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47—齐天大圣:日本论 (4)

           第三部分

田中义一早晚要组阁，这是我们在十年前就看见的。田中内阁的出现，就是长州藩阀的最后握权，这也是我们在十年前所看见的。而且在今天这一个时代，田中内阁的出现，不单在日本政治上是个必然的结果，并且也是全世界的反动倾向当中的必然事实。现在全世界的情况，在一方面是革命潮流的猛烈进行，另一方面就是反动政治的增长。英国劳动党内阁倒了便生出保守党内阁，德国在共产党压下去之后兴登堡便做了总统，
      第21节 今天的田中大将    

田中义一早晚要组阁，这是我们在十年前就看见的。田中内阁的出现，就是长州藩阀的最后握权，这也是我们在十年前所看见的。而且在今天这一个时代，田中内阁的出现，不单在日本政治上是个必然的结果，并且也是全世界的反动倾向当中的必然事实。现在全世界的情况，在一方面是革命潮流的猛烈进行，另一方面就是反动政治的增长。英国劳动党内阁倒了便生出保守党内阁，德国在共产党压下去之后兴登堡便做了总统，美国的政权又落在共和党手里，此外意大利是法西斯党的木梭里尼 当权，西班牙是德维拉将军执政，“独裁政治是文明进步国家的当中最经济最有力的一个需要”，这一个声浪传遍了欧洲。从前议会政治论者所视为蛇蝎的迪克推多 ，在今天的政论家当做寻常茶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日本当然也要应一应景的。

并且我们看日本前内阁的确也是不能维持，不单前内阁不能维持，和前内阁取同样的平和政策、调和政策的内阁都不容易维持的。这个理论和事实，讲起来话便很长。我可以简单说，在国际状态和国内产业状态紧张到了极度的今天，一方面中国的局面大摇大动，没有一点平静；一方面日本现存政党的基础，根本动摇。从明年五月的大选举，日本的选举权便要从三百万扩张到一千二百万。英国对中国取压伏革命的手段，大举出兵。俄国既掌握蒙古的政权，还要想垄断中国的革命。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以和平而独立的外交政策为存在纲领的前内阁，无论是对内对外，都不能得人的满意，这是必然的趋向。田中义一出来之后，他要怎样干呢？我们没有确实的材料，不能随意悬揣。但是我们很看见，田中是要干的，不单他自己要干，四围的情形也要求他干，他的干法，从前已经有了成绩，有了榜样。他身边的人，依旧是从前那一套。他虽然不在参谋本部，而参谋本部依旧是在他的统率之下。不过是挂上一个政党领袖头衔，加了些摇旗呐喊的政客。而且从前一些北京关系的老人，板西 、西原 ，也都集到他的幕下。这样一个情形，他总要唱一出戏罢！

日本有一些人 与藩阀、财阀有关系的人，在前年去年，对于中国抱着一个假想，他们认定：

中国的政治如何变化，和日本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从前所取操纵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失败了。何以会失败？便是中国事实上不能统一。以事实不能统一的国家，单想操纵一个京都的政治来支配全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而且因此生出中国人民的反感，实际上反而受打击。从前的“二十一条” 的中日协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即使没有“二十一条”，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也不能小过今天，少过今天。而因为有了“二十一条”的名义，倒反而妨碍了实际利权的获得。以后对于中国，爽性不取操纵中央的办法而另开门径。但是有一个要点，就是如果革命运动成功，中国由革命而得统一，则必于日本不利。所以必须使中国革命势力不得统一。现在中国的各个势力当中，张作霖的势力是日本势力在中国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绝不会统一于张作霖，此外藉英美势力而想作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也必然失败。在中国的势力，目前最确实的，就是广东的国民政府、长江的孙传芳、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国民政府的势力向北，冯玉祥的势力向南，如果这两个势力把长江孙传芳、吴佩孚的势力打倒而得联络，则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张作霖的势力始终是不能维持的。为应付这一个局面，日本应该要扶植孙传芳，有统一长江的势力，把孙传芳造成日本的第二个张作霖，以阻隔南北两个革命的地理上的连接。

抱这一种见解的人，很是不少。而尤其是在长江有投资企业贸易关系的商人，主张更切。及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克复，国民政府将要北迁的时候，这一种论调更加高起来了。同时我们还晓得中国国内，也有些没志气的人颇想勾结日本，作一种运动。他们一是怕共产党，二是想要得一个依附，于是往来于孙传芳与日本人之间者，也就实繁有徒。及至革命军向长江下游发展的时候，日本政府里面就和此种论调相应，生出一种出兵论来。主张出兵论的，不用说是陆军一派了。

从前日本参谋部在中国各地驻在的武官，是非常活动的。民国五年以后，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动。而外务省所辖的领事官，除了管理侨民之外，对于本地方的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大和军政界干部的人们来往，所以取得情报的能力，陆海军人较之领事官为大。自从国民党改组而后，国民党的中央对于日本取一个不理睬的态度。而各地的民众是绝对排日。两三年当中，在南方各地的驻在武官，和当地的军政领袖几乎失了关系。此时党的组织渐加严密，从前两院的政客们除了真是做革命党的而外，也不能东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报而操纵的线索因此更少了一个大部分。因此参谋本部对于中国问题，足以时时处处胜过外务省的能力少起来了。这是前内阁的对华方针居然可以自己决定，而外务省居然可以不受参谋本部指挥的一个大原因。

