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闯闯 我是闯堂兔:胡绩伟自述(二十)了望民主中国的理想境界

    对一个满怀理想与追求，热情积极向上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我并不满足于对延安的这点点初浅的感性认识。一种强烈的探索与判断的愿望，还驱使我从理性的角度来加深对这个民主圣地的认识。
   
    中央青委要我不忙去工作，先学习文件，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这是一着好棋，促使我在思想上理论上开始打基础，坚定了我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念，坚决走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求解放的职业革命者的人生大道。

　　我当时所信仰的，只能说是新民主主义，还够不上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应该说还没有入门。刚刚入门的，只能说是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

　　在我初到延安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仔细阅读了一九三五年以来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文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二月十五日《中国文化》的创刊号上发表，更是喜雨及时。我如饥如渴地反复学习，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感到极大的兴趣。

　　当然，这还是很肤浅的了解，既不深，也不广。《新民主主义论》，原来的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公开发表时才改为《新民主主义论》。说明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治和文化，这也正合我意。我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懂得很少，能够接受的还是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对于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什么是标志着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代替资本主义的道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对于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同，等等，我还是似懂非懂的。当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能说是刚刚跨入毛泽东学说的门槛。当然也是从这时起，我对毛泽东十分钦佩，认为他确是孙中山以后的伟大人物。

　　当时，我之所以那样信仰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因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推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把三民主义逐渐改变为法西斯主义，他这个蒋委员长变成了中国的希特勒。这是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多年来的亲身体验，是一切爱国人士不约而同的共识。

　　不打日本打内战，“攘外必先安内”，对外和，对内狠，这算什么民族主义？在国内搞国民党一党专政，把共产党当成匪党匪军匪区；对于一切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和一切主张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士，也都当成同情、勾结共产党的亲共分子；在全国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对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七君子和很多优秀的学者名人都加以种种迫害，这算什么民权主义？而在农村，田园荒芜，饿殍遍地，在城市到处是乞丐和妓女，一般知识分子都受到失业半失业的威胁，这算什么民生主义。

　　蒋介石国民党这样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毛泽东和共产党又是那样一再宣称继承和发展三民主义，明确表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所当然地引起我极大的关注。我刚刚到延安的初步所见所闻又一再证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并不是漂亮的宣传言词，也不是空中楼阁的许诺，而是正在切切实实地贯彻执行并见诸实效的。

　　一九四０年初，正是国民党反动势力恶性发展的时期。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方面调兵遣将包围陕甘宁边区，并在华北和江南公然配合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另一方面，则由汪精卫出面公开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同日本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卖国条约。我对于国民党这种反共卖国的行为十分气愤，对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衷心拥护，我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在一九四０年二月一日，我第一次参加了“延安人民讨汪大会”。这次大会号称─万人参加。这是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参加这样庄严隆重、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我第一次远远地看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穿的是同我一样的棉军服，不同的是他比我们多披了一件棉大衣。我第一次听到了他在讨汪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还听到了宣读他起草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毛泽东那义正严辞的论辩，不时挥动的有力手臂，铿锵有力地富于鼓动性的语言　，受到了到会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的演说和通电，从内容到文辞，在我听来，都十分精彩，无懈可击。可以说，当时我和延安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对他的钦佩和崇拜，达到了相当狂热的程度。

　　从这以后，对毛泽东的文稿，我都是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来阅读。阅读时，用红笔划单线、双线、圈圈点点，还作过很多摘要。可惜１９４７年胡宗南率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跟随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把这些笔记本都销毁了。时隔五十多年，我重新翻阅毛泽东当时的著作，仍然感到，从政治上说是十分正确的，斗争性和策略性都很强；从文字上说，言简意赅，尖锐泼辣，文彩奕奕，这说明我当时对他的崇拜并不全是青年人常有的那种情感激动，主要是在思想和理论上的信服。

　　那篇《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是一篇骈文体的通电，写得精练活泼，对偶工整，读来铿锵有力琅琅上口，易于背诵。在第二点中，毛泽东讲“加紧团结”，精辟地阐明了抗日、团结和进步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批评国民党顽固派不讲团结和进步，专讲“统一”，是“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而中国共产党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抗日，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日、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为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统一必须团结以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

　　《十点要求》的第三点提出要求国民党厉行宪政、实行民主的主张。这一点是这样写的：

　　“三日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政。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宣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

　　这一点里提出要实行宪政，首先就是开放党禁　、改变一党专政，就是扶植舆论，倡导言论自由。这真是一言九鼎、正中时弊。

　　“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政治。”在讨汪大会后的二十天，毛泽东在“延安促进会成立时，又发表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讲《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在这里他明确提出推行民主政治的主张。他说：“什么是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　，就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个阶级来专政。他引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话来阐明这个道理。他说：“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　，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宪政。”他还说：“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头上谈宪政了。……因为被抗日为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他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在挂愚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在全国遍布特务机关，实行专横残暴的统治，毛泽东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首先受到迫害的是广大的革命青年。所以毛泽东在《十点要求》中的第五点“保护青年”，第七点“取缔特务机关”里所阐述的主张，对于我这样刚从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中挣扎出来的革命青年来说，是举双手拥护的。

　　在“保护青年”一点中，毛泽东明确的指出：

　　“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

　　毛泽东在“取缔特务机关”一点中说　：“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未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是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

　　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受到特务分子的监视、叮哨、窃听、打小报告，是家常便饭。我们的抗日宣传队常常被阻难、被捣毁、被强迫解散和被扣押；我们召集的抗日集会常常被勒令禁止举行，或者受到捣乱破坏；我们办的星芒报和报社楼下的出版社被特务暴徒完全捣毁，澈底砸烂；我们办的报刊经常受到特务欧打报童，撕烂或没收报纸，捣毁外地的发行点；特务分子在我们四川大学阴谋制造“稻草事件”，陷害民先队员和学联成员，逮捕进步教授；我第一次奔赴延安，受到蒋介石行辕稽查处拘留一个月后押送回蓉，等等。这不过仅仅反映了这帮穷凶极恶的独裁者所实施的恐怖统治罪行中九牛一毛而矣。

　　特别使人痛心疾首、终生难忘的惨剧，是在我离开成都还不到三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像希特勒搞“国会纵火案”一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成都抡米事件”，对成都共产党领导人和社会上的知名人士进行了大逮捕，曾经同我并肩战斗的一些同志被捕了，我最尊敬的、我的革命引路人车耀先先生也是这次被捕的，他以后囚禁在特务机关的秘密监牢，终被杀害。完全可以想到，如果我不是提前被秘密送到延安，而仍然留在成都的话，我也很可能成为“抡米事件”的牺牲者之一，我的历史也会像车耀先一样，在四十年代初就早早结束了。

　　作为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我在刚到延安的短短两个月中，不只有一些颇为新鲜的感性认识，还有一些相当深刻和理性认识；我不只是从现实中初步体验到民主圣地和音容笑貌，而且从理论上由此了望到民主中国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