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革命英雄电影观后感:胡绩伟自述(十六)新闻学徒的基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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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绩伟自述(十六)新闻学徒的基础课 时间: 2007.03.25 08:32:56 
标签: 从小学升入大学，从大学中途辍学进入社会，从此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而且，完全没有想到，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我五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开始了一辈子都在兢兢业业、时刻不敢懈怠的报人生涯。旧社会尊称叫编报先生，贬称叫编报匠。一晃就是八十岁了，我这一辈子只干了这一个行业。
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这三年多时间，是我踏入新闻界的学徒时期。既无经验，也无理论，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甚至没有应该找本书来学习一番的觉悟。当然是有老师指教的，车耀先、冯诗云、杜桴生都是我的老师，还有《生活周刊》、《新华日报》作为榜样。但主要的还是靠自己边工作边摸索，才领略到一点初步经验和粗浅的知识，逐渐由模糊到比较明确。这段时间之所以决定我一生的事业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这人学一行爱一行，干什么钻什么，越干越钻，钻出了兴趣，钻出一点道道，也钻出了志向和信心。因而入了门，就想登堂入室，决心一辈子“修仙炼道”。
应该承认，我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初期阶段，是很能发挥我个人的才能的，所以事的专业也很适合自己的志愿。完全没有想到，中期以后，这条“修仙炼道”的征途，真好像比唐僧西天取经还要艰险，八十岁了，还在受磨难。我在新闻事业中逐渐形成的理想和希望，至今还没有实现。
回过头来追寻一下学徒阶段的情景，那时摸索出来的初步经验和粗浅知识，还是十分可贵的。因而除了在前几章里所谈到的以外，特设专章加以回述。可惜，从《蜀话报》以后的报纸至今没有找到，一些事例就不能具体谈到了。
在这三年中，我参加编辑的公开发行的报刊前后一共十一个。办了被封，封了又办，这使我越来越深切感到：新闻自由是新闻工作的生命线。
1936年冬，创办《活路》旬刊时，有如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懂得办理报刊登记的法律手续，也不知道当局对舆论控制的严格，我们三个同学一商量，就联合写了一个申办书，不等当局批准，就大摇大摆地编印出来公开发行了。当然，很快就遭到当局的勒令查封。这才醒悟到：原来国民党统治下是没有新闻自由的。
从那以后，我们办《大声》周刊，被封了；办《大生》周刊，被封了；办《图存》周刊，被封了；办《星芒周报》，被封了；又办《星芒救亡联合周报》，被封了；又办《抗日先锋》，被封了；又办《星芒报》，被封了；又办《蜀话报》，被封了；又办《新民报三日增刊》，被封了；又办《通俗文艺》五日刊，在我离开成都后不久也被查封了 。办了十一次，查封了１次。在国民党统治下，短短三年中间 ，不是两次三次遭受到扼杀新闻自由的苦痛，也不是五次六次，而是整整十一次！这在活生生的重复十一次的事实教育，迫使我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要办一张人民的报纸，必须争取一个人民的政权；要争取新闻自由，必须争取一个能够真正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府。
封了办，再封再办，在三年中一共办了十一次。也充分显示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当时共产党人的那股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和战斗到底的顽强精神。每办一次和每封一次，都是对我们的锻炼！而我们就是在那种恶劣的形势下被千锤百炼出来的，锤炼出越来越坚强的勇于战斗和善于战斗的本领，也增强了我们坚决改造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专制政权，执着追求和创建一个人民民主政权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还应当看到，当时之所以能够封了再办，三年中办了十一次，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两种政治势力又团结又斗争、相互争夺、相互制约的政治局面。虽然蒋介石想尽一切手段要搞成“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一党专政的中国，但是做不到。不只是共产党反对，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内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势力也反对！的的确确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因而还很难形成全国大一统的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专制体制。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事实上确实存在着限制与反限制、独裁与反独裁的某些民主权利和新闻自由。
千万不能小看这种事实存在着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的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和新闻自由，这比起法西斯一党专政统治下的完全专制独裁的政治局面来说，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共产党中央可以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全国一些大中城市还可能出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和刊物。在成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四川日报》、《时事新刊》、《民声报》、《大声》周刊《星芒报》等等，还能出版。我所参加编辑的《大声》、《星芒》，才能办了封，封了又办，再封再办。即使在国民党大搞反共阴谋的皖南事变镇压下，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局可以任意扣押新华日报有关这一事实真相的很多稿件，但是，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直接主持下，在万不得已、无可奈何时，还能施展出最后一手的抵抗措施－－“开天窗”，在被抽掉稿件的空白里写上了十六个大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了说明当时这一点点新闻自由的难能可贵 ，我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民主论》一书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以为是值得抄在下面的：
“刘少奇在一九四三年总结华北、华中等地白区斗争的经验时，曾指出：‘当时出版了《华北烽火》等党的半公开刊物，又利用了当时平津、上海等地许多左倾刊物，发表了我们所写的许多文章。这样，就迅速将党的新政策广泛地传播开来，在社会上取得了极大的同情。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出版了《新华日报》及其它书报，向各方面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等，这就有力地配合了党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毛泽东曾经盛赞鲁迅先生在敌人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设想：如果没有这点点言论出版自由，任何进步报刊书籍不能问世，鲁迅的影响何能如此大的扩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了不起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 ，创造了许多了不起的伟大作品，不能不说与封建专制统治被削弱，某些民主形式的出现有关。这也说明，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即使是间或存在的十分微弱的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对于人民革命和社会进步也是值得充分利用、不可忽视的条件。”
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一点点的自由是丝毫也不满足的。我们的目标是要争取全中国人民的全面的民主自由，争取在全国人民民主制度胜利建立和健全下的新闻自由。当时，我很向往很急于奔赴民主圣地延安，不只是希望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自由条件下办一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报纸，而且希望我们的国家完全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也从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希望人民的新闻事业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天下，自由地发展壮大起来。
上面所说的我们当时争取新闻自由的情况，只是争取办报的自由。而新闻自由中，我们当时所争取的还有新闻传播的自由。
