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炼续3:胡绩伟自述(三十) 第一次经受战火锻炼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子夜，我们告别了清凉山，从延安向北撤退，天黑沉沉的，没有星光，没有灯火。我难舍难离地想看看延安一眼，可是四周一片漆黑，看不见山顶上的宝塔，看不见新市场的大门牌，看不见延安的城墙，整个延安的峁峁山沟沟，都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延安——八年不定期，与我朝夕相守，培育我，锻炼我的母亲，在这离别的时刻，连她的身影也看不清，就默默地踏上了征途。

尽管我十分清楚，这是毛主席决定的战略转移，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可是，我们的心头，仍然像压了一块石头那样沉重。

队伍静静地沿着延河走了一段。就钻进山沟向北偏东的方向前进。边区群众报的队伍，是西北局机关队伍中的一个小分队，夹在大队的中间，前，看不到头，后，看不见尾，大家心情沉重地闷着头跟着队伍向前走。
在延安七八年，早已走惯了山路，延安的机关都是从山下到山上一排一排的窑洞，每天上山下山，要跑好多趟。从这个机关到那个机关，从市区到郊区，都靠两条腿爬上爬下，磨练出一双铁脚板，在黑夜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行军，并不觉得难，也不觉得苦。

大队像一字长蛇阵般弯弯曲曲地逶逶推进，走到天已经大亮，到达离延安八九十里路的安寨东南的一个小村子，大家喝了几口水，咬了一点干粮，倒头就睡了。我们电台的几个同志没有睡，一住下来就开始接收新华社和中央社的电讯稿。大约在上午十点钟，就收到中央社播发的敌军占领延安的消息。无论它如何吹牛说：“经过七昼夜激战，于十九日晨占领延安”，“俘虏敌军五万，缴获武器弹药无数”等等，我们都一条一条地收录下来，立即把敌人这个“陕北大捷”的消息油印出来，分送西北局机关。

西北局机关的队伍同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常常在一起行动。解放军机关流动性大，西北局机关流动性比较小，因而有时两者靠得很近，有时离的很远。我在安寨真武洞附近只住了两天，商量了一下边区群众报在战争时期的工作部署后，我就带着几个同志到住在青化砭附近的西北解放军政治部去报到，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领导下，成立了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我担任社长。我们当时用的机器是一台很简陋的四灯收发报机，发电靠一台小小的手摇马达。

党中央、毛主席坚持留在陕北，解放日报、新华总社留在中央的身边的小队代号叫“四大队”，主持工作的是范长江同志。前线分社在业务上由“四大队”直接领导。我们的任务是把西北战场的战况及时向总社发出报导。同时，把战争新闻和通讯发给边区群众报。

战争时期，中央和西北局领导的新闻单位在体制上进行了很大的调整，总的原则是由以报为主的转变为以社（新华社）为主。在清凉山，解放日报、新华总社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三位一体的中央新闻首脑单位。陕北战争开始以后，就把工作重点由编辑《解放日报》改变为播发新华社电讯稿，在《解放日报》停刊以后，代表中央的言论也由新华社的名义播发全国和全世界。

同时，清凉山新闻首脑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由廖承志率领，随同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组奔赴华北，小部分人员由范长江率领跟随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坚持工作。

这时，西北局领导的新闻单位，边区群众报社也改为西北新闻社、包括西北新华社和负责发行报刊的西北新华书店，由杜桴生任副社长（社长由宣传部长李卓然兼任）。这种由以报为主转变为以社为主，由编辑报纸为主改变为以收发新闻为主，对于边区群众报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表现在战时报纸不能正常出版，但编发新华社的通讯稿却一天也不能停止。从记者对象来说、也有很大的转变，原来《边区群众报》的读者，是以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为主，现在变为以西北局系统的中高级干部为主。报纸的内容就随之有较大的改变，就是由大众化的报纸逐渐改变为一般性的报纸。

这一时期，我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群众报社和西北新华社的总编辑，但我没有作任何具体工作，一切工作都由副总编辑金照同志和林朗同志负责，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前线分社的报导工作。

