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药搜查官葵司迅雷:宋辽金夏宗教史之辽代传统宗教的转化与佛教的流行

辽代传统宗教的转化与佛教的流行

　　契丹族是辽国主体，在唐以前保持着氏族社会的组织形态。唐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急剧向封建社会形态过渡，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国家，许多制度仿照汉族的模式。在宗教信仰上，一方面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及民族传统宗教的成份，另一方面又开始接受汉地佛教、道教的影响，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

　　（一）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及其汉化倾向

　　契丹族在远古时代，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存在着 自然崇拜 现象，其中木叶山崇拜影响最大，流行亦最为久远。木叶山被契丹族认为是本民族的发祥地，尊之极为神圣。传说在远古的时候，有男子乘白马沿土河（老哈河）而来，有女子驾青牛沿潢河（西拉木伦河）而来，相遇于木叶山，结为夫妻，其后族属繁衍，形成契丹八部。遥辇胡刺可汗便曾制祭山仪，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后，改用汉礼，在木叶山祭祀天地，如中原天子之泰山封禅。又崇信佛教，迁幽州大悲阁白衣观音像于木叶山，建庙奉祀，以为家神。据《辽史？礼志》载：祭山仪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向；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牲用赭白马、玄牛、赤白羊，皆牡，杀之悬于君树。皇帝皇后穿戴礼服乘马至君树前下马，受群臣拜过，至天神地祇位致奠，使读祝文。之后有拜群树、匝神门树、上香、奠果品等礼仪，皇帝皇后多次礼拜，巫与太巫参与其中。整个仪式是将祭天地，祭山，祭树木和巫觋祈祷结合在一起，反映了番汉融合的特色。太宗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又增加了 诣菩萨堂 一节内容，增添了佛教色彩。辽朝祭祀天地虽不如中原郊祀、封禅仪式之盛，然而正如《辽史》所说： 神主树木，悬牲告办，班位奠祝，致嘏饮福，往往暗合于礼.木叶山祭祀无朝不有，一帝多次，亦可达到敬天礼神、辨尊卑等级的社会作用，所以《辽史》作者认为木叶山祭天与汉地祭天之礼 暗合.祭天活动除在木叶山外，还可在别处举行。仅《辽史》诸帝本纪所载，共有二十多次，祭天之山有乌孤山、乌山、黑山、秋山、黑岭、永安山、赤山、阴山等。祭天用品有青牛、白马、黑白羊、鹅、黑兔、酒脯等。其中以青牛、白马为最多，因其曾驮祖有功而奠贵，成为最上等的奠祭品。祭天地也不限于节日，狩猎有得，作战有功，瑞象降临，求天福祐，皆可随时以祭，比较灵活，没有固定的制度。此外还有祭水，以混同江祭祀最隆。

　　契丹民族本来就有天神崇拜，然而辽建国以后的天神观念显然接受了汉族正统观念的薰陶，而有别于早期状态，不再像古时那么生动纯朴，已具备了奉天承运的思想。辽太祖曾说： 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 ①又说： 上天降临，惠及烝民。圣主明王，万载一遇。联既上承天命，下统群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机谋在己，取舍如神。 ②辽太祖树立天神权威，就是为了用神权支持君权，论证其家族君临一国的合理性。其诏书无论思想观念还是言辞口吻，皆与中原帝王无异。

　　①　　 《辽史？耶律倍传》。

　　②　　 《全辽文？谕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诏》。

　　与天地崇拜相联系的还有拜日仪和瑟瑟仪。皇帝升露台拜日，诸大臣陪拜，亦有严格的仪节，不得逾超。瑟瑟仪是天旱祈雨的巫术活动。

　　前期建百柱天棚。至其日，皇帝祭奠先帝之后射柳两次，亲王和宰执各射两次，中柳者将志柳者的冠服拿来穿上，不中者将自己的衣冠送给志柳者。并且要向对方献酒，然后各归还冠服。第二天将柳植于天棚东南，巫师用酒醴、黍稗加以祭祝，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并赏赐有差。如降雨，赏赐更多。