从《大声》起，车耀先先生就一再向我们传授这堂新闻基础课。《大声》是一个新闻性很强的刊物，它虽是周刊，但它具有报纸最鲜明的时事性，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迅速地报道人们最关心的时事新闻。这里要强调报导的，不是一般“人咬狗”一类的社会新闻，而是要强调报道政治新闻，特别是强调人们当时最关心的政治新闻，并不是一般的政治新闻。
《大声》周刊是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创刊的，“双十二事变”刚刚发生一个月。由于国民党严格的新闻封锁，人们仍然蒙在鼓里，对事变的真相知道的很少。我们日夜紧张地赶着出版《大声》，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广大读者报道“双十二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又放出来的真相，以及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和蒋、汪、日之间矛盾的政治局面。
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勾结陕北共军把蒋抓起来，是叛国作乱；以后张受蒋委员长伟大人格的感召，亲自送蒋回南京，是认罪伏法。《大声》透露事件的真相：由于蒋介石一再强迫张学良进攻陕北共军，扩大内战，张忍无可忍，联合杨虎城把蒋抓起来，是被迫由促蒋团结抗日转变为逼蒋团结抗日。
《大声》还透露，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何应钦趁机加紧活动，一面进兵潼关，一面扬言要轰炸西安，企图一箭双雕，既消灭张杨，又害死蒋介石，以便篡夺蒋的军政大权，达到扩大内战、投降日冠的目的。
《大声》还透露：事变时，共产党事先毫无所知，事变后受张杨的邀请，特派出周恩来到西安进行调解，坚持和平解决，主张释放蒋介石，促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大声》还透露：蒋介石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张才释放蒋介石，而且亲自送蒋回南京，表明自己并无任何私心，完全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当时，在新闻封锁政策的控制下，要透露“双十二”事变的真实情况，不仅消息来源困难，也是大冒风险的事。五十多年前，收音机在成都是很稀罕的宝贝。车耀先有一台，韩天石所在的四川大学物理系实验室有一台，我们从这两台可以利用的收音机里收听西安和国外的广播，再从上海航空报刊中转抄一些。国民党的邮件检查很严，但是对外国人的邮件不敢扣留，我们就从国际友人（如华西大学教授魏璐诗）那里得到一些上海和外国的报刊。例如，我们曾经从英文《中国的呼声》上翻译刊登了一九三七年二月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提出了“五点要求和四点保证”。车耀先先生的关系很多，他还从国民党邮件检查所的朋友那里弄来一些被扣留下来的报刊，从那里，我们也编写出一些消息和文章。
前面说到的在二泉茶楼的神仙会，也是我们记者之间交换新闻的机会。国民党处处限制记者的采访自由，但当时的记者有好些人确是通天入地，有一套包打听、钻新闻的本事。很多重要新闻都是千方百计搞来的，都是冒着很大风险搞来的，都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冒报刊被查封、报人被关进监牢而刊登出来的。这种新闻的报道自由是经过千难万险争取得来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方法是十分巧妙的。对一些重大事件，既不能登头条新闻，也不能直接了当地报道出来，而是采取了拐弯抹角、声东击西的办法，比我们以后用的“打擦边球”的办法还高明。例如，《大声》为了透露张杨“双十二”兵谏的真相，在署名“笠盟”的文章中作了出色的表演。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宣传与谣言》，可说是一篇很难得的妙文。针对国民党亲日派对张杨的攻击，很简要地把西安事变以来的大事真相，一一公之于众。
这篇文章先批评“休谈国事”的格言已经行不通了。接着说：“委员长被扣的这件事情，不说国人应该如何注意；就是外国人也非常的吃惊。……所以我就像患了神经病一样，东一问，西一问；有人时便谈论，无人时就看报，总想明白真相。几日的努力，所得的材料，不过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而已！以一字罪之曰‘逆’，以一字伐之曰‘诛’；不同意此二字者，非国民！有反对此二字者，是共匪！舆论如此，不能深问，既已如此，何敢深谈。”以后，作者请教一位“平常先生”，请他当法官，审判一下张杨有何罪行。这位法官说要判案就得要证据，于是我把所见所闻告诉法官，法官说：“怎么不见被告的片言只语？我不能凭一面之词就下断语啊 ！”作者说，在他正为难之际，旁边一位老吏说：“上海《日日新闻》和西安广播电台，岂不就可以收到些被告的口供吗？”还说：“《日日新闻》是造谣的，西安广播电台是含有宣传作用的。造谣与宣传是不免的，但瞒不过科学先生。”作者于是订了一份航空的《日日新闻》，每晚听两小时西安广播。结果，不过零零碎碎的看了一些谣言，倒不明不白的听了些宣传，把这些谣言和宣传一起送给科学先生 。于是作者巧妙地把事实的真相、所谓的“共产党的宣传和各方谣言 ，夹杂在一起，罗列了十九条，表面上一视同仁，实际揭露了真相，揭示了真理，不仅把张学良扣蒋时的八项主张和杨虎城的七点政见一一道出，把亲日派扩大内战的活动，蒋介石被释放时的几条保证也一一道出，还把共产党释放蒋介石、促进团结抗日的主张也透露出来了。作者在文章结尾时说：“因此，必须先要经过检查官的严格侦察，认为证据确凿，不然的话，虽然宣判了也是不能禁止人家提起上诉的。”作者有意避开为张杨正面下断语，但看了十九条材料，张学良是否是“逆”？该不该“诛”？就清清楚楚了。
至于《大声》周刊敢于刊登《共产党调停陕变通电》这一类极为重要的文件，当然不能及时刊出，因辗转传递，来之不易。也不能以大字标题在头条地位刊出，只能用“明日黄花”、“救亡史料”的栏目，刊登在很不显眼的地方。这当然是为了减少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而对广大读者，他们一看就会抓住，不会忽略过去的。
《大声》周刊还刊登了一些“陕北来信”和“华北通信”，还分期转载斯诺访问延安的通讯，反映了陕北和华北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情况，这也是广大读者非常希望知道的。
报道广大读者群最关心的、最急盼了解的时事新闻，这是新闻工作的一个根本要素，可以说是新闻事业的生命线。在国民党统治区，既要千方百计去采访，去搜集，又要冲破重重封锁和限制，十分巧妙地刊登出来，这就要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新闻自由的另一个根本要义，是言论自由，或者叫批评自由，特别是批评当局的自由。旧社会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当然是极而言之。但，新闻舆论机关必须具有对当局的严格监督的责任 ，这确实是它的一个特殊的职能。这点，一个民主的政府，对舆论机关是十分尊重、并大力予以扶持的；而一个专制政府，则恰恰相反，他们是十分惧怕，并尽力予以钳制，甚至完全扼杀。
在办《大声》周刊时，我们特别强调舆论监督。除了报道新闻以外，第二位就是发表言论，车耀先先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撰写每期社论（当时我们叫“社声”）。当时 ，《大声》的言论真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大声疾呼，直言不讳，慷慨陈词的。当局确实又恨又怕，经常给车先生发出警告和威胁。车先生受到当局的监视、压制和打击信封里装子弹更是常事。办这样的刊物，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当时，人们说在新闻战线上是提着脑袋冲杀，这是毫不夸张的。
不仅要敢于批评，还要善于批评。车先生的社声，不仅政治立场鲜明，像匕首一样又短又锋利，而且注意贴近地方特点，贴近人民生活，给读者以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像纪念儿童节这样的文章，很容易写的一般化，年年照样说几句套话，但在车先生写来，却是笔下生花。他在《大声》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的社声中写道 ：“我们的政府定车四月四日为儿童节。可是我们四川的一千五百万儿童中，有几十个县的儿童还在吃树叶、泥巴，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真正能过儿童节幸福生活的小孩，在今天只有百分之一的少爷小姐。所以在纪念儿童节的今天 ，千万不能忘记百分之九十九的贫苦儿童啊！”他又说：“儿童是国家的主人翁，我们不但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在今天还要收回失地，争取民族独立，使他们不当亡国子孙，才对得起儿童，否则有何面目见我们的祖先！”
当然，对当时专政的当局，很多批评是不能直言不讳的，只能采取转弯抹角、正话反说的手法来表达真实的意见。比如《大声》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一兮”的《今日之张学良》的文章。现在读来，也是上等妙文。
文章开头写道：“张学良这个人，在“九·一八”后才驰名中国，“双十二”后就名震全球了。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常人干不出来的。不过，我们对于他处理这两件事情，都只知道，一是放弃领土而造成对国家的大不忠，一是劫持统帅即形成对领袖的大不敬，因此，我们对蒋委员长之待他，一恕再饶的宽大为怀，都不能不有所怀疑！”
这一开头好像是要狠狠地批评指责张学良，好像要宣扬蒋介石的“宽大为怀”，其实这篇文章是在宣扬张学良的大无畏精神。文章接着透露了很重要的秘密：表明张扣蒋是无罪的，而且还表明张在“九一八”时放弃东北是蒋介石命令他撤退的。这就把加在张头上的两大罪状给一风吹了。
文章说，张学良“既为达到爱国目的，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又为顾全国之纲纪，而甘受政府之大审判。前者之犯法，非胆大不敢作；后者之守法，非识大不能为。此种身拥数十万众之国家大员，作此惊天动地、循规蹈矩之事体的人，除了光明磊落大勇大谋的张学良，不唯我国历史上少见，即世界各国也不多得。”
