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爷出差香港电影:【引用】引用 毛泽东奠定新中国的家底（二）

2012-01-20 12:50:01|  本文引用自陕北汉子《引用 毛泽东奠定新中国的家底（二）》
四、面对双刃剑的选择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虽然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民族工业却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为实现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调整工商业目标，中央对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等都进行了有益的调整，并开展“三反”和清扫“五毒”的斗争，以铲除其有害于新经济的成分。在“五反”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第二次调整，使其得以恢复和正常运转。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虽然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民族工业却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为实现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调整工商业目标，中央对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等都进行了有益的调整，并开展“三反”和清扫“五毒”的斗争，以铲除其有害于新经济的成分。在“五反”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第二次调整，使其得以恢复和正常运转。
1，走平衡木
1950年3月以后，民族工商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两方面的，既有工方对资方要求和限制太多，也有资方本身经营方面的问题，问题很复杂。
这一切使民族资本家惶恐不安，有的对前途失去信心，或坐观等待，消极经营，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解散职工，关门歇店，造成新的失业群，引起劳资关系再度紧张，一些资本家散布所谓“早归公，晚归公，早晚要归公，不如早归公”，还有什么“我们学傅作义和平缴械吧。”还有的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望红旗，五星(吾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有的甚至一走了之，如上海有300个厂长经理跑去了香港。
上海有名的资本家刘鸿生于3月初给陈毅市长写信表示，由于企业资金难以维持周转，所以也要将刘家的所有资产都交给国家，这实际上是在发泄不满情绪，有的民族资本家还把困难归咎于国家财政政策，埋怨政府“与民争利”。上海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曾致函上海市工商局，认为是政府税收太重，才使公司“对于一应水电、膳食、薪水均发生严重问题，以致本公司将解放前所剩应市存货销售亏耗贻尽，现所剩者都属于若干冷门存货，故不得不拍卖存货，以便缴纳税款，本公司此项举措，实已至山穷水尽之境地。”
这些民族资本家的抱怨不免带有哭穷和试图少买公债的企图，但困难的确是很大的。民族工商业的困难不仅影响到民族资本家本身，而且也致使失业人数大增，当时上海的失业、半失业人数已高达166万左右，因而不仅民族资本家不满，群众中也开始出现抵触，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毛泽东对这一切十分重视，1950年4月，他对全国统战会议上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多次批语，着重批评了要求过严的限制、排挤、打击以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错误思想。在发言记录稿“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有关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
在发言记录搞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在发言稿谈到社会主义商业要控制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时，毛泽东批：“除盐外，应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发言稿中还认为“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进来”处，毛泽东批：“这是不对的。”这些批语表明，毛泽东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思想已初步形成。当时，上海市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最为严重，对全国的影响也最大，毛泽东称之为上海的“四月危机”。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民族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当时，在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中，私营工业占83.1%，商品零售总额中，私营商业占91.6%。因此，正确贯彻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政策和其它各项城市政策，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不仅对上海，而且对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上海解放前夕，他同准备接管上海的负责人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华东同志如果能够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
当时，上海工商业的困难程度也可谓居全国之最。私人经营者对当时的情况也十分不满，陈毅找号称“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泥大王”的刘鸿生谈话时，刘鸿生说：“我只有一点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荣毅仁当时也因公债款一时交不出，只能由国家收购他仓库中久存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才解决。有的资本家说：“我的钱全都交税买债了”，有的甚至在店门口写道：“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
“二·六”轰炸后，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再加上每月四千亿元(旧币)的税收、公债缴款等负担，工商业者难以承担，市长陈毅认为，这时候不去扶助私营工商业，而试图用税收和公债去“榨干、挤垮”它，是十分错误，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生产的恢复，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在这种想法下，陈毅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如实反映了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情况，建议将公债款延至4月底，税收任务延至年底完成，不必每月催交。但当时中央并未以明确重视，中央在回电中答复：“据我们目前所知上海银根还不很紧，私人银行存款在四千亿以上，故公债缴款应该不松口，力争于三月缴完，但不得已时，小部分延至四月缴也可以，税款则不能拖延。”
陈毅除继续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又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对工商业作了一系列调整，如动员党政和人民团体积极做好解释工作，对工作方法和税目方面的毛病加以改善；召集财经工作干部开会，考虑一些必要的松动和辅助措施，以维持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经营；设法帮助失业、失学人员等。陈毅又把这些措施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第二天即复电陈毅，表示上海所采取的方针和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并且几天后又致电陈毅。
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会议动员私营工商业者克服困难，维持生产，并且表示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也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这些困难。会上，许多民族资本家也纷纷发言，表示支持政府的措施，对工作中出现的困难表示理解，由此消除了双方的误会。
刘鸿生代表指出：“陈市长明白地指出上海正处在严重的困难中，并没有粉饰太平，同时正确地分析了困难的原因，而且指出了光明的前途，这些看法与我们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大多数工商业家要挺起胸来，积极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到来。”
荣毅仁也强调私营工商业者要改变不适时的管理与经营方法，并对克服困难提出了建议。纪叔平说：“我们不讳言，税务工作人员确实有缺点，然而税务工作人员们执行任务的认真，与廉洁奉公精神，我们应该表示敬佩。”他表示：“我们应该对于合理的国家税收采取逃税的可耻行为者加以检举，批评和教育。”会议最后在达成一致的基础上，通过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减轻负担、救济失业等具体措施。