本来，日本人的对华观念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大体都差不多。维持在满洲的特权和在直鲁及三特区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维持日本在中国的最优发言权、支配权，尤其是经济的支配权 这几种根本政策，现在政治上的人物，谁也没有两样。当然外务省系的人和参谋本部系的人，绝没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为对于世界关系的认识两样，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近年来我们觉察到日本对华的态度，有一个转换。从前属于外交系的人，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崇拜英国，事事听英国的话。关于中国的方针，尽管遇事主张日本的特殊利益、特殊权力，而遇事都仰英国的鼻息，尤其是加藤高明 统率外部和总理内阁的时代，这一个趋向是很真切而极端的。本来加藤是替桂公爵办事的一个人，然而他只懂得桂太郎亲英，不懂得桂太郎排英。桂太郎死后，他领袖宪政党十年。这十年的当中，他把桂太郎早认为已经任务终了的日英同盟仍旧奉为天经地义。直到欧战既终，日本以欧战当中积极、消极对于英国那样的帮忙，到底不能得到英国的感谢。满期的英日同盟，日本政府和民间还想要勉强运动保持，然而被英国半文不值的丢了。自此以后，外交系的人对于英国才渐渐不像从前那样恭顺。另一方面，这几年来，中国极度的排日热，一转而为排英热，同时不能有两物生存于同一个空间，积极排英，当然便把日本问题冷淡了下去。外交系的人，他们很留意中国人心的趋向，看到这一个情形，很了解这是挽回中国民间排日风潮的机会，绝不愿意再跟英国走，不惟得不到利益，反替英国人负责。在陆海军系的人，尤其是陆军系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一切的方针，向来是抱定一个进取的国防计划，所谓“蝎形的政策”，一切方法都从这里面打算出来。他们向来不问国际情形如何，便一意孤行，也要遂行他的策略，所以倒不像外交系的人那样奉英国若神明。而在近两三年来陆军参谋部内的日英协调论非常浓厚起来了。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是绝不利于日本，而在南方中国，日本又没有独行其意的势力基础。为压伏中国革命运动计，他们便想取一个“北日南英中协调”的政策。就是对于南部中国，英国独立处理之；北部中国，日本独立处理之；而对于中部，则日英两国以协调的精神取协调的形式。在今年英国出兵上海的时候，陆军方面极力主张出兵，前内阁则不愿意如此。及南京问题发生，出兵论更盛，而外务省方面还是取郑重态度。后来内阁一交替，山东出兵的事便实现了。山东出兵的意义，在日本人方面，他们说是仅为保护日本侨民。而其实际是因为革命军占领了江苏，更向北进展，他们所最爱的孙传芳的势力差不多已经消灭干净，张宗昌又是绝无战斗能力而且天怒人怨的东西。倘若革命军一气呵成地北攻，山东的底定，是很不难的。于是以维持“蝎形政策”为目的的参、陆两部的人，便不能不以对付郭松龄 的精神而出兵了。出的兵虽然很有限，但是意思是很深长的。战斗力消失干净、残余北渡而逃的孙传芳当时败卒不及两万，而不到几个月工夫，又有了七万以上的军队，这一次再渡江的队伍已经有四万左右，岂不是很奇怪吗？当南京政变发生，孙军从新反攻的时候，日本忽然宣告退兵了，不用说这是他们认为革命军再不能北攻济南的证据。

所谓“蝎形政策”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也得讲一讲。大家都晓得蝎子的厉害全在两个鳌和一个尾。日本既定了要侵入大陆的计划，他们军事的眼光，一面注意在南方的海陆，一面注意在北方的诸省。他们认定，确实掌握渤海湾是非常要紧的。对于渤海湾，一个辽东半岛，一个山东半岛，是要紧的形胜。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方已经占据了蝎尾的台湾以为根据，可以控制南部中国和海洋一带。还想要占领辽东半岛，而被三国干涉逼到不得不退步。其后德国却拿了胶州，俄国租了旅大，这一个大蝎的两鳌，被俄德两个欧洲大陆的强国占了。日俄战争之后，夺了辽东；欧战之后，又夺了青岛，在形式上似乎像完成了蝎形政策了。然而以后把持得住把持不住，如何把持，这些都是今天日本军人所最苦心的。

田中大将的政治兴味是很浓的。他很有军人策士的称誉。他也和桂太郎一样，看见今后要在政治上的活动，非有政治上的与党不可。恰巧逢着政友会失却统率的时候，便因缘际遇而被热衷政权的政客们推为总裁。但是一部分较有民主气习的人绝不愿如此。而政友会的势力便因此永无结合之期。二十余年来维持第一党地位的政友会，由此便化为第二党与第三党。政友本党的领袖床次竹二郎 说：“田中的人物如何、政策如何，姑置不问，其历史和环境绝不能做宪法下面的政治家。我宁可永远做少数党、做在野党，而不能与之联合。”这个话的确是一大部分政友会议员的心理。

田中为什么进政党的呢？他走进政党之后如何做法呢？闻得人说，他们有一般军国主义者所组织的一个修养团体叫做“凡人会”。所以叫做凡人会的心理作用，我想是从不凡者自居，视世人皆凡人，故自己反号为凡人。这一个团体的人数不多，他们是以讲大乘佛教为团结的意义。但是就会员的思想分野看，多半是神权信者，和佛教的教义相离很远。我在前面说过，日本的佛教思想，固然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中国的佛教。受过王权时代的公家制度和封建时代武家制度两重感化和神权的民族思想陶融的日本佛教，完全变了样子。明治以来，虽然经了神佛分离一个很大的制度变革，然而民间的思想依然是神佛混合。这凡人会中的人们，大约可以说是以佛教为用，以神权为体的民族神权主义者罢。在这个团体中的人，多半是长藩关系的军国主义者，而尤其是北进论者。田中也是当中的一个人。他们也讲究一些禅宗的机锋。有一天一个朋友劝田中大将说：“你何不把剑放下来去拿珠子！”田中受了这一个机锋的刺激，于是决心跳入政党生活了。田中说：“我做军人以来，经过两次大战，这两大战，我都不曾死。政友会这一个党，是不利于领袖的不祥党，从前星亨是被人刺杀了，现在原总裁又被人刺杀了。我以战阵余生，不能死于疆场，所以特意寻着做这一个不利于领袖的党来做领袖。”这样看来，田中之跳入政党生活，的确和平常的政客们有一个大大的不同。他不仅是热衷政权，不仅是希望成功，他很像是看破了红尘，超脱了生死，以这一种“似能立”、“似能破”的主张，“似现量”、“似比量”的观念，当这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的东方军国的政权，乘着全世界革命和反动两个大潮流翻来覆去。他的前途怎样？东方的前途怎样？世界的前途怎样？