至此，文章笔锋一转，巧妙地提出 ，应当把受扣押的张学良放回西安领导抗日。要知道，当时蒋介石是要置张于死地的，国民党内反动人士的呼声也是将张就地正法。而这篇文章，也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若能即时使之抗敌以伸其志，则率领思家綦切之健儿，必如饿马之奔槽所向无敌！收复失地，易如反掌。这点，我想政府早已见到，必在短期内纵张回陕整顿一切。不然，无功可图，无力可赎，虽特赦于张何补，虽戴罪于国何益，既负政府之栽培，又负委座之苦心，这又何必呢？”
文章最后的结语：“张学良之伟大人格，仅仅次于蒋委员长一人之下！在“双十二”之张学良，我们唯恐甚多；在今日之张学良，我们又嫌甚少！”真是妙语连珠，使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如芒刺眼而又很难挑剔。
到了《星芒报》时期，办的是更加大众化、通俗化的报纸。我们的评论注意运用民间形式，文章的内容尽管很尖锐，但说得更巧妙更为自由一点。这个时期，我主持社论，叫“正经话”，不仅有“三言两语”，还有“随说二分”等更为随便自由的栏目。比如在星芒社被捣毁时，在第十二期的报上“随说二分”专栏就发表了一篇《校长与军长》的短文，很是风趣。现抄在下面：
“有人看见某校长亲自出马，捣毁星芒报和战时出版社，便问校长与军长有何区别？
夫子曰：军长主战，校长主降。校长攻内，军长攻外。军长抗日，校长反俄。
马占山曰：幸好校长不是军长，否则祠堂街已踏为平地。
殷汝耕曰：可惜军长不是校长，否则，我大皇军已统一中国。
老子曰：天下事，本有幸，有不幸焉。”
这类文章现在读来也是令人拍案叫好的。
值得单独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在争取新闻报道自由和评论自由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摆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控制。当时，国民党“一个党、一个报、一个通讯社 ”的新闻统治体制，是他们尽力以求的主体体系，正处于逐步强化阶段，还没有达到十分严密的完备的程度，因此可以钻的空子还多，还容许一些比较进步的通讯社存在。如共产党领导的。由范长江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由李公朴任社长、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经费的全民通讯社，而且还容许各省地方势力办通讯社。其中有些还同中央社唱异调，甚至唱反调，如川康通讯社。至于单纯发布地方新闻的地方通讯社，他们也管得较松。我们就是用“星芒通讯社”的名义去登记立案的，先发行星芒社通讯稿，后办《星芒》报，以及虽然分别叫星芒通讯社和星芒报社，但还是统称“星芒社”。在星芒报被勒令停刊以后，星芒通讯社仍然存在。星芒社初期，是一班人马，几个人忙两项工作，以后分开了，我专管报社。在我离开成都以后，星芒通讯社还继续发稿，业务上还有所发展，主要负责人是方白非、肖稚苓，直到四０年初的“抢米事件”发生后，成都形势急转直下，通讯社才停止发稿。
我们在办大声周刊时，完全避开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控制，不登中央社的稿子，不按中央社的宣传口径报道和评论重大的时局新闻。到星芒报时期，我们更加强调所办的是一张大众化通俗化的小报，不能照登中央社的稿件，也不能用中央社那种不文不白的新闻语言，只能按我们的要求来选择和改写中央社的稿件，这就给了我们一个从政治上摆脱国民党中央社控制的理由。
争取新闻自由是我这个新闻学徒所上的一门基础课。在成都初上笔阵时期，我还是一个二十岁到二十三岁的幼稚青年，只是一个新闻战线的小小新兵，这种基础教育培养了我，鼓舞着我继续前进，不断成长。
在成都的三年新闻学徒期间，另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 ，就是报纸大众化的问题，这是我独特的喜好，它决定了以后在延安十年的办报生涯。全国解放以后，我被调到人民日报这个全国性的大报 ，离开了我从事十三年的大众化报纸的工作岗位，至今仍然认为这是我一生中一件很大的憾事。现在回过头来追忆成都三年大众化报纸的经验，还是觉得兴奋不已。
从办《活路》开始，思想上逐渐倾向于办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要抗日救亡，就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而群众又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地，的的确确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动员人民，抗日抗不了，当了亡国奴，人民将会受到更大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不改变人民受苦受难的生活现状，广大人民群众就不能真正动员起来。我初步认识到抗日救亡同改善人民生活是不可分的，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把民族主义同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道理，也是共产党把民族解放同改进民主自由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的道理。
再想到我国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文盲，或者是文化程度很低，如何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和强国富民，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通过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来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通过提高人民的觉悟，来动员、组织人民参加到民族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的斗争战线上来。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在我青少年时期的幼稚心灵里，逐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办一张为广大人民群众能阅读的大众化报纸，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十分必要的手段。
想得到就要做得到。在《活路》和《大声》创刊时，我们虽然明确确定以广大人民群众为读者对象，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但在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达到这个目标 。在内容上和政治上，我们是坚定地为人民大众的，可是，我们的广大读者还不能是工农劳苦大众，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还很低，还看不懂我们的文章。就拿我当时写的《谁战胜谁？》的通俗讲话来说，内容太深，文字的学生腔很重。至于《大声》的其他文章，如社论、专文等，因为要适合中上层的党政人员，中高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小市民阅读，内容和文字上还有意识地高深一些，好些文章用的文言词句和历史典故还多，文化低的读者显然是难于看懂的。《大声》第六期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得很坦率：“照贵刊的立场和主张，是大众化的，那么，词句希望如李公朴先生编的 《大家看》那么通俗，价钱希望如马相伯他们办的 《救亡情报》那样每份只卖一分钱 ；说到大众哪，经济、学识多半不及小众，敬请贵刊顾到，这样才能流传宽、收益广！”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读者对《大声》的要求，可以看出工农大众急需一个真正大众化的报刊 ，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众化的报刊。当时，除了努力把《大声》办得更通俗一些以外，我们早就酝酿着另外办一个真正适合广大工农大众的大众化小报。一九三七年底，在《大声》复刊的时候，我就在加紧筹办这样一张大众化的报纸。
《星芒报》终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了。在实践中，对于我前面所谈的简单道理，更加明确，逐渐深刻，也逐渐坚定地决心为这个道理而奋斗下去。
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众化，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相当困难。
当时我们所设想的目标也很简单，就是想报纸要办得识字不多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无论在文字写作上和编辑工作上，要做到让群众真正喜爱，当然还要紧紧结合人民群众最希望了解的内容。但是，既不能只注重内容，又不能离开内容只注重文字形式，关键是在结合上下功夫。当时，群众最关心的是抗日救国、对内团结、各战场的进展情况、改进民主和改善民生。我们把及时报道抗日战争和围绕战争所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放在首位 ，还特别注意有关群众的具体思想认识问题，尽量用四川的普通话把它写出来，并有意识地运用群众中流行的比喻、成语、俗语、歇后语等等，使读者感到生动活泼，亲切易懂。比如，《星芒》第三期刊登“老唐”写的“三言两语”，就是这样。“三言两语：
“中国人是大种鸡，叫得迟。这回打日本，越拖越有精神。常言道：大船烂了有三千钉，中国再朗各打败仗，都不得象日本人一败涂地 。你看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那些游击队和老百姓，岂止‘三千钉’？简直是几千几十万矛子。津浦路的战事打得舒展，日本鬼子的援军老是拿不拢，这叫做后手不来，吊只草鞋。”（注：当时的土兵同一般老百姓一样，那有布鞋穿，都是穿草鞋，行军时总是在腰上挂一双草鞋，准备脚上的草鞋穿烂了好换一双。）
