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先锋英雄榜:中国城市价值新变化的调查与分析

中国城市价值新变化的调查与分析 2010年11月01日 13:59:28 　来源： 北京日报

——兼论“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新方向

编者按

10月29日，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在国际城市论坛2010年年会上发布了其最新研究成果——《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报告对“十一五”期间中国城市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十一五”中国城市价值新变化和“十二五”城市发展新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在各地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精心谋划“十二五”发展的重要时刻，《报告》的研究成果对梳理总结“十一五”中国城市发展经验、前瞻把握“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新方向、探索未来中国城市发展之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项针对“十一五”中国城市价值的调查评估

城市价值链理论是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于2002年在国内首次提出的。城市价值链理论确定了城市价值的基本内涵，把检验城市价值定位在生活质量、品牌价值、综合竞争力三个维度上，从一切“为人的发展”理念出发，揭示出“生活质量是检验城市价值的惟一标准”的全新导向。

基于城市价值链理论，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近期对“十一五”中国城市价值进行了一项综合调查研究。该项调查研究以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因数据来源问题未包括西藏拉萨市）为评价对象，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住建部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公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评价结果发现，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发展也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制约、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城市病”日益蔓延等诸多挑战。“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加快城镇化进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城市将向着增长方式集约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方向发展。

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城市价值水平居于领先地位

此次研究描述了目前中国城市“十一五”发展的基本状况，并排定中国城市价值排行榜。从城市价值排名趋势来看，前十位城市均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圈。城市价值指数综合得分在前50位的城市按照地区统计，东部和西部城市分别占62%和19%。由此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呈现出了现代化的繁荣，城市价值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排名居于后十位的城市全部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在城市价值指数综合得分前50位城市中，中部和东北部城市分别只占13%和6%。可见，中西部地区仍然相对落后。

消费能力、信息化水平和公共设施完善度成为影响中国城市价值的三大因素

本次研究还对城市价值指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能力、信息化水平和公共设施完善程度成为了影响中国城市价值的三大主要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总量与城市价值相关度不大，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体现城市价值。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等于城市价值高，单一的经济指标特别是GDP 指标并不能作为衡量城市价值的最佳指标。“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城市化加速成长期，城市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但转变城市发展模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才是城市价值提升的关键因素。

城市信息化水平与城市价值关联度较高，城市信息化水平从侧面反映了城市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城市价值形成的重要因素。

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城市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是与城市价值相关度较高的一个方面。城市公共设施的完备在显示着城市实力的同时，也体现了市民的生活品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才能够创造更高的城市价值，促进城市发展。

“宜商”成为排名前十位城市的共同优势；“教育保障”是排名前十位城市的普遍问题

位列“十一五”中国城市价值排行榜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厦门、南京、珠海、无锡和青岛。

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前十位城市的共同优势。在城市价值评估系统中，“宜商”这一指标代表着对城市投资环境的考量，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公共治理能力、服务水平等整体环境情况。“十一五”期间，中国城市，尤其是领先城市在政府转型方面以及创建良好投资环境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并收获了一定成效，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标杆。

教育投入相对薄弱是排名前十位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城市价值评估系统中，教育投入是生活质量评价子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层面来讲，教育是个体获取社会资源和改善生活质量状况的有效途径，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决定了其生存质量及生活质量的高低。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保障水平是未来“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使北京发展面临挑战

北京位居我国城市价值排行榜第三位。城市品牌是北京市城市价值的优势所在。充分表明北京的城市形象良好，软实力优势明显。北京市综合竞争力指数在全国位居第三位。“十一五”期间，北京经济发展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市竞争力优势明显。

北京市生活质量指数接近前十名城市的平均水平，与我国前十名城市相比不具有优势，是北京市城市价值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城市潜力和宜居指数两个指标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严峻。积极构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三型”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入手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北京破解发展困境的根本所在。

五大方向预示“十二五”中国城市新价值

本次研究从“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的价值判断看未来城市的发展走向，认为五大趋势预示中国城市新价值：

一是城市化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基本的推动力量。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大城市化和大都市圈的拉动作用逐步强化，以上海、北京、香港为龙头，加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都市圈的崛起和繁荣的趋势不会改变，沿海地区依然处于中国城市化的领先地位。大城市化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

二是生活质量是城市内涵式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不断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现代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标志。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将成为现代城市包容性增长的价值导向。

三是文化软实力成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外乎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现实优势，二是未来潜能。文化则是未来潜能的源泉。如何让一个城市，特别是让城市领导者能够像抓经济、抓稳定那样，投入足够的精力、物力和财力抓文化，并且像抓经济、抓稳定一样抓出效益来，抓出政绩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破解的课题。

