腿也受了伤。在这样的情况下，翁心翰仍 率两僚机挣扎驾机返营，飞至贵州三穗县瓦寨乡时，因储油用完，试图迫降。他 沉着指挥所属各机依次择地着陆，一机落泥地，一机落河沟，人机均未损伤。待 他迫降之时，平软之处已被占满，而油已耗尽，不容犹豫。结果机头触上地面石 梗，产生巨烈震动，翁心翰“右额破裂流血甚多，胸膛受震亦伤，立即不省人事 ，时约下午5时”。这里离县城三十余里，待医生赶到时，已经无可挽回了。当晚 8点30分，翁心翰壮烈殉国，时年27岁。空军总司令部追授他为空军少校。
　　爱子为国牺牲，可上见钟爱孙儿的七旬老父，下视新婚丧夫的儿熄，翁文灏又怎 么能不悲从中来。长歌当哭，他挥泪写下《哭心翰抗战殒命》：
　　自小生来志气高，愿卫国土拥征旄。
　　燕郊习武增雄气，倭贼逞威激怒涛。
　　誓献寸身防寇敌，学成飞击列军曹。
　　江山未复身先死，尔目难瞑血泪滔。
　　艰苦吾家一代人，同舟风雨最酸辛。
　　上哀衰父凄怆泪，下念新婚孤独亲。
　　痛切连枝齐息涕，悲怀身世更沾巾。
　　宗邦如此阽危甚，何日江山得再春。
　　人生自古皆有死，死为邦家亦足荣。
　　痛惜士兵少斗志，能捐身命自豪英。
　　伤心最切兆民苦，哀哭惊看大厦倾。
　　儿已丧亡卫国土，千钧重责更谁擎？
　　翁文灏把对日寇的仇恨和失子之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每日照常办公见客。当 《大公报》记者为此专程前去访问他时，他“谈起殉职的儿子时，没有叹息，甚 至谈笑时全没有半点不自然……‘本来作战就是危险的，报国心切的人，在作战 时死的机会更多。’说完，他淡淡地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