当时，我们议论过多次：一张人民的报纸，主要在于内容，在文字上不一定通俗易懂，甚至为了照顾文化高的知识分子读者，还要特别采用一些文言文的语法和词句，采用一些典故和古诗词。如成都的《大声》周刊、《时事新报》和《四川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等。但是，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在文字上就应当采用普通话，用一般老百姓常用的章法、语法和词汇。用我们当时不精确的话来说，我们认为前一种是“人民小众化的报纸”，后一种是“人民大众化的报纸”。
正如前面所说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个文字形式问题，还必须与内容密切结合，力求适合群众。要求更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困难情况和摆脱痛苦的思想情况，更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用群众所能看懂或听懂的文字把这些编写出来。比如，我们特别注意刊登各地农村和工厂的通讯，反映农民和工人的情况，刊登抗战军人从前方来信和他们的家属写给前方战士的信，反映军人和军属的情况。我们还设了一个“跑街先生”所采写的“街头访问”专栏，专门采写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人，反映城市贫民的生活情况。我们还设了一个“老百姓茶馆”专栏，每期登四五篇老百姓的街谈巷议，都是从群众的来稿来信中挑选出来的。在《星芒》第三十七期上就登了这样一篇：
“标题：《钱当泥巴用，不肯拔一毛》
“成都献金已经七天，一共才得三万元。比武汉三天得百万，当然少得多；就连长沙、西安都赶不到，这是啥来头呢？你说是没得人出钱，那又不象，只要你到献金台去站一会，出钱的人还是多得很，不过出钱的多半是穷人，当了铺盖罩子也不过块把钱 ；大家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可奈何。你说成都没得有钱人，那更不象，不见戏场餐馆内，真是钱当泥巴用。大家要晓得是啥子来头，只有去问那些有钱人脑筋中有没有国家观念。”
我们还设了一个“假衙门”，由假法官“张公道”来判案。在国民党和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的冤屈苦难实在太多了，可是“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民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有状无处告。《星芒报》开辟这个“假衙门”，告状的是真人真事，被告的是那些贪官污吏，但审案判案是假的，判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它为受苦受难、受冤受屈的老百姓伸冤出气，伸张正义。而且也造成一种社会舆论，刹一刹那些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的威风。报纸一登出来，很多人都争着看，茶馆里议论纷纷。读者认为，虽然是假衙门，可是《星芒报》上的张公道这一审一判，总算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气。有的小孩子看了“假衙门”，也自称是“张公道”，和小伙伴们扮演审判贪官的游戏；他们恨哪一个赃官，就审判那一个，大人看了也很解气。
我们很注意选用群众的来稿来信。我们体会到，大众化的报纸要特别注意吸引人民大众来参加写稿，使报纸真正变成人民自己读自己办，自己的孩子自己爱的报纸。
《星芒报》等一系列的大众化报纸，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的又一个原因，是我们利用民间文学形式，每期都刊登了很多富有四川色彩的大众化文艺作品。《星芒报》每期都刊登章回小说的连载，一期只登千把字，很多读者就是为了看这一小段小说来订购《星芒报》的。许多人也是从爱看这些连载的章回小说到爱看其他内容的。我们请冯诗云同志写抗日小说，他以“磨刀人”为笔名写的《华北五英雄》中篇小说 ，流传很广。我们还设有“城隍庙”专栏，专门刊登“金钱板”、“莲花落”、“花鼓”、“道情”等说唱新篇。《星芒报》还设有“星芒小舞台”专栏，刊登短小的川剧和京剧剧本，登过川剧名家贾培之的川剧和老舍的京剧，都是新编的剧本。这些都是深入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的好材料，很受民间艺人和宣传队的欢迎。另外，我们还登了一些新诗歌和短篇小说。
《星芒报》等还大胆采用各种民间形式，赋以新的内容，称之为“旧瓶装新酒”，我认为是相当成功的。当时我对这并没有从理论上作过什么研究，我本人也不是真正长期深入工农大众的知识分子，只是从参加星芒社宣传队的活动中，比较深切地体会到工农大众的喜爱。只要我们一敲起金钱板，或者唱起小调，群众一下就拥来了，他们是那样聚精会神地听下去。而当我们用学生腔进行讲演时，坚持听下去的人就不多了。平时，我是喜欢坐茶馆的，也爱听说评书、唱洋琴，看看周围的听众，那种着迷的情景是很感人的。
在大众文学“旧瓶装新酒”方面，文艺界当时有争论。怀疑和反对的人说，民间形式局限性很大，不适于反映新内容。我们则认为，对这种局限性既要承认，又不要夸大，关键在于我们运用得当，善于运用。民间文学当然有一定的格式，比如金钱板，大多是三三四的字句，比较讲究韵脚。它的字句也不是死规定，也有一定的伸缩性，有的也可以加减一二字，而且也可以随时换韵，并不是那样死板。当然，它既然是一种文艺形式，它的内容更适宜于描写具体的事物和人物，不适宜于报道新闻和进行评论。我们虽经试过，用金钱板形式写时事政治新闻，由于内容是叙述和说理，加上新名词新术语多，效果不好。但是用金钱板的说唱形式表现抗日英雄人物，描绘一些具体的战斗过程，效果还是很好的。
民间形式是人民大众在长期实践、创造、提炼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比较固定的格式。在形成过程中，本身就有一个较为长期的修改、突破、创新、完善的过程。我们既要大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又要大胆革新，做适当的探索，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创新。比如章回小说，在每一回的结尾，总要加上固定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束语，吸引读者看了上回，一定要看下回。冯诗云写的《华北五英雄》就不用这个格式，但他保留了章回小说结尾时那种巧妙的伏笔手法，虽然不说“且听下回分解”的话，同样能达到吸引读者非看下去不可的目的。
我在成都办大众化报纸的三年中，在实践上对我进行指引的是冯诗云同志，在理论上给以指点的是周文同志。抗战后周文从上海回到成都以后，一方面参加四川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成都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一方面继续努力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编辑过几个文艺刊物，还为《四川日报》、《新新新闻》和《捷报》等编辑过文艺副刊，写过一些通俗文艺作品和儿童作品，还写过《谈目前通俗文学的重要》、《唱本－－地方文艺的革新》、《旧形式中艺术的创造》、《再谈方言文学》等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文章。他对我们办的《星芒报》、《蜀话报》热情支持。当时，我们强调“旧瓶装新酒”，广泛利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来宣传抗日和民主，周文在给予鼓励的同时 ，还一再提醒我们防止不良倾向。依然记得大概有以下四点：一是注意排除在利用中因袭和传播封建迷信的东西，例如他反对用“命归阴”、“鬼神嚎”之类的词儿，反对用过多的文言词汇；二是不能只重形式的机械运用，他不同意用唱词来说时事，因为有很多新名词新术语很难用唱词来表达；三是他反对用那些粗野的土话；四是他主张根据内容来探索旧形式的改革和新形式的实验。这些意见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这不仅坚定了我从事大众化报纸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也决定了我到延安后在他领导下创办《边区群众报》、坚持报纸大众化工作十年之久的历史。
最后还要说说关于党报和人民报纸的关系。当时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产生分歧，也没有去探讨过两者的一致性，但在实践中很自然地感到两者的密切关系，感到当时成都党组织对此的正确领导。《大声》是党领导下的报刊，当时成都的党组织还没有恢复，车耀先、韩天石是地下党员，民先队是党领导下的共青团性质的组织，我们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来办报的。到了《星芒报》，成都恢复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又入了党，《星芒报》是党直接领导下办起来的。对外来说，它还一再表示不是共产党的报纸，但实际上它是党领导的报纸；不是党的机关报，但也是党报。大众化的《星芒报》办起来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成都党组织的支持和赞赏。在成都这三年的具体实践中，从我专心致志地编辑大众化报纸中，使我逐渐明确《星芒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大众的报纸；报纸办得越受人民大众的欢迎，也越受到党组织的赞赏；越合乎人民的心意，也越合乎党的心意，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党的根本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建立和建设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国家。在这三年中，我深深感到：办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同党的宗旨、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因而处处受到党组织的大力扶持。同时，国民党却处处阻挠我们、压制我们，扼杀我们，因而，在我这个青年人的心灵里越来越想：如果不是国民党领导这个国家，而是共产党领导这个国家，我从事大众化报纸的志愿才能真正实现。如果不把争取民族解放同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密切结合起来，要办一张真正大众化的报纸是很难很难的。
