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钱都被明星赚了: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上)

　　说来已经是一九九八年的事了，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女作家木令耆一次邀我波士顿郊外游，乘兴来到她的美丽的湖滨居所。她书房里的一幅字，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幅字是武汉大学世界史专家吴于廑先生的书法，一首《浣溪沙》词，写的是——

　　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眼看秋光。

　　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

　　木令耆长期主编一本名叫《秋水》的刊物，故词中第一、二句枫霜、菊黄以及第三句的“秋光”等字样，显然是喻指秋水主人的性格与爱好。下阕一、二句颇及女作家的职业特点，赞其作品以小见大，不离一个“情”字。因“木石”一语，用的是《红楼梦》“木石因缘”的成典。最后一句“书生留得一分狂”，与其说是对书赠对象的期许，不如说是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期许。

　　妙的是这种期许并不高，只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是啊，如果不是一分，而是三分、五分乃至更多，也许就不那么合乎分际了。但如果连这“一分”也没有，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义涵可能就要打折扣。

　　一

　　“狂”是个多义词，以之衡人，则郑玄解作“倨慢”(《尚书?周书?洪范》孙星衍注所引)，《南齐书》“五行志”定义为“失威仪之制，怠慢骄恣，谓之狂”，以及《韩非子》“解老”所说的“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应为的解。古代论人论事涉“狂”的案例甚多，褒贬抑扬，各攸所当。《淮南子》“诠言训”说：“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暴强，老则好利。”(卷十四)这是根据年龄增长所引起的性格变化，来判定一个人的狂与不狂，一说而已。堪称经典的，是孔子的一段话：“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论语?子路》)虽然他本人未必喜欢“狂”和“狷”，解释本身却是正面的。孔子最不能容忍的是“乡愿”，称之为“德之贼也”(《论语?子路》)。中行、狂、狷、乡愿四种品格，“中行”最为孔子看重，但难以遇到，“乡愿”则是需要鄙弃者。所以孟子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狂”和“狷”的特点，都是不追求四平八稳(“不得中行”、“中道”)，只不过一个急促躁进，希望尽快把事情办好，一个拘泥迂阔，认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办。“狂”和“狷”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

　　问题在于，“狂”得是否见法度，是否有分寸，而且是否有其他的德性与之配合。如果光是“狂”，却不够直率，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狂而不直”(《论语?泰伯》)，这样的人，孔子认为比较难办，因为他想干什么，我们弄不明白。至于嘲笑孔子倒霉，劝他“已而已而”的那位“楚狂”(《论语?微子》)，应属于哪一种“狂”，也子没有明说，只心知其意而已。看来这位“楚狂”，应该是“狂而直”，而不是“狂而不直”。另外还有一种人，很勇敢，也很刚强，就是不好学，这种“狂”，想让他掌握分寸也难。还有一种放荡无羁的“狂”，孔子认为也不一定可取。所以他说：“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论语?阳货》)“狂也肆”不过是恣意直说乃至乱说而已，实践起来不一定妄为。“狂也荡”则是毫无拘束的放荡不羁。当然妄为的狂者也不是没有。董仲舒说：“不仁而有勇力才能，则狂而操利兵矣。”(《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可见“狂”最好植根于仁德与智慧，否则说不定就拿起家伙乱打一气了。

　　《晋书》“五行志”记载的贵族子弟之“狂”，是另一番光景：“惠帝元康中，贵族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盖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国之萌也。其后遂有二胡之乱，此又失之在狂。”(《晋书》卷三十七)东晋遭遇“二胡之乱”是不是由于贵族子弟相与裸戏，我们姑且不管，但其狂得失去规仪，不顾羞惭，则是历史故实。不过这还不算狂得超离了人的情性的谱系，《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东方朔的故事，就有些离谱了。汉武帝赐食物给他，当场大嚼一番不算，剩下的肉也揣在怀里拿走了，弄得油污沾满了衣服也不在意。赏赐钱帛给他，便都花在女人身上，挑选长安城里最漂亮女子为妻，一年换一个。于是“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为狂人”。但东方朔自己的解释是，他所以如此，是为了“避世”。一次他趁着酒兴，趴在地上高唱：“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酒后吐了真言。“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朝市”的典故，就出自这里。直到东方朔快要死的时候，他才向皇帝提出久蓄胸中的一条建议：“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司马迁评论说，这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因此古代的许多狂人狂态，很多都是有难言之隐，不是真狂，而是东方朔似的佯狂。典型的是魏晋时期阮籍和嵇康代表的“竹林七贤”，一个以文采和异行著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个个都“狂”的可以。《世说新语》里记载多则他们和“狂”有关的故事。刘伶酒醉之后，裸形于屋，遇有质疑，则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裤子，诸位怎么进到我裤裆里来了？”阮籍的侄子阮咸，竟然和群猪一起饮酒。阮籍无目的地驾车出游，有路则行，无路便痛哭而返。看到当垆卖酒的邻人之妻有美色，他就黏着不断去喝酒，喝醉了还一头睡在那位美妇身边。听说一个美色女子未嫁而死，尽管与其家人素不相识，也跑去大哭一场。这种“狂”，属于半是佯狂半酒狂，也许还要加上一点色狂。所谓“猖狂阮步兵”，所谓“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王勃：《滕王阁序》)，内中蕴蓄几多辛酸。

