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计划”沈之岳的真正任务
1963年11月，台湾国民党“九大”将召开，“国防部情报局”要求下属各机关不惜代价，务必做出成绩，向“九大”献礼。除爆破、纵火、下毒等外，还要千方百计暗杀大陆党、政、军负责人。（看来“献礼工程”不独我有，国民党也搞，不知道谁学谁？）
王芳在回忆录里说到：由于我们工作不断深化，掌握了“中二组”在香港密藏行动器材仓库的六个地方。
这六个仓库的作用就是“九大”献礼工程的武器保证，估计还有很多仓库没能掌握，否则这种武装骚扰活动，不会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其中有很多神神道道的事情，说出来能让人喷饭。(另文铺张武装特务潜入趣事）
一般性爆破、纵火、武装潜入等体力活动，不足以让沈之岳潜入“敌前指挥”，否则每年几十次行动，次次亲临一线，他不累死也给同行笑死。那么说明，他是另有重任。
翻阅已暴露粉碎的敌特活动记录，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查询统计所知，1955-1963年被我公安机关破获的台特谋刺我领导人案件计有17起之多。真是主席说得好，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台特也当真背时到极点，17起刺杀活动，居然通通做了成功他妈。
屡次失败，逼得台湾情报机构负责人几近精神崩溃，对“成功”的渴望，都快赶上安利那伙人了，奈何贼心不死，愈是失败，愈要策划规模更大、行动更诡秘、手段更恶劣的暗害活动。诚如蒋老先生所言“吾志所向、愈挫弥坚”，国民党搞暗杀，倒也历来有传统，从孙中山搞同盟会闹革命开始，就炸来炸去的，猛搞革命恐怖活动。
具体查询63年敌特被粉碎的阴谋活动，最显眼的就是“湘江计划”。1960年5月，总理访问高棉获得巨大成果，台湾方面分析，随着两国的关系密切，红色大陆要在东南亚实现外交突围，打破美帝的地缘战略围堵，两国领导人肯定互有来往。于是制定“秋风计划”（失密后改称为“湘江计划”），准备往高棉地区安插、发展潜伏人员，伺机刺杀访问的大陆领导人，前后蓄谋筹划三年之久，够老谋深算的！
1961年9月，台湾在我外交公报中得知，刘少奇主席可能在1963年访问高棉。10月当即派遣上校特务张霈芝到西贡，向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传达策划方案，并着手组建“高棉组”。（于1962年2月1日成立）
1963年3月13日，随着刘少奇主席访问高棉的5月1日逼近，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廖时亮将“高棉组”张霈芝等主要成员召至西贡，进行布置分工。4月4日廖时亮亲自到柬埔寨踩点，勘察金边机场和车队路线后，即经香港去台湾汇报刺杀方案。
而中共很早就有情报显示敌人“秋风计划”的详细情况，从沈之岳潜入澳门，廖时亮飞经香港到台湾，到行动特工张运昌去印尼旅游，特情室徐仁俊经香港到缅甸做生意，蔡定中窜到香港。（蔡定中是谁？台湾军事情报局技术总队人员，克什米尔公主号炸弹就是这人制作的，梳爬资料时，意外发现此人曾在印度出现，其时正训练流亡藏人的反共游击队。）短时间内一系列敌特人员的异动，中共情报机关也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相应布置很快落实，3月17日，公安部指示一局（政治保卫局）驻华南机构，全面搜集台特在印尼、泰国、缅甸和南越的活动情报、转款情况和可疑行动。4月2日，公安部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所属有关单位、及特情关系抓紧了解港澳和有关地区的美蒋特务情况，了解行动特务和骨干特务的行踪、爆破器材储藏情况以及向印尼、缅甸、柬埔寨和南越等地输送特务、转运器材的情况。
由此可见对敌特“湘江计划”的情报需求相当急迫。
按道理，肩负指挥重任沈之岳既然靠前指挥，应该到香港这个信息和交通枢纽，毕竟敌特人员器材往返经过地点是香港而非澳门，各方面资源配备香港也远胜澳门。可反过来看，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又加上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香港成为冷战两个集团交锋的主要前沿阵地之一，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两岸的情报系统都把香港当作自己执行特别行动的跳板和据点，香港简直就是国共双方情报集市，大家都往这赶集。据资料显示，台湾的间谍机构，在香港有近二十个，加上外围人员，敌我之间的工作人员，多得估计往香港大街上随便一砖头砸下去，没准砸死那个就是特务。