一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只能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才能实现。这就是我更加向往延安，更加盼望早日奔赴延安的原因。
标签: 从小学升入大学，从大学中途辍学进入社会，从此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而且，完全没有想到，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我五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开始了一辈子都在兢兢业业、时刻不敢懈怠的报人生涯。旧社会尊称叫编报先生，贬称叫编报匠。一晃就是八十岁了，我这一辈子只干了这一个行业。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这三年多时间，是我踏入新闻界的学徒时期。既无经验，也无理论，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新闻工作的书，甚至没有应该找本书来学习一番的觉悟。当然是有老师指教的，车耀先、冯诗云、杜桴生都是我的老师，还有《生活周刊》、《新华日报》作为榜样。但主要的还是靠自己边工作边摸索，才领略到一点初步经验和粗浅的知识，逐渐由模糊到比较明确。这段时间之所以决定我一生的事业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这人学一行爱一行，干什么钻什么，越干越钻，钻出了兴趣，钻出一点道道，也钻出了志向和信心。因而入了门，就想登堂入室，决心一辈子“修仙炼道”。
应该承认，我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初期阶段，是很能发挥我个人的才能的，所以事的专业也很适合自己的志愿。完全没有想到，中期以后，这条“修仙炼道”的征途，真好像比唐僧西天取经还要艰险，八十岁了，还在受磨难。我在新闻事业中逐渐形成的理想和希望，至今还没有实现。
回过头来追寻一下学徒阶段的情景，那时摸索出来的初步经验和粗浅知识，还是十分可贵的。因而除了在前几章里所谈到的以外，特设专章加以回述。可惜，从《蜀话报》以后的报纸至今没有找到，一些事例就不能具体谈到了。
在这三年中，我参加编辑的公开发行的报刊前后一共十一个。办了被封，封了又办，这使我越来越深切感到：新闻自由是新闻工作的生命线。
1936年冬，创办《活路》旬刊时，有如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懂得办理报刊登记的法律手续，也不知道当局对舆论控制的严格，我们三个同学一商量，就联合写了一个申办书，不等当局批准，就大摇大摆地编印出来公开发行了。当然，很快就遭到当局的勒令查封。这才醒悟到：原来国民党统治下是没有新闻自由的。
从那以后，我们办《大声》周刊，被封了；办《大生》周刊，被封了；办《图存》周刊，被封了；办《星芒周报》，被封了；又办《星芒救亡联合周报》，被封了；又办《抗日先锋》，被封了；又办《星芒报》，被封了；又办《蜀话报》，被封了；又办《新民报三日增刊》，被封了；又办《通俗文艺》五日刊，在我离开成都后不久也被查封了 。办了十一次，查封了１次。在国民党统治下，短短三年中间 ，不是两次三次遭受到扼杀新闻自由的苦痛，也不是五次六次，而是整整十一次！这在活生生的重复十一次的事实教育，迫使我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要办一张人民的报纸，必须争取一个人民的政权；要争取新闻自由，必须争取一个能够真正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府。
封了办，再封再办，在三年中一共办了十一次。也充分显示出：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当时共产党人的那股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和战斗到底的顽强精神。每办一次和每封一次，都是对我们的锻炼！而我们就是在那种恶劣的形势下被千锤百炼出来的，锤炼出越来越坚强的勇于战斗和善于战斗的本领，也增强了我们坚决改造国民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专制政权，执着追求和创建一个人民民主政权的理想、信念和决心。
还应当看到，当时之所以能够封了再办，三年中办了十一次，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原因，是当时的中国还是两种政治势力又团结又斗争、相互争夺、相互制约的政治局面。虽然蒋介石想尽一切手段要搞成“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一党专政的中国，但是做不到。不只是共产党反对，各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内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势力也反对！的的确确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因而还很难形成全国大一统的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专制体制。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事实上确实存在着限制与反限制、独裁与反独裁的某些民主权利和新闻自由。
千万不能小看这种事实存在着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的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和新闻自由，这比起法西斯一党专政统治下的完全专制独裁的政治局面来说，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共产党中央可以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全国一些大中城市还可能出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和刊物。在成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四川日报》、《时事新刊》、《民声报》、《大声》周刊《星芒报》等等，还能出版。我所参加编辑的《大声》、《星芒》，才能办了封，封了又办，再封再办。即使在国民党大搞反共阴谋的皖南事变镇压下，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局可以任意扣押新华日报有关这一事实真相的很多稿件，但是，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直接主持下，在万不得已、无可奈何时，还能施展出最后一手的抵抗措施－－“开天窗”，在被抽掉稿件的空白里写上了十六个大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了说明当时这一点点新闻自由的难能可贵 ，我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民主论》一书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以为是值得抄在下面的：
“刘少奇在一九四三年总结华北、华中等地白区斗争的经验时，曾指出：‘当时出版了《华北烽火》等党的半公开刊物，又利用了当时平津、上海等地许多左倾刊物，发表了我们所写的许多文章。这样，就迅速将党的新政策广泛地传播开来，在社会上取得了极大的同情。在华中许多重要城市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出版了《新华日报》及其它书报，向各方面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等，这就有力地配合了党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毛泽东曾经盛赞鲁迅先生在敌人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设想：如果没有这点点言论出版自由，任何进步报刊书籍不能问世，鲁迅的影响何能如此大的扩展？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了不起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 ，创造了许多了不起的伟大作品，不能不说与封建专制统治被削弱，某些民主形式的出现有关。这也说明，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即使是间或存在的十分微弱的言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对于人民革命和社会进步也是值得充分利用、不可忽视的条件。”
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一点点的自由是丝毫也不满足的。我们的目标是要争取全中国人民的全面的民主自由，争取在全国人民民主制度胜利建立和健全下的新闻自由。当时，我很向往很急于奔赴民主圣地延安，不只是希望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自由条件下办一张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报纸，而且希望我们的国家完全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也从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希望人民的新闻事业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天下，自由地发展壮大起来。
上面所说的我们当时争取新闻自由的情况，只是争取办报的自由。而新闻自由中，我们当时所争取的还有新闻传播的自由。
从《大声》起，车耀先先生就一再向我们传授这堂新闻基础课。《大声》是一个新闻性很强的刊物，它虽是周刊，但它具有报纸最鲜明的时事性，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迅速地报道人们最关心的时事新闻。这里要强调报导的，不是一般“人咬狗”一类的社会新闻，而是要强调报道政治新闻，特别是强调人们当时最关心的政治新闻，并不是一般的政治新闻。
