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士第二季百度网盘: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49-1979)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49年）

    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9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1月10日，三大战役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多的淮海战役，以全部歼灭杜聿明集团结束第三阶段。在淮海战役中，敌人投入总兵力达80万人，我军投入总兵力为60万人，是三大战役中我军参战总兵力唯一少于敌军的一次。敌人还由它独有的空军出动各型飞机2957架次参战。在历时66天的激战中，我军以13万人的伤亡，歼敌1个总部的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内四个半师起义)，共55.5万人，其中包括敌人自诩为“五大主力”的最后两个：第五军和十八军。至此，蒋介石军队的主力精锐师团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直出长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汉口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在战役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得到了鲁、苏、豫、皖、冀5省人民的有力支援，服务于前线的民工达590万人。 

    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党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和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 

    1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 

    1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对拒绝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总攻，以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各兵种联合作战，经29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人。17日，塘沽守敌3.6万余人从海上逃跑。 

    1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进一步作出关于全军组织编制、番号的决定：根据战争的发展，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战略决战结束后，各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整编。同期，在长江以南坚持斗争的四支较大的游击队，也遵令分别整编为闽粤赣边、粤赣湘边、桂滇黔边、闽浙赣边4个纵队。随后，其他地区的游击队也先后进行整编。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各游击部队和长期坚持海南岛斗争的琼崖纵队，已发展到5万多人，成为主力兵团向全国大进军的得力助手。 

    1月2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濒临覆灭情况下，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告“引退”，把伪“总统”职务在名义上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蒋介石由南京至奉化，退到幕后指挥；并拟定一项利用谈判争取3个月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百万军队，以图卷土重来的反动计划。 

    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开入北平城内，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和平解放。天津解放后，我以90万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在解放军的重兵威慑和政治争取下，在北平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有力促进下，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于1月下旬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我军以3.9万人的伤亡，歼灭和改编敌军1个总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师(内含两个骑兵旅)，共52万人。至此，除太原、大同、新乡、安阳以及有意暂时保存下来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外，华北地区全部解放。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进攻阶段与国民党军主力进行的战略决战。战略决战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辽沈与淮海两大战役之间有3天间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得到完满实现。在139天的作战中，平均每天歼敌一个正规师，连同地方部队，共歼敌154万人。至此，战争第三年的7个月作战，共歼敌232万人，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基本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2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指出：在渡江南进和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中，“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与受李宗仁派遣、以私人资格来访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达成关于国共和平谈判的非正式协定八点，主要内容为“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点为基础”。 

    2月25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等35人，由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迎接，自东北抵达北平。26日，中共北平方面负责人举行盛大的欢迎集会。 

    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二中全会，可说是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会议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二中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二中全会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 

    3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经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同日，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陆续离开西柏坡及其附近村庄，于25日全部迁到北平。 

    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4月1日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声明的8项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 

    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他指出：“目前时局的特点，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力量已经基本上被人民的力量所打垮，不管是用和平的方式或用战争的方式，都不需要很久的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全中国取得胜利。”大会通过了团的章程，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冯文彬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4月15日，经半个月的国共谈判和分别交换意见及与各方磋商，中共代表团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了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外，还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就地停战。至此，它自己揭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20日子夜起，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东北的湖口，长达1000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4月23日，第三野战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27日至5月6日，又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南京、镇江逃敌5个军，并于5月3日占领浙江省会杭州。5月14日，第四野战军从汉口以东的团风、武穴地区南渡长江，武汉守敌弃城南逃，16日、17日，相继解放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我军在渡江战役中共歼敌25万余人。 

    4月24日，华北军区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攻占山西省会太原，全歼守敌8.4万余人，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4月29日，大同守敌接受和平改编，山西省至此全部解放。 

    5月11日至6月17日，第一野战军进行陕中战役，5月20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并击退敌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所部的联合反扑，共歼敌4万余人。 

    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华中局(12月改为中南局)，林彪为第一书记。 

    5月22日，第二野战军解放江西省会南昌。 

    5月27日，第三野战军解放我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第二野战军集结于浙赣线进行战备休整，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反击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上海地下党组织在配合人民解放军中起了巨大作用。30日，中共中央在祝贺上海解放的电报中说：“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上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上海全市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6月1日，崇明岛解放，江苏省至此全部解放。 

    6月2日，日本投降后即为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基地的青岛解放。美军已被迫撤离青岛。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23个单位，134人。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权，并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只能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7月6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战争已进入第四年，“在我们四百万以上的大军中，220多万的野战部队正在前进，扫荡着已经只剩80多万并丧失了战斗力的敌人的残余部队。我们已经解放了2.79亿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九；解放了1061座城市，占全国城市百分之五十三；解放了2.16万多公里铁路，占全国铁路百分之八十。敌人除了在海军、空军方面暂时还占有优势之外，一切方面的优势已经都属于人民了。” 

    7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空军。 

    7月11日，第一野战军向大西北进军。12日，在扶风、宝鸡等地区歼灭胡宗南部主力4个军共4.3万余人。8月26日，经过激烈攻坚作战，人民解放军解放甘肃省会兰州；9月5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基本歼灭马步芳集团；9月23日，解放宁夏省会银川，随即歼灭马鸿逵集团。 

    7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南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 

    7月17日，第三野战军解放福建省会福州。 

    7月23日至8月16日，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规定了当前全国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在一年左右基本上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便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胜利地担负起领导阶级的历史使命。 

    7月27日至8月15日，受中共中央委托，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人参加的财政经济会议。会议确定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并就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措施和步骤。 

    8月4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省会长沙宣告解放。 

    8月12日、14日、18日、28日、30日、9月16日，新华社就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连续发表6篇社论，揭露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和它对于中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批评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号召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社论还批评对中国革命的唯心主义的解释，论证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社论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人士的注意和讨论。 

    8月18日，长山列岛解放，山东省至此全部解放。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由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报告3个月来的筹备工作。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省和平解放后，华北全部解放。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省军政人员先后通电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后，大西北全部解放。 

    9月21日至30日，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662名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达448.8万人。刘少奇说：“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在今后，它也一定要继续为这种大团结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朱德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闭幕词。朱德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同日，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告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朱德在举行阅兵式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10月13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举行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决议。 

    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在湖南衡阳到宝庆(即邵阳)一线，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部4.7万余人 。14日，广州解放。接着，人民解放军在广州西南阳江、阳春地区全歼国民党余汉谋部4万余人。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同时还任命了政务院下属各委、各部的主任、部长。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成立。 

    11月1日和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两次开会研究稳定市场物价问题。全国物价继4月、7月两次大幅度上涨之后，于10月份又猛烈上涨。上涨的原因是：为支援解放战争，财政出现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国民党时期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投机资本猖狂的投机倒把活动。稳定物价是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这时，由陈云主持，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棉纱等物资，并采取停止贷款和按约收回贷款，开征税收，冻结资金投放等措施，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趁市场高价大量抛售，在几天时间内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沉重打击，平抑了物价。 