我们看纽约、华盛顿，是西半球的两个中心。伦敦、巴黎、柏林、罗马，是欧洲政治的四个中心。莫斯科和东京，是亚洲政治的两个中心。安卡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个亚洲中心来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回教诸民族。中国不单造不出一个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个全国的中心。全世界正在预备极大的战斗，这一个大的战斗，主要的问题，就是被压迫的十二万五千万民族能够站起来，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够。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就是这中心问题的中心。然而只成了问题的中心，而不能造成一个力的中心，于是四围的“中心力”都向着中国来吸引。失却自己支配的中国民族，一逢着他力，便被吸引，逢着强大的他力，便很快很大的被吸引。而来吸引中国的中心力，当然是互相冲突，吸引力愈大的，当然冲突愈大。英国这一个势力，是压迫中国最大的势力，同时也是吸引中国最大的势力。在太平天国战后，中国人的精神被英国的势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国人连压迫的感受都失却了。长江和南方一带，崇拜英国、迷信英国成了一种风气。只是北方还不能被吸引干净，野蛮的抵力一变而为义和团。及义和团失败，这一个抵抗性也消失干净了。直到民国十四年为止，全中国的人心可以说是被英国吸引住，一动也不能动弹的了。这几年工夫，国民革命的运动，在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在总理二十年抗英的努力之下，大刀阔斧大声疾呼地进行起来，于是全国人心方才猛然惊醒，此时可以说任何人没有不排英的了。所以此刻英国的压迫，已经失了吸引的作用。然而除英国之外，还有两个很大的压迫，正在发挥它的吸引力，不用说，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东京了。

从中日战事以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到民国初年，东京的吸引力真是大极了。全中国的青年羡慕日本维新的成就，于是都想学日本，都到东京去。等到成了一个风气，由日本归来的人都可以得差事赚钱，于是不羡慕日本维新，而羡慕到东京能够赚钱、赚地位法术的人们，也都大举赶向东京去。最盛的时候，在东京一处，同时有三万余人，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师范、速成陆军，样样都速成，好一个终南捷径，只要一到东京，便能很快的学得赚钱、赚地位的法术。在欧战之后，空气大变了，被欧洲五年的大战渐渐唤醒了的中国青年，晓得要努力打破现状，打破环境。魏铿的新理想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詹姆斯的实验主义 ，柏格孙的创造进化论 ，枯罗巴金 的互助论，柏伦哈匠的战斗生活论 ，五光十色，四面飞来，然而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忽然俄国劳农革命起来了，成功了，雄大的战斗力、精密的组织力、广大的宣传力、富裕的金钱力，使中国的青年把那些解决不了自己切身问题的什么主义一齐搁下。这一个流行病，正和十五年前向东京的心理遥遥相对。失却民族的自信力的中国青年，真是可叹可伤呵！现在虽然经过一个很大的惩创，然而迷信的根恐怕还未去净罢！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很看得见，俄国和日本这两个压迫中国民族的势力，都变成一种吸引的势力。受这吸引力吸收了的人，差不多好像是中了魔一样的狂。不过被日本吸引的人，病根是不深的。因为中国人对于日本，总抱着一个“我们是文化的先进国”的历史心理。而对于俄国便不然了。现在这两个大的压迫力，各自都在吸引的上面显神通，而一种“压迫的吸引”，都是预备东方将来的世界大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的国民到底对于自己将来的生命，对于世界将要暴戾的战争，作何种打算呵！

在前面几节里，顺着一个叙述的系统，把政治方面说得太多了，而日本的社会情况，完全没有提及。现在我想回头来就日本的社会心理加以观察。

前几年上海民权出版部印行了一部平江不肖生 著的《留东外史》，描写中国留学生和亡命客在东京的生活。自然他的叙述里面，有一部分是日本的社会，这种日本社会的观察，在中国恐怕是很普通的罢。我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社会，观察错误和判断错误很普遍的。平江不肖生所描写的一部分社会，固然是社会的黑暗面，然而连黑暗面观察也是很肤浅而且错误的。不过他的目的不在观察日本的社会，而在观察“中国人的日本社会”，我们也可以不必多事批评，只是晓得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社会不留心研究罢了。

在最初几节里面叙述了一点神权的迷信和佛教的问题，大家看了那几节，总可以感觉到日本的国民是一个信仰最热烈而真切的国民了。一个人的生活不能是单靠理智的，单靠理智的生活，人生便会变成解剖室里的死尸，失却生存的意义。而尤其是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这一种意识的力量，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事实而来。但是种种客观事实的观察和判断，不变成一种主观的意识时，绝不发生动力。“观我生”、“观其生”的观，如果不到得自强不息的精神上来，什么“省方”、“观民”、“设教”都不能生即生，也不能久。理智仅仅是观而不是行，理智的世界是静的而不是动的。不过一切情感的意识、活动的意识，如果不经过理智的陶融，则感情不能“醇化”。不能醇化的情感，就不是文明的作用，而只是动物性的本能作用。然而缺乏了情感的人，永不能创造理智。缺乏了情感的社会，也不能作生活的团结。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创造进化，都是靠着这醇化的情感来推动、来组织、来调和，程度和方面有不同，而其作用只是一样。信仰的生活，是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团结最大的机能。总理说主义是“信仰”，就是很明显地说明冷静的理智不化为热烈的情感时，绝不生力量。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都看得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是很鲜明的。他们那一种“日本迷”，正是他的鲜明的民族意识增高到了极度的时候变成的无意识作用。白热度的热体触到我们的指头，我们一刹那间的感觉会和冰一样的冷，一粒子弹刚刚洞穿人的身体时不感觉疼痛，都是这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日本人信仰生活的热烈和真切，便晓得它这一个民族，真是生气勃勃正在不断地向上发展的。

人生是不是可以打算的？如果人生是不可以打算的，我们何必要科学。如果人生是可以专靠打算的，人们的打算自古来没有完全通了的时候。空间是无量的，时间是无尽的；任何考古学者，不能知道星球未成以前的历史；任何哲学者，不能知道人类绝灭的时期；任何天文学者，不能超过现代的机械能力测算无尽无量的宇宙。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人的事，在战斗的进行上，人人都晓得强制的命令是必要的。有一个军官说：“没有统一的命令，谁肯去打死仗。”我要问他：“如果大家都不服从统一的命令，效力在哪里？”如果失却了信仰，发命令的指挥官也可以私自脱逃，受命令的士兵更可以全场哗变。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候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了信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完全不要打算是可以通的吗？迷信枪打不尽、炮打不伤的义和团，到底敌不过钢弹。所以打算只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义。“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的感情的真力。我们如果知道人生是“力”的作用时，便晓得信仰是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条件。“自强不息”是自信力的工作，“厚德载物”是自信力的效果。只有信仰，才能够永生。只有信仰，才能够合众。人的生活是时时在死灭的当中。如果人人专靠着一个打算时，何处去生出死里求生的威力？