　　而“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由于娶了与曹魏有血缘关系的长乐亭主为妻，篡魏立晋的司马氏岂能善罢甘休。起初想笼络收买，派来的人看他正在树下低头打铁，不闻不问，只好怏怏而归。他的“七贤”之友山涛欲荐代己为官，他写了那封千载传颂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因此当他步入不惑之年，终于被司马氏所杀害。临刑之际，他出人意外地抚奏了一首《广陵散》，曲罢发为感慨：“《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就戮。据说嵇康是个罕见的美男子，一米八二(魏制七尺八寸)的身高，“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晋书?嵇康传》)，不像魏晋其他名士，为打扮自己可能还要擦粉之类。山涛赞美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美而有风骨，则嵇康之狂，可谓清醒之狂，美骏之狂。

　　二

　　唐人之狂比之魏晋，发自内心的本性之狂似乎要多一些。李白可谓天字第一号“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临流欲奚为”、“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今日逢君君不识，岂得不如佯狂人”、“谁人识此宝，窃笑有狂夫”、“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窥镜不自识，况乃狂夫还”，这是他自己说的。“狂人”、“狂痴”、“狂客”、“狂夫”、“佯狂”，不一而足。他自喻的带“狂”字的称号就有这许多。李白的友人也直言不讳。杜甫说：“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又说：“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又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后来的诗人孟郊也说：“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宋代的朱长文则说:“太白，狂士也。”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当时后世，无人不知李白是一位世所罕见的狂诗人。李白才高，本性天真，性情中原有狂放的一面。却又嗜酒，便狂上加狂了。这样的性格，自然不为世所容。所以杜甫始终担心他的这位老友的处境，在《不见》一诗中不得已直抒胸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是因狂而不遇，复又因不遇而更狂。

　　李白的狂是盛唐的狂，盛唐人物原本都带有三分狂气，连谨慎小心不逾雷池的“诗圣”杜甫，也写过《狂夫》诗，那是在浣花溪畔的成都草堂，举家衣食无着，小儿子饿得面黄肌瘦，几乎面临要“填沟壑”的危险，却写出“自笑狂夫老更狂”的诗句。是啊，如果自己一分狂气也无，怎么那般欣赏大他十一岁的狂友李白呢？再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这是我几十年来，每忆及此诗，都禁不住要大声朗诵的诗篇。相信读者也无人不谙熟此诗：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每次诵念此诗，眼前都仿佛出现流水欢欢，树动山迷，酒香馥郁，百花漫舞的景象。是饮中八仙歌，也是八仙狂饮图，虽未就君饮，已生大欢喜。

　　知章就是贺知章，亦即初见李白便呼为“谪仙人”的那位“四明狂客”，比李白大四十一岁。汝阳是唐玄宗的侄子汝阳郡王李琎，未及衔杯，路见酒麹已经流口水了。左相指天宝元年代理左丞相的李适之，为奸相李林甫所嫉，在位五年即罢去知政，赋诗自况：“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杜句“衔杯乐圣称避贤”，盖即套用此诗的头两句。宗之系被贬金陵的侍御史崔宗之，吏部尚书崔日用的公子，尝与李白诗酒唱和。苏晋为开元时的进土，当过吏部侍郎，信佛而不守戒律的狂士。焦遂名不见经传，长安一布农耳，可知酒党重情趣，并无贵贱之分。至于张旭，则是书法史上大名鼎鼎的“草圣”，《旧唐书》载：“吴郡张旭善草书，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故其又有“张颠”之称。此“八仙”的各种酒狂之态，绝非不懂狂不能狂不欣赏狂的人所能摹写。恰好我们在杜甫的另一首诗中找到了佐证，这就是作于唐高宗上元二年(六七五)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一，开头两句便写道：“江上被花脑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说明老杜已经是在以“颠狂”自诩了，而“颠狂”的原因，则是由于“无处告诉”，即无人可诉说，看来是自己寻花自己狂。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是多元文化达致鼎盛的开放时代，为诗人、作家、知识分子的恣意张狂，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土壤。他们的狂，是多士之狂，是透心透肺的狂，是健康益智的狂，而没有魏晋之狂的辟戾之气。遥想张旭在“王公”面前“脱帽露顶”的狂态，贺知章在马上晕晕乎乎，摇来晃去，以为只有到酒泉去做官才称心如意，再加上李白的以酒仙自诩，拒不奉诏。我们在因狂会意之余，不知不觉笑的都乐了。精神生产者能够狂态昂然，是健康社会的烛光。多士能狂是思想自由的彰显。唐诗所以凌跨百代，后无来者，实得力于当时的文化开放和思想自由。