　　契丹族在远古便有灵魂崇拜、祖先崇拜，与汉俗混合后，便演化为正规的祭祖与丧葬仪式。包括告庙仪，谒庙仪，拜陵仪和丧葬仪，比之古代要复杂，比之中原诸朝则相对简单。辽朝建有太庙，有大事举行告庙仪式，如柴册、亲征等，均由皇帝亲临诸京行谒庙仪式，皆拜见先帝御容，上香，告祝。另由四时荐新的常祭，孟冬朔日行拜陵礼。各种祭祖仪式皆是向远代祖先表示礼敬，近亲去世则行葬仪。皇帝驾崩，承嗣者要哀哭，致奠、奉柩出葬，其间有太巫祈禳祓除，燔焚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宰杀羖羊以祭，皆辽国旧俗。辽国初期，丧服样式依本族传统，天祥帝时问礼于总知翰林院事耶律国。始服 斩衰 之礼，进一步向汉礼靠拢。

　　总之，在辽国建国以后，传统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天神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等习俗，迅速风化、转型，更多地具有了汉族礼俗的色彩。

　　（二）佛教的流行及其特点

　　１。辽朝统治者与佛教契丹民族原本信仰巫教，并无佛教信仰。唐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诸部落，并注意扩大经略，延揽汉族人才，吸收先进文化，由此开始接受佛教。唐天复二年（公元９０２年），太祖在龙华州（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以西） 始建开教寺 ①，标志佛教正式进入辽国。辽神册三年（公元９１８年）， 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②。神册四年，太祖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 ，大搞宗教活动。神册六年，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渤海部，迁当地僧人崇文等５０人，入当时都城西楼（后称上京潢府，今内蒙林东），特建天雄寺。皇帝、贵族经常入寺举行祈愿、追荐、饭僧等宗教活动。以后，辽太宗耶律德光攻入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带本是汉族佛教繁盛地区，契丹民族从此受到佛教更大的影响。

　　①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②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

　　辽国自太祖皇帝起，世代崇信佛教，对佛教采取支持、保护政策，其中圣宗耶律隆绪（公元９８２- １０３０年在位），兴宗耶律宗真（公元１０３１- １０５４年在位），道宗耶律洪基（公元１０５５- １１００年在位）崇佛最甚。

　　辽圣宗时，皇太后肖燕燕 每岁正月辄不食荤茹，大修斋会及造寺.为庆祝对宋作战的胜利，圣宗于统和四年（公元９８６年）七月诏令 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以后他又多次巡幸五台山及京城诸大寺，广为布施，大兴庙宇。从圣宗开始，下及兴、道二宗，皆拨大量内币支持房山云居寺石经的镌刻。辽兴宗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式相对稳定，契丹族对汉文化的吸收进一步加深，他们更耽于佛教，在宗教大厦中寻求精神寄托，因而佛教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兴宗不仅经常游幸佛寺，布施饭僧，而且还任命僧人为高官，加以优遇。此举经常引起儒臣的不满。如《契丹国志》卷十九《邬保忠传》载，邬保忠批评兴宗道： 朝政不纲，溺志浮屠，僧至有拜三公、三师者。官爵非人，每有除授。 史料证明，僧人当时任三公、三师，并兼政事者，达二十余人，可见兴宗对佛教徒信任、依赖程度之深。道宗不仅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且本人就是一位造诣高深的宗教学者。他精通梵文，对《华严经》深有研究， 每余庶政，止味玄风。升御座以谈微，光流异端；穷圆通以制赞，神告休征 ①。他不仅能够讲经，而且留下了大量注疏《华严经》的著作。

　　上有帝王表率，下有群臣效法，王公贵族争相布施寺院以建功德。

　　如圣宗次女泰越长大公主舍南京（今北京）私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田百顷，民百家。兰陵郡夫人肖氏施中京（今内蒙大名城）静安寺土地三千顷，谷一万担，钱二千贯，牛五十头，马四十匹。……由于权臣、富豪纷纷施舍，使辽地寺院经济迅速发展。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民户，这些民户原应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半数改交寺院，因此当时有了寺院 二税户 的特殊制度。

　　《辽史》对于辽地僧官制度缺乏完整的记载，但从一些零星资料可知，辽朝仿唐，在五京设置僧录司，其中燕京设左、右街僧录司。僧官职位有都僧录、僧正、僧判等，皆由僧人出任。州郡设僧正、都纲、都维那。都维那不是僧职，而是邑社头目。当时民间信佛活动很盛，由僧人和居士组成 千人邑社 ，推举高僧或有名望的居士担任都维那，管理社事。相比之下，辽代的僧官制度不如宋代严格， 出家无买牒之费 ①，国家对剃度毫无限制，因此僧尼人数大增。辽地僧尼人数无确切统计数字，但《道宗本纪》载：大康四年（公元１０７８年）七月， 诸路奏饭僧三十六万 ，亦相当可观。僧尼骤增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国力大衰。我们虽不完全赞成 辽以释废 ②的说法，但也承认佛教过度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