一个城隍庙里，城隍老爷高坐着，香烟缭绕，烛炬辉煌，下面跪拜着成百或千的男女，他们信仰什么？一个黑夜挖洞的贼，他祷告说：“神呵！请你保佑我不要犯案，我十五日买一只雄鸡来谢谢你。”隔壁正是被那贼偷了东西的失主，他祷告说：“神呵！请你保佑我，使我能够破获偷我东西的贼，使我被偷的东西能够回来，我买一个猪头来谢你。”这样一种打算的国民，哪里去找信仰？这是“迷”极了的一群愚人，是愚极了的一群弱人，是弱极了的一群没有将来的半死人。把这样的迷信做对象去反对信仰，是中国人的一个极大的错误。信仰是无打算的，是不能打算的，一有了打算就不成信仰。尤其是一个民族，在生存竞争剧烈的当中，如果人人这样打算着，绝没有人肯拼着必死自己、炸沉了自己的船去封锁敌人的军港，绝没有抛却一切所得去研究目前没有一样效力的纯正学问，绝没有人舍了自己的财产去救济社会国家的危难。“下井救人是不行的”，这是中国人普通的观念。如果没有下井救人的决心，连不下井而救人的方便事也没有人肯去做了。“下水思命，上岸思财”，这一种打算的民族，何从产生奋斗的精神，何处去创造永久的历史？一切思想行为，何从有彻底的究竟？心里想革命，口里说国民革命，手里做的是个人主义的生涯，这一种矛盾的虚伪的生活，是从打算里来的谬误。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没有真实的努力，创造是做不成，模仿也是做不成。且看今天的中国，无论什么好的理论、好的制度，一到了中国，立刻会变相。通电的主张、报纸的批评、群众的口号，哪一样不是很正大堂皇的？然而实际怎么样？王亮畴 说过一句极调皮的话，他说：“中国人的事，你望坏处一猜就着。”这真是中国人亡国的表现呵！

我们细细考察日本的信仰生活，的确比中国人要纯洁得多。我们很认识得出他们的信仰生活是较为纯洁的、积极的、不打算的。他们的牺牲精神，确是由这一种信仰生活的训练而来。就宗教来看，无论是哪一教哪一宗，我们看得见它的教义和组织，比起中国人来，确是真创的。他们大多数的信徒，不是像中国的信神拜神一样，作自己利益的打算。他们有一种把自己的身体无条件地奉给神的决心，有一种“绝对的”观念。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一种“永久”和“一切”的观念。他们能够把自我扩大，造成一种“大我的生活”。他们“物质的无常观”是立在一个很积极的“精神的常住观”的上面。这些观念不是从和尚的念经、神官的祝告、牧师的说教里去看，是从社会现实生活的种种相，尤其是男女的恋爱和战争两件事上面去看出来。我们看中国人的男女生活，真是枯寂悲哀到极点。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固然看不出一种热烘烘的爱力的结合来；连野男女的自由结合，也都是很冷冰冰的打算。在这种地方，或者很多人不把它拿来同信仰生活一样看待。不晓得人类的生活在一切真实性上，有一个绝对一致点，而尤其是生命的存在，不容有一点虚假的。男女的关系是人类生命的总关键，它在“生”的意义上，只有和“杀”的意义集中的战争可以相提并论。在生死过程当中的“食”的问题，尚不足与之比大。性生活的虚伪和打算，可以说是生存意义的错误消失。一个民族到得把男女关系看成游戏时，它的生存意义已经衰弱。到得在男女关系上面只剩得一个打算的时候，它的生存的意义，可以说是完全绝了。

自杀是一件顶懦弱顶愚蠢的行为，是最无自信力的行为，而且是最贪生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生存的能力是强的，具备一个顶天立地的信仰，把宇宙人生看得透透彻彻，一往直前、毫无愧怍地行过去，无坚不破、无敌不摧，什么恶魔也都可以服下去，何至于在生死的道途当中恐怖忧疑，至于怕死到极点、贪生到了极点的时候，走到“不敢生存”的绝路上去。固然社会的一切制度、一切习惯，足以在有形的无形的上面压迫着个人，使个人社会的生存，生出不可救的缺陷，于是把个人逼到自杀。然而这一种“社会的生存意义上的缺陷”，如果个人不是在外的生活上自己造成缺陷时，内观的心理上也绝不会体认出罪恶来，而自己苛责自己，至于自刑。倘若很真确地认识缺陷是在社会，那么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也可以体认到和社会同大而敢于对社会作一个紧对手的敌人去摧破它。如果斗不过而死，还不失自己承认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最贪者莫过于自杀，最弱者莫过于自杀，最无自信者莫过于自杀。在人道的意义上，最残忍的更莫过于自杀。在精神的生活上，最矛盾、最纷乱而不能统驭的心理无过于自杀。佛家说：“一切罪恶以自杀为最大，杀人尚有成佛之因，而自杀决无成佛之果。”这一个判断，是从很多方面判断而下的总评，的确是确当的。但就“自杀”一个行为而加以分析研究时，我们很看得出世界自杀最多的是日本。他们对于自杀的观念，确有和其他民族不同之处。我们可以说：“自杀的观念，在最和其他民族不同的地方，最最看得出日本人的特性，而这一个特性，最足表现日本人的强点。”我这一个观察，并不是批评自杀者的本人，而是就他的观念上看出他背后的社会生存意识的特质来。