    11月9日，中央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决定由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1月上旬至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将白崇禧集团余部约17万人歼灭于容县、博白、廉江、钦州地区。11月22日桂林解放，12月4日南宁解放。 

    11月16日至12月1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亚洲、澳洲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117人。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刘少奇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和《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等文件。 

    11月2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于湖南常德，邓小平任第一书记。 

    11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重庆南部的南川地区歼灭了国民党宋希濂5个师和罗广文兵团。30日蒋介石匆忙逃离重庆，当天重庆解放。 

    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决定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会议还分别通过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要求各地迅速召开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发扬民主，加强人民政权的建设，使已经成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更加密切联系并依靠各阶层人民推动各项工作。随后，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开。它们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种过渡形式。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颁发《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除作战和执勤外，还应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使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联名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到12月下旬，国民党胡宗南所部在成都地区被全部消灭。27日，成都解放。 

    12月10日至16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蔡畅致开幕词，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总书记古久里夫人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等分别作报告。会议通过了《致亚洲各国妇女姊妹书》和《关于争取妇女权力的决议》等文件。 

    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1949年，全国各地旱、冻、虫、风、雹、水灾相继发生，尤以水灾最为严重，被淹耕地约1亿亩，灾民约4000万人。指示要求灾区各级人民政府把生产救灾作为工作的中心，帮助灾民生产自救，并提供一部分贷款和救济粮，扶助灾民战胜灾荒。指示还号召开展节约互助运动，要求机关干部带头参加每人节约一两米运动。 

    到本年底，除西藏外，全国大陆已全部解放。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人民政府先后没收了占我国工业固定资产80%的官僚资本企业共2858个，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农村，已在1.2亿人口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由于战争的影响，全年工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总产值只有466亿元。主要产品产量普遍低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钢只有15.8万吨(解放前最高年产90多万吨)，粮食只有2162亿斤(解放前最高年产2774亿斤)，棉花只有559万担 (解放前最高年产1698万担)；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物价不稳定，国家在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0年）

    1月14日至1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收回到前美国、法国、荷兰(占用前德国兵营)在北京兵营的地产，并征用了各该地面上的兵营和其他建筑物。这是中国人民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措施之一。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在此之前，毛泽东于上年12月16日访问苏联。由于苏方拖延，到1月20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后会谈才正式开始，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辛斯基会谈，两国政府签订这个条约，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根据这些协定，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在1952年之前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外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由中国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1%)。 

    2月13日至2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研究克服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新中国的财政困难，除政府开支庞大、通货膨胀和投机资本捣乱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财政制度不健全，收支系统不统一，各地自收自用。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全国财政会议详细地讨论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决定节约开支，整顿收入，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金出纳平衡和金融物价的稳定。3月3日，政务院据此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由于这个《决定》的贯彻执行，到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初步形成了我国高度集中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 

    2月28日，中财委发出《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指出：为了迅速完成恢复与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必须对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原官僚资本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管理制度，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建立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这是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使工人亲身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以发挥其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重要措施。 

    3月21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作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这是扫除我国封建旧传统，实现妇女解放的一件大事。 

    4月16日至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歼灭国民党薛岳所部3万余人。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4月28日，政务院举行第三十次政务会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乌兰夫在会上作关于民族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民族工作的方向和目的，是要尽量减少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加强和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并尽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少数民族逐渐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反对急性的作法。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的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风。同年冬，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5月8日至26日，中财委召开全国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和研究物价稳定后出现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确定了调整工商业的一些具体政策和作法。会后，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调整，重点是调整公私关系，同时调整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经过调整，人民政府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引导它开始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从此，各种经济成分开始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初步改变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 

    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指出，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在老区农村，一般停止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农村也暂不发展党组织，而要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教育广大农民，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待土改完成后再进行发展党的工作。 

    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分别就土改、财经、外交与统战、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毛泽东在书面报告中指出：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会议确定要做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以争取在三年的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会议强调必须稳步前进，调节同各个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而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七届三中全会的这些决定是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阐明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闭幕词中号召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象过去过好战争关一样，过好土改关，将来再过好社会主义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会议讨论和同意了刘少奇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30日公布施行。《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法》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新情况，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生产。此后，土改运动在有3.1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地都派出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团，投入了这一场空前伟大的斗争。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沿海出动，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28日，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6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工会有代表工人同企业订立集体合同和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广泛权利；有组织、教育工人拥护人民政府政策法令、积极搞好生产、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职责。 

    6月3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共产党在成立29周年时，党员已超过500万人，其中约有200万人是去年和今年入党的新党员。 

    据统计，到6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4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消灭国民党军队807万余人。 

    8月4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以1933年瑞金苏维埃中央政府制定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后制定的，它为土地改革中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号召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学习，同时号召英雄模范继续向广大人民学习，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10月上旬，鉴于美帝国主义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祖国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从10月25日到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从而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国解放后，大陆上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政府虽采取过一些镇压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够坚决彻底。为此，《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各地镇压反革命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10月6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昌都战役，解放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10月27日，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根据这个宣言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全国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全国人民以实际行动热情地投入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个运动，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既支援了朝鲜前线的战争，又推动了国内的社会改革运动和经济恢复工作。 

    11月16日，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严正指出解放西藏是中国的内政，任何人都不能干涉。在此以前，印度政府曾照会中国政府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本国的领土西藏进军是“侵入西藏”，是“可悲叹的”，企图阻挠我解放西藏。 

    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命令说：鉴于美国政府已宣告管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加剧对我国的敌视破坏活动，决定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冻结一切美国在华公私存款。此后，对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人民政府也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把1000多家外国资本企业陆续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1年） 

    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 
    2月18日，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向党内通报：中央于2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问题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工作、整风等8个问题。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本年春，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高潮。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这时镇压反革命罪犯亟须加以清理，一些地区开始发生“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决议规定：自现在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1953年剿匪作战结束，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平息了匪患(消灭匪徒武装240余万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从1951年3月1日起，重点试行。工人群众从来最感痛苦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困难，得到初步的解决 。 

    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报告和总结。会议根据党章，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并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与思想不纯现象。从此，整党工作逐步展开。 

    5月20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严厉批评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赞扬，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并发表文章，批判武训及电影《武训传》，形成了建国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批判运动。7月23日至28日，《人民日报》连载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实际上为这次批判作了总结。对《武训传》这样一部电影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对它确实存在的缺点错误也可以实事求是指出批评；但是，这次批判实际上成了一次政治批判运动，有的文章简单粗暴，无限上纲，认为电影《武训传》是对新中国的挑战。这就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了一个进行错误批判的先例。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的规定，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省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上年12月31日到本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进行了3次反击战役，歼敌17.9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帝国主义由于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并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接受苏联提出的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但美国对谈判仍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达到其无理的要求。自此，朝鲜战争形成边谈边打的局面。 

