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女友最好干郁敏完:语音象似性与右文说

       关键字：右文说；语音象似性；任意性；指示代词 

自从索绪尔开创现代语言学以来，他所提出的语言符号的第一大原则——任意性原则似乎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不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流派的兴起，任意性原则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他们强调的是任意性的对立面——理据性或说象似性。本文试图从认知语言学语音象征的角度看“右文说”的合理性，进一步引申出字音和字义的联系。

       一、右文说及后人对其的发展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记载：“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谓浅，金之小者谓钱，歹而小者谓残，贝之小者谓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宋人王圣美提出的这种文字学，即是最早的“右文说”。所谓“右文”，一般是指形声字的声符。而“右文说”，即是这样一种理论：在形声字中，声符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与本字的意义相通。或者如王圣美所说，形声字的义符只表示义类，而真正的意义则在声符之中。自王圣美后，宋人张世南的《游宦记闻》卷九，戴侗的《六书故·六书通释》也都提到“右文”的问题。   清代，朱骏声、段玉裁、王念孙等凭借古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将其推演为“音近义通说”。“右文说”被推阐得淋漓尽致，以声读之法尽文字假借之妙，寻绎出统系来，蔚为壮观。这也标志着“右文说”的顶峰。段玉裁在《说文叙注》中说：“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着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段氏以为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相互关联，应三者互求。而三者之中，最重要的在于了解声音。他在《段注》里特别注意音与形义的关系。因此，他在训话中，能循着语音的线索，提出“声义同源”的说法，构成“因声求义”、“音近义通”学说的理论基础。音近义通在某些情况下有其客观依据，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所有音近字的意义一定相通。它的条件必须是同源。只有语源相同或相近的词中，才可能有音近义通的现象。“一方面，同从一声的形声字不见得都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意义。同一个声旁也可能表示几种相关的、乃至无关的意义。另一方面，为同族词所造的形声字，也不见得都从同一个声旁，而完全可能使用音同或音近的不同声旁。例如从‘舆’声、‘余’声和‘予’声的一些字都跟‘宽缓义’有关，从‘禁’声和‘今’声的一些字都跟‘含蕴义’有关。这种虽然使用不同声旁但是音义都很相近的字，它们所代表的词，一般也应该是有同源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把声旁用作研究同源词的线索的时候，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同从一声的形声字的范围里。”（杜念峰2004）我们不是否定右文说的合理性。相反，我们认为在声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右文说促进了的同源词的研究。王力的《同源词典》中同源词中有许多就是形声字。“右文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只把形声字的声旁看作标音符号的偏见。但就形声字而言，声符表义的情况十分复杂，既有用同一声符表示同一意义的，又有用不同声符表示同一意义的，还有用同一声符表示不同意义的。传统右文说只适用于这三种情况的第一种情况，而对其他两种情况就不那么有用了。它囿于形体，无法把用不同声符表示同一意义的同源词系联在一块;又容易以偏概全，把本来表示几种不同意义的声符硬说是表示一义的。所以，我们应该从音去找义上的联系。王力（1980：534）在清儒的基础上进一步摆脱字形的束缚，从声音和意义两方面找它们的亲属关系，他指出：明母字 (暮、墓、幕、昧、霾、雾、灭、幔、晚、茂、密、茫、冥、蒙、梦、盲、眇) 常表示黑暗义或有关黑暗的概念，至于“明”字作为反义词存在，这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反义词也是有语音上的联系的。影母字（阴、暗、荫、影、翳、幽、奥、杳、黝、隐、屋、幄、烟、哀、忧、怨、冤、於邑、抑郁）常表示黑暗和忧郁的概念，以及有关的概念。日母字（柔、弱、荏、软、儿、孺、茸、韌、蠕、壤、辱、）常表示柔弱、软弱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阳部字 (阳、光、明、朗、亮、炳、旺、王、皇、章、昌、张、扬、刚、强、壮、猛、长、永、京、广、旷、洋、泱) 常表示光明﹑昌盛﹑广大﹑长远、刚强等等的概念。

       二、音义间的象似性

       近年来随着认知功能语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语音的语义之间的象似关系。即：语言的临摹性。他们越来越关注语音与语义的联系，认为他们的结合有一定的理据性。段玉裁、王念孙、朱俊声等清儒之所以能因声求字，提出“声义同源”的说法，构成“因声求义”、“音近义通”学说，也就是因为音义之间是相通的。 

