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歌

　　石一歌前 身是“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鲁迅传》编写小组）”，于1972年按照周恩来大学文科复课的指示在上海成立，隶属于上海写作组。小组工作地 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组长是华东师大（当时已并为上海师大）的教师陈孝全，副组长是复旦大学的教师吴欢章，主要成员还有原上海京剧院的高义龙、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共五人。其他成员还有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周献明、林琴书，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一纲，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江巨荣、上海戏剧学院青年教师余秋雨，以及当时师大二附中的语文教师孙光萱。 编写组编出的主要教材是《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鲁迅散文诗歌选》，署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1973年2月，这个教材编写组 的工农兵学员，还编写过一本给少年儿童读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是非教材类，署名“石一歌”。“石一歌”是“十一个”成员的谐音。 　　1973年底前，吴欢章、余秋雨等都离开了小组，小组人数减少，仅剩陈孝全、孙光萱、夏志明、江巨荣等四人。1974年，小组搬出复旦大学校舍，迁 移到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所在地，後来补充了吴立昌、刘崇义、曾文渊等三人。由于离开了大学，也不再从事教材编写工作，小组正式更名为“石一歌”。搬迁后的 “石一歌”是思想左倾的文学传记编写团体，但是没有留下任何重要作品；并不是什么政治组织，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接到过外界的直接政治指令，属于上海写作组 的“外围”。参与过这个小组前后所有人中，除了余秋雨在十几年后升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之后更凭借散文创作成为国际知名的作家外，其他人始终默默无闻。 　　“石一歌”和余秋雨 　　中国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是原教材编写组成立时的成员之一。有传闻说1972年时26岁的余秋雨是其中年纪最轻的成员；但是由于小组内有四名工农兵大学 生，这种说法不可靠。据“石一歌”活跃成员孙光萱说，余秋雨曾建议将“石一歌”改为“石一戈”，未被该组组长陈孝全采纳。1973年2月署名“石一 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是给少年儿童看的读物。余秋雨自述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石一歌”这个署名，而这本书的作者是小组内 的几个工农兵大学生。 　　1973年5月14日，余秋雨离开编写组。孙光萱认为他被调到康平路141号上海写作组本部，负责联系“石一歌”；但是余秋雨自述是被疑患肝炎前 后，居住在康平路183号三楼，同一栋楼内还有其他复旦大学的教师，其后借病离开了上海到浙江奉化隐居读书。在上海写作组系统的清查档案里，存有1975 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到1976年10月“四人帮” 倒台期间，即文革后期政治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内，上海写作组系统的全部会议记录，包括中央文件传达会、大批判动员会、选题策划会、务虚会四类，共有271次 会议，不同的参加人员共计有467人，但是其中没有余秋雨的名字。1973年11月，余秋雨曾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 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但署名不是“石一歌”或者任何其它组织团体，而是“秋雨”。 　　1976年10月中旬，正逢“四人帮”倒台，但是为顾及国际影响，被疑有政治问题的上海写作组主要领导朱永嘉仍 然被命令按与日本先前的约定进行了友好访问。9月刚刚从奉化返回上海的余秋雨被指示以“石一歌成员”名义参加访问日本代表团，据余秋雨自述是同时担任监视 团长朱永嘉的任务，并拟定朱永嘉发言稿。朱永嘉访问归来，在飞机场即被带走隔离审查，他回忆自己并不知道余秋雨当时有监视他的任务，并且他计划余秋雨随团 出访是在“四人帮”倒台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余秋雨的散文集在国内外华人中广为流传之后，出现了指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要求余秋雨忏悔的声音。2000年4月孙 光萱在《文学报》1134期上发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自称正式揭发余秋雨的过去。2004年8月，余秋雨在半自传形式的 《借我一生》一书中，否认自己为“石一歌”成员。在《借我一生》中被化名“金牙齿”的孙光萱认为，余秋雨在书中避重就轻，回避事实。 　　此后余秋雨曾“出于幽默”，在全国媒体提出悬赏，如果有人能找出出自他手并署名“石一歌”的任何一篇、一段、一行或者一句文字，他情愿支付全年年薪并在全国媒体公开道歉，结果在持续了一年多的公开“悬赏”期间内并无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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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故事·石一歌·余秋雨

《鲁迅的故事》1974年版

 

《鲁迅的故事》1973年版

 

昨天下午，天继续阴沉，潮湿的海风有点冷。

原来通知说昨天务必赶到广州，今天开评审会。不料中午一问，改到了11号。

可惜我一旦准备动身，心就静不下来了，于是徒步到两公里外的一家没有招牌的旧书店里走走。

书店只有一大间房子，旧书是收废品的论斤卖进去的。而老板一本卖到3-12元或者更多，绝对不吃亏。

15本，80元，还满意。有1957年香港三联书店版的《沫若文集》第一卷，有《女神》、《星空》、《瓶》的；有山东教育社的《王力文集》第十五卷，有《诗词格律》与《诗词格律概要》的；还有社科文献社的《<易经>对话录》六百来页；上海古籍的《唐诗三百首新注》（金性尧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的唐圭璋等注释的《唐宋词选注》；三联1981年版的《傅雷家书》；老乡师陀的《果园城》。