　　辽被金灭后，太祖八世孙耶律大石率部远走西域，在今新疆及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他们将内地的儒、释、道三教都带到了边陲。据丘处机弟子记录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在当地回纥王侯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待坐者有僧、道、儒人.当地民族本已信仰了伊斯兰教，西辽贵族自身虽崇佛教，但对其他民族的宗教采取了宽容政策，形成了该地区伊斯兰教、佛教、景教共存的局面。

　　①　　 《释摩珂衍论赞玄疏序》，见《全辽文》卷八。

　　①　　 《辽史》卷二六《道宗纪六》。

　　②　　 元？张德辉《元史？张德辉传》。

　　２。辽代佛教的流派、人物及其著述辽朝宗教制度重视僧材的培养，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考试制度，设经、律、论三门，以学业优秀者为法师。这种制度刺激了佛教义学的研究与弘传。汉地诸宗辽地皆有，但以华严、密宗两家为最盛，其次才是律、净土、唯识、俱舍诸派，而汉地宋代最昌的禅宗，辽地反不发达。

　　（１）华严宗辽地华严宗上承唐代，不过法统宗绪已不大明了。目前所知最早为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海云寺的海山法师。其人生卒年月不详，兴宗时人，俗姓郎，名思孝。早年曾中进士，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

　　因 行业超绝，名动天下 ，与王公贵族广泛交游。兴宗赐号 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 ，与兴宗诗文唱合，交谊甚笃， 凡上奏章，名而不臣。①海山对华严宗理论有深刻的研究，著有《大华严经玄谈钞逐难科》一卷，《大华严经修辞分疏》二卷。高丽僧人义天所撰《新编诸宗教藏总目》（即《义天录》）录其书名，但著作今已亡佚。

　　鲜演（公元？- １１１８年），是另一位华严学僧，俗姓李，怀州（今内蒙巴林右旗）人。少年时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出家后游学于北方名寺，学识广博，尤精华严。道宗皇帝对他非常器重， 常以冬夏，召赴庭阙，询颐玄妙，谋议便宜 ②。延请他为大开龙寺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讲主， 特授圆通悟理四字师号 ，迁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天祚帝即位后又加进阶守太保，乾统六年（公元１１０６年）迁特进守太傅，可谓 名驰独步，振于京师。 鲜演著作很多，而以《华严经玄谈抉择》六卷最为著名。他还为澄观《华严经疏抄玄谈》作注疏。此外还有《仁王护国经融通疏》、《菩萨戒纂要疏》、《唯识掇奇提异钞》、《摩珂衍论显正疏》、《菩提戒心论》、《诸经戒本》、《三宝六师外护文》等，涉及佛教的许多方面，于此也可见其博学。当时， 高丽外邦，僧统倾心，大辽中国，师徒翘首 ③，鲜演是中外瞩目的华严宗大师。

　　道宗耶律洪基也可算是著名的华严宗学者。他曾作《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华严经赞》、《华严经五颂》等。此后，华严学僧志实著《华严经随品赞科》，是为道宗皇帝《随品赞》所作科文。兴中府和龙山花严寺沙门道弼，著有《大华严经演义集玄记》六卷，《大华严经演义逐难科》一卷，这些《义天录》都有著录。

　　（２）密宗密宗是唐中叶由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等 开元三大士 传入中国的，在中原流行过几十年。因密宗的某些修习仪轨与儒家纲常相左，故受到多方抵制，至唐末在中原便湮没无闻了。但是在辽地，密宗却广泛流传。一方面契丹人没有缜密的纲常伦理体系，并不将 无上瑜伽 的修习看成邪恶；另一方面，原始巫教的遗风也使民众更容易接受密教求子、安产、求福、退魔、治病等加持祈祷之术。

　　辽代密宗的代表人物是觉苑和道■二人。觉苑生卒年月不详，自幼出家，广泛学习各部教典。西天竺摩揭陀国三藏法师慈贤来华， 志弘咒典 ，觉苑从之受学， 专攻密部.觉苑著有《大毗卢遮那成佛变伽持经义释演秘钞》十卷，弘扬密教经义，在朝野名声很大，被朝廷赐予总秘大师，燕京圆福寺崇禄大夫，检校太保，行崇禄卿等衔、号。

