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动漫100p:向历史讨教：GDP跟“幸福感”有关吗

中国经济总值跃升世界第二，令许多同胞都兴奋不已——其实大家有些少见多怪：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领跑世界经济，在老大的位子上大大咧咧坐了许多个世纪，也没听说那时百姓的“幸福指数”高到哪儿去。

    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一向带有农耕经济的特点，是重经验的，非数字式的；因此有人告诉你说，在唐代，中国的GDP已位居世界第一，那么你一定还得找数据来证明，不可轻易相信。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那时中国国际声誉颇高，长安、扬州等都是国际化大都市。街衢中熙熙攘攘净是外国人：从一掷万金的波斯大贾、到胡饼铺的大鬍子伙计，连同酒店的外籍女招待（胡姬）以及豪门畜养的昆仑奴（非洲东海岸的黑奴），全都来自异域。——唐代的长安、扬州，便是当时世界人心目中的“纽约”啊！

   只是不知那时若对长安居民发个“幸福感”问卷，统计的指数是否能高过当下？——幸福感这东西往往是事后才能领略的，譬如诗圣杜甫有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诗中回忆了开元时物阜民丰的情景，连小县城也都人丁兴旺、粮食充足。可惜人们身在福中不知福，直到整个国家陷入战乱，才回味起当年的幸福，感慨万分。

    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经济高峰是宋代。印象中，宋代的中国积弱积贫、一副病怏怏的模样。然而据学者考察，宋代中国在物质生活方面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清明上河图》上描画了京师开封异常繁华的街市景象，据说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繁华程度可能超过开封。例如后来的南宋首都临安就有着“销金锅”的称号！

     宋代的GDP数字我们不能确知，不过那时的国库却是“钱过北斗、米烂陈仓”的。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公元1021年（天禧五年）的国家收入为一亿五千万贯，约合黄金1500-1800万两。若按今日金价一盎司1500—1600美元计算，当时的一亿臣民，人均税负300美元。这个负担当然不轻。

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加之异族压迫、“岁币”频增，百姓负担日益沉重。百年以后，作为财赋重地的浙江终于爆发了方腊起义，彻底动摇了北宋的根基——这也可以视为江南百姓集体交出的一张“幸福指数”问卷吧？

元代的情况怎样？元朝统治者于马上得天下，统治方式也比较粗放，赋税征收反而较历朝松弛。忽必烈兴师灭宋前，曾宣称：凡南宋所征苛捐杂税，一律蠲免，只收地税。——此举颇受江南“富家大族”的欢迎。（于慎行《榖山笔麈》）

    然而幸福指数不仅限于穿衣吃饭，还关乎人对安全、尊严、自我实现的诉求。元代统治将人分为四等，汉人、南人屈沉下僚，政治上遭受歧视，连拥有刀具、养马、养鸟也横遭干涉……知识分子科举之路被掐断，地位如坐过山车，直降为“老九”（“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听听文人借舞台人物发出的控诉：“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元代百姓的幸福感如何，由此可知。

    明代GDP占世界经济多少份额，其说不一。不过有一个事实至为明显，即明中叶以后，中国成为汲取全世界白银的“唧筒”。这些硬通货当然不是白白送来，是要用商品交换的。由此推算，中国GDP在当时位居世界前列，应无问题。

    明代万历年间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百姓生活也相对安定富足。在万历年间出版的小说《金瓶梅》中，连卖炊饼的武大也能凑上十几两银子，典得一幢二层小楼居住。这点银子折合成人民币，只有四五千元，真是便宜得出奇。因此，若非妻子不贞、引狼入室，武大本可以跟潘金莲在这幢小楼里幸福地生活下去……

至于武大所卖“炊饼”，有人说就是今天的馒头。明代的商业税为三十税一（税率3%）。比起今天制售馒头要收17％的增值税，当然要低很多。

不过明代百姓也并不幸福。朱氏王朝实行特务统治，太监专权、厂卫横行，“口含天宪”、法制弛废。老百姓关起门来说句牢骚话，便有被告发的可能，一旦被请进“厂”里去“谈谈”，很可能就是“立着进去、躺着出来”——盖此“厂”非今日之工厂，乃当时之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内行厂是也！至于明末苛捐杂税不断加码，矿税、剿饷、练饷、辽饷铺天盖地而来，明政权也就到了寿终正寝之时。

说到清代，虽为“异族”统治，国家倒是最富，百姓的税负也最轻。据西方学者考证，清代康、雍、乾、嘉四朝，中国GDP稳居世界第一。至乾隆辞世，中国经济涨势有所回落，所占世界制造业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约相当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

至于清代的国家税收，鸦片战争之前，总量一直保持在每年三、四千万两左右。平均到每个百姓，年均税负只有0.13两白银，以今日之高银价计算，也只合四、五十块人民币！

那么，生活在康乾盛世的百姓，是否就要高歌“幸福生活万万年”了？没有。相反，由于人口激增，通货膨胀，米价不断上涨，百姓叫苦连天。这也成为皇帝的心病。

乾隆年间有个诗人黄仲则，一生苦读，好不容易选了个小官，把家眷也接来京城。可秋日将尽，还没钱做冬衣，于是感叹道：“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连官员都无幸福感，又遑论百姓！

说到底，幸福感是人的欲望得到满足时的一种微妙感觉，而欲望这个东西，从消极面看，人欲横流必遭报应；从积极面看，则又是促使人类社会竞争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欲望满足时少，不满时多，因而人们幸福感少，也便成为常态。

归纳古代国家经济与国人幸福感的关系，可粗略得出几点不是结论的结论：

其一，幸福感有滞后性，往往是事后更易体会到，国阜民丰时反而浑然不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两句口号，真是字字血泪！由此可见，天下太平，是百姓最大的幸福！

其二，人是容易遗忘的，不善做“忆苦思甜”式的纵向比较，最喜欢横向攀比。 你尽可以把“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成是什么“小农意识”“平均主义”，然而这确是左右幸福评判的重要准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怎么幸福得起来？

其三，人又是短视的，幸福与否往往取决于切身的生活感受。能高瞻远视、自觉把个人跟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人，为数不多。国家GDP的增长如果没能落实到百姓的生活中，也照样不能为他们的幸福感加分。清代的情形就是显例。

其四，幸福感的强弱，不仅取决于肚子，还涉及精神层面。在元代，文人不见得人人饿肚子，可元杂剧中不幸福的呼声是最高的。

当然，纵观两千年历史，中国人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社会体系中，思想受到拘囿，欲望的空间也相对狭小，幸福感反而多些。于是便有了“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一系列美丽的回忆和传说。这有点像坐在井里的人，自以为把握了全部天空的奥秘，并时时体验着幸福所带来的晕眩感。

今天，当社会更加开放，人们的视野也更为开阔，认识到天空原来如此辽远广阔，幸福感反而有所降低——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发达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反而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