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杠可以连打吗:《民国四公子》之二“票界大王”溥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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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公子》之二“票界大王”溥侗

日期:2010-12-06 09:28 稿源:《齐鲁周刊》 撰稿:齐鲁周刊
                末代皇帝溥仪之族兄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均为民国初年京津沪上层社会颇具传奇色彩之豪门子弟,人称“四大公子”或“民国四公子”。
  诸公子淌过风雨,尽管泥泞一身,仍能“笑看潮来潮去”;经历浮沉,尽管几度秋凉,仍能“乐尽天真”;冷赏风流,尽管和者甚寡,仍能“养素全真”,他们引领民国风骚数十年。虽人去楼空,然名声依旧,生气犹在。
    红豆馆主“侗五爷”:为了学戏伺候谭鑫培抽鸦片


  溥侗的曾祖父是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


  一个天潢贵胄,一个生于乱世的才子,更有人说他是,红氍毹上佳公子。他用自己的一生,演绎了一段传奇。让后人每每记起感叹。


  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因他行五,人们喜称他为“侗五爷”。1891年,溥侗七岁时即被授予二等镇国将军,奉旨在上书房读书,自幼便已显露出众的才华,20岁时被授予一等镇国将军,前引大臣。溥侗曾说:四十岁之前,许多事业待我而成,乃游手好闲的蹉跎过去了,四十岁之后,有心自立,而又苦无机会!


  那么蹉跎何为呢?古来总有人把人生比为戏。这比喻对于溥侗来说,更是有趣。因为溥侗一生,大部分时间用到度曲演戏上面了。他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尤其长于度曲,提起票友来,更是稳坐第一把交椅,被人称为“票界大王”。


  溥侗为了学戏是花了不少本钱和精力的。为了学谭鑫培的看家本领,他甘心放下将军的架子,伺候着谭老板抽鸦片。到谭鑫培抽足了,觉得神畅意酣之后,清客们在旁边撺掇说:“五爷是玩票,还能下海吗?大老板就给他说几出,指点指点,何妨?”——唱戏的不愿意叫票友下海,更惟恐别人把自己绝招学去,砸了自己饭碗。谭老板这才举着烟枪,为他比划几个姿势。几十年来,学谭叫天的,行家们说,得其真髓的,只有侗五爷一人而已!为了学谭的唱腔,溥侗也不放过他的琴师、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经常去请教他,总要礼到人到,丝毫没有贵族的架子。


  除了学老生谭鑫培外,其他的伶人若有某一拿手戏,溥侗也无不重金请到家里,向他们学习。然后还要到戏园子看他们登台演出,看看是否和所教所说的有出入。有伶人骂他刻薄:“难道说,所有的长处都得叫他一人学去不可吗?”


  清末时期,溥侗及艺人王楞仙、梅雨田、赵子衡等人组织了“言乐会”曲会。先是清歌雅聚,不久即能粉墨登场了。他早年工青衣,常在断桥里饰演白娘子,到了晚年,自叹“岁月如流”,才改演法海和尚。当时有行家说他“虽不能饰白娘子,饰法海仍为人之所不及。”溥侗还曾在京剧《群英会》中一人饰鲁肃、周瑜、蒋干、曹操、黄盖五角,戏曲界一致称其为“昆乱不挡,六场通透”。


  不过,要说溥侗只寄情声色,一件正事没干,也是不公平——他还是大清国国歌的作曲者呢。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谕旨颁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由严复作词,溥侗作曲。将音乐谱好之后,溥侗曾请来当时的曲家曹心泉过耳。不料,曹听后回去对人说,大清国气数将尽矣——那“国歌”中分明含亡国之音。果不其然,几天后,《巩金瓯》成为大清国的葬歌。


  1918年,由溥侗、袁克文发起,北京的票友成立一昆黄合演的票房“消夏社”。溥侗是生旦净丑无一不精,笙管笛箫样样拾得起来。他曾为自己立下规矩,一年之内,绝不唱翻头戏——即同一曲子一年之内绝不唱第二遍,可见,他所会的戏实在太多了。


  
“为艺术而艺术,绝不以此讨生活”


  溥侗一生没有正式结过婚,原来按清室的规矩,凡属王公弟子,都须有皇上或者皇太后指婚,等来等去,等到辛亥革命,皇上没了,皇太后也没了,他已年近四十,也就不在乎这个形式了,身边有个妾也行了。