　　①　　 金？王寂《辽东行部志》。

　　②　　 《辽史》卷二三《道家纪三》。

　　③　　 《辽上京发现辽代鲜演墓碑》，载《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一期。

　　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字法幢，俗姓杜，生卒年月不详。他 始从龆龀之年，习于儒释之典 ，①广研禅、律诸家，精通内外之学。后专攻密教，著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二卷，附《供佛利生仪》一卷。

　　全书共分四门，即：显教心要，密教心要，显密双辨，庆遇述怀。他在此书序言中讲： 无畏来唐，五密盛行于华夏，……暨经年远，误见弥多。或习显教，轻诬密部之宗；或专密言，昧黩显教之趣。……今乃不揆琐才，双修显密二宗，略示成佛心要。庶望将来，悉得圆通。 ①这里，道■明确表达了融华严圆教与密教教义于一炉，显密双修的宗旨，这也是辽地密宗的特点。此外，沙门行琳辑《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尼集》三十卷，印度僧人慈贤译出《大佛顶陀罗尼经》一卷，《大随求陀罗尼经》一卷，《大推碎陀罗尼经》一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之经》五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之经略出护摩之仪》一卷。这些经典的译出推动了密宗在辽地的传播。在民间，密宗的《准提咒》、《六字大明咒》、《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等也很流行。

　　与密教和华严宗的兴盛有关，辽地沙门中兴起了《释摩诃衍论》传习的热潮。中京报恩寺诠圆通大法师法悟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五卷，《赞玄科》三卷，《大科》一卷。燕京归义寺纯慧大师守臻撰《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十卷。医巫闾山通圆慈行大师志福撰《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四卷，《通玄科》三卷，《大科》一卷。这三位学僧乡里、姓氏和生卒年月皆不详，但他们留下的著作却是辽代佛教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献。

　　（３）其他诸宗辽代净土信仰亦很盛行，代表人物为燕京奉福寺忏主，纯慧大师非浊（公元？- １０６３年）。他 搜访阙章，聿修睿典 ，撰《往生集》二十卷，深受道宗皇帝赏识。道宗 亲为帙引，寻命龛次入藏 ②。非浊在兴、道两朝影响很大，赐紫衣，先后授上京管内都僧录，燕京管内左街僧录。后又加封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太傅太保等荣衔。

　　辽代律宗也有不少传人。燕京奉福寺澄渊就是律宗名僧，撰有《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详集注》十四卷，是唐道宣《行事钞》的注疏，可见他也是南山律宗的传人。觉华岛海云寺的海山除精通华严外亦精律藏，撰有《近注五戒仪》、《近注八戒仪》、《自愿受戒仪》各一卷，《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对律宗的传播也很有推动作用。

　　辽地唯识宗传人有燕京悯忠寺沙门诠明（后因避穆宗讳改名诠晓）。

　　他 总讲群经，遍揉章钞 ，博学多识，圣宗赐 无碍大师 号。著有《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钞》、《金刚般若经宣讲会古通今钞》、《弥勒上生经会古通今钞》、《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百法论金台义府》等五种经疏及科文共７３卷，以阐扬唯识宗创始人玄奘、窥基的思想而闻名于世。

　　①　　 释性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并供佛利生仪后序》，第 267页，见《金辽文》。

　　①　　 《全辽文》第 226页。

　　②　　 喻谦《新续高僧传》卷三《非浊传》。

　　与宋朝禅宗一枝独秀的局面相反，辽地禅门相当冷落，没有扬名于世的禅宗大师，可考的禅林亦只有燕京西山潭柘山麓的悟空寺和冀州盘山的感化寺。悟空院本潭柘禅师的古道场，景宗保宁初（公元９６９年）

　　赐名悟空，圣宗统和十九年（公元１００１年）改为万寿禅院，太平年间（公元１０２１- １０３０年）改名太平寺，道宗大康（公元１０７５- １０８４年）中又改名华严寺。从寺名数改便可想见其势力不昌。辽地禅僧无大声望者，甚至连禅宗的宗经《坛经》，在无碍大师诠明考订经录时都被视为伪经，令予焚除，于此亦可见禅宗地位之低。

　　３。佛教与辽代社会文化佛教对辽地社会文化事业影响最大的事件，当推《契丹藏》的雕刻和房山石经的续刻两件。契丹藏的倡刻始于圣宗太平元年（公元１０２１年），直接导因是由于得到了宋《开宝藏》的蜀版。为了表示自己在文化上不逊于汉族王朝，契丹统治者组织了大批僧侣刊刻藏经，并在内容上尽量补充宋版所缺写本、在形式上行格加密，改卷子式为折本。全藏于兴宗重熙元年（公元１０３２年）开刻，至道宗清宁八年（公元１０６２年）