为了纪念我的大一，又挑了一本品相好一些的《唐诗小札》（刘逸生著）。

窃以为最有价值的是花10元买的两种《鲁迅的故事》，作者“石一歌”，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一是1973年版，印了32万册；一是1974年版，印数高达155万册。放到今天，码洋会大把拿来的。

尽管故事多半也真有其事，但那讲法的的确确一股子“帮气”，六经注我，随意点染，替鲁迅“想”了不少革命思绪，大骂胡适之、梁实秋等等，每每叫人记起鲁迅最惧怕的“谬托知己”。

1973年版24篇，1974年版的添了4篇，《对青年的一场争夺战》，是骂胡适之开书目的；《一张红军作战“地图”》，是记叙鲁迅1932年见到陈赓将军的。《怒斥“蛀虫”》，是骂“四条汉子”尤其是田汉的；《最后一次巡礼》是说鲁迅1936年10月初出席木刻流动展览会的。文章把一切都拉到“阶级斗争”上，继续塑造“棍子鲁迅”的“唯横眉怒对”形象。

盖田汉先生1968年12月10日受张春桥、康生等迫害致死。人已经死了，江青、张春桥控制下的“石一歌”仍然不放过，碎尸扬灰。1979年4月为田汉彻底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石一歌”会后悔加进去的文章吗？无奈我等恰恰是受了“石一歌”教导的青少年，所幸下一代不会再学习它了。

而且，查查《鲁迅年谱》，一个重要情节是：鲁迅见陈赓将军正是由共产党人冯雪峰陪同而去的。“石一歌”当然不能照实写，因为冯雪峰1955年辈卷入“胡风事件”，1967年被打成叛徒，而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回到北京，安排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但只许在家看稿、答疑。《鲁迅的故事》第二版问世不久的1976年元月，因肺炎引起并发症去世。也是被“四人帮”迫害既久的文化人。

 

于是，又想起封了博客的“石一歌”之一的余秋雨“大师”。

笔者对于“石一歌”的公案没有考据，幸而有梅县籍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的《余秋雨与“石一歌”——“文革”匿名写作研究之一》在网上，择要如下： 

 

1、“文革”期间，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系统严密，有里三层、外三层之分。其中“石一歌”属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外围”组织。这里讲的“外围”，系相对“内围”的位于上海市康平路的写作组本部而言。和“内围”不同的是，“外围”小组张、姚极少直接过问，联系没有像“内围”密切。但即使这样，“外围”写作组仍属张、姚监控，比如“石一歌”即《鲁迅传》小组便是张春桥、姚文元授意“写作组”一号掌柜朱永嘉，假借毛泽东的“学点鲁迅”的名义成立的。1972年写出10万字的《鲁迅传》初稿后，曾任王洪文秘书的肖木就向张春桥汇报，后又由姚文元拍板“这样写可以”。 

 

2、事情还得从1971年说起。那时周恩来陪同塞拉西皇帝来上海视察时，希望鲁迅生活、战斗过10年的上海，建立一个学习、研究鲁迅著作的小组。张春桥原布置朱永嘉组织一班人马写为江青一伙树碑立传的《文艺思想斗争史》。这个“史”由于工程大，一下难于完工，因而张春桥于1971年11月29日灵机一动，接过周恩来的“指示”，叫朱永嘉先编一本二万字左右的《鲁迅传》，一方面可以为《文艺思想斗争史》编写打下基础，另方面也可向中央交差。朱永嘉听了这一指令后，立即搭起13人的写作班子，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只有十一人：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高义龙。除高义龙系原写作组“老牌”成员外，其余均系大专院校教师、中学教师，外加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和文化系统的业务干部。……《鲁迅传》小组（“石一歌”）正式挂牌为1972年1月3日，办公地点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一层的103、104室，属康平路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组织。他们以“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并非后来人们戏称的“十一个哥们”，因其中也有女性）、“石望江”、“丁了”等笔名，共发表了八十四篇文章，为“四人帮”的所谓“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攻击周恩来、邓小平，为江青露峥嵘、当女皇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大造舆论。 

 