4月2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对上海的工作表示肯定，指出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5月，陈毅再次向中央汇报了上海的经济情况，毛泽东对此指示道，上海市的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在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等情况下，采取的对策如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毛泽东提出陈毅的这项报告应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5月1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再次肯定上海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并称6月征税减少1000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答复，并让陈毅来京商量有关土改法令和调整工商业的问题。
通过对上海这个有代表性的工商业大都市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他关于工商业调整的意见：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了工商业的合理调整是国民党经济恢复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七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结束后，全国正式展开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围绕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进行的，人民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调整公私关系。这是调整工商业的重点，它包括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和调整税赋两项基本内容，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是调整公私关系的主要内容，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既要保证国营经济作为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又要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得其所，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而从事投机倒把的行为，其主要措施有：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到1950年下半年，为国家加工的部分已占其生产能力的70%以上。划分公私经营范围。国营商业集中办好批发，缩小零售范围。调整价格政策。调整批零差价、地区差价使私营商业者有利可图。
调整贷款。国家银行调整贷款的投资方向，使之有利于有益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调整市场管理制度。调整税赋是调整公私关系的另一项内容，公粮的征收从过去占农业总产量的20%下降到13%左右，同时，减少工商税种，修正工商税法，降低税率，改变征收办法。
1951年12月19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作了修改。这份意见稿关于私营联营的形式提出了五种：公私联营；私营联营，在贸易部领导下进行；私资联合下乡采购，也在贸易部或工商局领导下进行；工商业全部联营，并发动农民参加联营，不参加合作社。这种私商经营，在价格政策上与国营、合作社商业对抗；城乡资本家自动组织起来的联营，其主要目的是与国营、合作社商业争夺市场，并对抗国家的价格政策。毛泽东对此批道：“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第四种私商联营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应设法将其拆散。对于第五种，则应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与之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对前三种形式则是应予以支持的。这些也正是调整公私关系的一个总的原则。
二是调整劳资关系，调整的原则是：必须确认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必须有利于生产；劳资间的问题，用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总之，要劳资两利，既要保障工人群众的民主权利，又要使资本家能获得合理利润以利于恢复发展生产。
三是调整产销关系。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当时私营工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生产和销售之间尽量取得平衡。据此，各专业部门纷纷召开全国性专门会议，具体协商各行业产销计划，分配生产任务。另外，财经部门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将主要商品的产销情况向全国公布。
从这些具体的措施上可以看出这些是完全与毛泽东对待民族资本主义的态度、政策相一致，这些决策和措施也正是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一时期，私营工商业开业增多，私营工业生产增加。1950年三四季度，私营工商业开业的比歇业的多出25223家，私营工商户由过去的开少歇多转变为开多歇少，是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私营工业的产量也逐步增长，私营商业的销售额和利润也大幅度增加，各地市场也日趋活跃。据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统计，10月份的市场成交量与4月份相比，面粉、大米、棉纱等的销售量都有大幅的上升，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金融业的活跃。私营行庄的存放款业务和汇兑业务也大幅度上升，农村完成土改后，农业丰收，农民的购买力有所提高，加上抗美援朝的军需供应，1953年市场更繁荣，出现了“淡季不旺，旺季更旺”的景象。
这次调整使私人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发展，有人称这段时期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私营工商业都获得了不少利润。另外，这次调整也是对私人资本的一次深刻改组，扶持和发展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削弱和淘汰了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把私营工商业的经营转到了服务于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新轨道，使它从盲目的无政府状态转到接受国家领导和计划的轨道上来。同时，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也有了质的变化，刚解放时，加工订货只是零散的，一般以原料换成品，以实物代上缴，调整时期加工订货数增加，并逐步采用分配原料、支付货币上缴的办法，这就逐步把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切断了，使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
2，抓不法资本家的小辫子
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复苏，特别是抗美援朝的军需订货猛增，一些资本家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牺牲志愿军的生命进行违法谋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清理机关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决定对不法资本家的种种违法活动进行一次主动的出击，发动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当时，在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之后，民族工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资本家欢呼他们的黄金时代，但是却有一些不法资本家却利欲熏心，利用建黑账、设假账、不记账等不法手段，偷税漏税，坑骗国家。据上海税务局统计，从1949年5月到1951年底，仅查出处理的逃税案就有15万件，金额达600亿元以上。1950年收缴过第一期税后又抽查351户私营工商户，发现逃税者竟占99%。
除了偷税漏税以外，不法资本家还大量盗骗国家财产。如天津私营震中橡胶厂经理乔铭勋，在承制军用雨衣时，利用抬高成本，虚报冒领，扣留定货款存银行生息等方法，盗骗国家财产80多亿元。
偷工减料也是他们的手段之一。如上海私营梅林罐头厂解放前全部资产只有几十亿元，但在解放后，仅偷工减料一项就获利250亿元。
还有许多资本家用糖衣炮弹进攻国家干部，拉那些意志薄弱分子下水，套取国家经济情报，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让党中央下决心发起“五反”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法资本家在供应抗美援朝战争的军需物中的不法行为极其恶劣，甚至使许多志愿军将士致残、失去生命。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毛泽东和人民政府意识到必须对这些不法资本家的不法分子进行反击，使他们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不悖于人民利益。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五反”运动开展的目的，就是要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