　　完成，共５７９帙。因此时辽恢复契丹国号，故后人称此藏为契丹藏。契丹藏在燕京刊刻，曾传入高丽，对丽藏再雕本的校刊修订有很大影响。

　　房山云居寺石经，自隋代静宛倡刻，至唐末战乱停止。辽圣宗太平七年（公元１０２７年），州官韩绍芳奏请增刻，圣宗即拨款支持。其后兴宗、道宗不断追加拨款，至靖宁三年（公元１０５７年）刻完《大般若经》等６００余块，合原存石经共２７３０块，统称四大部经。天祚帝天庆七年（公元１１１７年），又将道宗时所刻石经大碑１８０片，与寺僧通理大师等校刻石经小碑４０８０片一起埋入洞中，上建砖塔，刻有标记。这是辽朝对佛经又一次大规模的收集、整理和校勘。石经具有极高的保存价值，《契丹藏》刻印本今已全部亡佚，但通过云居寺辽代刻制石经，还可窥见《契丹藏》面目之大概。印藏与刻经动用了辽国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是辽地文化生活中的大事件，对保护佛教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辽代寺院建筑有不少保存至今，如大同的下华严寺为道宗清宁二年（公元１０５６年）建，上华严寺为清宁八年（公元１０６２）建，都系巨型佛教建筑，至今仍为国家重点文物和旅游热点。辽地佛教建筑中又以佛塔最为著名，如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系道宗清宁二年建造，八角六层，高达３６０尺，为我国现有木塔中年代最古者。辽代亦继承了北方佛教徒开凿石窟的传统，目前可考者有内蒙古赤峰灵峰院千佛洞，辽宁朝阳千佛洞，后昭庙千佛洞，大同云岗也有辽代石窟。

　　由于统治者的推崇，佛教深入民间。为了支持寺院的佛事活动，各地信徒组织了许多邑社，推举当地寺院长老或有名望的居士任邑长，量力从事各项法事。这些邑社往往因支持佛事活动不同而有不同名称，如燕京仙露寺的舍利邑，专为安置佛舍利而设；房山云居寺的经寺邑，专为镌刻石经而组织；印大藏经时，也有专门的邑社组织募捐。邑社成了联系僧俗的重要桥梁，一方面促进了僧团活动的发达，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民间信仰的普及。当时社会上最为流行的是祈愿往生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信仰和弥勒降生信仰。其次是帜盛光如来信仰，药师如来信仰，白衣观音信仰等等。佛教信仰影响了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诸多方面，最突出者妇人以金粉涂面，号为佛装，为一大时尚。人以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药师奴为小字亦很常见，可见佛教对辽地影响之深。

　　辽代道教的力量和影响要比佛教小得多。由于史料及出土文物皆极缺少，其面目至今不甚清晰。据现存零星资料看，辽代统治者对道教亦颇有兴趣。神册三年（公元９１８年）辽太祖 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①，说明契丹统治者在吸收汉文化时，采取了三教兼容并蓄的态度，全方位引进。辽国境内有道观和接纳外来道士的处所，道士可以自由往来于辽唐和辽宋之间。但是道教自身似乎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教派，也未见较具规模的宗教活动。据《契丹国志》，景宗第三子隆裕， 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 ，后为东京留守，崇建道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连接数百间。 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 圣宗 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 ，并于太平元年（公元１０２１年）幸通天道观。兴宗亦好道，常夜宴，与道士刘四瑞兄弟，王纲入伶人乐队，令后妃易衣为女道士。后父肖磨只曰： 番汉百官皆在，后妃入戏，恐非所宜。 ②可见光宗崇道已达逾制的程度。陪伴他的道士皆因皇帝欢心而得高官厚禄。 王纲、姚景熙、冯立辈，皆道统中人，曾遇帝于微行，后皆任显官。 ①有资料说，著名道士刘海蟾是辽人，遇吕洞宾得丹诀，宋初往来于终南太华之间，与张无梦、种放同访陈抟，结为方外之交。

　　金丹南宗始祖张伯端即出于刘海蟾门下。但刘海蟾活动主要在宋地，未闻其在辽有什么言谈举止。辽朝道教内容简略，特附于此，不另辟专节。

　　①　　 《辽史？太祖本记》。

　　②　　 《契丹国志》卷八《兴宗记》。

　　①　　 《契丹国志》卷八《兴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