《大声》周刊是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创刊的，“双十二事变”刚刚发生一个月。由于国民党严格的新闻封锁，人们仍然蒙在鼓里，对事变的真相知道的很少。我们日夜紧张地赶着出版《大声》，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广大读者报道“双十二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又放出来的真相，以及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和蒋、汪、日之间矛盾的政治局面。
当时国民党的宣传，是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勾结陕北共军把蒋抓起来，是叛国作乱；以后张受蒋委员长伟大人格的感召，亲自送蒋回南京，是认罪伏法。《大声》透露事件的真相：由于蒋介石一再强迫张学良进攻陕北共军，扩大内战，张忍无可忍，联合杨虎城把蒋抓起来，是被迫由促蒋团结抗日转变为逼蒋团结抗日。
《大声》还透露，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何应钦趁机加紧活动，一面进兵潼关，一面扬言要轰炸西安，企图一箭双雕，既消灭张杨，又害死蒋介石，以便篡夺蒋的军政大权，达到扩大内战、投降日冠的目的。
《大声》还透露：事变时，共产党事先毫无所知，事变后受张杨的邀请，特派出周恩来到西安进行调解，坚持和平解决，主张释放蒋介石，促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大声》还透露：蒋介石接受张杨八项主张，张才释放蒋介石，而且亲自送蒋回南京，表明自己并无任何私心，完全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当时，在新闻封锁政策的控制下，要透露“双十二”事变的真实情况，不仅消息来源困难，也是大冒风险的事。五十多年前，收音机在成都是很稀罕的宝贝。车耀先有一台，韩天石所在的四川大学物理系实验室有一台，我们从这两台可以利用的收音机里收听西安和国外的广播，再从上海航空报刊中转抄一些。国民党的邮件检查很严，但是对外国人的邮件不敢扣留，我们就从国际友人（如华西大学教授魏璐诗）那里得到一些上海和外国的报刊。例如，我们曾经从英文《中国的呼声》上翻译刊登了一九三七年二月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提出了“五点要求和四点保证”。车耀先先生的关系很多，他还从国民党邮件检查所的朋友那里弄来一些被扣留下来的报刊，从那里，我们也编写出一些消息和文章。
前面说到的在二泉茶楼的神仙会，也是我们记者之间交换新闻的机会。国民党处处限制记者的采访自由，但当时的记者有好些人确是通天入地，有一套包打听、钻新闻的本事。很多重要新闻都是千方百计搞来的，都是冒着很大风险搞来的，都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冒报刊被查封、报人被关进监牢而刊登出来的。这种新闻的报道自由是经过千难万险争取得来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方法是十分巧妙的。对一些重大事件，既不能登头条新闻，也不能直接了当地报道出来，而是采取了拐弯抹角、声东击西的办法，比我们以后用的“打擦边球”的办法还高明。例如，《大声》为了透露张杨“双十二”兵谏的真相，在署名“笠盟”的文章中作了出色的表演。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宣传与谣言》，可说是一篇很难得的妙文。针对国民党亲日派对张杨的攻击，很简要地把西安事变以来的大事真相，一一公之于众。
这篇文章先批评“休谈国事”的格言已经行不通了。接着说：“委员长被扣的这件事情，不说国人应该如何注意；就是外国人也非常的吃惊。……所以我就像患了神经病一样，东一问，西一问；有人时便谈论，无人时就看报，总想明白真相。几日的努力，所得的材料，不过张学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而已！以一字罪之曰‘逆’，以一字伐之曰‘诛’；不同意此二字者，非国民！有反对此二字者，是共匪！舆论如此，不能深问，既已如此，何敢深谈。”以后，作者请教一位“平常先生”，请他当法官，审判一下张杨有何罪行。这位法官说要判案就得要证据，于是我把所见所闻告诉法官，法官说：“怎么不见被告的片言只语？我不能凭一面之词就下断语啊 ！”作者说，在他正为难之际，旁边一位老吏说：“上海《日日新闻》和西安广播电台，岂不就可以收到些被告的口供吗？”还说：“《日日新闻》是造谣的，西安广播电台是含有宣传作用的。造谣与宣传是不免的，但瞒不过科学先生。”作者于是订了一份航空的《日日新闻》，每晚听两小时西安广播。结果，不过零零碎碎的看了一些谣言，倒不明不白的听了些宣传，把这些谣言和宣传一起送给科学先生 。于是作者巧妙地把事实的真相、所谓的“共产党的宣传和各方谣言 ，夹杂在一起，罗列了十九条，表面上一视同仁，实际揭露了真相，揭示了真理，不仅把张学良扣蒋时的八项主张和杨虎城的七点政见一一道出，把亲日派扩大内战的活动，蒋介石被释放时的几条保证也一一道出，还把共产党释放蒋介石、促进团结抗日的主张也透露出来了。作者在文章结尾时说：“因此，必须先要经过检查官的严格侦察，认为证据确凿，不然的话，虽然宣判了也是不能禁止人家提起上诉的。”作者有意避开为张杨正面下断语，但看了十九条材料，张学良是否是“逆”？该不该“诛”？就清清楚楚了。
至于《大声》周刊敢于刊登《共产党调停陕变通电》这一类极为重要的文件，当然不能及时刊出，因辗转传递，来之不易。也不能以大字标题在头条地位刊出，只能用“明日黄花”、“救亡史料”的栏目，刊登在很不显眼的地方。这当然是为了减少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而对广大读者，他们一看就会抓住，不会忽略过去的。
《大声》周刊还刊登了一些“陕北来信”和“华北通信”，还分期转载斯诺访问延安的通讯，反映了陕北和华北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情况，这也是广大读者非常希望知道的。
报道广大读者群最关心的、最急盼了解的时事新闻，这是新闻工作的一个根本要素，可以说是新闻事业的生命线。在国民党统治区，既要千方百计去采访，去搜集，又要冲破重重封锁和限制，十分巧妙地刊登出来，这就要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新闻自由的另一个根本要义，是言论自由，或者叫批评自由，特别是批评当局的自由。旧社会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当然是极而言之。但，新闻舆论机关必须具有对当局的严格监督的责任 ，这确实是它的一个特殊的职能。这点，一个民主的政府，对舆论机关是十分尊重、并大力予以扶持的；而一个专制政府，则恰恰相反，他们是十分惧怕，并尽力予以钳制，甚至完全扼杀。
在办《大声》周刊时，我们特别强调舆论监督。除了报道新闻以外，第二位就是发表言论，车耀先先生的主要工作就是撰写每期社论（当时我们叫“社声”）。当时 ，《大声》的言论真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大声疾呼，直言不讳，慷慨陈词的。当局确实又恨又怕，经常给车先生发出警告和威胁。车先生受到当局的监视、压制和打击信封里装子弹更是常事。办这样的刊物，写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当时，人们说在新闻战线上是提着脑袋冲杀，这是毫不夸张的。
不仅要敢于批评，还要善于批评。车先生的社声，不仅政治立场鲜明，像匕首一样又短又锋利，而且注意贴近地方特点，贴近人民生活，给读者以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像纪念儿童节这样的文章，很容易写的一般化，年年照样说几句套话，但在车先生写来，却是笔下生花。他在《大声》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的社声中写道 ：“我们的政府定车四月四日为儿童节。可是我们四川的一千五百万儿童中，有几十个县的儿童还在吃树叶、泥巴，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真正能过儿童节幸福生活的小孩，在今天只有百分之一的少爷小姐。所以在纪念儿童节的今天 ，千万不能忘记百分之九十九的贫苦儿童啊！”他又说：“儿童是国家的主人翁，我们不但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在今天还要收回失地，争取民族独立，使他们不当亡国子孙，才对得起儿童，否则有何面目见我们的祖先！”
当然，对当时专政的当局，很多批评是不能直言不讳的，只能采取转弯抹角、正话反说的手法来表达真实的意见。比如《大声》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一兮”的《今日之张学良》的文章。现在读来，也是上等妙文。
文章开头写道：“张学良这个人，在“九·一八”后才驰名中国，“双十二”后就名震全球了。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常人干不出来的。不过，我们对于他处理这两件事情，都只知道，一是放弃领土而造成对国家的大不忠，一是劫持统帅即形成对领袖的大不敬，因此，我们对蒋委员长之待他，一恕再饶的宽大为怀，都不能不有所怀疑！”
这一开头好像是要狠狠地批评指责张学良，好像要宣扬蒋介石的“宽大为怀”，其实这篇文章是在宣扬张学良的大无畏精神。文章接着透露了很重要的秘密：表明张扣蒋是无罪的，而且还表明张在“九一八”时放弃东北是蒋介石命令他撤退的。这就把加在张头上的两大罪状给一风吹了。
文章说，张学良“既为达到爱国目的，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又为顾全国之纲纪，而甘受政府之大审判。前者之犯法，非胆大不敢作；后者之守法，非识大不能为。此种身拥数十万众之国家大员，作此惊天动地、循规蹈矩之事体的人，除了光明磊落大勇大谋的张学良，不唯我国历史上少见，即世界各国也不多得。”
至此，文章笔锋一转，巧妙地提出 ，应当把受扣押的张学良放回西安领导抗日。要知道，当时蒋介石是要置张于死地的，国民党内反动人士的呼声也是将张就地正法。而这篇文章，也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若能即时使之抗敌以伸其志，则率领思家綦切之健儿，必如饿马之奔槽所向无敌！收复失地，易如反掌。这点，我想政府早已见到，必在短期内纵张回陕整顿一切。不然，无功可图，无力可赎，虽特赦于张何补，虽戴罪于国何益，既负政府之栽培，又负委座之苦心，这又何必呢？”