在1952年3月23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次“五反”必须达到的目标：“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等。”“改组同业工会和工商联合会”，使民主建国会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
可见，这次“五反”的性质是明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五反”并不是说不搞新民主主义，并不是说要消灭资产阶级了，而是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1952年4月，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作了精心的修改。这段字中有重点符号的，是毛泽东加写或改写的，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一些东西。
毛泽东是清晰地分别出“合法”与“非法”的，并且区分了斗争的不同性质与不同的处理手段。这两种动态可以从下面两则毛泽东的电报和批语中看出。
1952年1月13日，毛泽东在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再次强调各大中城市，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
同月21日，毛泽东在山东转发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动情况及今后意见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了这一点。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它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时，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在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入孤立，国家就很有理由地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判刑、枪决、罚款等等。至此，“五反”运动在全国大中城市工商界中迅速地展开了。
这次“五反”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是“人民群众的运动”，它以私营企业的工人职员为主，并发动市民群众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即一方面有工人群众自下而上地批评揭发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有自上而下地检查，中央派工作组或检查组，另一方面也依靠资本家在教育和自我反省下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自己做检查，端正态度，走上合法经营的道路。这次运动采取的是资本家与群众的面对面的群众斗争的形式，既是反对“五毒”行为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又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场人民群众反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也必须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指出，在继续要求发动群众的同时，必须保持它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的，以保证它不造成大规模的混乱，不影响经济建设的进行，即毛泽东提出的要保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在3月5日致叶剑英的电文中，毛泽东也再次强调，对广州的“五反”斗争要严格掌握，不使引起混乱，“其它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对此，毛泽东做了一系列安排来保证“五反”运动不脱离常轨，不引起社会过大的震动。他要求先完成“三反”运动，再来集中精力开展“五反”，“五反”的开展也应从大城市到小城市逐步展开，以防混乱，个别地方已在县、区级开展了的，一定要严格控制，不能妨碍春耕和其它经济活动；同时，各地开始的“五反”运动也应审慎进行，准备好了，才能发动，不要一齐全上，结果出意想不到的混乱。因此要求各省委对各城市的“五反”斗争加以精密研究，以正确指示省城以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
这些对发起“五反”的要求指示实际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含义即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动“五反”之前，一般要求首先划分工商户的类别，毛泽东将之划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并且指出：“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类两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相应的，对待五类工商户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基本守法户一般免退；少数户酌退一部分；半守法半违法户只退不罚；严重违法户又退又罚；完全违法户，从重处罚，并依法判处徒刑。
这样的划分和相应的处罚办法旨在团结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以打击罪行极大的不法资本家。在毛泽东看来，先处理了占95%以上的那部分资本家，人心就可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了。”
毛泽东这里还一再强调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毕竟是少数，不可将打击面放得过大。1952年3月11日，毛泽东给西北局的电文中，就指出了西安划出的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似乎不合实际，是少了许多，只占40%，而北京这两类占70%以上，对上海的划分，毛泽东也表示了质疑。当时上海的类分是第一类占15.3%，第二类占36.8%，第三类占44.2%，第四类占2.8%，第五类占0.9%。毛泽东在给上海的回电中指出，“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当时，考虑到许多资本家在“五反”后人心惶惶，毛泽东为了安稳人心，把荣毅仁定为完全合法户，这对安定上海工商界乃至全国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后，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一方面，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工作，揭露不法资本家向国家进攻的罪恶事实，驳斥他们破坏“五反”的谬论，戳穿他们抗拒“五反”的阴谋活动。
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政府的威力下，一般工商户认清了利害关系，纷纷交代和揭发问题，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来。
但是运动开始后，还有许多不法资本家负隅顽抗，拒不交代，并采取停工、停薪、歇业、停火等办法威胁工人群众，破坏运动，许多私营企业因而停业，国营企业也受到冲击。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给毛泽东拍的电报上说：目前西南地区工商业表现了暂时的但又是显著的停滞现象，出现税收、贸易额减少，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增加，贫民更加困难，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特务已乘机兴风作浪。建议中央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入手，启动市场，减少失业工人，缓解城市贫民的困难。
当时，出现的另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遵循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五反”的严格界定，特别是对资本家的区分和不同处理，有的认为资本家发起“五毒”进攻，已不存在两面性了，必须彻底打倒，还有的想趁“五反”消灭私人资本等，有的地方混乱地提出了“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资本家腐化生活”等口号。
1952年2月29日，西南局在给中央的电报，针对四川一些地方乱提反暴利口号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觉得反暴利提法不甚妥当，一是不好算，无底；二是掌握不紧就很容易形成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形成混乱；三是政治上也不策略，许多奸商愿意承认暴利而不愿意承认盗窃。
毛泽东1951年3月1日根据西南局的这则电文提出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大资本家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故产、逃走外汇两项，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毛泽东这个指示再次明确了“五反”的界限，明确了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范围和界限。后来毛泽东在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和公有制经济都需要发展，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这样才能保证私人资本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此是保持了清醒的认识的，它明确地指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几年以后的事，不应仓促进行。