    7月下旬，根治淮河第一期工作胜利完成。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淮河水患的根治。第一期治淮工程完成后，结束了淮河流域“大雨大灾，小雨小灾”的历史，一般可达到“大雨小灾，小雨免灾”的目的。 

    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关于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决议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要力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在政治上要有明确的态度，分清敌、我、友。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也相继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蓬勃展开，涌现出一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除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此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要求各地用足够的力量，发动与依靠工人群众，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清理残存在各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并对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1952年企业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后，工作的重点又转到进行生产改革。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思想改造的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在所有学校的教职员和高等院校学生中进行组织清理工作，清查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此后，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经过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开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运动中存在着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的偏向，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12月1日，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主席的工作报告》时指出：某些党政机关曾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致敬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各地党委对这些现象应当认真纠正。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2年） 

    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1月5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关于《“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阐明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唯利是图的本质，号召全国工商业者积极参加“三反”运动。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的指示》，要求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塌、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整党，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 

    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28日，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些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根据这些规定，各级政府进行了定案处理工作。 

    6月中旬至9月下旬，中央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院校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为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这次调整对培养大批建设人才是有益的，必要的。缺点是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不适当地撤销了一些学科，有的专业又设置过细，影响了人才的成长和合理使用。 

    6月20日，于本年4月5日动工的荆江分洪工程完工。分洪区蓄水量可达60亿立方米。  

    同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云到会讲话，指出了私营工商业的光明前途，详细说明了党要在“三反”、“五反”后新的基础上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以及调整的具体办法。这些办法的实施，稳定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情绪，促进了正当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7月1日，新建的成渝铁路通车。建国后，党和政府对恢复和修建铁路十分重视，取得了明显的成就。1949年11月陇海铁路全线通车，1950年1月，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全线通车，1952年9月29日，新建的天兰铁路全线通车。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厂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不仅要努力完成生产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而且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为实行经济核算准备条件，从而结束从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对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多余出来的职工，应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用轮训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11月29日，中财委向党中央报告，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和节约的总值已达31.7亿元。 

    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4日，政务院又发布《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个政策，既满足了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愿望，又加强了各民族的团结，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8月25日至9月4日，青年团中央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到会讲话，刘少奇作政治报告。会议选出胡耀邦等9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10月14日，美帝国主义为了迫使中朝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向上甘岭我军阵地发动了1年来最大的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阵地，在43天内，打退了敌人900多次冲击，歼敌2.7万多人，我军阵地巍然不动。 

    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这个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在清除旧社会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得到纠正。 

    本年冬到次年春，土地改革运动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外，在全国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新区农村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彻底推翻了长期统治和压迫中国农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本年底，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较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钢的产量为134.9万吨，粮食的产量为3088亿斤，棉花的产量为2607万担。1952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职工的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长60%-120%，农民的收入也增长30%以上，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经过3年的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央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中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在反对坏人坏事的斗争到了一个适当阶段时，又要将好人好事加以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了“新三反”运动。 

    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 

    2月15日，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作了个别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决议》的正式通过，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2年冬到1953年春期间，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强迫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现象。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各大区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要求各地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偏向。 

    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这些文件指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要保护个体农民利益；领导农业生产要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生产关系的改变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否则，生产会受到损失；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个体经济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仍然占主要地位，在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时，要保护个体生产者的利益，不要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农村中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各级党委必须在1953年内，在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改变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 

    4月3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汇编成《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一书，发到全国。毛泽东写了学习这本书的通知，号召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将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以保证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不断胜利。4月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批评了当时互助合作运动中发生的急躁冒进的偏向，阐述了“稳步前进”的方针。上述措施，对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稳定农民情绪，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起了积极的作用。 

    4月15日至23日，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4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的决议》和修改后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选出了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委员。4月25日，全国妇联召开第二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5月2日至11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致祝词。大会制定了工会在国家进入有计划建设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并选举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名誉主席，赖若愚为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范为副主席。 

    5月27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向党中央呈送他1953年春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后写出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几年来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和经验，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将其纳入国家计划轨道，使资本主义工业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最有利于将私有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这个调查报告还指出，随着企业的改造，这些企业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得到改造。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同意了这个报告。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这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它的根本思想，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来了。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6月15日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宣传部着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个计划草案从1951年即着手编制，经过多次修改，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出各类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一个建设项目，不论是新建或改建，全部投资额大于限额者，即是限额以上项目。例如，在工业中各类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限额是：钢铁工业、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制造业的投资限额为1000万元；有色金属、化学工业、水泥工业的投资限额为600万元。电话、石油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500万元)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0多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个计划后来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开始形成我国高度集中的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财经会议期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利用党批评财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机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共中央纠正了在他影响下发生的一部分不正确的意见，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金城战役的胜利。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起两次进攻作战，歼敌四万余人。6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李承晚集团不接受协议，叫嚷要“单独干”，企图阻挠停战的实现。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实现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配合下，从7月13日起发动了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保卫了中国的安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9月7日，毛泽东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谈话。他在谈话中系统阐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这次谈话有力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党的组织工作任务是：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党的战斗力。会议还讨论了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和巩固党的纪律等问题。会议期间，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积极支持和参加高岗的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党中央及时觉察并制止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打破了饶漱石利用这次会议分裂党的企图。 

    10月15日、11月4日，毛泽东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他说，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对于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户一社。“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农贷、发救济粮、减免税收、兴修水利、打井开渠、深密植、推广新式农具等等，都只是行小惠。这些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纲举目张”，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纲。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在3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后的农村中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发展到3.2万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甚至100多万人，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两次谈话对后来的工作的影响很大，其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但也表现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有急于求成，贪多图大的思想，对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也不够实事求是。 

    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所有这些，都是在物资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过渡性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关系着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等重要方面，取缔了市场投机，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初步切断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讨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1月至12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确定：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方法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步骤是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改造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帮助他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组织形式。”“一部分手工业合作社是可能长期存在的，不仅在过渡时期，就是到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会存在的。”根据会议精神，各级党委加强了领导，到1954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社(组)员激增到121万人，合作社组织发展到4.1万多个。 

    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这时，全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有1.4万多个。决议总结了办社的经验，进一步指明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并强调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日益成为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的环节。在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生产普遍增长，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 

    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写入了1954年4月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学习和宣传总路线的热潮。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4年） 

    1月，中财委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当时，经过4年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被初步纳入加工、订货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但是，这些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只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联系和合作，其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所有，企业基本上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劳资矛盾、公私矛盾仍不能有效地处理。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决定今后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实行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干部和党员学习和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2月中旬，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周恩来召开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两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根据座谈会揭发材料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和邓、陈、谭的报告。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4月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5月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6月召开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月召开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都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对少数跟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4月至7月，讨论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朝鲜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达成协议。 