沈之岳此行确实不宜在人多眼杂的香港出没，尤其在这非常时刻，万一露了脸给盯上，任务因此失败，对他来说，绝对是阴沟翻船。而躲到相对人少街静的澳门，就成为最好的选择。而且，从灯下黑的角度说，他估计我们也想不到他会躲到澳门，他那知道这回真的是躲鬼躲进城隍庙了！
当然可以反驳：在无线密电的通讯下，沈之岳在台湾指挥，和身在港澳指挥行动没什么区别。
区别当然有，而且还很大，交通的相对便捷和信息传递的保密性就是理由。沈之岳潜入澳门时间已是计划实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廖时亮发往台湾密电就被我截获，并派廖的把兄弟带凌云（前安全部长，时任公安部一局局长）警告信在香港启德机场截住廖，对其进行警告。廖敷衍推脱他无法掌握全盘计划，不能保证其他方面行动。（现在回看他说的也是实情）
台特方面这个时候连高级特工的行踪都被掌握了，才惊觉无线密电或被破译。廖时亮回台向叶翔之请示方案，确定将失密的“秋风计划”计划改为“湘江计划”，并启用人力密信联络方式。还有一种可怕的设想，中共内部，也有敌人潜伏的高级特务，用电台传递情报可能失密的情况下，人力交通便成为最好的选择，沈之岳潜入港澳，未必不是缩短与中共情报关系转递的距离和时间。我以为这个理由最为成立。
幸亏中共情报部门在高棉工作得力，掌握了台湾情报局在南越的第三指挥站和台湾情报局本部之间的联系信件，反用了他们一个交通员。拿到了密信，但没有办法破译，公安部赶紧4月22日派了一个破译密码的技术专家姚良骏去，姚良骏闷在大使馆一间房子里，冒着很高温，七天七夜连续工作，最后硬是把密信内容破译出来了。28、29、30三天之内，参予行动的台湾特工，一共抓了一百多个。
这七天七夜里我方情报主管心急如焚，做了两手准备，打算万一破译不出，就动手将沈之岳从澳门绑回大陆审讯，逼其交代“湘江计划”行动细节。可不是王芳部长回忆录所言，抓他是纯粹是为了“给蒋介石父子以颜色看看”。而且，抓了沈之岳，有几种后果。
1、台湾方面也许忌惮机密泄露而终止暗杀行动，但也有继续执行的可能。
2、更可怕的是我们审讯不出真实情况，以沈之岳这样狡猾多诈的老手，供词里设个陷阱和误导都不用打草稿，瞎话张嘴就来，等印证清楚明白，时间也耽误了。所以不惊动他，也有现实考虑。
3、程一鸣时任情报局澳门站长，临时协助沈之岳工作，陷于情报工作的纪律，他不可能向上级沈之岳探听与他无关的行动详细计划。为什么我们死忍7天7夜，没一绳子把沈之岳捆回来，要知道沈绝对是情报金矿，可一旦弄回来，就变成死矿，挖完即止。我研判除了对姚良骏破译工作有信心外，还有掩护程一鸣的身份的考虑，程一鸣才是价值无法估量，可以不断再生的情报金矿。
程一鸣（右）与广东省公安厅郭曼果副厅长散步。郭是公安厅具体负责情报的领导。
萨苏在《蓝色007传奇》里所说没抓他，原因是他不属于共产党的叛徒，胡扯了。情报工作，只看需要，管什么叛徒不叛徒？否则按萨苏兄的说法，怎么解释当时和沈之岳在一起的程一鸣，程本身就是共产党早期“叛徒”，怎么可以一直呆在澳门10多年没事？（要知道程一鸣真实身份在我之前，还没真正有过论证。）当时滞留香港的还有张国焘、龚楚，从历史罪恶到社会影响，不知道比沈高了几个级别，而且他们也脱离了国民党控制，逮这些丧家犬不比逮沈之岳容易？可见另有原因。
由此可以推测出来，“秋风计划”的早期边缘情报，程一鸣肯定早已送出。
而且情报来源极有可能就来自廖时亮、张霈芝，这两个人受训时都是程一鸣的学生，“秋风计划”前后筹划三年，廖时亮、张霈芝作为主要执行者，多次往返西贡台北途经香港，无论是工作上的配合联系，还是作为学生，应该都没少拜见程，请老师出来喝喝茶，叙叙旧闲聊之下，透露一点行程任务，也很自然，何况程本来就是有心人。
程一鸣早就有过此类情报侦察行为，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公开职务是伪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卫戍司令李及兰在特种会议上布置爆炸广州方案，没谈详情。程一鸣便约学生胡凌影在北京路太平馆吃饭套问任务，胡凌影负责具体执行广州大爆破计划，带回六个保密局的技术总队队员全是程在兰训班的学生，这帮鸟人从台湾闪回广州，第一件事情便是拥到程办公室拜见老师，请老师去吃生猛海鲜。（程没成功制止他们炸海珠桥，听说归队后也因此有点麻烦，挨了总理几句责问、、、、、、）