3、余秋雨系“石一歌”正式成员。他虽不属正宗的“老人马”，但也非初出茅庐之辈：一来他在1969年即21岁时就由姚文元的亲信胡锡涛引荐参加“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参与由《文汇报》何倩等人出面组织的“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成员，由余秋雨执笔写出初稿《评坦斯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后由胡锡涛修改定稿发表在《红旗》1969年第6、7期合刊号上。此文破中有立：破“斯坦尼”戏剧理论体系是为江青充当所谓“文艺革命英雄旗手”扫清障碍。据胡锡涛在《“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像揭秘》（载《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中回忆，余秋雨当年经常向人炫耀这篇重头文章是他执笔的，另胡锡涛在余秋雨还未走红的武汉工作期间，也跟湖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事提及此事，而不似今日之余秋雨矢口否认他参与写过此文。二来余秋雨系“石一歌”成立前期“石望江”（陈孝全、吴欢章、余秋雨、孙光萱四人同望黄浦江之谐音）的成员之一。由于后来写作班子重新成立，成员也不止四人，便需要起用新的笔名。陈孝全在确定“石一歌”笔名这一重大事情时，据孙光萱在《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载上海《文学报》2000年总第1134期）称，余秋雨曾参与敲定笔名的讨论，这说明余氏并非“十一个”中的等闲之辈。

 

4、余秋雨于1973年下半年确实离开了“石一歌”，但这不是他有这么高的觉悟认识到这类文章会危害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会伤害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或认为“有异己的东西粗暴掺入”、“写文章的人不自由”。相反，是因为他干得十分出色，如他得肝炎期间还写出《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那样漂亮的文章，由“四人帮”余党允许其破例用真名“露一手”，于是文章分别在上海《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8期和《人民日报》同年10月15日发表。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被上司看中调进“内围”的写作组下属的文艺组，被派去和另一位写作组成员秘密帮姚文元修改其旧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可见，说余秋雨深受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余党的青睐，也说得过去。 

余秋雨以中途离开《鲁迅传》编写组为由，把自己与“石一歌”的关系推得一干二净，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像。正如孙光萱所说：他升迁后，虽然有更重要的写作任务在身，“但毕竟还是没有和'石一歌’完全分开”。如《鲁迅传》下册的修改，余秋雨就曾参与。不过这时的讨论地点已不是“外围”组织所在地复旦大学10号楼，而在“内围”的“康平路余秋雨所住房间外边的一间大办公室”。在这宽敞豪华的办公室里，余秋雨的身份已不同寻常，他手握朱永嘉、王知常授意的改稿、统稿大权，发表的意见常常带有指导性。《鲁迅传》下册因“四人帮”全军覆没未能出版，可该书提前发表的《再捣孔家店》（载《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5期），经余秋雨作过大量修改。在这一章中，余秋雨和其他“笔杆子”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歪曲为“批孔年”。这“批孔”影射的是谁，读者不难猜出。

 

5、余秋雨现在当了文化名人后，“一阔脸就变”，不许别人批评他这个当过“正厅级”的高干，尤其忌谈“文革”问题，矢口否认自己在“文革”期间充当了“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一号种子选手”的事实，这就使人觉得他不够诚实，对历史缺乏一种反思的态度。在最新出版的长达40余万字的余秋雨传记即《余秋雨的背景》（杨长勋著，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版）中，余秋雨又借别人之口一再否认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还反咬一口说孙光萱没有资格做证人，可这位1963年才出生的传记作者不了解：孙光萱因没有像余秋雨那样的出色表现始终在“外围”写作组，他所写的错误文章在学习班“说清楚”后，受到组织的信任，后来担任了审查余秋雨、戴厚英等人组成的“内围”写作组的党小组副组长。正是在清查过程中，他通过内查外调知道了余秋雨离开“石一歌”后的所作所为。退一步说，即使孙光萱记忆有误，或他说的话不足为凭，另还有众多“石一歌”及“内围”写作组成员仍健在。把别人讲的事实真相说成是动机不纯，想借批别人出名，这种倒打一耙的做法，就更不是一位文化名人应有的文化品格了。

 

话说回来，事实俱在，余秋雨只要忏悔了，读者大概还是能够原谅他的。巴金说过自己当时就是按照四人帮的逻辑去思维，就是认为自己的著作全是“毒草”，成了机器人。“个人崇拜”加上“奴化教育”，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抗拒得了的。换句话说，扭曲的、变形的时代要为余大师负点责任——倒退38年，三耳先生如果像余大师那样受宠，恐怕也会“若惊”的，因为江青是文革的组长，毛主席的夫人，咱们年轻人都是一腔热血的“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机会当然要表现的。

问题就在于老余“打死也不招”，而且继续玩“秋雨含泪”劝群众万万不能够上访的“政治秀”，而且在南京勒石露出了国学太一般的马脚，于是才一再有人“揪住不放”，弄得本来写得不错（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尚在沉寂之际是有影响的）的“大散文文化”也变成了洗刷不干净的“苦旅”。

想来想去，不必说官员“道个歉咋就这样难”了吧，大师此生看来是不准备道歉了。

当然这也好，因为我昨天买的小书就更有收藏价值了。

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