四是有效化解“大城市病”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大城市病”是大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中国城市正处于城市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提升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期的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预示着中国城市正在进入“大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有效预防潜在风险，是“十二五”城市发展的迫切任务。

五是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是城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关键。这种创新的基本导向是：一是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变，就是从一个好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好的治理模式；二是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就是把政府的主要精力和主要工作放在保障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去；三是从“大政府”到“大社会”的转变，就是依法限制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大公众的参与。（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课题组）诸多城市上演垃圾"围城" 破解困局需着力公开透明 新华网太原１０月３１日电（记者李柯勇、南婷）垃圾围城在诸多城市上演，使化解垃圾困局成为摆在各地政府以及社会每个人面前的重要难题。填埋、焚烧、堆肥、综合利用等处置方式的争论不断，进一步凸显出公开透明的极端重要性。

　　山西大同的垃圾焚烧发电之所以被视为垃圾处理的一个“样板”，其值得肯定的重要经验，仍是在公开透明上下足功夫。项目论证时广泛吸收百姓参与，公司投产后以高水平管理取信于民，以开放姿态接受监督。政府相关部门对企业随时抽样抽查，对有些指标进行２４小时在线监控，确保垃圾处理全程规范有序。对社会极度关心的垃圾处理是否散发臭味、焚烧是否产生二噁英造成二次污染等种种担心，有关公司不回避，主动回应各种追问，正是用公开透明来化解公众疑虑。

　　垃圾处理这一难题，如今很大程度上并非技术难题，而是能否做到公开透明，取得公众信任。因为如果无法做到有效监管，再好的技术也难保不出问题。比如目前全国已经建成的垃圾焚烧厂８０多座，很多厂家建厂时都声称采用“世界先进技术”，但至今相当一部分运行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时时暴露出排放不达标、骗取国家补贴等问题，甚至“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垃圾焚烧招牌却搞国家明令禁止的“小火电”。种种不规范运行背后，还有有关部门的监管失职，严重削弱了政府信誉，加剧社会矛盾。

　　通过公开透明，向社会公众阐明垃圾处理的利弊，提高公众对相关行业、相关技术的认知能力，获得公众积极支持。同时，革新机制，规范管理，是垃圾处理行业自身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完善政府、公众、企业之间的协同机制，丰富监管与沟通渠道，在对话、碰撞之中充分释放民意，消除误解，是当前需要大力解决的重要环节。

　　既重视群众意见，又采取实事求是态度，这是破解发展难题的科学路径。在很多社会高度关注的难题面前，如果政府部门、行业企业能够做到公开透明，增强自身公信力，真正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获得公众支持，总能找到破解难题的有效办法
“垃圾”考题考出为官者素质  2010年10月19日 15:42:22 　来源： 北京晨报   10月13日，株洲市委办公开选调工作人员进行面试，考场就设在株洲市委一楼西头会议室。明亮的候考室内，沙发、茶几上有香蕉皮、瓜子屑，而垃圾桶就在旁边。8分钟内，考生独处候考，面试实际已经开始……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不经意的第一道题，53名考生中却只有3位考生合格。

    捡垃圾入考题，以前只从“面试教程”中看到。如今，株洲市将其应用于“实战”，而且“杀伤力”极强——53名考生只有3人合格。考题如此之刁，让无数考生竞折腰。类似的考题还有很多：考场门口一个倒地的拖把、面试过程中一个冒失的电话、候考时工作人员送来的一笔意外之财……这些不经意的预设场景，对每个考生都是一次考验。作为情景面试，这些陷阱又可以起到有效区分的作用，所以说，“垃圾”考题本身并不垃圾。

    让几片垃圾挡住了上升通道，对这样的结果，“折腰者”或许会感觉窝囊、后悔。唉，那些垃圾的事儿，很让人纠结。此时，光有感慨和叹息显然不够，还应当有所反思和警醒。捡拾几片垃圾，谁不会？如果只是一道文字题，或者事先给予提示，相信很多人都能答得头头是道，做得天衣无缝。现在面对垃圾，他们只奔着考试主题，忘却了做人做事。“垃圾”考题考出了少数为官者的素质缺憾。其实，很多面试并不需要技巧，就如捡拾垃圾，只是一件小事，但它映照出一些官员不重视个人修养，只想着做大事，不习惯做小事。人生中这类考题还会有很多，失败者会记取这次教训吗？（叶传龙）
“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十大新趋势 2010年10月29日 10:18:26 　来源： 光明日报 【 

“十二五”时期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基础的五年。“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空间。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城镇化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把握城市发展的基本方向。