    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提出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手工业合作化应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加强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团结，在生产上给予可能的帮助。为了加强团结和发挥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各地可采取手工业者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把手工业者广泛组织起来。 

    6月25日至29日，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宣布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这个指示实行后，到年底，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57.2%，下降为25.6%。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 

    7月20日至25日，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代表邓子恢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林伯渠向大会致祝词。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过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 

    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这次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其他法律，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10月1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发展互助合作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发展互助合作的主要环节。会议认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陆续转入高级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为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上完成主要地区初级合作化任务，计划1955年春耕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到1955年春耕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发展到65万个；秋后，80%以上的社增产。这种情况表明，党领导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正确的，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加上1954年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国家又多购了70亿斤粮食，全国农村出现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此之前，有两个青年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在信中说：“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此后，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形成了对俞平伯的围攻。 

    12月21日至25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5年）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由于有相当部分新社在建立时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11、12两个月全党又集中力量抓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因而在许多地方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现象发生。同时，许多地方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些都与合作化运动大发展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思想有关。因此，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自己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从此文艺界中围绕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变成了对胡风的政治讨伐。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点，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推动科学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全国报刊发表了一大批文章。许多文章简单粗暴，说理不足，以势压人，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体学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乃至某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才能分清是非的问题，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混为一谈，这就伤害了一些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必须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进一步采取定产、产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对自己的交售任务心中有数，这对于稳定农民情绪，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有重大意义。 

    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了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4月4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3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委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18至24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我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在分析1955年春农村形势后，提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再定；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整顿和巩固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3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后，又将这些材料汇编成册。毛泽东写了序言和20多条按语，并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对胡风的思想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从而造成了一桩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这次内部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通过运动，从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内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通过运动也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策界限不清，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曾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党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一偏向，按照“有反必查，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对象及时进行了复查，对定性不准的进行了甄别，对绝大多数错捕、错整了的人进行了平反和妥善处理。 

    7月31日，党中央召集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报告对邓子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错误地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并错误估计形势，大反所谓“右倾”，结果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 

    10月4日至11日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基本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草案。 

    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0多条按语，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介绍各地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同时，也不适当地批评“右倾”，提出了一些“左”的、不切实际的设想。 

    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学习毛泽东讲话，听取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对较大的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12月21日至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1956年和1957年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两年之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进而把全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组)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并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6年） 

    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之后，到本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中的问题时，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又开始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2月16日至3月3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50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委的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共57人。会议着重讨论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引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还没有消灭但是已经向工人阶级屈服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党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决议要求“把教育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帮助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使他们同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提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各级党委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的问题，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怀疑。12月29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 

    4月20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以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党中央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6月20日，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地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 

    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义召开，通过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了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肃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根据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9月28日，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共6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在《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明确地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提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发表讲话，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讲，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还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 

    本年底，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年底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在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生产总值产均每年递增4.8%。市场繁荣 ，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7年）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同志组成5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在18日和25日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陈云在讲话中总结了1956年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三大平衡。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讲话还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2日，毛泽东又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部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5月15日至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新的团章。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6月16日至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国家决算和1957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了1957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这次会议是在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召开的，在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气氛。 

    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夸大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会议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9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在农村和企业中开展的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进行整社工作，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调整社队组织，统筹安排社员的劳动和收入，改善生产管理。指示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的制度。按照各地具体条件，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办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召开了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在此以前，有些农民群众自发地在合作社内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很快即受到批评制止。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讲话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10月15日，工程浩大的武汉长江大桥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于本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代表团在访苏联间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稳固下来”。除个别情况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 

    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8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会议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60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这次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并认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长马寅初。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马寅初根据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4月以来，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字，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他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级。1960年，终于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大校长职务 。 

    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党内的突出表现。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5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半月刊《红旗》杂志。 

    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是“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8小时的劳动制度，一种是4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 

    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文章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了片面性的解释，抹杀了它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困难的一面，说：“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张，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7个协作区，各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不适当地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6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规定要求下放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6月15日以前完成。”到6月25日，中央工业部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已经有80%左右下放地方管理。在当时“大跃进”的混乱情况下，权力下放过多、过急，导致分散主义倾向的滋长，造成很大的浪费。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组组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为陆定一。 

    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按：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3年到5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 

    6月22日，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我方严正拒绝了不久以前苏方提出的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9日，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错误地提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彻底批判“部分富裕农民残余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破右倾保守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9月13日至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象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脱离实际地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还脱离实际地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并提出：“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毛泽东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会议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说：“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以澄清”。 

    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并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说：“农村财政贸易体制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也就是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所谓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实际上，既统不起来，也包不了，结果造成资金、物资分散，引起农村商品流通和经营管理上的严重混乱。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并强调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又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大体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方是生产队，有的地方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础；并规定在清理“共产风”问题时，旧帐一般不算。会议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旧帐还是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结，妄图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迅速平定了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上海会议纪要)。纪要规定“生产小队也应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决定“旧帐”都要算，要退赔。全会还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还提倡学习“海瑞精神”。 

    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大会审议批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规定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关于撤销司法部、监察部的决议》。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 

    4月29日，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真话等6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关于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指示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钢产量为1300万吨。早在3、4月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钢的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4月底，中央书记处又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于5月指出钢的生产指标应降到1300万吨，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只有搞好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他还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认为陈云关于“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是对的，他说，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6.5亿人员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关于管理体制问题，毛泽东说：“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多了、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归中央、省市两级。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 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会议前期的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却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8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错误地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的职务和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这时起，林彪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 

    9月底，发现大庆油田，打破了地质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贫油论”。这是我国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个重大胜利。1960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国家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大庆油田进行开发，从而迈开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石油工业的步伐。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报告说，“今年5、6、7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中央批转报告时指出，这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应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彻底加以“揭发批判”；并要求必须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袭击下，仍能实现大跃进。 

    12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当前的消极作用。会议还错误地提出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0年）


    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3年和8年的设想。由于夸大地估计了“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还脱离实际地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并为创造过渡的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些“大办”，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1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就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作出批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央批示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3月18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有些省市“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又不适当地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3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代表中央写了一个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指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3篇文章，文章提出了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5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的报告》。第二本帐比刚刚通过的第一本帐的指标大为提高。中央指出，这是“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一律以此为准，立即组织执行；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他。努力争取今年钢的产量达到2100万吨到2200万吨”。 

    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3年(1960年到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作《二年总结》的讲话，他说：会议规定后3年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帐，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歪曲政治思想工作，他在会上讲话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我们这种政治思想通统叫做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谋解放的思想”。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12月21日批准了这个决议，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 

    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12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了重要批示。甘肃省的报告说，“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大、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农业估产偏高，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批示说：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央批示还提到，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1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11月21日起 ，钢、铁、煤、运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在中央全力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1年）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即《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肯定了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12条》，进行整风整社。全会还批准上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6个中央局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转折的关键。 