　　中晚唐政治变乱频仍，党争不已，狂士非无有，内涵和格局要拘迂得多。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振衰启运，以道统自命，固为不世出的文雄，但他得“狂名”，竟缘于好为人师。柳宗元在给一个欲拜他为师的青年人的信里写道：“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华书局版《柳宗元集》，871页)如此得“狂名”，这在韩愈可谓不期而遇，非始料之所及。因此他非常不服气，特作《释言》一篇加以解释：“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风而妄骂，不当有如谗者之说也。”不过韩愈确有过一次“狂”的经历。一次与友人登华山，竟攀援至山顶，自己知道返回不能，便写好遗书，“发狂恸哭”。韩愈不愧气魄盖世的豪杰之士，危难之际痛哭也不无忘“发狂”。当然后来还是下来了，华阴县令不知想出多少办法，才救了韩愈一命。

　　本来谈不上狂，因为性格倔强，思想独立，不肯随顺潮流，便被世人目之为狂，唐以后千年以还的中国世风大率如此。我所以说“唐以后”，是由于魏晋之狂和盛唐之狂，几乎是诗人和士人的常态，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异。宋的狂客就不那么常见了。

　　三

　　宋儒的集大成者朱熹，最不能容忍学者有“狂”的气息。我们如果翻一翻他的著作，会发现“狂”之一字，他的解释几乎全都是负面的。他很少单独使用“狂”字，而是组成“狂妄”、“狂躁”、“狂易”、“狂恣”、“狂骛”、“狂率”、“狂僭”、“狂悖”一类语词，否定评价的取向至为明显。二程(程颢、程颐)的看法略同于朱熹，下面当细详。而作为北宋改革的急先锋王安石，狂的因子完全具备，但他最终没有发展为狂，而是走向了“拗”。他的内心其实明朗而单纯，只不过国身通一的儒家理想，使他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置自身的处境于不顾。面对反对改革的众声喧哗，他毫不动摇，友谏不听，敌毁不回。他的“拗相公”的雅号就是因此而得的。不过在他的对手眼中，王安石就不止是“拗”了，“狂妄”、“狂悖”抑或有之。王安石自己的解释是：“好大人谓狂，知微乃如谍。”(《再用前韵寄蔡天启》)他不能容忍把“狂”和他联系起来的误解。对手中也许只有一个人并不在意他的狂与不狂，这个人是苏东坡。

　　苏东坡后世一向有狂放之名，连同他的词的写作，也成了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因此宋朝的狂士，不能不首推苏东坡。他自己也不讳言自己的狂迈，诗词中每有以“狂”自况的诗句，如“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谁知海上诗狂客，占得胶西一半山”、“嗟余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妇恶嘲谤”等等。中华书局出版的清王文诰辑注的《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共八册)比较好读，我边读边擒拿，竟觅到近四十条跟“狂”有关的诗句(如果用电脑搜索当发现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词学大家龙榆生校笺的《东坡乐府》，也有多例，其中二百二十页的《十拍子》“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语词尤为率直明露。总的印象，年轻时涉“狂”的语词比较多，年龄越大，“狂”词越少。不用说，这也合乎人生的逻辑轨则。

　　苏轼的“狂”，是秉承盛唐遗风的率性之狂，也是诗人之狂。可以说，无狂便无苏东坡矣，如同没有狂便没有李白一样。他和李白的不同之处，是他不善饮，可是他比善饮酒人更懂得酒性，而且越是年长，越贪此杯中物。他的诗中写道：“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戏书》)又说：“少年多病怯杯觞，老去方知此味长。”(《次韵乐著作送酒》)故苏轼的狂，大体与酒狂无关。但借酒壮胆、增加豪气的想法，他未必没有。请看下面诗句：“无多酌我君须听，醉后飙狂胆满躯。”(《和谢生二首》之二)“孤村野店亦何有，欲发狂言须斗酒。”(《铁沟行赠乔太博》)不过他也很矛盾，酒兴的高言固然痛快，过后想起来自己未免也感到可怕。所以诗中坦承：“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事实上，他的多次得罪，一贬再贬，还不是由于“狂言”和“真味”？而且主要是“真味”。他的那首有名的《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谓饱含辛酸的自嘲。此诗的另一版本作“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更能彰显东坡的自由之心性。

　　盖人类的一切创造，都缘于自由，人生的一切挫折，也都缘于自由。而狂，则是自由的情感外化，和自由精神的变体。如果“狂”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乃至一个人的性格精神和审美趣味，我们可爱的东坡先生，有理由作为它的全权代表。虽然宋代文士之能狂者，并非只有东坡一人，那位颠石颠到管顽石叫丈人的米颠米襄阳者，自然是一位别具一格的狂士，因篇幅所限此不多具了。

　　来源：《读书》(京)201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