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磊vs大嘴巴子:★【亚里士缺德】★ 中国崛起策九：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1)

本文简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 大战略不应该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出当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中，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I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应当“去意识形态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当为当前的国家利益服务，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识形态不应干扰和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长远战略的设定。

这一点上美国人堪称是典范，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国内兴起了对如何处置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讨论，许多美国人希望永久削弱这两个富有军国主义传统、侵略成性的国家，美国士兵也质疑如何在德国分辨“谁是纳粹以及谁不是纳粹”。总之在一个国家战胜另外一个国家之际，战胜国通常的想法是彻底削弱对方，让对方的经济产出能力和国民的精神意志受到毁灭性地打击而无恢复能力。鉴于美国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如果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严厉惩罚德国和日本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让人瞠目结舌，美国击败两个国家后立即对两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不仅实施马歇尔计划向两个战败国大量输血，而且还通过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马克和日元贬值，相反德日两国却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对美国的出口。之后爆发的韩战更是为德日两国送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两国利用战争所需要大量军需品之际，扩大了生产线和生产能力，这把两国送上了经济大国的道路。

美国这种在哪里击败某国就立即在那里进行建设的 思路是极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这需要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克服其固有的报复心和复仇意识，冷静下来从长远的观点来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美国手中的两个战败国成为美国在世界大棋盘上两个绝佳的棋子，美国重建德日两国并扶植两国对美国而言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1）美国担心，德国日本的战败和被削弱会导致亚欧两大洲失去均势，法国和中国会成为亚欧两大洲的新强权。美国的全球战略里不希望有任何一国成为该地区的霸权国家，因此极力反对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强德日的经济实力来制约法国和中国的独大。（2）重新让德日两国经济强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要用德国来制约共产苏联的扩张，并利用日本来制约红色中国。德日两国因为成为反共的前沿阵地国家而立即由战前的敌国转变成战后的同盟国。（3）德日经济的发展为美国的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场，之后德日两国经济上追赶美国，也为美国的产业升级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4）德日两国的经济奇迹起了一个“橱窗展示”的重要作用，紧邻西德的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在西德的经济奇迹下黯然失色，许多东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严重损害了东部阵营的稳定性，西德在后来的苏联和东欧阵营的解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经济奇迹也间接刺激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让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向西方靠拢。（5）富裕的德日两国成为美国重要的财政来源，美国在进行战争、财政匮乏时，德日两国总是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援助。

总之，美国没有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简单的民族复仇主义，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战略下进行了对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谋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另外一个很好的在外交和国家战略中采取实用主义立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是和苏联领导下的东部阵营结盟，1972年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会晤事实上标志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结盟。当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举国上下都处在狂热的意识形态革命中，任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西方”的东西都被彻底禁止，更谈不上与西方世界发生任何联系了。就在这样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时期，就在中国和美国事实上还处于越南战争交战状态中，毛主席通过他的大战略创造了中国外交战线和国家总体战略的全新局面。当时无论是左派国家和左派力量，还是右派国家和右派力量，都没有能预见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两个互为敌手长达20多年的国家能够戏剧性地改善双边关系。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是让世人耳目一新，双方事实上结成了针对苏联的准结盟关系。中国迅速摆脱了孤立的外交局面，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戏从那以后就徐徐拉开了序幕，一直到邓小平上台推动改革开放的国策。可以说，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富有远见，没有让当时国内的意识形态狂潮来干涉我国的外交战线，是中国能迅速转向采取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和日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是倍受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关注的一件大事。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两个互相为仇敌的国家，居然能够实现和解走向和平结盟的新局面，这确实是中日两国具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壮举。特别是考虑到二战才仅仅结束30多年，许多痛苦的历史记忆依然清晰，那个时代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超越历史，开创新局，真的是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当时西方媒体对中日缔约的报道多是用“难以置信”来描述，有的媒体甚至用“黄黄结盟”（黄种人和黄种人的结盟）来报道。通过中美和中日的准结盟关系世界政治版图和战略版图被重新划定，各大列强之间重新洗牌，国际政治的全新局面诞生了：中国被包围的困局被彻底打破，在全球处于战略攻势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而处于被包围的战略局面，美国和中国加上西欧和日本对苏联事实上构成了强大的战略包围事态，苏联感受到了空前的战略和地缘危机，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美国由于经历韩战的平局和越战的惨败处于战略守势，通过与中国的准结盟关系得到一定缓和和恢复，重新处于有利的国际战略局面。这从当时苏联国内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证，苏联的媒体塔斯社强烈批评和攻击中日缔约是针对苏联而来、是不可饶恕的反苏阴谋，苏联官方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并刊登了大量的漫画来讽刺中日结盟，认为两大黄种人民族配合美帝来疯狂反苏。按照毛主席的观点，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要赞成的。敌人害怕的正是我们要作的。苏联当时歇斯底里地攻击正反映了苏联强烈的不安和恐惧，中日改善关系戳到了苏联帝国的痛处。

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毛坚持“共产主义永远不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教条主义的路线的话，邓如果坚持“日本侵略过中国，中日永远是世仇”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话，中国是不可能打开外交战线的新局面，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战略大格局的，也许中国今天还处于四面为敌、被全面战略包围的局面，那我们也就谈不上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经历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局面了。历史的经验和中外的范例告诉我们，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外交方略的制定和意识形态脱钩。我们不能让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来干扰国家战略，否则其结局是国家长远利益被损害。我们的一切方针和政策应当从国家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中国国家总体战略应当拒绝少数极端主义思想的绑架，其目的在于维护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具体说来，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强”，美国越来越退化成“军事产业复合体”的局面下，中国不应当排除跟任何一个国家结盟（除了美国以外），不应该预设任何立场和先决条件。国家利益，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我们最大的政治。特别是中日关系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中日两国既然在1978年，在那个离二战结束不远的年代能够缔结和约，共释前嫌，开创中日关系的新局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在二战结束后近60年的时间依然被过去的历史所绑架。我们如果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历史和痛苦的回忆中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日本政府，特别是小泉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要负主要的责任。当日本领导人一次一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时，就一次一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挑动了中日两国最敏感的神经。更为复杂的是，美国一步步把日本绑上美日同盟的战车，日本国内日益右倾化让中日改善关系越发困难。的确，有许多因素我们无法完全主导，我们无法直接把日本从美日同盟的战线拉回来，但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作为让日美同盟更加稳固还是更加松动？我们的行为和行动是有利于争取广大的日本民众还是在把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阵线？我们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以争取日本人民？我们是否能够把民间反日的口号改为“反对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对日本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是否给予了日本国内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因反对右翼势力而遭受生命威胁的进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华团体以足够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国民间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反日标语事实上损害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观感，并间接支持了日本的极右翼势力？我们是否意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让包括左翼在内的日本进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国威胁论”？

中日关系只是中国建立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让我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回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