    3月6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试行以来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到秋末，全省85.5%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这种办法。同时，在全国各省区，也有20%以上的地区实行了类似的办法。在这期间，安徽省委曾3次(3月20日、4月27日、7月24日)向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并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但后来在1961年12月，毛泽东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了改变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认为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此后，“责任田”问题，即被当作“单干风”受到错误批判。 

    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事实不真实。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 

    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这个条例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3年多的经验和贯彻《12条》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对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不久前发表的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题名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信中指出：中央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还特别指出：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指示信发出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陈云在会上就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会议还决定调整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会议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并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和创造以及文艺领导等问题。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 

    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 《商业40条》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要把过去撤消或合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把过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起来，同时，在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手工业35条》规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应是集体所有，前几年已改为全民所有制的，一般仍应恢复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应当积极发展城市家庭手工业，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产自销，自由支配个人的收入。 

    6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 

    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组织力量，突破原子能技术。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同意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14条》)。中央认为，文件的精神对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批示强调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很关紧要”。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必须纠正，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曾派出11个工作组到上海、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八字”方针虽然已经提出1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能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1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并指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3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好准备。”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这个条例，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指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应作适当的安排，但不宜过多；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双百”方针；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 

    9月16日，中共中央将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70条》)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和试行。《工业70条》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主要内容是：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严格企业的技术管理、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规定职工工资和奖惩制度等。 

    10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29日再次提出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翌年2月13日，经过充分讨论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便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1956年高级社以来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问题。 

    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中央指示说：最近几年来，不少党的组织忙于领导经济建设，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放松了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指示强调重新教育党员“是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央组织部的这个报告说：1961年6月底，全党共有1738万名党员，133万个基层组织。1958年以来，新接收了642万名党员，新建立了50万个基层组织。还指出，不少地方在接收新党员的工作中，存在着追求数量，降低质量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了其他常委的一致赞同。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3月18日将这个讲话批发各地区、各部门。4月19日，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2月27日，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征得部党委的同意，就我党的对外工作政策问题联名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个书面建议。建议提出：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党应该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缓的方针；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正确的建议，后来被毛泽东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主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个错案已于1979年3月9日经中央通报平反。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报告还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是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说，管理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调整今年的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全面安排。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并且总结了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再次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了。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应。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这样，就为最近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8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发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文艺8条》是在1961年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的《文艺10条》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八条的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作了讲话。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会后随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关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本年减少1.8万多个。本年1月至8月，精简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在1962年初提出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除加强银行信贷和财政管理外，还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批示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6月16日，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即8万言书)给毛泽东、党中央，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2日，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毛泽东、党中央，再次恳请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处理。这两封信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彭德怀搞翻案的证据，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6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几年来民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是：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而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等。报告认为当前民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前，他还在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作过同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刮“单干风”，受到错误的批判。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之前，曾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在北京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还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十中全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并迅速粉碎了印军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边疆。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1959年10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3年） 


    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 

    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全国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过程中，得到了继续发扬。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城乡，一律停止演出“鬼戏”。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艺学术界代表人物的过火的批判。 

    4月12日至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9月15日至27日，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伟大团结。 

    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就柯庆施提出的所谓“写13年”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扬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指出：“写13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论调。张春桥进行了无理辩解。 

    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抗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前10条》对我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准备。 

    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起来。 

    7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1963年工资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在国民经济开展全面好转的情况下，决定拿出11亿元，为40%的职工调整工资。 

    7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中央指出：“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化、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这一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这个决定对经济调整工作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会议提出了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后10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月16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做好工农的调整工作，进一步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生产规模和协作关系，加强设备和厂房的维修，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努力做好商业工作，要按经济区划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更好地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的农副业生产，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加强房屋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维修，在工厂中，要解决废水、废气和废渣的处理和利用问题；积极开展计划生育，争取在3年调整时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二十以下。 

    9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随后即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大声疾呼要抓企业利润，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他的这个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当即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孙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康生对他进行政治陷害，派“四清”工作队进驻该研究所，搞所谓孙冶方与张闻天(张当时是该所的特邀研究员)的“反党联盟问题”。把孙冶方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罢了孙的官，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1月17日至12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李富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针对苏联施加的经济压力，会议着重指出了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意义。 

    12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规划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力争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说：文艺界的“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 

    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包括埃及和叙利亚，这次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14个国家，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在访问索马里期间，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援助一贯根据平等互利、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等八项原则。 

    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已经达到基本自给。这是我国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4年）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自1960年5月开始，国家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大庆油田油产量达到600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者可作参考。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党的代表团时说：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脊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也从先进典型演变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工具，使学大寨的消极作用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 

    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蓄谋已久，早自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甚至还提出“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主张和作法，邓小平等当时就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前，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种对现状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刘少奇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和批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干部的作风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问题，说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企业已经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在大型企业中开展“夺权斗争”的先声。 

    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 

    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协办12个托拉斯，试图为消除我国现行的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方法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摸索经验。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中断。 

    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队的作法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他们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库，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认为，县以下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片面强调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桃园大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这对于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10条》)。第二个《后10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些指导方针，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同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0月24日，中共中央出发《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区把三个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开展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的作法，认为“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反映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特点。《指示》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 

    11月5日至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0月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和勃列日涅夫等进行接触，但他们仍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声称他们的对华政策同赫鲁晓夫完全一样，因而这次接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 

    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按《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23条》下达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到1966年春，在农村，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动。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宣布在这一时期，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报告还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未能实行。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5年）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 
    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文艺界开展错误的批判和整风的结果。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机关建立起来，并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党委都设置工业交通工作部，工业交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决定》并指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农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5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专业化和协作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改组我国现有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是解放生产力，提高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是经济管理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争取从1965年开始，用3年到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组工作。” 

    7月27日和31日，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接见了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他的夫人。毛泽东在接见时说：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李宗仁是6月13日从他旅居的美国出发、经瑞士秘密回国，于7月20日到达北京的。 

    9月18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指出：“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会议还讨论了财贸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200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为了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到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1年以来，剪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针对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观点，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戚本禹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攻击翦伯赞的正确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进一步给翦伯赞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上述两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此后在其他一些报刊上也对翦伯赞进行了指名的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翦伯赞终于被迫害致死。 

    12月8日至1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以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大权。因此，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6年）

   

    1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的神化。 
    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了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3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但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的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江青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7月2日，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23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月，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10条》。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1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样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7月20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8月7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致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所谓“走资派”。 

    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4人组成，吴法宪负责。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50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党的建设的要求。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8年） 

  

    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24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 

    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止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8月23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27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20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1967年比上年下降9.9%，1968年比上年再降4.7%。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3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到总数的71%。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授意写成的。他们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办法，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米。这是目前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9年）

  

    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会议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这个报告用歪曲事实的叙述，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歪曲的解释，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一伙从而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但他们还不可能把他们所反对的人全部从中央排除出去。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6月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略费比上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还多。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占的比重平均高达11%，超过1968年不到9%的比重，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8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10月17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次日，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10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到1971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328所。 