日本人的自杀，我们可以用两种区分来研究。一种是普通和别的民族没有分别的，懦弱至于不能生存，乃至不敢生存的自杀，属于这一种。一种是很特殊的，在自杀者的心理状态上，舍得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物质无常和精神常住两种观念，很明晰地出现在自杀者的意识中。在别的民族，自杀方法的选择，普通是选择世人所认为痛苦最小的最消极的不需努力的方法，行投水投环者之多，全是为此。而在中国，更多一种吞鸦片烟自杀的人。在这一种人当中，有许多自杀的决心很不明确，最后因为到底遇不着救星或是救的方法时间错过了而死。然当其服毒时还是希望着中途遇见救星，使他既可以不死，而他生存中的可怜又得原谅，这更是懦弱至于不敢生存时尚存着不愿死不愿即死的幸存心理。在这一种心理当中，绝看不出半点物质无常和精神常住的观念来。日本人的切腹，绝不是如此的。切腹是痛苦最多的、积极的，必须努力而后能达到目的的自杀方法。自杀者在死的时候，还是积极的保持住很明晰的生存意识，很坚强的奋斗精神，到最后一刹那为止，不愿意抛却努力的义务，不使身体有倾斜，不使十字纹有偏倚，不把使用后的武器随意散乱着。生存中作他生存意义的主义是贯彻到底，更不存在着自杀途中幸而得救的打算。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继续到他最后的一刹那。

情死的事，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很多情死的人，不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是为达共同的目的，而是为达所爱的对方的目的，很勇敢地积极地作所爱者的牺牲。他们的世界是很小的，只有相对的二人间的绝对的恋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为了这一个世界能够舍去一切世界。情死的事，不用说最多是在花柳社会，其次是社会阶级不同的男女间的恋爱。这两种境遇都是打算最多的境遇，而有许多的男女会把一切打算抛却，这一种“超世界间的性生活”，是堕落的、懦弱的、苟且偷安的、放纵贪淫的性生活社会中的男女们所意想不到的。热烈的性爱和优美的同情，这两重性的超性的生存意识，是引着他们走向死路去的动因。在中国的北地胭脂史上已经没有这种激越的性行供我们追怀，南朝金粉史上更看不见这种深刻的人生意义。在自杀这一种死的事实上看得出很丰富的生意来，是日本民族一种信仰真实性的表现。

至若在战争的历史上，可以给我们坚强而深刻的印象的事实更是很多很多了。这几年当中，中国国民战斗能力的确是增进好多了。我常说：“这十几年来国内的战争，在几十年回头一看，才可以晓得为了要训练国民战斗能力而设的真剑演习。其他一切个人的地方的乃至党派的目的，都不是要造成这种真剑演习不能不有的动力。而真正的目的，是目前的人们所不能知道的。”这个批评，我总希望它是真实的。但是生存的意义上如果没有一个大的革命，这一种战斗的训练对于民族能力的增加，功效是很小的。士兵们为了十几块钱，官长们为了升官发财、子女玉帛，把这些很小的打算做全部意义的战争，正是太过把生命看得轻了。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这两句话或者说明的方法不完全，然而要在物质无常的上面建设精神常住，在小我的里面显出宇宙我的力量。实际些说，就是要离却了个体生死的观念而置重群众的生死。如果这样主义的战斗观念不彻底、不坚强，民族战斗力不会增加，打算的竞争当不起不容打算、不能打算的战斗。中国人在过去一千几百年当中，所以敌不过四围强蛮小民族的缘故，都是为此。这一回的北伐战争何以一到长江便生出很多破绽来？固然英国的压迫、日本的压迫，这两个大压迫是使我们失败的原因；而打不过腐败堕落的社会，破不了打算的因袭，更是我们的弱点之一。这一个弱点，是中国民族通有的，谁打得掉这一个弱点谁就成功。总理给革命军下的定义说：“一个人打得过一百人就是革命军。”这个话是真实的。我们要用精密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能把一切私的计算抛开，把永久一切的生存意义建设起来，从死的意义上去求生存的意义，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的军队，就是革命军”。信仰的形式和内容有不同，而目的只是一样。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它起来。“要救中国，要把中国的自信力恢复起来。”这一个伟大而深刻的精神教育，在今天总应该有人明白了罢！

人类的生活，除了信仰生活而外，最要紧的要算是“美的生活”罢。“据于礼，成于乐，依于仁，游于艺”，这四句话说明文明的要义，可算是精微了。礼是什么，就是社会组织的制度。社会不能不有组织，组织不有制度时，它的组织力是不确定的。人类的生活，绝不是无情趣的、无机的一个形骸，它成为生活的缘故，是要有一个生活的机能。生存意识是生活机能的主体，而生活的情趣更是推进生活的动力。所以一切生物，号为“有情”，真是很巧妙的学语。一代的革命，是改革一切社会组织的制度。但是在社会组织的制度未改革之先，推动社会生活的情趣，必然先起一种变化，生一种的改革。信仰生活的革命和艺术生活的革命往往先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起，后制度革命的改革而成，到得它完成时，又是变化将起的时代了。这样递换不已，就成社会的进化。

我想要于论日本人信仰的生活之后，接着论他们的艺术生活了。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园林、建筑、衣饰乃至一切生活的形式，无处不有美的必要。美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质，也是一个最大的需要。把“美”的意义却除了的时候，将无从去寻人类文化的元素。我们看一切生物，它都具备特殊的“色香”，而这特殊的色香，一面是它生存必需的工具，同时更是推进它的生活的动力。性是生命的起点，所以“美”的表现，更常常和性的生活成密切的关联。这一个事实，我们尤其是在禽类的形态、声音当中看得最亲切。雌雄竞争最剧烈的鸟类，它的声色美特别比竞争不剧烈的鸟类彰著。在人类当中，美术进步而普及的民族，也就是创文化能力最大的民族。

我们并且看得见，民族的特性，表现得最明白一点不容假借的，是在它的信仰生活和艺术生活两方面。同是一个宗教，传到异民族的社会里，它的性质完全会变了一个。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不单宗教如此，宗派也是一样。中国的禅宗和日本的禅宗，无论僧侣、居士，都完全不相同的。中国的禅和尚、禅居士，不是晋人的清谈，便是宋儒的性理。等而下之，便是借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参微妙，不借修为为口实，伪造禅机欺骗大众。日本的禅和尚、禅居士，何尝不是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虚伪。在武家时代那一种真创的斗争社会中，坐禅、剑术、柔术，都成为斗争的精神训练的要义，而禅定可以变为军队的最高统率，剑术的最高秘奥，战斗的最高策略。无论你自己说是怎样高明的禅师，要在“战斗”和“死”的考试上不落第，才可以算为初等及第。