文章最后的结语：“张学良之伟大人格，仅仅次于蒋委员长一人之下！在“双十二”之张学良，我们唯恐甚多；在今日之张学良，我们又嫌甚少！”真是妙语连珠，使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如芒刺眼而又很难挑剔。
到了《星芒报》时期，办的是更加大众化、通俗化的报纸。我们的评论注意运用民间形式，文章的内容尽管很尖锐，但说得更巧妙更为自由一点。这个时期，我主持社论，叫“正经话”，不仅有“三言两语”，还有“随说二分”等更为随便自由的栏目。比如在星芒社被捣毁时，在第十二期的报上“随说二分”专栏就发表了一篇《校长与军长》的短文，很是风趣。现抄在下面：
“有人看见某校长亲自出马，捣毁星芒报和战时出版社，便问校长与军长有何区别？
夫子曰：军长主战，校长主降。校长攻内，军长攻外。军长抗日，校长反俄。
马占山曰：幸好校长不是军长，否则祠堂街已踏为平地。
殷汝耕曰：可惜军长不是校长，否则，我大皇军已统一中国。
老子曰：天下事，本有幸，有不幸焉。”
这类文章现在读来也是令人拍案叫好的。
值得单独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在争取新闻报道自由和评论自由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摆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控制。当时，国民党“一个党、一个报、一个通讯社 ”的新闻统治体制，是他们尽力以求的主体体系，正处于逐步强化阶段，还没有达到十分严密的完备的程度，因此可以钻的空子还多，还容许一些比较进步的通讯社存在。如共产党领导的。由范长江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由李公朴任社长、由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经费的全民通讯社，而且还容许各省地方势力办通讯社。其中有些还同中央社唱异调，甚至唱反调，如川康通讯社。至于单纯发布地方新闻的地方通讯社，他们也管得较松。我们就是用“星芒通讯社”的名义去登记立案的，先发行星芒社通讯稿，后办《星芒》报，以及虽然分别叫星芒通讯社和星芒报社，但还是统称“星芒社”。在星芒报被勒令停刊以后，星芒通讯社仍然存在。星芒社初期，是一班人马，几个人忙两项工作，以后分开了，我专管报社。在我离开成都以后，星芒通讯社还继续发稿，业务上还有所发展，主要负责人是方白非、肖稚苓，直到四０年初的“抢米事件”发生后，成都形势急转直下，通讯社才停止发稿。
我们在办大声周刊时，完全避开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控制，不登中央社的稿子，不按中央社的宣传口径报道和评论重大的时局新闻。到星芒报时期，我们更加强调所办的是一张大众化通俗化的小报，不能照登中央社的稿件，也不能用中央社那种不文不白的新闻语言，只能按我们的要求来选择和改写中央社的稿件，这就给了我们一个从政治上摆脱国民党中央社控制的理由。
争取新闻自由是我这个新闻学徒所上的一门基础课。在成都初上笔阵时期，我还是一个二十岁到二十三岁的幼稚青年，只是一个新闻战线的小小新兵，这种基础教育培养了我，鼓舞着我继续前进，不断成长。
在成都的三年新闻学徒期间，另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 ，就是报纸大众化的问题，这是我独特的喜好，它决定了以后在延安十年的办报生涯。全国解放以后，我被调到人民日报这个全国性的大报 ，离开了我从事十三年的大众化报纸的工作岗位，至今仍然认为这是我一生中一件很大的憾事。现在回过头来追忆成都三年大众化报纸的经验，还是觉得兴奋不已。
从办《活路》开始，思想上逐渐倾向于办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要抗日救亡，就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而群众又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地，的的确确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动员人民，抗日抗不了，当了亡国奴，人民将会受到更大的压迫和剥削；但是不改变人民受苦受难的生活现状，广大人民群众就不能真正动员起来。我初步认识到抗日救亡同改善人民生活是不可分的，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把民族主义同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道理，也是共产党把民族解放同改进民主自由和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的道理。
再想到我国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文盲，或者是文化程度很低，如何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和强国富民，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通过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来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通过提高人民的觉悟，来动员、组织人民参加到民族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的斗争战线上来。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在我青少年时期的幼稚心灵里，逐渐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办一张为广大人民群众能阅读的大众化报纸，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十分必要的手段。
想得到就要做得到。在《活路》和《大声》创刊时，我们虽然明确确定以广大人民群众为读者对象，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但在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达到这个目标 。在内容上和政治上，我们是坚定地为人民大众的，可是，我们的广大读者还不能是工农劳苦大众，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还很低，还看不懂我们的文章。就拿我当时写的《谁战胜谁？》的通俗讲话来说，内容太深，文字的学生腔很重。至于《大声》的其他文章，如社论、专文等，因为要适合中上层的党政人员，中高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小市民阅读，内容和文字上还有意识地高深一些，好些文章用的文言词句和历史典故还多，文化低的读者显然是难于看懂的。《大声》第六期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得很坦率：“照贵刊的立场和主张，是大众化的，那么，词句希望如李公朴先生编的 《大家看》那么通俗，价钱希望如马相伯他们办的 《救亡情报》那样每份只卖一分钱 ；说到大众哪，经济、学识多半不及小众，敬请贵刊顾到，这样才能流传宽、收益广！”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读者对《大声》的要求，可以看出工农大众急需一个真正大众化的报刊 ，一个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众化的报刊。当时，除了努力把《大声》办得更通俗一些以外，我们早就酝酿着另外办一个真正适合广大工农大众的大众化小报。一九三七年底，在《大声》复刊的时候，我就在加紧筹办这样一张大众化的报纸。
《星芒报》终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出版了。在实践中，对于我前面所谈的简单道理，更加明确，逐渐深刻，也逐渐坚定地决心为这个道理而奋斗下去。
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众化，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相当困难。
当时我们所设想的目标也很简单，就是想报纸要办得识字不多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无论在文字写作上和编辑工作上，要做到让群众真正喜爱，当然还要紧紧结合人民群众最希望了解的内容。但是，既不能只注重内容，又不能离开内容只注重文字形式，关键是在结合上下功夫。当时，群众最关心的是抗日救国、对内团结、各战场的进展情况、改进民主和改善民生。我们把及时报道抗日战争和围绕战争所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放在首位 ，还特别注意有关群众的具体思想认识问题，尽量用四川的普通话把它写出来，并有意识地运用群众中流行的比喻、成语、俗语、歇后语等等，使读者感到生动活泼，亲切易懂。比如，《星芒》第三期刊登“老唐”写的“三言两语”，就是这样。“三言两语：
“中国人是大种鸡，叫得迟。这回打日本，越拖越有精神。常言道：大船烂了有三千钉，中国再朗各打败仗，都不得象日本人一败涂地 。你看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那些游击队和老百姓，岂止‘三千钉’？简直是几千几十万矛子。津浦路的战事打得舒展，日本鬼子的援军老是拿不拢，这叫做后手不来，吊只草鞋。”（注：当时的土兵同一般老百姓一样，那有布鞋穿，都是穿草鞋，行军时总是在腰上挂一双草鞋，准备脚上的草鞋穿烂了好换一双。）
当时，我们议论过多次：一张人民的报纸，主要在于内容，在文字上不一定通俗易懂，甚至为了照顾文化高的知识分子读者，还要特别采用一些文言文的语法和词句，采用一些典故和古诗词。如成都的《大声》周刊、《时事新报》和《四川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等。但是，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在文字上就应当采用普通话，用一般老百姓常用的章法、语法和词汇。用我们当时不精确的话来说，我们认为前一种是“人民小众化的报纸”，后一种是“人民大众化的报纸”。
