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嬛传 null mp4:《好人胡适

好人胡适

作者：思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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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中了主义的邪，对各种理论不仅再没弄通过，也渐渐失去兴趣。虽然读书没断过，但水平永远上不去，总停留在人之初、性本善之下的水准。胡适是近代鼎鼎大名的思想家，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主帅，关于他的思想学问的书有很多，读了些，也不太懂，更不敢妄谈。但对这个人印象很深的，倒不是他的才学，而是他的为人，慢慢形成这样的概念——这个人的人品很了不起。30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文人中的流行语，以致林语堂曾在文章中，幽默地拿这开起玩笑。在胡适逝世后，蒋介石所题的“德学俱隆”还是得到了人们首肯。
　　人们对胡适的思想和学问的赞许，可能造成对他人品上的崇高有所忽视。在他的年代，社会急剧动荡，兵荒马乱，像他那样，最终得到“好人胡适”的名声，真是难得。在那种不太好的社会，他竟告诉学生，“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他自己也是躬身实践，在与人的交往中，总是坦荡、热情，与人为善。他的心灵像一潭明澈的湖水。在老朋友陈独秀遇牢狱之灾时，他不因政见不同，倾力相救，在周作人做汉奸前后，他先是殚精竭虑地劝说，之后又为其尽力开脱。最伤感的一幕可能是，1948年底南京派飞机到北平接走了他这个北大校长和清华校长梅贻琦。胡到南京后，费尽力气，说动政府又派出一架飞机，去北平接那些他的学术界名人朋友，当飞机返回，他满怀希望地去机场接，但机舱门打开，仅几个人下来，胡适当时就失声痛哭了。乱世之泪，何人能解？在“文革”中，有很多老教授、老学者都想到了他们的朋友胡适和那架空空的飞机。他的得意门生吴晗，在死去前脑海中是否出现过恩师的身影？永远是谜。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的文章中特别指出，“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往往注意上联，不注意下联。”胡适不光学问好，他的品行、道德也很让人景仰。我们继承他提倡的民主、自由，最好先少说，而是多学学胡适先生的做人。
　　（一）吹不散的心头人影?胡适与陈独秀
　　胡适与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初为同道，但后来走向不同的方向，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相左，但私交却胜似亲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曾是亲密的战友。1916年当陈经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时，收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关于文字改革的稿子，大加赞赏。他马上给胡回信，“文字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改良文字之文学，寄登《青年》均所至盼。”在陈的鼓励下，胡适很快写出《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并由陈登在《新青年》上，吹起了白话文革命的号角。陈在随后告诉胡，“中国社会可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愿将胡引为同志。1917年，陈到北大，胡回国后也到北大任教，二人协力齐心，推动新文化运动，同成为这次启蒙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五四运动后，两人分道扬镳，陈日趋激进，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暴力革命之路，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胡则坚持科学、民主，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言人。二人之思想已是水火不容。但胡适并没有忘记与陈的私交，他在1925年给陈的信中，将他们的关系讲得清楚分明。
　　“你我曾共同发表过《争自由》宣言。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我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从上面，我们看到了胡适为人之道的核心——宽容，它反映了人类善良一面最本质的东西。
　　五四以后，胡陈分手，陈领导的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北伐，取得一系列胜利，但在1927年两党分裂，遭到血腥镇压，共产党也直落谷底。而在此过程中，最惨的莫过陈独秀，不仅两个爱子延年、乔年惨遭杀害，自己也被当成失败的替罪羊，被开除出自已创立的党。此时的陈独秀，众叛亲亡，形影孤零，过着流亡生活。1932年陈在隐藏中被以共党魁首名义逮捕，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内定由军事法庭审判他，并处以死刑。陈也抱定必死之心，他给人题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墨迹，但求速死。
　　这时的陈，在别人眼里，仍是共党匪首，千夫所指，共产党对他也不闻不问，真是四面楚歌。这时，正是胡适，鼓动起北大教授，对陈独秀采取了营救活动，通过各种关系，四处活动，由胡的好友罗文干（时任司法部长）斡旋，在蒋介石首肯下，将陈转到刑事法院，以判刑保全生命。胡这不是第一次救陈，1919年陈被北洋政府拘捕，也是胡适出头营救，那时，他们是战友，这次两人在思想上已是敌手，而陈已如无人答理的丧家犬，胡的援手，无异雪中送炭，难能可贵。
　　陈在狱中，亲笔给胡适写信，表示了感谢，要知道陈独秀一生孤傲，不管在多潦倒时，高官权贵以可怜心态，送他金钱厚礼，他一概拒之。而在给胡的信中，可看出他对胡的友情和信任。
　　
　　适之先生
　　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审判约在本月底，计尚有月余逍遥。判决后，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尚有随时在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的自由，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如果是徒刑，只有终日闷坐读书，以待最后。如能得着些纸笔，或者会做点东西，现在也需要看书以消磨光阴。先生能找几本书给我一读否？
　　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
　　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
　　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
　　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先生要责我要求太多了吧。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得以提前出狱，他出狱后，即住在胡适最好的朋友傅斯年家中。在南京、武汉失陷后，陈流落到离重庆不远的江津县农村，生活窘迫。最不可理喻的是1938年初，《解放》杂志上污蔑陈独秀是每月拿200大洋的日本汉奸。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全然要再置陈于死地。反倒是九名教授在《大公报》发表声明，为陈辩污。由于手头没资料，没查是否胡适参与此事，或签名。但我相信胡知道会签名，那些教授也一定是胡的朋友。1938年胡适为赴国难，终于同意进政府工作，出任驻美大使。他一直关心着陈的命运，他的朋友几次写信告诉有关陈的贫病状况，甚至商量由他想办法让陈赴美。但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显然爱莫能助了。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小镇中贫困死去。
　　不管胡陈在思想上有多大分歧，但胡始终把陈当做朋友对待，对朋友的遭遇，耿耿于怀。他曾对人讲：1919年北大辞退陈，是他最痛心的事，造成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变弱。他甚至天真地说：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陶孟和）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离开北大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更左倾了，实开后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不管此话对错，完全可看到胡适心灵的一片良善。
　　（二）君子坦荡荡——胡适与周家兄弟
　　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顶级人物，胡、鲁应在最高级，周稍差些，他们都值得尊重，都是大师。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多政治色彩，如鲁迅，一度被推上神坛，虽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只言片语，就能置人死地，如一句“四条汉子”就让四个著名文人一死三残。毛泽东御笔朱批“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俨然一位鲁圣人。胡适在大陆曾被骂得猪狗不如，但在海峡那边，可也是一尊巨神。老蒋亲笔挽联云，“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而周作人更不必多说，一个汉奸的帽子，足以压他个半死。所以我来谈这三个人，首先就是想先剥了他们的种种外衣，去除金粉黑漆，权当三个从青年相识的才子，最后都成大名的文人，一生的交情、恩怨，看看各自为人的特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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