艺术生活上看出的特质，也是多极了。它的特质如何，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点是战斗的精神，超生死的力量；一点是优美恬静的意态，精巧细致的形体。前者是好战国民战斗生活的结晶，后者是温带岛国之美丽的山川风景的表现。如果用时代来说，前者是武家时代的习性，后者是公家时代的遗音。就地方来说，前者是表现东国和西南国的短衣，后者是表现京都的长袖。固然这种分别都不是绝对的，而且横的交通、纵的遗传的变化，经过很长久的时期，已经由混合而化合，造成了一种不易分析的日本趣味。这一种日本趣味，很不容易以言语形容，也不容单讲一两点所能概括。然而我想称赞它一句话，就是“日本人的艺术生活，是真实的。它能够在艺术里面，体现出真实而不虚伪的生命来”。我远想称赞他们一句话，就是“日本的审美程度，在诸国民中，算是高尚而普遍”。如果我们从他们的德性品格上去分析起来，崇高、伟大、幽雅、精致这四种品性，最富的是幽雅、精致，缺乏的是伟大、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伟大。中国古代人说起美的对象，总是举出日月星辰、碧霞苍穹来，什么满天星斗焕文章，也是用来形容美术的惯语。大平原的国民，审美的特性当然如此。至若山川美的丰富，在这样一个大陆的国家，更非岛国可比。日本人标榜为美的极致，不过一个富士，而伟大、崇高也不足比中国诸名山。不过它在一个海国山地当中，溪谷冈陵，起伏变幻，随处都成一个小小丘壑，随地都是供人们的赏玩，而这些山水都是幽雅、精致，好像刻意离琢成功一样。这样明媚的风光，对于它的国民，当然成为一种美育。而自然的赏鉴，遂成为普遍的习性。《徒然草》的序文上说：“在花间鸣的黄莺，水里叫的青蛙，我们听到这些声音，就晓得一切有生的生物，没一样不会作歌。”这一种自然审美的趣味，在日本的确是很普及。不过气局褊小，没有平原广漠，万里无云，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的气度，是它一般的缺点。日本人一与中国人交际，最令我们感觉不愉快的，就是这一个性格。然而绝不是一二百年乃至三五百年所能变革的。日本人这一个民族，至少也有了二千几百年的历史。它在这二千几百年当中，不断地受着气候、地理、历史的感化陶融，连好带破，成了今天这么一件东西，好是它的习性，坏也是它的习性。我们现在所最需要知道的，不是它的好坏，而是它是什么。

一个民族在信仰生活和艺术上面，长处短处都是不容易抛弃更变的。我们看许多亡了国几千年的民族，乃至移转了几万里的民族，而至今仍旧能保存它多少古代艺术的面目和审美的特性。具备这一种能力的民族，它的保持民族质量的力量，都具备相当的伟大。并且我们要晓得一种特殊的美术的成立，必定是要经过很长的年月，很多种类、很多次数的文明混合。而在调和与创造的上面，又必须保持着一种或数种民族要素的纯洁性，尤其最要紧的是它的血统的纯洁性，然后才能够达到文化的烂熟期而成就一种特殊的美术。日本的美术构成的成分是很多种的，中国美术和印度美术，不用说是最基本的要素。但是尤其要紧的是日本民族的特殊性。只要是稍微对中日两国的美术有过一点经验的人，无论是对于哪一种的作品，或是音乐、或是绘画、雕刻、盆栽、插花、书法，都能够一眼便看出它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这一个特点的发现，比之发现中日两国人身体面貌的差别，尤其容易而确实。正好像中国书法中个性特质的表现一样。一千个学王羲之的人，绝对是一千个样子，各人的异点，是一点也不能隐藏、不能虚饰的。

日本民族一般比中国人审美的情绪优美而丰富，这恐怕是的确的批评罢。我们走到中国的农村去，看得见的美术，只有一块石头上画着头大于身的土地神，一块木头上刻着的财神、五通神、三官大帝、关老爷神像的壁画、门神、门钱，红色的春联上写着文不对题而又别字连篇的联句，甚至除了安放一块石头以外什么都没有的社坛。但是这些地方我们还能够从千篇一律毫无自然美的陶融人造美的创造当中，体察出一种素朴的意义来。城市里面那些阔家的不透日光、不适空气的四方五平的建筑，和花园里很辛苦地盘制出来绿叶中显出白人头来的花神盆景，乃至瓦房里面挂着什么“草堂”、城市里面刻着什么“山馆”一类的匾额，名副其实的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的园林构造，这许许多多名堂，我们在日本是绝对看不见的。日本人对于自然美的玩赏，是很有一种微妙的情趣的。最使我们注意的，是造园、盆栽、生花。把某处的天然风景缩小若干分之一成为一个园林，把某处的某一株松柏的奇古形态作标本造一个盆栽，把某一家的画法作基础开出一种生花的流义，这些还是顶普通的外形。在这当中，更潜伏着很特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死的东西添出生意。胡床边的篱落，绝不使我们生城市山馆的厌气；优美的茶间当中的瓦壶竹档，绝不使我们发生瓦盖草堂的恶感；村落间墙壁上贴着的浮世画，绝不令我们觉得有看三官神像那样的劣等情绪；乞食的穷和尚，吹着古韵悠扬的尺八，比之我们听宣卷，要生几十倍的耽想中古时代历史。这种种地方，都是人人很容易觉察得到的。