当时，前线分社只有十几个人，除了两名收报员和两译电员、一名杂务人员外，其余的都深入到西北解放军中作随军记者，负责采写战争新闻和通讯，组织编发部队通讯员的稿件。经常在分社里的就我一个人，一方面编发记者和通讯员的来稿，一方面同西北解放军司令部联系，编写主要战报。

前线分社的工作是相当艰苦的。在激烈的战斗中，部队经常在夜间急行军，我们这些随军记者，当然也跟着急行军。在一般急行军中，每个人拉着前面同志的衣服跟着走，走着走着就进入半睡半醒状态，我们自夸为“走着路睡觉”或“睡着觉行军”一休息下来，无论是躺在地上，还是靠在坡上，倒头就睡。吃饭时，也常常是闭着眼睛，边吃边睡，我们又自夸为“睡着觉吃饭”或“吃着饭睡觉”。急行军常常是一路小跑，一跑就是一个多小时。很多次都是在雨中行军。有一次在滂沱大雨中行军，队伍进入一条山沟，前面几辆辎重马车陷在泥浆里，越陷越深，怎么拉也拉不出来，后面长长的队伍只好站着、靠着或者坐着淋雨，一停就是几个钟头，全身早就淋透了。到宿营地，在老乡腾出的空窑里，人们脱得光光的，一件一件地把衣服烤干。大家有说有笑，毫不在乎，更未听说谁因此伤风感冒。

到部队的前十来天，我虽然身体瘦弱，对于行军的艰苦，还能挺得住。可是由于头脑里出了点问题，好像病了几天，一下就寡言少语了。我的病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爱面子”的虚荣心在作怪。

事情是这样的。在部队中，等级制度是比较明显的。像我这样的干部，当时是应该配备军马的。因为前线分社是新建的一个小单位，还未来得及分发马匹。在行军中，和与自己差不多的同志们相比，感到人家都骑在马上行军，而自己没有马骑，面子上很过不去。有一次，我一个人到司令部去开会，要经过一段离敌人很近的地带，政治部临时派了一名战士背一支长枪跟在我后面作保护。我越走越觉得心里不舒服。回分社后，我发了牢骚，生气地说：“我又不是俘虏，派一个战士押送我。”很快，组织上就给我配备了警卫员和一匹浅灰色的日本大马。这样一来，我反而不好意思。我分配警卫员去做其他的事，不愿意他总跟着我。在行军中，我也很少骑马，常常让生病的同志乘坐，只有在跟随总部首长们一起行军时，才骑上那匹大马，和首长们同样快马加鞭奔驰前进。在战争中我很喜爱这匹大洋马，每天晚上我都要去为它加草喂水。在行军途中，凡是上坡的时候我都下马，在后面拉着它的尾巴，一步一步地向上爬。有一次，我一个人拉着马去司令部，在一片开阔地带，突然遇上敌机轰炸，我让马卧倒，我贴着它的肚皮躺着，深感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久而久之，我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感情。

在前线，生活上并不觉得很苦。首先是粮食比较充足，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伟大的边区人民倾其所有来支援战争。陕北的山药蛋是我们的宝贝。有粮时，它是菜；无粮时，它就是最好的粮。战争中，菜当然是很少的，连咸菜也很少，常常是一小碟野菜加一些盐，或者一点辣椒加一点盐，拌着小米饭，就是美味佳肴了。当时，盐也很少。有一次弄到老乡跌死的一条羊腿，没有盐，只能吃红枣炖羊肉。小米、縻子，荞麦、糠秕，是主要的粮食。面粉很稀少，只有在打大胜仗时才能吃一次蒸馍。经常成问题的是油，因为吃的油和点灯的油都是一样，有时是棉籽油，更多的时候是羊油。我们经常通宵打夜工，点灯的油总不够，常常把食油拿来照明用，炒菜就常常没有油水。肉当然更少，但每次打胜仗以后，总要美美地吃一顿。

