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花红景区:刘少奇批判彭德怀的四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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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毛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打算犯错误”。那么,为什么要批判他?为什么要肯定“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呢?

  刘少奇列举了四条理由:一是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四是他1959年的信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后急急忙忙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
  这次“七千人大会”,彭德怀同志没有参加。会前三天(1月7日),他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写信说:“烦请代我请假。一、二月拟继续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三月去太行山区,四月去冀南取各调查一两个大队。”
  当他听说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受到批判,他不得不进行辩解和申诉。1962年6月16日,他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八万言书)。
  这封信共分五个部分,大体上是围绕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他的批评来写的。

  第一部分,他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之间是同志关系,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存在阴谋篡党的问题;庐山会议上,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曾在会前和会中都讲过,不存在等待时机的问题。第二部分,回顾同高岗、饶漱石的接触和来往情况,承认听到高岗议论刘少奇同志,没有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是不对的,但绝不存在“彭、高联盟”。第三部分,回顾1936年至1958年之间,九次同外国人接触,每次同外国人讲话,都有翻译和外交人员在场,有案可查,不存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第四部分,回顾他本人入党、平江起义、上井冈山、长征、抗日战争等情况。第五部分,针对有人说他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领导制度、战略方针、民兵制度等方面,都是遵循党中央、毛主席的原则办事的,“不能得出什么‘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结论”。他特别申明,说他阴谋篡党和有国际背景,“实在满怀委屈”,是莫须有的罪名,如果发现事实确凿,他宁愿“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憾”。
  1962年8月22日,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他说:“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这两封信送上去之后,被认为这是彭德怀同志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闹翻案,是根本否认他1959年所犯的错误,根本否认“反党集团”问题,是向党进行的新的进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二封信是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发出的,因此一些同志还认为,这是逼着党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
  紧接着在9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这两封信被印发与会代表。一直到会议结束,整个会场都一直充满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这次批判的声势,不亚于庐山会议那一次。批判集中在一下几个方面:彭写此信是1962年夏天刮的“翻案”阴风,是配合“三尼(当时把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尼赫鲁和铁托简称为“三尼一铁”公司)反华,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反动新的进攻,一百页里面埋的是“炸弹”,是反党纲领;不但是彭、高联盟,而且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彭就被选为中央委员,就认识了王明,因而,中国的反党集团,不是一个小集团,而是大集团;算历史旧账,说彭参加革命是来“入股”,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极端个人主义,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在历史上屡犯错误;说彭德怀同志是“里通外国”,是“国际反动别动队”。
  1962年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的第一天,康生提议,彭德怀等五位同志不必再出席全会,国庆节也不上天安门。
  1962年9月27日,中央全会通过组成对彭德怀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