后来，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得知“三反”、“五反”后中小工商业确有困难，必须找出合理解决办法时提出中小工商业可以走“联营”的道路，以小成大，进行资本联合，“三反”、“五反”以后，大工商业丧失了对小工商业的提挈的能力，政府的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用于小工厂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
毛泽东在这里还是很审慎的，并不强调迅速地完全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五反”运动中，如何处理违法资本家，这是运动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从宽，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在这里采取的是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由此团结工人、店员、职员，还包括守法资本家和只有一般违法行为的资本家。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支持，集中力量“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有一部分)极坏的工厂主须给予打击。”同时，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在惩治那些反动资本家的时候，对于捉人、判刑要慎重，判死刑更要极少，“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毛泽东指出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开展斗争。”在毛泽东的指示和精心组织下，“五反”运动在健康发展，“五反”运动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改革。它一方面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教育了资产阶级，给它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这些对发起“五反”的要求指示实际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含义即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动“五反”之前，一般要求首先划分工商户的类别，毛泽东将之划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并且指出：“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类两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相应的，对待五类工商户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基本守法户一般免退；少数户酌退一部分；半守法半违法户只退不罚；严重违法户又退又罚；完全违法户，从重处罚，并依法判处徒刑。
这样的划分和相应的处罚办法旨在团结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以打击罪行极大的不法资本家。在毛泽东看来，先处理了占95%以上的那部分资本家，人心就可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以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了。”
毛泽东这里还一再强调的是，那些罪大恶极的资本家毕竟是少数，不可将打击面放得过大。1952年3月11日，毛泽东给西北局的电文中，就指出了西安划出的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似乎不合实际，是少了许多，只占40%，而北京这两类占70%以上，对上海的划分，毛泽东也表示了质疑。当时上海的类分是第一类占15.3%，第二类占36.8%，第三类占44.2%，第四类占2.8%，第五类占0.9%。毛泽东在给上海的回电中指出，“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当时，考虑到许多资本家在“五反”后人心惶惶，毛泽东为了安稳人心，把荣毅仁定为完全合法户，这对安定上海工商界乃至全国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后，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一方面，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工作，揭露不法资本家向国家进攻的罪恶事实，驳斥他们破坏“五反”的谬论，戳穿他们抗拒“五反”的阴谋活动。
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政府的威力下，一般工商户认清了利害关系，纷纷交代和揭发问题，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来。
但是运动开始后，还有许多不法资本家负隅顽抗，拒不交代，并采取停工、停薪、歇业、停火等办法威胁工人群众，破坏运动，许多私营企业因而停业，国营企业也受到冲击。当时，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给毛泽东拍的电报上说：目前西南地区工商业表现了暂时的但又是显著的停滞现象，出现税收、贸易额减少，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增加，贫民更加困难，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特务已乘机兴风作浪。建议中央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入手，启动市场，减少失业工人，缓解城市贫民的困难。
当时，出现的另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遵循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五反”的严格界定，特别是对资本家的区分和不同处理，有的认为资本家发起“五毒”进攻，已不存在两面性了，必须彻底打倒，还有的想趁“五反”消灭私人资本等，有的地方混乱地提出了“反暴利、反剥削、反压迫、反资本家腐化生活”等口号。
1952年2月29日，西南局在给中央的电报，针对四川一些地方乱提反暴利口号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觉得反暴利提法不甚妥当，一是不好算，无底；二是掌握不紧就很容易形成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形成混乱；三是政治上也不策略，许多奸商愿意承认暴利而不愿意承认盗窃。
毛泽东1951年3月1日根据西南局的这则电文提出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大资本家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故产、逃走外汇两项，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毛泽东这个指示再次明确了“五反”的界限，明确了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范围和界限。后来毛泽东在与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谈话中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和公有制经济都需要发展，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这样才能保证私人资本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此是保持了清醒的认识的，它明确地指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几年以后的事，不应仓促进行。
后来，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得知“三反”、“五反”后中小工商业确有困难，必须找出合理解决办法时提出中小工商业可以走“联营”的道路，以小成大，进行资本联合，“三反”、“五反”以后，大工商业丧失了对小工商业的提挈的能力，政府的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用于小工厂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