当时，部队的作战情绪是很旺盛的，充满必胜信心，最大的快乐就是打了大胜仗。战士的快乐是缴了多少枪支弹药，抓了多少俘虏，消灭了多少敌人。我们的快乐是写了多少稿子，发了多少条新闻通讯。这些稿子特别是战争通讯，大都送给群众报，只有重大新闻才发到长江同志那里。每次西北战场打了大胜仗以后，新华总社总要播发一两篇我们的新闻报道。

当然，我们的十几名随军记者更为艰苦，也十分勇敢，他们是在枪林弹雨下进行采访和写作的。他们还常常帮助抢救伤员，同战士一样冲锋陷阵。我们的记者蓝钰同志，有一次同连队一起被敌人包围，在进行英勇抵抗以后，他同战士们一起，从十多丈高的山崖上跳了下来，及时地报道了这场英勇的突围战。

每次，中央要开会，西北局和中央就靠得比较近，我总要回群众报去看看，也要到总社去向长江同志汇报请示。

从三月十八日我军撤出延安，到五月四日，在四十七天中，我军在清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打了三场大仗，获得了三战三捷，胡宗南占领延安时那股不可一世的猖狂气焰，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再也蹦不起来了。“一举消灭共军主力，把中共首脑赶过黄河”成为一枕黄粱。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安寨真武洞召开了几万人的祝捷大会，部队就在这一带休整，我们分社同群众报社和新华总社都靠得很近。我赶回群众报社，分社的随军记者也大都回到报社这个家，这是我们自延安撤退以后第一次大团聚，战友重逢，喜气洋洋。

这时，西北新闻社的名义取消，改称为边区群众报社和新华西北分社，加上新华书店是一个合三为一的统一体。在这期间《边区群众报》有时出四开四版、四开两版、八开两版，有时铅印、石印、油印，随着战时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采用各种方式坚持出版。由于西北战局全面转入反攻，后方比较安定，物质条件也较好，当时就在筹备把《边区群众报》改为《群众日报》。这个计划，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终于实现了。

为了继续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同时编辑出版了大众化的《边区群众副刊》，是三十二开的小册子。改出日报以后，则改为《群众日报副刊》，以后又改为十六开本的《群众周报》，继承和发扬边区群众报通俗易懂的优良传统。

在祝捷大会以前，蟠龙战役快要结束时，我赶到总社发出蟠龙大捷的简短新闻。这时范长江同志正在撰写《新华社记者蟠龙大捷》的述评。他在文章最后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两头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
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这一篇评论给蒋介石的战略进攻下了一场瓢泼大雨。

只要分社和总社一靠近，我就会到总社去联系业务。同志们为了我的安全，要我带上警卫员，我都不带，一个人来来往往，习以为常。大概是这年十二月，我又去总社，同志们说路很好走，骑马一两个钟头就到了。只要沿着后面一条大山沟，一直走到沟底，再翻一座山就到了。吃过中饭，我一个人拉着那匹大洋马就上路了。不知在哪里走错了路，老走不到沟底。等我从沟底翻到山顶，天已经黑了。

那时，我军和敌军的驻地常常是犬牙交错，相距很近。天黑了又看不清究竟走到哪里了。我把马拴在一棵树上，一个人悄悄向前走，看样子，我是走在一排窑洞的脑畔上。我趴在地上伸着头往下看，下面是四孔窑洞，没有哨兵，断定是老百姓。静耳细听，很安静，我断定不是敌占区，如果有敌人，一定吵吵嚷嚷，打打闹闹，但我还是不敢贸然下去，耐心地趴在窑畔上观察动静。十分钟以后，听到下面有笑声，有一个娃娃唱：“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兵的哥哥回来了。”肯定是我们自己的地区，我才大着胆子拉着马下了一个小坡，到这户人家去问路。果然是边区的老乡，他们热情地让我喝了一碗水，告诉我走错了路，走偏了十几里，然后把我送到“四大队”住的村子。

到了总社，我把这场虚惊讲给他们听，大家都责怪我太冒险了，同志们东一句西一句，说得我真有点后怕。设想，如果真的误入敌区，当了俘虏，“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这一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段历史了。
                                           1996年12月27日
五柳村2007年7月30日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