        1．语义与元音（韵母）的有关。郭中（2005）提出了以下几条：

    （1）u、o表示“圆形”，如：“圆、环、碗、挽、丸、湾、腕、完、全、圈、拳、泉、蜷、管、罐、玩、珠、玉、球”。

    （2）a表示“偏小的面积或体积”。如：“巴、芭、坝、扒、靶、疤、耙、拔、把、大”。

    （3）ai 介于i和a之间，表示“小、薄、细、距离近”，如：“爱、矮、碍、埃、隘、挨、白、摆、掰、排、牌”。

    （4）an表示的范围比ai大。如：“庵、安、案”。

    （5）ang 表示的范围比a、an更大。如：“广、逛、筐、框、旷、炕、缸、窗、床、闯”。

    （6）ao常表示“相对封闭的空间”或者“高空”有时也指“半圆形”如：“套、掏、涛、冒、帽、铆、罩、窖、勺、舀、槽、搅、扰、绕、鞘、铐、牢”。

    （7）ong表示“圆形、庞大的、有份量的”，如：“洞、栋、冬、筒、捅、通、桶、瞳、弓、公、宫、功、巩、轰、洪、宏、鸿、虹、孔、窿、钟、龙”。其中“洞、栋、筒、捅、通、桶、弓”既有“圆形”之意，又有“长”之意。

    （8）i、ing表示“大的范围和体积”但是和“细小、薄”有关系，如：“小、细、下、低、青、清、晴、静、净、精、镜、颈、柄、饼、屏、平、瓶，并，拼”其中“清、晴、静、净、精”都有“在大的范围内较纯洁而无小杂质”的意义指向。

    （9）有的音节既包含有小口形的发音，又包含大口形发音或鼻腔共鸣发音，这类音节有时表示兼具两种特征的事物和特征，如“细而长或者薄而大”，“一部分小另一部分大”。如：“丁、钉、茎、秧、柄、饼、屏、平、量、梁、桨、疆、墙、枪”。

       上面提出的这些规律并不是没有反例的。（4）、（5）他自己就给出了反例。这说明音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这里面有诸多因素同时起作用。“a”是否表示“偏小的面积或体积”值得商榷。发“a”时开口度较大，所以“a”常表示大的意思。常与i相对。如：大—小、细。“ang”应表示“大”的意思，这从王力先生提出的“阳部字 (阳、光、明、朗、亮、炳、旺、王、皇、章、昌、张、扬、刚、强、壮、猛、长、永、京、广、旷、洋、泱) 常表示光明﹑昌盛﹑广大﹑长远、刚强等等的概念”中可以得到证明。雍淑凤（2001）在分析了《说文》中“奄”族字后指出“奄”族字有以下4个义项：①具有“大”义；②具有“覆盖、蔽藏”义；③具有“无光明、昏暗、黑暗、黑”义；④具有“覆盖、遮蔽、盛装物体的东西”义。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4个义项的引申关系。这正好证明了（4）“an”表示范围大。刘卫宁（2004）认为“乔”声表示“高”源义素；“乔”声表示“大.”源义素；“乔”声表示.“长”源义素；“乔”声表示“突出翘企”的源义素。而“高”、“大”、“长”、“翘起，突出”诸义同出一源，以“乔”为他们的共同语源。而“乔（qiao）”的韵母既有表小的i又有表大的ao，而这时为什么不表示小，而表示大。但戋（jian）族字却表示小。（水之小者谓浅，金之小者谓钱，歹而小者谓残，贝之小者谓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这里，人们却突出了i而忽视了表大的an。具体原因不清楚。可能是因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对音的敏感不一样。蔡淑梅（2005）对汉字中从“同”得声之字分析，则进一步佐证了我们第（7）条的描述。她指出：“在汉字近56个从“同’，得声的形声字中，就本文材料所能证明的同源词有35个，而这些理据式同源词按其所含有的共同意义可分为两大组:一、表大义、盛义;二、指事物直通、中空、外圆的特征和动作直的特点及由此引申出的通达之义。”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以上的（2）、（3）、(4)（5）、（6）、（7 ）归并为：a、ai、an、ang、ao、ong倾向于表示大及与大相关的概念。以上的9条规律就可以简化为4条：

      （a）u、o、ao、ong表示“圆形”，引申表示大的事物。

      （b）a、ai、an、ang倾向于表示大及与大相关的概念。

      （c）e、i、ing表示大的范围和体积”但是和“细小、薄”有关系。

      （d）有的音节既包含有小口形的发音，又包含大口形发音或鼻腔共鸣发音，这类音节有时表示兼具两种特征的事物和特征。

       郭中虽然对某些语音倾向于表示某种语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上面的这些倾向性正是语音象似性的表现。主要表现有：一是用发音口形象似物体的形状，如（a）；二是开口度大小象似事物的大小、重要与否，如（b）、（c）；当音节中既包含有小口形的发音，又包含大口形发音或鼻腔共鸣发音时，就会出现这种语音象似的竞争。这类音节两种意思都有可能表达，这时就取决于表达者当时强调哪一方面。