毛泽东在这里还是很审慎的，并不强调迅速地完全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五反”运动中，如何处理违法资本家，这是运动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文件指出：“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从宽，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东在这里采取的是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由此团结工人、店员、职员，还包括守法资本家和只有一般违法行为的资本家。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支持，集中力量“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有一部分)极坏的工厂主须给予打击。”同时，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在惩治那些反动资本家的时候，对于捉人、判刑要慎重，判死刑更要极少，“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毛泽东指出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开展斗争。”在毛泽东的指示和精心组织下，“五反”运动在健康发展，“五反”运动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改革。它一方面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教育了资产阶级，给它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3，从面到面到背靠背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五反”是一场广大人民群众与不法资本家的“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总的方面看来，它是积极健康的，它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给他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但由于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左”的倾向，过多地打击了民族资本家。比如说，有的工商管理、贸易税收、银行等部门工作的干部不愿意或者不敢与资本家打交道，对私营工商业限制很多，条件过于苛刻，在私营企业里，也出现工人监督过严过多过广的现象，一些资本家因而产生了许多消极的情绪，悲观失望，惶惶不安，消积经营或者干脆倒闭歇业。种种因素促使了在“五反”后的一段时期里经济出现了萧条的情况，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乡内外交流不畅，物价下降，市场萧条，工业生产下降，公私劳资关系紧张的情况。有的还出现工人失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等严重困难。
毛泽东这时指出：“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
因而，在“五反”快要结束的时候，党和政府在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下，再次调整工商业帮助私营企业渡过难关，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强调，中国共产党团结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在现阶段是需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有利国计民生的这一积极的方面的。
对于处理不法资本家时，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额算得过高的情况，当时，努力使之降下来，使之合乎经济的实际情况，同时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后还有盈余，以便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另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可以推迟，“数大者可分多年退补，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
另一方面，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1952年6月，中央贸易部要求各地贸易机关重新审定已签定的加工订货合同，正确核算成本，保证私营工厂在正常合理经营情况下，每年可获得10%、20%到30%的利润，这就调动了私营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防止了追求暴利的倾向。同时，国家增加对私人工业的加工订货及收购，1952年比1951年就增加了13.6%。在调整私营工业的时候，也对私营商业进行调整。1952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调整商业的指示，对价格、公私间的经营范围、市场管理进行了一次有效的调整。
对价格的调整主要是对批零差价的调整，日用品批零差价一般扩大到10—18%。同时也对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作了适当调整，通过这些调整，从而调动了私商积极经营零售业务的积极性。
这次调整也涉及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的划分。在国营经济已经占了商业主要阵地和合作社已经广泛发展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当时要求缩减国营商业在大城市的零售点，县镇的国营商店也应收缩零售业务，多做批发，而国营商店的批发起点也要克服那种变批发为零售的现象，国营贸易公司与合作社在城市减少次要商品经营，在农村重点经营粮食，主要经济作物及若干种主要出口物资，其他次要土产品，让出来给私商经营，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也应让出20—30%，给私商经营，在零售方面，就全国平均来说，公私商业的比重应保持在25%和75%的比例。
在工人福利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情况，不能太低，但又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工人监督需要逐步的展开，在承认资本家的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用人权，又要防止资本家向工人报复。
从上可见，这些再调整的政策，都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都是毛泽东关于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理论的表现。再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生机。刘鸿生的章华毛纺厂的呢绒在1953年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了其一生的宿愿，
尽管章华厂在20年代末期已经能生产质量可与外国货媲美的高等呢绒，但那时的中国，人们只认洋货，刘鸿生只能把章华的呢绒卖给国内的外商，然后出口转内销，由外商把章华的商标剪掉，冒充外国货在上海各大商店出售。1952年9月，章华厂接到政府加工订货出口呢绒的任务。1953年，章华厂生产的12万米高等呢绒，打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金色大字商标送往国际市场，并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这令刘鸿生兴奋不已，享受到了作为一个新中国企业家的骄傲和自豪。
工商业的调整，“五反”和工商业的再调整，帮助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渡过难关，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这些都是毛泽东对待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的体现，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总的说来都进一步促进了分工合作，达到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五、喜看稻菽千重浪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从1950年到1952年，在广大新解放区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瓦解了农村的封建势力和封建生产关系，终于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耕者有其田，实现了千百年来种田人的梦想。土改以后的中国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农田水利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治黄治淮治长江的工作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中国农民遭受的千年水灾之苦得到了显著的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
1，挖掉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穷根
解放初，乡村中90%的土地是中农、贫农及一部分雇农耕种，但是，他们只对一部分土地所有权，对大部分土地没有所有权，这种情况仍然是很严重的。
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土地改革的完成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好转的首要条件。把土地改革工作列为八项工作任务的首要任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了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号召一切革命的人，都要站在革命人民一边，过好土地改革这一关。
经过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颁布实施。同年7、8月，中央人民政府还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原则》、《人民法庭组织原则》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法令、通则和决定，根据党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明确地规定了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指导文件。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条总路线是多年来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经验的继承和总结，是符合新中国后农村的实际的，又是土地改革中各项具体政策和措施的总依据。