但认定“湘江计划”的失败全系于程一鸣送出情报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所搜资料显示，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本身也有我们的同志，另外还有代号P021、G105的同志，被反用的敌特交通员身份暴露后回到国内，安排在广州朝天路51号“艳芳照相馆”工作。（原址在中山五路）
程一鸣在粉碎“湘江计划”中的作用，就是最后一道不是必杀的杀手锏，当密信破译不了，估计程一鸣只能把沈之岳捆回来交差了。
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大多数隐蔽战线的战士都只能知晓他们手头的一些东西，一线的特工往往不能从全局上判断全盘局势，而双方的谍战往往表现为一个系统工程，一次任务、一个间谍、一项计划都有可能只是整个“棋局”中的一颗棋子，他们的背后是一整套强大的综合分析班子，把诸多情况汇集分析，从而粉碎敌人的阴谋。
以程在敌特中的地位，绝对是战略级间谍，不会轻易动用，大部分时候，应该都在冬眠状态。这类间谍不为某单一事件送出情报，只负责提供敌方相关纲领性文件、工作思维及政策。“湘江计划”事关国家领导人安危，事态重大紧急，在等待破译密信的阶段，显然情报部门受到极大的压力，急红了眼，指示他做一些绑票沈之岳的相应准备。这是令他最后暴露身份，跑路回来的原因。当然，这属于我个人的判断。
附带说一句，关于“湘江计划”的具体内容，网上多的是，按我研读，大都不靠谱，包括凌云写的《刘主席访问柬埔寨遇险的前后经过》，老特务头子谨慎习惯已经深入骨髓，说的东西云山雾罩，抓不着什么痕迹。外交部礼宾司前参赞马保奉说的那些，比较真实，别的人再写，当小说看看好了。
海峡两岸的情报对手，因各自的政治阵型，往往使尽浑身解数，以死相拼。但如果抛开政治背景，翻阅历史，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大革命时代，在共抗外辱的苦战中，也曾有过兄弟一般的情谊，否则就不会有沈之岳晚年回到北京治病，并与高层相会甚欢的逸闻，也有传闻说他是苏志诚之前来探风的国共密使，为之后的“92/共识”铺路。
附两个台湾特务简历：
张霈芝，原籍广东鹤山，幼年全家移民越南，经国民党海外执行部安南办事处处长李朴生推荐，18岁时辞家从戎，回国抗战。于军统贵州息烽训练班四期结业，而后进军校十八期、中美特警班一期等受专门的情报训练。据说此人在息烽受训期间，因是华侨身份比较稀罕，而且表现很革命，深得戴笠看重。日本投降后，张霈芝被派往北平，从事“肃奸”工作，川岛芳子这个婊子就是他摁住的。如何？光凭这点也算条好汉吧？
嗣后大陆江山易手，张霈芝撤至台湾，1961年冬，张霈芝复毕业于“石牌实践学社”（以后再谈这个鸟蛋机构，妈个逼的，日本战犯在背后协助搞。）
“秋风计划”出笼后，情报局长叶翔之向蒋经国请示批准，并推荐对东南亚比较熟悉的张霈芝执行。张霈芝离台临别之既，蒋经国用蒋介石的名言相赠：“天下绝无不可克服之困难，亦断无打不败的敌人！”
张霈芝、农稔祥、张运昌等3人“湘江计划”事败被捕，高棉军事法庭判处其死刑，但未执行。（看来高棉也很给面子蒋老先生）1970年朗诺发动军事政变，连西哈努克都着草跑到中国，张霈芝等人自然释放回台，老蒋亲自为他颁授“三等实践奖章”。不久，张氏“又仆仆风尘到香港继续情报工作”，接掌香港广州书院院长。此人晚年撰写《戴笠与抗战》，于1999年台北国史馆出版，算是没忘记提携他的人。
廖时亮，湖南湘乡人，此人1939年投笔从戎，黔阳特训班毕业后，1949年10月在衡宝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在俘虏营里呆一段时间后，被遣返还乡，（审查不严啊）失业生活无着，同年底逃到香港，辗转又跑到台湾重新上岗。1955年派到西贡，公开身份是外交官。他在国内有一亲姐，姐姐、姐夫均在国家计委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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