        2．语义与辅音（韵母）有关。

       （1）j、q、x、y、z、c、s、zh、ch、sh表示“细小、很薄”等特征和事物。其中j、q、x象似程度最高，如：“极、细、小、线、尖、点、面、丝、狭、夹、掐、卡、齐、脐、皮、披、一、衣、依、倚、椅、聚、集”。这是因为这些辅音只能跟i相拼，而元音i也是表示小的意思，这样，这个音节既符合元音象似，又符合辅音象似，所以象似程度高。

      （2）m、p、y、w、r常表示消极及与消极有关的概念。王力先生（1980：533）指出：上古16个否定词，按上古音读，它们都是唇音。其中11个是明母字（莫、末、蔑、靡、曼、罔、无、毋、亡、勿、未），5个是帮母字（不、弗、否、非、匪）。上文提到的明母字常表示黑暗义或有关黑暗的概念、影母字常表示黑暗和忧郁的概念以及有关的概念、日母字常表示柔弱、软弱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概念也是个证明。 

      （3）指示代词的近指、远指的区别有时就是辅音的不同，一般来说，近指的辅音响亮度低于远指。辅音的响亮度级别为：边音﹥鼻音﹥擦音﹥塞擦音﹥塞音；送气的﹥不送气的。（参见石毓智2000：164）如：官话区的指示代词与普通话接近，近指的声母一般用zh，远指用n，如神木方言、大同方言、临县方言等。阳新方言近指声母用t，远指用l。湘潭方言近指用k，远指用n。

        3．语义还与字调有关。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字义与字调之间也有一定的倾向性。

       岳阳方言的指示代词有2对：一对的近指调值为13，远指为24；另一对的近指为24、远指为33。在同一系统里，远指代词的调值要高于近指的。黄冈所辖各县市区方言中，黄州区、团风县、浠水县、罗田县、英山县、蔪春县、红安市、麻城市的远指代词的调值是6，而近指是5。武穴市、黄梅县的远指代词的调值也不低于近指，都是5。孝南方言指示代词有两套：近指的调值都是5，远指是6。嘉鱼方言也是如此，可见，调值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外，许多方言的指示代词的近指远指的不同还体现在音是否拉长。有些方言（如，赣方言）的指示代词可以三分、四分。有些是用三个完全不同的语音形式来表示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些地方其实只有两个语音形式，为了表达第三个、第四个意义，则采用变调的方法。如星子、乐平、临川、东乡、龙南、定南等。（刘伦鑫主编，1999：702）下面以龙南的表示近指、远指为例说说声调如何象征意义。龙南近指“该koi ”、远指“那nei?”、最远指“那neiì”。很明显，在表示最远指时他们都采用了升调。调越高表示更远指，这样说表最远指的那时就好像在叫远方的人一样。临夏方言（黄伯荣1996：467）是“‘兀’……读音越长、越重，就越表明地点、时间距离说话人越远”；临汾方言（黄伯荣1996：478）是“‘兀’字的读音拉得长，距离说话人所在的地方就越远”；新疆方言（黄伯荣1996：483）“新疆汉话远指代词可随声音拖长度来表示远近越远在越长”；赣方言指示代词（陈敏燕等 2003）也常用音长音强和变读（就是拉长声音）区别近指远指。这两类是赣方言中区分远指更远指的最普遍的别义手段，都有7个代表点，也是三种“较有特色、值得特别提出的”三种别义手段中的两种（陈敏燕等 2003）。用音长音强还可以表示更近指。用音长音强表示更远指更近指的有崇仁石庄、崇仁马鞍、丰城湖塘、丰城焦坑等。这种现象不但表现在汉语方言中，在普通话、民族语言中也有表现。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反义词之间不但元音的开口度不同，声调也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如：大-小，长-短，多-少，松-紧，系-解，加-减，高-矮，宽-窄，深-浅等。后面的表小、不好的反义词倾向用第三声，具体原因，我们另文探讨。

       任何语言符号都是有理据的，我们赞同陆丙甫、郭中（2005）的观点。在创造语言、文字之初，总得遵循一定的规律。假如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话，那么语言的音义结合的可能组合将是庞大的，人们将不堪记忆的重负。我们现在找不到理据的不能认为没有理据，看似任意的组合，其中可能有许多的理据性在起作用。

       强调音义象似是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流派的兴起而热起来的。在此之前，任意性原则似乎一统天下。而在中国，对音义之间理据性的探讨早已发端。特别是从许慎《说文解字》到刘熙《释名》到宋朝的右文说到清朝、现代的语源研究，这无不闪耀着中国人智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