从这条土改总路线，我们大略可以看出几个问题，即这次土改是有依靠有团结的，它对待富农的政策是中立富农，土改运动的进行应是有步骤有分别的。在这几个问题上，毛泽东都有深刻的分析，因而在土改中做出了许多正确的决策和部署，推动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即指出：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对待富农的政策是土地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在此之前在党内产生了许多争论，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即致电邓子恢(中南局)，并告林彪(中南局)、饶漱石(华东局)、叶剑英(华南分局)、彭德怀(西北局)、邓小平(西南局)征询他们对待富农政策的意见，电报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
当时，党内讨论的许多问题都是与富农政策有关。比如说：土改可否分为两阶段，两阶段的间隔时间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第一阶段中立富农，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如只分富农出租土地，其余土地财产一律不动，能否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土地待遇?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
毛泽东当时的意见是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1950年3月12日，他致电中南局并告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几点理由：第一，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第二，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如果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较为妥当。毛泽东认为，为了利于各省土改干部学习掌握政策，以便以后开始土改，现在已到需要就富农政策作决定的时机了，否则将错过时机，陷入被动。接着中共中央也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就土地法大纲中的若干问题，包括与富农政策有关的许多问题，广泛征询各地的意见。
各中央局、分局的一些省委区委纷纷表示赞同毛泽东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意见，但有的中央局表示，如果不动富农出租的土地，就不能满足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对这些正常的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考虑，并以民主的形式加以商讨。
毛泽东在1950年5月1日致电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文中指出：“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在6月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就土改问题和刘少奇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的修改问题，进行协商，这里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他对待富农的态度及原则。
经过广泛征询意见和反复讨论斟酌，党内在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在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并在政治上中立富农等政策问题上，达到了认识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制定了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
毛泽东在土改中富农问题上集思广益，通过民主讨论，各种意见的交换、比较、讨论来达到统一全党思想的目的，在新区土改中对富农政策的改变，适应了新中国建立后政治经济形势根本变化的客观要求，是党中央、毛泽东实事求是，民主决策的产物，它进一步推动了土改的顺利展开。
土改总路线还规定要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毛泽东为土地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土改不能盲目展开，而要是有政策有指导有区别地进行，首先要彻底动员群众，使之真正成为一场为了群众，解放群众的群众运动，不能强迫进行，同时不能任由发展。一方面，土改必须兼顾生产的需要，要求根据南北方不同的农业种植情况，农闲时搞土改，如水稻地区，即在冬闲时和水稻秧后至收割前的两段时间进行土地改革。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党中央起草给各地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电报时就指出，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是个丰收年，这是极端重要的，另一方面，在工作方法上，先典型试验少部地区，再波浪式的扩大至部分地区，最后完成剩下地区。因而，当时土改总路线是特别地强调了有步骤有分别的，以保证不违农时和不碍生产。
在土改有步骤有分别的进行中，毛泽东和人民政府为保证土改顺利进行，进行了大量工作。比如：毛泽东于1951年2月致电华南分局、中南局时指出：“我们所说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违反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的情况下，就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
4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将土改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必要的。即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退押减租，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可见，土改实际上正是大体上按毛泽东的设想进行的，正是这些战略上的正确部署，使这次土改避免了农村大的波动，春耕生产没有受大的冲击。同时，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推进了农村建设的新的高潮。
在这场牵涉面极广的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革中，为了稳定整个社会的秩序，毛泽东不仅提出土地改革应有步骤有分别地进行，而且还力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鉴于有些民主人士以为“江南无封建”，抱有“和平土改”的幻想，或者对土改表示疑虑、不满甚至抵触。
毛泽东在作会议闭幕词时，有针对性地将战争和土改比作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的两个“关”，当时解放战争已大体上结束了，抗美援朝尚未开始，毛泽东因而指出，我们已经基本结束了战争一关，现在要过的是土改这一关，毛泽东表示：我希望这一次对土改关和过战争关一样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在毛泽东看来，要渡过土改这一关，需要争取更广泛的支持。比如，他十分重视民主人士对土改的意见和建议，他要求《人民日报》多转载这方面的文章，同时向各地大力提倡这种做法，还亲自督促，检查并身体力行。当时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就对土改存在疑点，因为一些苏南的地主向他诉苦告状，就征粮、征税和土改政策的执行都有许多意见。
毛泽东知道后，把许多有关土改的情况报告，包括对土改中过左行为的报道及中共华东局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的党内指示，送给黄炎培一阅。同时还支持和鼓励黄炎培到苏南进行实际情况的考察，并且亲嘱华东局和苏南区党委领导同志妥为接洽，向黄炎培详细介绍全面情况。黄炎培在看了这些文件并且实地考察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像那些地主说的那样，群众的斗争手段并不过份，地方干部政策掌握得还不错。这些现身说法，对一部分心有疑虑的人，是很有说服力的。
毛泽东还号召更多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到各地去实地调查，了解实情，他还幽默地说，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所以我们应该欢迎民主人士到农民中去看看他们的欢喜和愁苦，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彻底地做过，中国共产党人做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不怕人看，对于那些工商业家、宗教家、校长、教员、开明绅士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