  侗五爷平时的生活过得率性而潇洒。他没钱的时候,就靠当、卖度日,有了钱又随手而光。他和哥哥傅伦住在大甜水井胡同的一座府第,人们依他哥哥的名分称为“伦贝子府”,他们兄弟前后各占一半。一次,他看到言菊朋家里的一棵树长得枝干古朴,极富画意,便要言菊朋让与他。言菊朋说:“我没打算卖树,五爷如果真的喜欢,我就送给你。可是你怎么挪走呢﹖要是移到你家活不了,那不是白饶了吗﹖”溥侗便请来一位种树的花匠商量出一个办法:第一年在树北面挖开,切断向外伸展的根系,再用木板插到土中做隔断,然后把土埋上。以后每年做一面,直到第五年再做树根的下面。到第六年才可挪动,连泥土用草席包裹起来,移到别处种下,可以保活。树是活了,因言菊朋不要钱,溥侗特意送他一套行头——其实,他所花费的人工、物力何止买十套行头。


    溥侗兄弟分家时,溥伦在分界之处砌了一道墙。溥侗笑着对朋友说:“我们老兄把我‘赶门在外’了。”这是京剧《天雷报》中的一句词 没过两年,溥伦因无力偿还债务,涉讼,被法院查封了财产,等待拍卖。这时溥侗又说:“幸亏老兄把我赶门在外,墙这边还算我的,没有封。”不过,没过多少日子,属于他的这半边也被他卖掉了。这时,他就靠借贷过活。凡是借给他钱的人都知道他根本还不了,所以就等于是送给他的。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等于是国家元首。为了粉饰太平,政府设立一个“乐律研究所”,任溥侗为所长,每月的薪俸有四五百大洋。生活刚有了着落,他又忘乎所以,又是添置古董字画,又是购买汽车。好景不长,第二年国民军北伐成功,政府南迁,乐律研究所撤销,他又陷入贫困。


  总算天无绝人之路,1930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曲学导师。溥侗教授昆曲,意在传道,而不是卖艺。他只教学校的学生,闺中的淑女,或是学者的夫人,却没有一个伶人出自他的门下。他认为,惟有士人才能得艺术之真谛,一涉及财货,其品位则不入流了。


  溥侗唱戏,纯属为艺术而艺术,绝不以此讨生活。他曾有“不下海”的诺言,当其时,他贵为将军,富比王侯,人们自然都相信他。后来,门庭衰落,仅有一妾一女服侍起居,生活日见窘迫,只好将祖上遗留下的“农园”抵押出去——饶是如此,他从未想过下海登台——在他看来,那是出卖艺术。偶尔露面舞台之上,他不仅不收分文,还要自掏腰包,付薪酬给笛师、琴师。所以晚年,溥侗出演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己无力支付场面的费用了。


  
误入政界落寞终:梅兰芳开棺相见


  溥侗因为配戏者难觅,曾经常唱《弹词》——这是一出独角戏,乃是李龟年流落江南,话“天宝”旧事的故事。后来他来到南京,可谓异曲同工。


  溥侗和清室遗族们一样,都有切身的家国之痛,有一次,他请著名金石家陈巨为他刻一方“妙吉祥龛 ”的闲章,特别嘱咐:“那个妙字要女字旁的,不要刻成玄字旁的。”陈心里明白,那是因为他祖宗康熙皇帝名“玄烨”,当然是要避讳的。不过,面对外族侵略,溥侗还是能够分辨大是大非的,“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斥责溥仪出关为日本人利用是愚不可及,并且坚决不去东北,不为伪满洲国效力。于是,国民政府大施“统战”手法,任命他做了“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并促他南下。


  1933年,溥侗定居南京,所谓“委员”不过是闲差,他在业余时间联系一些昆曲爱好者成立了“公余联欢社”等业余曲社,参加活动的有甘南轩、刘梦起等数十人。汪精卫的连襟、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褚民谊本是个大玩家,在溥侗的影响下还尽搜昆曲净角的剧目,编辑了《昆曲集净》——从保存昆曲艺术的角度,倒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七七事变”后,溥侗避居沪滨的租界里,以卖字卖画度日——他的字学诸遂良,也极见功力。后来,经褚民谊介绍,他又被汪精卫所罗致,迫他当了汪伪政府里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于是,抗战胜利后,名列汪伪名单里的溥侗下狱、中风,老境不堪了。朋友去看他,见他患半身不遂坐在床上,却仍然笑呵呵地说:“《北诈》那出戏里面,尉迟敬德有句词儿说‘真病好害,假病难装’。我现在真的下不了地,这真病可不好害啊!”


  1952年6月,溥侗在沪上落寞去世,前来吊唁的百余人中,大多数是他生前曲友、弟子及文艺界人士。梅兰芳冒雨赶来,苦苦恳求,开棺与侗五爷见了最后一面。后来,家人遵其遗嘱,将溥侗安葬在昆曲发源地,苏州的灵岩山上。名画家唐云曾为了纪念他,作了一幅画,上面一盏油灯、一茗壶、一炭炉,题曰:灯如红豆相思曲,茗逐青烟话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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