    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0年）

    2月2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规定：1970年比196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会议还规定，1975年要达到：粮食6000亿到6500亿斤；钢3500万到4000万吨；煤4亿到4.3亿吨等。为了强求达到这些显然过高的指标造成的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4月11日，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是，林彪却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7月间，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4月28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不仅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学中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李德生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 

    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1971年1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12月25日，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上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1年）

 

    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7月7日至9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会谈。16日发表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69、197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千分之二十六点一和二十五点八。报告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9月5日，林彪、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毛泽东由于事先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他于11日机警地乘坐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一架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安抵北京。当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所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7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7项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枳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2年）

 

    1月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10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 
    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报告，决定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国家计委又提出了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8月1日，国防部为庆祝建国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 

    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其中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负责人、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张春桥、姚文元却指使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并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3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2月，毛泽东根据被拘押干部的家属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8日，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的面，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并且转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 
    1月7日至3月30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国家计划的罪行，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问题的具体措施。根据1972年初周恩来对“三个突破”问题的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这次会议讨论。3月16日，周恩来在听取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鉴于1970年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今年要“经常检查”。“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他还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并批评了不说老实话等不正之风。这个文件草稿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10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在讨论这个文件时，张春桥置28个省、市、自治区的赞成意见于不顾，却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他强令把文件收回。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发出，但它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代表们回去传达，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在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 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7月4日，毛泽东在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在谈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策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10月，江青等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他们指令这两个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21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4年）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24日和25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员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制造舆论。在这期间，江青等人还制造了河南省“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把一个女学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作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他们还开展了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把《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把宣传教师称作“园丁”，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 
    1月19日，我西沙群岛军民，对连日来侵犯我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打死打伤我渔民的南越伪军，进行了胜利的自卫还击，捍卫了领土主权。 

    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针对江青等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人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的录音带。 

    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 

    5月15日，我国在华北东部天津附近的滨海地区建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6月1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3.7%。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平反，恢复名誉(贺龙遭受迫害，已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他们于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造借口，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的组阁的阴谋。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1月12日，毛泽东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为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他又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话表明，毛泽东此时仍陷于对社会主义的混乱思想中。这种混乱思想，正是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5年） .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指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4日，我国最大的水电上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一年能发电57亿度。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2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以断章取义手法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分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4月23日，毛泽东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 

    4月4日，以“现行反革命”等罪名被长期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惨遭杀害。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普通干部，从1968年起，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刘少奇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党的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她是在特殊条件下党员群众为坚持党的正确方针而斗争的一个突出代表。在此前后，还有不少类似张志新的好同志被杀害。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义，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5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7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有一批老干部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门的报告，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文件指出：“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会议提出了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要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意见。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为了消除林彪干扰破坏军队建设和江青等人反军乱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着重讨论了纠正不正之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叶剑英指出要调整和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7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他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反映“四人帮”给电影《创业》安了十大罪名的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同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说明邓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卓有成效的。 

    8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 《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8月18日，邓小平等参加国务院关于整顿工业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就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随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简称《工业20条》)。《工业20条》规定要“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这个文件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未能下发，但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试图系统地纠正工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看法。他还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强调对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9月23日至10月21日，按照毛泽东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于8月14日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会上，始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陈永贵的意见被搁置。 

    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观点，指出：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科研工作的条件。邓小平还强调要办好教育，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10月中旬，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破除阻碍整顿的一些“左”倾错误观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文章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论总钢》针对“四人帮”散布的“左”倾反动观点进行了抨击。文章指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这篇文章没有定稿，更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10月20日至31日，中国农林科学院在长沙召开有21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工作人员参加的杂交水稻鉴定会，对于从1964年开始研究、试种的籼型杂交水稻进行鉴定。以后，籼型杂交水稻在国内逐步大面积推广种植，产生了巨大的增产效益。 

    11月2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几次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9月底到11月底，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11月26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它标志着我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6年）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 
    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对中央关于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充满怨恨的《2月3日有感》。 

    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 

    7月6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辽宁的几个党羽发难，诬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向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发动攻击。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损失重大。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但 “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 。 

    8月，江青等人擅自决定印发《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件，并诬之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批判。但他们发动的批判受到干部群众的广泛抵制。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极为悲痛。18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华国锋致悼词。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强阴谋活动。8月，“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党中央领导。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头子”。文章表明，“四人帮”已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会议期间，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叶剑英在会上指出，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只是“初战的胜利”，至于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还得长时间努力。 

    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这违背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1956年亲自签名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建议。 

    10月8日至15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被彻底粉碎。同月18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春、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反党罪行。12月10日，中央向全党全国印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后，罪证材料之二和之三也相继下发，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奋起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 

    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初步揭批了“四人帮”在宣传理论战线上的罪行，并部署了继续揭批“四人帮”的任务，夺回了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阵地的领导权。由于华国锋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会议只提批右，不提批“左”。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12月7日，我国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0日，按预定计划准确地返回地面。 

    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讲话中指出，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我们要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不顾客观的实际可能，要求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等，把农业政策继续推向“左”的方向。由于“四人帮”对生产建设的严重破坏，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只增1.7%，大大低于计划要求增长7%到7.5%的速度，国家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29.6亿元。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7年） 

    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 
    3月3日至1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197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进行的重大斗争，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这对于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起了积极作用。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等。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加以压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会议简报。但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叶剑英在会上强调全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军队的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和流毒，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15日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第五卷收入了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头8年的一些著作，其中大部分正确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他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源的情况下，贸然地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文章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说成是指导我们斗争的武器。 

    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在揭批“四人帮”和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他建议，除了作好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作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他指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工业总产值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36.9%；上半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完成全年计划的50.9%。8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使3000多万职工生活开始有所改善。
 
    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建国后的17年，教育战线同科研战线一样，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劳动者。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四人帮”在1971年炮制并强制推行的“两个估计”，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并提出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 

    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左”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因而党的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叶剑英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政治局常委5人。 

    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高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这一决定，成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977年，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 ，新生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8月30日至9月8日，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访问我国，中南两党恢复正常关系。 

    9月9日，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党的十一大路线概括成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时，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强调“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 

    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在会上讲了话。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胡耀邦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几个同志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文章强调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对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在文章发表后的短时期内，广大干部群众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约1万封信，热情拥护文章的观点。 

    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批准工宣队撤出学校。 

    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部分同志座谈，揭批江青与林彪破坏文艺事业的罪行，并批判他们否定文艺工作成绩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罪行，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公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公安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出了新时期公安战线的方针任务。 

    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 

    12月12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肯定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提出了军队建设的十项任务，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等9个决定和条例。 

    1977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工业生产逐步回升，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8年） 