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这点，指出对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亦即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农村的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它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如何使它顺利有序的完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土地改革中坚持民主决策，广纳意见，制定了正确的富农政策；他坚持不误生产，区分阶级，使得土改能够有步骤有分别地进行，他坚持结成最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因而团结了最广泛的力量，减少了阻力，保证了土改的稳定进行。通过土改，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些无不记载着毛泽东的智慧与心血，千秋功业上会刻上毛泽东的名字的。
2绘一幅最美的图画
1949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艾奇逊在信中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里增加了两倍，吃饭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艾奇逊以人口多，土地所产不敷民食作为中国革命的起因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批驳。毛泽东在批判的同时，提出：“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首先致力于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农业的恢复发展首先是农田水利的建设。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一年大大小小的旱灾、水灾、蝗灾、雹灾等等不断，其中水旱灾害影响最大。防治水旱灾害的办法兴修水利，可以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解放前，水利没人管，人民每逢灾害，往往处境异常凄惨，农田颗粒无收，地主催租逼债，农民被迫卖地典房，卖儿卖女，要饭逃荒，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解放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建设。毛泽东还亲自视察了淮河、黄河、长江，谋求根治水旱灾的办法。也因此，历史的这一页上记载的不仅是党中央的方针决策部署，更有一幕幕毛泽东关心群众，群众热爱毛泽东的生动感人的画面。淮河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它横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全长1000多公里。
淮河流域1950年发生大水灾，原因是1938年国民党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之后，黄河夺淮入海，破坏了淮河水系，加上当年降雨时间特别集中，降雨范围，雨量比较大，造成上游各支流洪水同时汇集，淮河特大水灾使豫皖境内4000多万亩农田受灾，灾民达1300万人。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向毛泽东汇报了皖北受灾的详细情况，电文中写道：
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被淹田亩总计3100万亩，占皖北全区1/2强，房屋被冲倒或淹塌就已报告80余万间，其中不少是全村淹没，耕牛、农具损失极重(群众口粮也被淹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或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或船小浪大，翻船淹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
当时，毛泽东看到这些，泪如雨洒，拍案而起：“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他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的”，“统计489人”等处划上了重重的横线，对田家英说：“淮河又来了电报，惨得很哪。”同时批示周恩来：“请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为了商讨治淮方案，毛泽东还请教专家、民主人士，当时邵力子和傅作义即是其中两位。邵力子曾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他当时十分重视黄河水利，先后修建了陉惠和洛惠两渠，被百姓称为大禹治水，为陕西人民造福，而傅作义则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对水利也有很深的了解。毛泽东与这两位一起商讨着治淮大计，希望能予实际的治淮工程有所帮助。不久，年近七旬的邵力子，沿江淮流域作了一个月的考察，并写了一份考察报告。几天后，毛泽东给邵力子打电话说，“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在毛泽东的亲自督促下，淮河治理工作以超乎寻常的速度上马了。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根治淮河而斗争》，指出：“淮河水灾是一个历史性的灾害，并且即将开始长期的水利工程，豫皖苏三省的干部群众应积极动员起来，在政务院和各级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下，为完成伟大的治淮任务而斗争。”毛泽东也应水利部长傅作义的要求，为治淮工程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关于根据淮河的指示和政务院的决定传到淮河两岸，深受淮河泛滥之苦的千百万群众莫不欢欣鼓舞，感到衷心的喜悦。他们一致感谢毛泽东，感谢人民政府的关怀。人民群众对治淮工程热情继续高涨，11月下旬，规模巨大的治淮工程在上中下游相继开工。
1951年，毛泽东派以邵力子为团长的中央治淮慰问团看望和慰问全体治淮员工，并把慰问信和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锦旗授予治淮委员会及各省治淮指挥部。慰问团转达了毛泽东对广大辛勤劳动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的亲切问候，代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向他们致以了亲切的慰问和诚挚的敬意，这些都鼓舞了治淮员工们。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鼓舞下，治淮员工们不计生活困难与工作艰险，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造福百姓的伟大历史诗篇中去。
治理淮河，共修建13处水库，17处控制工程，还疏浚旧河，开挖新河，修建船闸等，工程量之大，举世罕见。淮河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关怀下克服重重困难，肩挑手推，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
为治理淮河，安定淮河流域的百姓，曾国藩曾上书呼吁导淮，孙中山也强调：“修浚淮河为中国今日刻不容缓之问题。”蒋介石也曾成立导淮委员会。他们都没有成功，因为它们都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真正动员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没有新中国人民翻身作主人后的精神动力。因为，他们都不如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是，在历史上，它却也是一条害河，由于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中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洪水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黄河沿岸人民，世世代代盼着“圣人出，黄河清”这一天的到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督促下，治黄工程也开始了。1952年10月，毛泽东还离开中南海亲自到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做了一次实地考察。
在这次实地视察中，毛泽东一方面考察民情，倾听群众的心声，另一方面视察黄河治理的情况，听取专家的意见、建议，并绘制着治黄的蓝图。
在河南兰考，毛泽东在一个偏僻的村庄与农民亲切交谈，询问农业收成和生活情况。老农对着毛泽东掏心里话，说：“您说，俺们这里地不少，就是不多打粮食。这盐碱地有法治吗?这黄河水害有法治吗?”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能治”。
在毛泽东看来，黄河既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又是旧中国连年征战，滥砍滥伐上游树木造成的一条害河。俗话说得好，黄河九曲十八弯，富前后套，害了山东和河南，黄河一出三门峡，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放纵奔腾，搞不清会在哪里闯乱子。历史上黄河不知决口有多少次，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知造成多大的危害，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治服它，绝不能再让它出乱子。要确保黄河沿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确保黄河铁桥的安全。所以，毛泽东那么肯定地说：能治!并且一再指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毛泽东在视察中还听取了地方负责人的汇报及专家的分析。王化云是黄委会的负责人，也是治理黄河的专家，在视察中毛泽东不断向他提出问题，以求了解黄河的治理情况及治理规划。
在视察黄河大堤时，毛泽东问，什么叫埽，作用是什么。王化云引用了古书上的解释说：“埽者扫也，御溜外移也。”说明埽的作用是阻挡激流，保护河岸。毛泽东详细地察看了大堤和石坝，问，像这样的大堤和石坝你们修了多少?王化云回答说，全河修了大堤1800公里，筑坝达5000多道。以前，都是用秸杆做坝埽，现在都改成用石头了。毛泽东又问：“黄河已经几年没决口了，今后继续把大堤和坝埽修好，还会决口吗?