中国文化输到日本二千年的当中，发展的成熟期大约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完全模仿唐制的公家时代，所谓平安朝 的文化可以算是最成熟的时代。这一个时代里面，一般人民所接受的中土文化，只有被支配的法令、被宣传的宗教。所以由统一的典章制度和学术的宗教信仰两种很艰深的文化成熟起来的艺术，是贵族的专有品。从种种方面看，我们都认识得出它们的内容绝不浅薄，形式也绝不鄙劣。然而范围是很狭隘而气力是很微弱的。到得这一个文化烂熟了，便发生本身的破产。公家制度的衰颓，就是它文明腐化的证据。很像中国建康临安时代的金粉文明，一样是充满了亡国败家的气象。于是政治上的统治，当然不能维持而变为群雄争霸的时代。制度文物在杀伐争战的当中黑暗了几百年，直到太阁统一群雄，家康继承霸业，丢开了腐败堕落的西方，在荒野的东海之滨造出一个簇新的江户文化，这是我们很值得注意的。我们要看得见日本文明的建设，是在很低级的民族部落时代，硬用人为的功夫模仿中国最统一最发达的盛唐文化。这一种建设，当然不容易使民众咀嚼得来的。由统一的公家制度变为分裂的封建制度，就中国的历史比较起来，很像是开倒车。其实把当时日本社会组织和文化普及的范围看来，便可以晓得封建制度的产生，是各地方文化普及的自然要求。所以后来德川三百年的治世，不特把日本民族的势力结合起来，而且把从前垄断在京畿一带地方少数贵族手里的文化普及开来。就艺术上，在德川中叶以后，民间文学民间美术的发达兴起，是日本空前的巨观。而且这一个时代的特色，是一切文艺都含着丰富的现实生活的情趣。同时一切制度文物也都把“人情”当作骨子。日本民众好美的风习和审美能力的增长养成，确是德川时代的最大成绩。研究它的现象和因果，是日本史上一个最专门而且重要的问题。我没有作详细批评的能力，也没有作精深研究的工夫，我只提出这一个注意点来，要大家十分注意。

一个人如果不好美、不懂得审美，这个人的一生，是最可怜的一生。一个民族如果把美的精神丢掉，一切文化便只有一步一步向后退，而生存的能力也只有逐渐消失。“美”是生存意义当中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除了信仰生活而外，美的生活要算是最重要的了。人生的重要生活条件，中山先生举出五样，是食、衣、住、行、印刷。这一个分类，是就产业为主的分类法。便以此着想，无论哪一样，都要是不仅只有，还要美，不仅只要美，还要不断的要求美的发展进步。这样的人生才是一步一步向上的人生。如果有了番薯吃，便永不再想吃米麦；有了棉布穿，便再也不想丝织；有了茅屋住，便再也不想高大华屋；只要披荆斩棘的走得通，便再也不想造路；有了雕刻黎枣的印刷术，便再也不想机器印刷 这种生活意识，说什么文明、说什么进步呢？在道德生活方面，好美的关系更大极了。一个人要求道德生活的进步，他的心理和好美是一样的。不懂得好美的人，绝不要求道德的进步。即使有一种要求，也是很空虚、很错误的。中国讲修身，把外的生活丢开，专讲性理。结果不单物质的文明不得进步，连精神的文化也一天一天倒退。把民族向上发展的能力残破得干干净净，都是为此。

一个小民族要想发展进步，尚武当然是一个最必要的习性。日本人的尚武是人人知道的，他们在社会上种种的风习与各种组织制度，处处可以表示出他们尚武的精神来。这一点倒是十几万留学生人人替日本人宣传得够了，用不着我再来说。我想要特别说明的，倒是充满日本社会的一种平和互助的习性。我们一定要了解，尚武的习性、组织、制度，一定靠平和互助的习性去调和它、帮助它，才有真实的用处。“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这是生活的本能。尚武是为竞争而有的德性，平和是为互助而有的德性，两者同时是天生成的。无论怎样野蛮残酷的社会，都有多少平和的习性。如果天下有不会流泪的人，有不会流泪的民族，那么或者它会绝对不懂得平和的；如果不然，无论怎样好勇斗狠，一定是有一种平和的情绪，流在民族生活的大平原当中。

日本人尚武的风气，不只是在封建时代几百年当中养成，是开国以来一种新民族的生存必要上产生出来的习性，在前面几章里，处处都有说明了。而他们平和的习性，表现到社会风俗上成为一种制度，这确是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普及发展的结果。固然，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带了许多杀伐性；中国讲仁爱讲中庸正道的孔子学说，会造成日本古学派的山鹿素行的神权说来，这证明思想会随境遇而变化。可是我们再翻过一面想，日本这个山间蛮族，如果不得到中国、印度的文化，它自己本身绝不会在二千年的短时期当中，发展得出高尚的文化来的。岂不是至今还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鬼么。

日本的传说，有说上古时代日本地方住着一种“鬼”，是最野蛮的原人，专门吃人肉、喝人的血。尤其使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日本社会生活当中一切平和的习性，都是佛教种种教义、教仪、教礼的表现和中国文化的“礼教”的表现。直接渊源于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行为是尚武，直接渊源于中国、印度的思想行为是尚文。更就精神生活的分析上说，日本的信仰生活产生尚武的风习，而艺术的生活产生平和的风习。我们试把日本所有的艺术分门别类，一件一件的研究，的确很少发现和战斗相关的艺术。除了武器的装饰和狂言当中关于战事的题材而外，多是表现平和思想与平和生活的。“茶道”、“插花”两种特殊艺术的流行，并且是专为打消武家杀伐的习性、化干戈为玉帛起见，这是历史所明白告诉我们的。

日本民族的文明，年代是很浅的。封建制度的废除，不过是六十年前的事情。然而社会的文化确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各种野蛮的械斗和名实相符的部落生活，在日本内地是非常之少的。中国北方的寨子、南方的堡，这种完全是聚族而居的部落，在大一统的放任政治下面，他们过的生活还是日本封建制度以前东南、东北各地民族制下的生活。法律的效力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而政治的效力不能强制人民的行动。再加上一个专制的愚民政策，于是中国民族的文化，除了腐败堕落的长江而外，和北方诸胡混合的黄河流域，和苗瑶杂处的西江流域，连封建制度的干涉政治的训练也没有受过，一天一天向野蛮方面退化，这是很当然的。日本的社会里面所以确实流行着中国礼教的好处，而中国只保留着礼教的腐败无用的堕力，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从前住在日本的时候，那时日本的人口没有今天这样稠密，资本主义没有今天这样成熟，由金钱造成的阶级区分没有今天这样明晰，生活没有今天这样困难。那时日本社会生活的情况，还保存着不少旧日的良好风习。凡是二十年前到过日本的人，都很知道的。便是在欧洲战争之前，京坂繁华已绝非日俄战前可比，但是社会的矛盾和裂痕，尚不如今日之甚。直到大地震之后，民众的心理随着生活动摇，才起了绝大变化。变化的方向可以一言蔽之，就是“由安定向不安定，由平和向不平和”。偏偏很奇怪，社会人心一天比一天向不平和方面恶化，而尚武的精神亦一天比一天消失。信仰心是比从前减少了，而一方面迷信却比从前加多了。反宗教的运动和无政府的倾向，刚刚与迷信的流行成一个正比例。经过二十几百年才嚼融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调和在日本人的血液里，造成一种特殊的趣味，现在这日本趣味却是一天破坏一天、一天减少一天。这一次我隔了六年后到东京，一切闻见，差不多有隔世之感。简单说：