正如前面所说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个文字形式问题，还必须与内容密切结合，力求适合群众。要求更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困难情况和摆脱痛苦的思想情况，更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用群众所能看懂或听懂的文字把这些编写出来。比如，我们特别注意刊登各地农村和工厂的通讯，反映农民和工人的情况，刊登抗战军人从前方来信和他们的家属写给前方战士的信，反映军人和军属的情况。我们还设了一个“跑街先生”所采写的“街头访问”专栏，专门采写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人，反映城市贫民的生活情况。我们还设了一个“老百姓茶馆”专栏，每期登四五篇老百姓的街谈巷议，都是从群众的来稿来信中挑选出来的。在《星芒》第三十七期上就登了这样一篇：
“标题：《钱当泥巴用，不肯拔一毛》
“成都献金已经七天，一共才得三万元。比武汉三天得百万，当然少得多；就连长沙、西安都赶不到，这是啥来头呢？你说是没得人出钱，那又不象，只要你到献金台去站一会，出钱的人还是多得很，不过出钱的多半是穷人，当了铺盖罩子也不过块把钱 ；大家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可奈何。你说成都没得有钱人，那更不象，不见戏场餐馆内，真是钱当泥巴用。大家要晓得是啥子来头，只有去问那些有钱人脑筋中有没有国家观念。”
我们还设了一个“假衙门”，由假法官“张公道”来判案。在国民党和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劳动人民的冤屈苦难实在太多了，可是“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民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有状无处告。《星芒报》开辟这个“假衙门”，告状的是真人真事，被告的是那些贪官污吏，但审案判案是假的，判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它为受苦受难、受冤受屈的老百姓伸冤出气，伸张正义。而且也造成一种社会舆论，刹一刹那些横行霸道的贪官污吏的威风。报纸一登出来，很多人都争着看，茶馆里议论纷纷。读者认为，虽然是假衙门，可是《星芒报》上的张公道这一审一判，总算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气。有的小孩子看了“假衙门”，也自称是“张公道”，和小伙伴们扮演审判贪官的游戏；他们恨哪一个赃官，就审判那一个，大人看了也很解气。
我们很注意选用群众的来稿来信。我们体会到，大众化的报纸要特别注意吸引人民大众来参加写稿，使报纸真正变成人民自己读自己办，自己的孩子自己爱的报纸。
《星芒报》等一系列的大众化报纸，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的又一个原因，是我们利用民间文学形式，每期都刊登了很多富有四川色彩的大众化文艺作品。《星芒报》每期都刊登章回小说的连载，一期只登千把字，很多读者就是为了看这一小段小说来订购《星芒报》的。许多人也是从爱看这些连载的章回小说到爱看其他内容的。我们请冯诗云同志写抗日小说，他以“磨刀人”为笔名写的《华北五英雄》中篇小说 ，流传很广。我们还设有“城隍庙”专栏，专门刊登“金钱板”、“莲花落”、“花鼓”、“道情”等说唱新篇。《星芒报》还设有“星芒小舞台”专栏，刊登短小的川剧和京剧剧本，登过川剧名家贾培之的川剧和老舍的京剧，都是新编的剧本。这些都是深入群众进行抗日宣传的好材料，很受民间艺人和宣传队的欢迎。另外，我们还登了一些新诗歌和短篇小说。
《星芒报》等还大胆采用各种民间形式，赋以新的内容，称之为“旧瓶装新酒”，我认为是相当成功的。当时我对这并没有从理论上作过什么研究，我本人也不是真正长期深入工农大众的知识分子，只是从参加星芒社宣传队的活动中，比较深切地体会到工农大众的喜爱。只要我们一敲起金钱板，或者唱起小调，群众一下就拥来了，他们是那样聚精会神地听下去。而当我们用学生腔进行讲演时，坚持听下去的人就不多了。平时，我是喜欢坐茶馆的，也爱听说评书、唱洋琴，看看周围的听众，那种着迷的情景是很感人的。
在大众文学“旧瓶装新酒”方面，文艺界当时有争论。怀疑和反对的人说，民间形式局限性很大，不适于反映新内容。我们则认为，对这种局限性既要承认，又不要夸大，关键在于我们运用得当，善于运用。民间文学当然有一定的格式，比如金钱板，大多是三三四的字句，比较讲究韵脚。它的字句也不是死规定，也有一定的伸缩性，有的也可以加减一二字，而且也可以随时换韵，并不是那样死板。当然，它既然是一种文艺形式，它的内容更适宜于描写具体的事物和人物，不适宜于报道新闻和进行评论。我们虽经试过，用金钱板形式写时事政治新闻，由于内容是叙述和说理，加上新名词新术语多，效果不好。但是用金钱板的说唱形式表现抗日英雄人物，描绘一些具体的战斗过程，效果还是很好的。
民间形式是人民大众在长期实践、创造、提炼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比较固定的格式。在形成过程中，本身就有一个较为长期的修改、突破、创新、完善的过程。我们既要大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又要大胆革新，做适当的探索，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创新。比如章回小说，在每一回的结尾，总要加上固定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结束语，吸引读者看了上回，一定要看下回。冯诗云写的《华北五英雄》就不用这个格式，但他保留了章回小说结尾时那种巧妙的伏笔手法，虽然不说“且听下回分解”的话，同样能达到吸引读者非看下去不可的目的。
我在成都办大众化报纸的三年中，在实践上对我进行指引的是冯诗云同志，在理论上给以指点的是周文同志。抗战后周文从上海回到成都以后，一方面参加四川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成都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一方面继续努力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编辑过几个文艺刊物，还为《四川日报》、《新新新闻》和《捷报》等编辑过文艺副刊，写过一些通俗文艺作品和儿童作品，还写过《谈目前通俗文学的重要》、《唱本－－地方文艺的革新》、《旧形式中艺术的创造》、《再谈方言文学》等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文章。他对我们办的《星芒报》、《蜀话报》热情支持。当时，我们强调“旧瓶装新酒”，广泛利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来宣传抗日和民主，周文在给予鼓励的同时 ，还一再提醒我们防止不良倾向。依然记得大概有以下四点：一是注意排除在利用中因袭和传播封建迷信的东西，例如他反对用“命归阴”、“鬼神嚎”之类的词儿，反对用过多的文言词汇；二是不能只重形式的机械运用，他不同意用唱词来说时事，因为有很多新名词新术语很难用唱词来表达；三是他反对用那些粗野的土话；四是他主张根据内容来探索旧形式的改革和新形式的实验。这些意见对我们都是很宝贵的。这不仅坚定了我从事大众化报纸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也决定了我到延安后在他领导下创办《边区群众报》、坚持报纸大众化工作十年之久的历史。
最后还要说说关于党报和人民报纸的关系。当时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产生分歧，也没有去探讨过两者的一致性，但在实践中很自然地感到两者的密切关系，感到当时成都党组织对此的正确领导。《大声》是党领导下的报刊，当时成都的党组织还没有恢复，车耀先、韩天石是地下党员，民先队是党领导下的共青团性质的组织，我们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来办报的。到了《星芒报》，成都恢复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又入了党，《星芒报》是党直接领导下办起来的。对外来说，它还一再表示不是共产党的报纸，但实际上它是党领导的报纸；不是党的机关报，但也是党报。大众化的《星芒报》办起来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也受到成都党组织的支持和赞赏。在成都这三年的具体实践中，从我专心致志地编辑大众化报纸中，使我逐渐明确《星芒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大众的报纸；报纸办得越受人民大众的欢迎，也越受到党组织的赞赏；越合乎人民的心意，也越合乎党的心意，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党的根本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争，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建立和建设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国家。在这三年中，我深深感到：办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同党的宗旨、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因而处处受到党组织的大力扶持。同时，国民党却处处阻挠我们、压制我们，扼杀我们，因而，在我这个青年人的心灵里越来越想：如果不是国民党领导这个国家，而是共产党领导这个国家，我从事大众化报纸的志愿才能真正实现。如果不把争取民族解放同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民生密切结合起来，要办一张真正大众化的报纸是很难很难的。
一张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报纸，只能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才能实现。这就是我更加向往延安，更加盼望早日奔赴延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