王化云说，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果遇上异常洪水，还是有相当大的危险的。“黄河涨上天时”，现在的这些防洪工程都是顶不住的。就是加固大堤，光靠两边河堤束水排洪也是很危险的，重要的还是在上游想办法修水库才行。
看到黄河淤积的泥沙，毛泽东又问道：“每年能冲过来多少泥沙?王化云等人作了具体回答，并谈了治理泥沙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必须在西北黄土高原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黄河泥沙淤积，有利于黄河下游的治理。
王化云还向毛泽东报告说，黄委会已派人到青海勘查黄河源头的情况。黄河源头的水量，地形已经调查清楚，为了弄清从长江上游引水入黄河是否可能，也勘查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的水量，地形情况，准备考虑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毛泽东明白这是想搞南水北调，并表示如果可能，这倒也是可以的，还开玩笑说：“通天河，就是唐僧西天取经猪八戒路过的那个地方吧!”
当河南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向毛泽东介绍说，开封城历史上被黄河淹过无数次，明朝崇祯十五年全城37万人就有31万人被淹死，原来开封铁塔建在土丘上，现在土丘和铁塔的第一层都被淤泥在地下。毛泽东听后十分感慨，更觉治黄的任务艰巨，且意义重大，嘱咐道，涨大水时，要好好防守，不要出大事。
毛泽东还视察了新乡人民胜利渠。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黄河下游兴建的第一个大型引黄灌溉水利工程。通过它，黄河水被引入豫北平原，灌溉着大片土地，打破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传统说法，开始为中原人民造福。
毛泽东视察时询问了干渠、支渠等各级渠道的作用及灌溉后的防碱治碱问题，还问了灌区有井没有，井灌的效果等情况。他指出，有了渠道还不能忽视了井，要合理安排渠灌井灌。还风趣地指出：井灌是游击战，渠灌是阵地战。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沿黄地区引黄工作的方向，后来群众的实践证明，井灌可以补渠灌之不足，渠灌可以补井灌之不及，井灌吸取地下水，渠灌补给地下水，井渠灌溉配合运用，既能抗旱又能控制地下水位，防止碱化。
毛泽东说，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人们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心不死。毛泽东心系黄河，心系新中国河流大川，心系中国人民的安危乐福，一心欲为中国人民造福，减去他们千年贫困，饱受天灾人祸的困苦。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获得了巨大发展。在1949年至1952年三年，大规模水利工程所完成土方在17亿立方米以上，全国共扩大灌溉面积4950万亩。另有18400万亩农田因为增加和改善了水的供应而免受旱灾威胁。1950年，由于兴修水利，水灾面积从上一年的1.2亿亩骤降至7000万亩，相当于增收了90亿斤粮食。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对促进和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粗略估计，由于兴修水利，防止水患和扩大灌溉面积以百万亩计，同时还在发电、航运等方面收到明显的效益，大大增强了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初步改变了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局面。
3铸剑成犁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与土改和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息息相关，而且也有人民解放军做出的贡献。
早在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指示还指出，长期的战争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今天要医治战争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的办法，首先是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
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下，解放军官兵纷纷走上生产第一线。当时王震就主动请求到新疆去，把新疆变成另一个南泥湾。毛泽东十分赞赏，指出王震修路修到新疆，就在新疆扎下寨子是有史以来的盛事。不负所望，王震率十多万人进军新疆，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积极垦荒，建设大西北，到1950年，南疆驻军及军区直属队就开荒达10万亩，并已有7万亩下种，配套水利工程已经完成，可保证灌溉50万亩，不久，荒漠变成了绿洲。王震兵团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为开发新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毛泽东还对其它重大的生产任务派遣行了部署。如他曾致电林彪，表示同意第四野战军调十余万人至东北及热河从事生产，解决华中华南地区土地不足的困难，并说此事如东北局别无不同意之处，即可开始动手调动，以便赶上春耕。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华东、华北、东北、中南军区都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全军参加水利建设等工程，开垦种植了330余万亩农田，军队战时作战，和平时期投入生产，为农业建设做出了自己特殊而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