    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 
    2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由于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报告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急于求成，提出了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这个方针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这次大会选举叶剑英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必要性，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华国锋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直接需要，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亿万劳动者，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战略任务。大会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表彰了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9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随后，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余下的改正工作在继续进行。 

    4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30条》) ，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这是当时指导工业交通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 

    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这篇讲话，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月27日至6月6日，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韦国清在会上作报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讲了话。邓小平在6月2日的讲话中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是，这一讨论受到党中央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根据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互相配合，又相互制约，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全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 

    6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指出早在1977年初，越南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的华侨。声明严正抗议本年4月以来越南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运动，指出这是越方追随苏联反华、破坏中越关系的一个严重步骤。到5月底，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达10万余人。他们受到祖国热情关怀和接待，政府对他们作了妥善的安排。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情况的报告》。中央批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国内的做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 

    8月16日至9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三批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汇报会。胡耀邦在会上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要走群众路线才能选好。 

    9月8日至17日，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21年来妇女运动的经验，讨论和确定新时期妇女运动的新任务，通过中华妇女联合会的新章程，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当前要继续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会后，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10月11日至2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词，指出：为了在本世纪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各工会组织要深入群众，积极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各企业必须发扬民主，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各企业的工会，将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 

    10月16日至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韩英代表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作了题为《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的工作报告。胡启立作关于修改团的章程的报告。大会通过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新的共青团章程，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陈云发言，提出六条意见，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到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就这些问题，以及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且指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治，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中美建交的同日，美国将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关系。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在总结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决定改进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同时提出对我国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并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全会提出，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提请党的十二大追认。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端正了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此之前，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指出这一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挑起的，应该彻底平反。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大错案平了反。 

    12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姚依林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兼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12月28日，国务院通知，决定在全国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以逐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1978年，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5%。这一年，在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已经开始给经济工作带来了危害，并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 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9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社论强调，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社论指出，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就要大力采用先进技术，不管哪个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把它学过来；要从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要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工人、技术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成果。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贡献。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的双方的军事对峙状态；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应当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就此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 

    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自1958年开始的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宣告结束。 

    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地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产给予奖励，即“五定一奖”。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后，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林彪、“四人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歪曲、篡改和利用，制造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全面夺权的理论，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扩大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准确，维护它的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对我们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十分必要的。 

    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从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四人帮”搞乱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它的矛头针对各级领导干部，是向党中央夺权。 

    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指出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会议决定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同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 

    1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 

    1月11日，中共中央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策措施，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由于认识的局限，当时仍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他还对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予支持。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是我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一项重要政策。当前，认真落实这项政策，不仅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必要的，而且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1月18日至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前一阶段的会议。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研究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这一阶段的会议在春节期间休息5天，开到2月15日休会。会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多年来被歪曲了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国际形势进行讨论，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以及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换文，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等。 

    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2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鉴于该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已经出现包产到户，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的意见得到省委的同意。此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该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农民也自发地悄悄采取了包干到户的做法。 

    2月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0条：(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二)减轻农民负担，严禁“一平二调”；(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四)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五)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六)开放农村牧区集市贸易；(七)严禁开荒，保护牧场；(八)积极发展社队企业；(九)努力办好国营农牧场；(十)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2月10日，《内蒙古日报》将《决定》全文发表，公告全区，并配发了《狠批极左路线，坚决贯彻十项政策》的社论。截至1980年底，全区3673个牧业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占牧区生产队总数的96．7％。 

    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总结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14条”）。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六家企业做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14条”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文件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试点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到1979年底，84个试点工业企业比1978年总产值增长14．7％，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2％。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我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的自卫反击战自2月17日开始，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结束。 

    2月17日至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并通过了以彭真为主任的法制委员会组成人选。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随即开展了各项立法工作。中国的法制建设在中断多年后开始恢复和发展。 

    2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 “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中央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3月1日，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3月份起，提高粮、棉、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萧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提出：萧劲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 

    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介绍了安徽滁县和淮北地区一些社队实行的“定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做法及显著成效。这一做法实际是包产到户。 

    3月8日陈云写出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这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一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部分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弄清这两部分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一个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他还提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3月9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同成都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就当前经济领域内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有一定范围的市场经济作补充，很有必要。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同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危害深重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达成折衷的意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不许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3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扩大中国银行的权限；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授权管理国家外汇；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就财经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报告》指出，1971年8月13日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对教育战线17年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影响极坏。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的，并由此制造了许多冤案。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这两个错误文件，并要求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请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4月2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平反大会。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此前，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酝酿。针对1979年计划中留有很大物资缺口的问题，陈云曾于1月1日和5日两次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批示：“我们要从总方针上来一个调整”。“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对这个调整过的计划，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陈云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有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3年的调整时间。23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两年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邓小平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中央决定，为这一事件公开平反。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上讲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着重讲了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宣布：中央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讲话强调：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这种思潮是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至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开始形成。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3日结束。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讲话中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会议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和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8日至1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访日期间，邓颖超出席了日本各界在京都隆重举行的周恩来诗碑揭幕仪式。 

    4月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纪要》提出，要把银行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银行既是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它是全国资金活动的枢纽，连接国民经济的纽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化，银行的作用会愈来愈显著。全党必须十分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努力学会运用银行的经济手段，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同日，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并向各地政府及财经部门指出，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决，积累多，换汇率高的特点。把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好，可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为国家增加资金积累和外汇收入，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8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允许它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并在人、财、物方面拥有相应的自主权。5月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并发出通知，决定撤销中央于1966年4月批发的这一纪要。总政治部在请示报告中指出，《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推行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它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5月3日至9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举行。两个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胡启立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伍绍祖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 

    5月25日，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1980年又试行以税代利。1981年，首钢在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支持下，改变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实行承包制，即全年上缴利润2．7亿元定额包干，超过部分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并按照4：3：3(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个人消费基金)的比例分配使用。实行定额包干后，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当年就实现利润3．16亿元，不仅完成了上缴利润包干任务，企业还留利4000多万元。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办法，即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上缴利润递增6％(1983年又主动把递增率提高到7．2％)。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补，国家不再给首钢投资；留用利润的分配比例改为6：2：2；职工工资总额与实现利润按0．8：1挂钩浮动；企业计划内产品自销15％，超产产品全部自销，承包期限15年。企业内部，实行全员承包，责权利到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事迹的报道。 

    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认定陆定一同志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问题， 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 

    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万里勉励有关人员：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6月15日至7月2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6月16日至29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问题会议认为。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引进的第一个特大项目，本应用更多一点时间，听取更多方面的意见来考虑决定。现在看来决定得仓促了，这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经验不足所致。中央既已决定建设，就应当统一全党认识，协力同心，勇往直前，一干到底。建设期限可以延长一两年，所用外汇也适当调减。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会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大会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不再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月28日，叶剑英在军队代表团会议上作《军队也要做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的发言。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个法律。彭真就七个法律草案作了说明。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迈出了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今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要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陆续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使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备起来。9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带头遵守法律。 