一、日本人的自信力减少，由自信力减少，而社会的民族的裂痕，便一天一天扩大。因为信仰渐趋薄弱的缘故，迷信的增加却是五花八门，和三年前我在四川所感觉的，程度虽有不同，而方向完全一样。任何阶级都被打算的商业心理即日本人所谓“町人根性”支配着。

二、民族的信仰心减少，同时就是民族美术性的破坏，尚武精神、平和精神的低落。对于过去的感激、对于将来的希望越是崩坏，而对于现在的赏玩精神，也就渐渐崩坏。所谓“日本趣味”，在东京、大阪那样的大都市里面，差不多要看不见了。

三、平和的好美精神和赏美习惯，被一刻不停的斗争生活打破，社会生活失了平和性，而人生的内容，便一天比一天寂寞枯燥。生活的疲乏到了极度，自动的尚武变了被动的争斗。社会组织的缺陷一天扩大一天，于是全社会都充满着革命的恐怖空气。

这些是大都会的现象，然而在离都市较远的地方，还可看得见日本的本来面目。这些变动的情形，且放到后面再讲，现在先讲十五年以前日本社会的平和相。

日本民族是最欢喜清洁整齐的。他们的生活，一般都很有规律。又是一个最讲礼教的，他们的礼教，和中国老先生口头的性理，和早已变成僵尸的礼教、惰力支配着的中国社会截然不同。支配日本社会的繁文褥礼，比之中国，还要厉害得多。但是那些形式，还活泼泼地各自有它的效用，并不曾变成礼教的化石。

我们且先从日本人的家庭看起。日本人的社会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女子是绝没有地位的。所谓三从四德、贤母良妻这些道德标准，在日本是很确实地存在着，很生动地行使着。可是再没有像中国那样把女子关锁在后房里，不许与人见面的习惯。女子的言语行动，在一定的制度下面，是有相当的自由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是绝对服从、绝对恭顺。每天丈夫出门回家，必定是跪迎跪送，但是她这一种跪送，已经成了一种很活泼的自动的动作。女子所使用的语言和男子所使用的语言，在文法上、修辞上是绝对不同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很少听见有女子使用普通的简语。男子却是不同的，在社会交际上，中流以上的男子，他们有几种的交际语，这些交际语处处都相当的表现出男性。在很恭顺地向对方使用最敬语的时候，也处处很留意地保持着人格的威严。男子在幼年稚年时代的用语，已经很显明表现男子的独立性和自尊性。这种地方，学校和家庭里面都是很奖励的。在这样一个男女阶级最彰著而且悬殊的社会里面，却有一个很特殊的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们且把它比较论出来。

一、中国的男尊女卑，是一个表里很不相同的畸形制度，尤其在上层阶级的家庭里面更是如此。一方面有极端男子虐待女子的事实，一方面更极端的有女子压迫男子的事实。男子在名誉的压迫下面，虚伪的忍耐和虚伪的隐瞒是很普通的。而日本的社会绝不如此。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 固然也有例外，然而例外很少。具备威严的保护爱和具备同情的体谅爱在很巧妙的组织下面调和着。我们在日本社会里面很少看见有女子对男子的河东狮吼，更少看见有男子对女子的虐待。爱护弱者这一种武士的道德，尤其在男女间是看得很亲切的。虽然也有置外妾的事，但一夫一妻的制度，比较确实地维持着，妻妾同室的事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日本人的家庭比起中国人的家庭来，要圆满得多。我常觉得日本的男子在他的奋斗生活当中，有两个安慰，一个是日本人所最欢喜的热汤沐浴，一个就是很温和的家庭。日本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的确可以安慰他、同情他，使在社会上吃一整天苦恼的男子由一夜的安慰而消除他的疲劳的精神。中国男子很普遍的家庭苦，在日本社会是绝不经见的。

二、中国的蓄婢制度在日本是没有的，同时中国这一种虐婢的事实在日本更是没有。阶级分限很严格的封建制所产生的日本社会里，主人对于使用的婢仆，绝不像中国都会地方的习惯那样无情冷遇。他们家庭里面的使用人，很像是家庭一部分的组织分子。主人对于使用的人，处处都看得出一种温情。这一种温情不是发生于个人的性格，而个人性格的养成，倒是缘因于制度。现代的都市生活下面渐渐地把这一种温情的从属关系打破了。契约的责任观念替代了阶级的从属观念。不过，在中国这种畸形的虐待和变相的佣金制度，在日本社会里面，我是不曾见过。

三、宗法社会的男系家督相续制和财产相续制，是连成一个东西的，这也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应有之义。但是长男对于次男以下的家属的义务观念，也是很明确的。这一层情形，更是和中国绝对不同的地方。

四、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得很，以为日本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差不多是乱交一样，这一个观察完全错误。大约这是中国留学生的环境和他们的行为，很足以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来。日本人的贞操观念的确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绝不像中国留学生所说的。第一，日本人对于处女的贞操观念，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第二，日本孀妇的贞操，固然也主张的，然而社会的习惯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至于有逼死女儿去请旌表的荒谬事件。第三，日本人对于妓女，同情的心理多过轻蔑的心理。讨妓女做正妻的事是很普遍的。尤其是维新志士的夫人，几于无人不是来自青楼。这也可以证明日本社会对于妓女，并不比中国社会的残酷。第四，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象的那样荒淫的社会。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的社会风纪，比之中国的苏州、上海，只有良好，绝不有腐败。而他们的贞操观念，不是建筑在古代礼教上，而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也较中国自由妥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