    6月25日，正在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四川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产品不经物资部门收购入库，不占用国家流动资金，而由用户直接订货，这一举动对探索产销结合的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8月，国家经委同意在该厂进行以销定产、产销直接见面的试点。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3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随后，邓拓追悼会于9月5日在北京举行，吴晗及其夫人袁震的追悼会于9月14日在北京举行。

  
    7月4日，国务院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下发试行。为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草案提出今后新办的小工厂从开办起免税三年；对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旗)、社、队企业，从1979年起免征所得税五年。 

    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全党必须统一思想，正视当前已经出现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立即扭转那种光想办好事，开口子，减收增支的主意多、增收节支的措施少的现象。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增产节约。根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设想，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管理办法的通知》，决定从1980年起，对各省、市、自治区开始试行这项办法。 

    7月13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允许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可制定补充计划，自行销售产品；有权设置内部机构，任免中层以下干部等等。目的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到年底，据四川、北京、上海等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963个试点企业的统计，全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实现利润增长20％，上缴利润增长13．4％，超过了试点前的水平。但也有一些企业由于国家计划部分所占比例过重，上交基数不合理等原因，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关于对1959年以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甄别问题，在1961年和1962年7000人大会以后，曾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人已得到平反、改正。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提出了反对“右倾翻案风”，致使这一工作实际上停止下来了。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许多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把他们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斗是错误的。《通知》决定，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7月13日至30日，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会上讲话指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七项重要法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要求司法人员必须依法办事，要学法、懂法、执法。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问题。要求各地法院为明年1月1日起施行几个重要法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是根据当年4月邓小平在同习仲勋、梁灵光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利用沿海有利条件，创办特区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原则同意两省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中央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 

    7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邓小平在接见时说：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否则你吹有什么用。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才容易贯彻。归根到底，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三中全会的意义不能低估，这是根本建设，是毛主席延安路线的继续。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 

    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解决组织路线，最大、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8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8月7日至11日，邓小平到天津视察工作，就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方针，加深理解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天津市的工作搞上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向有关同志指出：你们要考虑天津的发展方向。搞一个总体规测，把方向定下来，就可以搞得活一点，发展快一点。 

    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对张闻天一生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宣布为张闻天平反和恢复名誉。 

    9月2日至24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1980、1981两年的计划安排，认为国家计委提出的计划，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财政有几十亿元赤字，物资供应也不平衡。9月18日，陈云在会上指出：经济的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 

    9月5日至10月7日，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 

    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同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 

    9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宣布为北京大学原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平反，肯定了他一贯坚持的、自1958年起受到错误批判的“新人口论”和关于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的观点。 

    9月15日至30日，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本届运动会在整个34个项目比赛中，共有5人5次打破世界纪录；2人3次打破3”项青年世界纪录；3人3次平3项世界纪录；12人24次打破8项亚洲纪录；204人和34个队376次打破102项全 国纪录。 

    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鉴于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出现的购销倒挂、经营部门赔钱等问题，决定从11月1日起，对部分农副产品提高销售价格，同时对职工实行物价补贴，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 

    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增选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的讲话稿，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总结了建国30年来的重要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10月4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讲了对计划安排的意见，强调1980年和1981年两年的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在谈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标准时，他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的设想。 

    10月9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最近召开大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错误批判的“科研14条”、广州会议”等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和迫害的干部及科技人员平反昭雪，进一步澄清科技战线上的路线是非。 

    10月11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修改了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且讨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以及组织发展工作。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讲话强调，共产党坚持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23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自选出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分别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各自的领导成员：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民盟中央主席史良、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胡厥文、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季方、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蔡啸、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主任委员胡子昂。 

    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请示》提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者，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摘帽和改正的人都应妥善落实政策。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提出了应当做好的十项工作：（－）继续抓紧落实政策，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三）加强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四）认真贯彻对党外人士的安排使用政策；（五）继续做好对原工商业者的工作；（六）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实践中帮助党外人士继续实行思想改造；（七）加强民族工作；（八）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九）开展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开展对外友好活动，促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10月15日至11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应邀对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四国进行正式访问。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与上届文代会相隔19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辞。这篇祝辞成为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纲领。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夏衍致闭幕词。大会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大会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一大批新出现的作品，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提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 

    11月6日，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1980年6月23日，经国家批准，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现已更名为新疆天山毛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一个。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这项工作结束时，有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分。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12月17日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邓小平于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化问题，意见很大，反映强烈。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纠正一切不正之风，认真选拔、培养好接班人，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11月19日至27日，全国保险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就国务院批准1980年开始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作了具体部署。 

    11月20日至12月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各项保证措施。计划安排是：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8％，工业总产值增长6％。会议还讨论了财政体制的改革，确定全国财政体制，除京、津、沪三市外，广东、福建实行特殊照顾办法，江苏按原定办法实行，广西、云南、内蒙、新疆、宁夏、青海、西藏、贵州8个省区实行民族自治地方体制，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 

    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外宾时指出：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11月28日，国家体委、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祝贺我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邓颖超在会上发表讲话。此前，国际奥委会于26日通过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11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部审查材料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全国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00万人左右。这部分审查干部的材料大都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各级党组织对这些材料应进行认真清理。 

    12月3日，国务院批转全国供销总社《关于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对三类农副产品也就是小宗农副土特产品，根据供求情况，实行议购议销。国务院指出，开展三类农副产品议购议销，是党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把市场搞活的一种经济手段。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运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搞好小宗农副产品的经营工作。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 

    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就各方面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一，一定要争取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一定要是实实在在的速度，持续发展的速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避免瞎指挥、瞎呼隆的错误，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乱折腾。第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一定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第三，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这对于今后生产建设能不能较好较快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四，在调整国民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外资，善于利用外资，努力引进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当然，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继续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李先念指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新的伟大事业，我们知识很少，经验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决定于我们学习的好坏。 

    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复查“文化大革命”以来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中的案件，已复查24．1万余件，约占总数的83％，从中纠正了冤、假、错案13．13万余件，约占复查的54％。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受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已复查结束，做了纠正。同时复查了普通刑事案件50．7万余件，纠正冤、假、错案3．58万余件，占已复查总数的7％。此外，各地法院从办理申诉案件中，还纠正了许多“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冤、假、错案。但复查任务仍相当繁重。全国还约有4.6万余件反革命案件、50多万件普通刑事案件没有复查。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为403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7．6％，其中，第一产业增长6．1％，第二产业增长8．2％，第三产业增长7．8％。全国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523．48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全国财政收入为1146．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财政支出为1281．79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以上年为基期，下同)上升2．0％ 。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1％，其中，出口13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1％；进口15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8％。全年实际利用外资4．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0．7％。社会商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下同)零售总额(按经济类型计算，下同)为1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6．68元，指数(以1978年为100，下同)为106．6。由于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1978年国民经济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造成国家财政出现135．41亿元的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