趋势一：城市发展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包容性增长成为发展的核心理念。“包容性增长”作为我国未来发展全新的价值导向，“十二五”城市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就是要秉持“包容性增长”理念，把优化城市功能、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作为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根本动力。

趋势二：“调结构”是城市“十二五”的主攻方向，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成为重要突破口。在国际金融危机催生的新一轮世界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下，在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背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

趋势三：“转方式”是城市“十二五”的发展主线，完善城市综合创新体系是“转方式”的重要支撑。“十二五”时期，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形成以创新文化为基础、创新环境为依托、科技进步为动力、自主创新为主导、服务创新为保障的新型城市发展形态。

趋势四：“扩内需”是城市“十二五”的基本方针，着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内需的根本要求。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位列“十二五”规划十大任务之首。“十二五”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关键是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

趋势五：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破除城乡“二元”分治的体制障碍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十二五”时期，加快城镇化进程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

趋势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十二五”发展新导向，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重中之重。当前，贫富分化加剧、劳资矛盾积累、拆迁矛盾冲突频发、群体性事件日趋增多等新矛盾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将成为中国未来五年发展的瓶颈。

趋势七：文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增强软功能、改善软环境、提升软实力是城市“十二五”的重要目标。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强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文化软实力成为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支撑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着眼点。

2005年—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图

趋势八：节能减排的硬约束进一步增强，绿色低碳成为引领中国城市“十二五”发展的全新模式。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履行减排国际义务的外部压力和中国当前人口资源环境瓶颈日益突出的内部压力，意味着节能减排的硬约束指标将在“十二五”发展中延续。

趋势九：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农民市民化成为“十二五”城市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城镇化将突破50%的关键时期，要着力破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形成的“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的问题。

趋势十：改革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城市“十二五”改革的重点领域。我国改革将进入全面攻坚阶段，深层次改革不到位，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和风险性显著增强。（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的三个问题   2010年10月25日 10:09:07 　来源： 文汇报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论坛专家观点摘要

1 区域协调与城乡和谐

建设内需社会 实现和谐城市

和谐社会的核心，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和谐城市。中国城市有自己的特点，就中国的和谐城市，我谈四点：

第一，中国和谐城市需要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非常重要，每个人都需要就业，没有工作，和谐就成问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城市的经济结构问题需要注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非国有企业发展很快，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扩展过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争夺、竞争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出现移民倾向，其他的国家都在争取这些新移民，他们是最有创造力的阶层。如果他们走了，这个城市、这个社会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要重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如何平衡发展的问题，还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衡发展问题。

第二，劳动收入分配的情况。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可以说是中产阶级最稳定的地方。现在出了一个新的群体，就是城市贫困群体。收入差距太大，城市就不和谐、不稳定。劳动者所得收入在GDP发展中过少，差异越来越大，不稳定的因素也在增加，尤其像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

第三，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具有可以举办世博会这样的能力。所谓现代文明，也就是城市文明。新加坡有很好的社会保障，能够把中产阶级保障好。资本主义是创造财富的机制，但是保护不了财富，保护不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需要社会主义保护。我觉得，一个城市有钱不一定有创造力。世界上很多技术的创新能力，并不是有钱阶层的。有钱确实好，但是有钱人不见得就对城市更有创造力。所以，要保护创造力，尤其是贫困阶层以上的、中下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其实是创造能力最强、也最有动力去创造财富的阶层。

第四，城乡整合。中国的城市化很快。城市化在西方来说更多的是工业化，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即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的结果。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就是各级政府在推动。城市化到底比较自然的好，还是由国家权力推动比较好？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的根源是什么？很多人想到了城市，想到了土地。如果国家用强行推动城市化的方式来取得GDP的增长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出很多问题。因为现在城市化是必须的，但是城市化过快，还没有消化现在的农民工，珠江三角洲30年以前用农民工，30年以后还在用农民工，并且这些农民工没有被消化掉。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如果再加快，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总体来说，城市的和谐就是人的和谐，技术上的基础设施很重要，但还是要以人为本，要考虑各个社会群体的需要。（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

基层组织与和谐城市

印度的甘地说，如果没有自由的职业，越多人赞成的东西，往往包含了越多的愚昧。现代西方的民居理念，最清晰的是人口。一个国家要有一个自由，是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现在，谁都是人民，民主的定义，就是由人民组成，由人民支配，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现在再没有世袭的贵族，谁都是人民，因此由人民支配的制度，是非常友善的。在中国，我们有自己的传统，就是民贵，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或是“民”，民有团体的意思，更加有共性、团体性的集体意识。

中国有“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倾向，但我们的历史观念非常重，凝聚着民族文化。中国人对民主非常专注，老百姓用他们的行为来行动。中国人对传统也非常专注。传统也是民主，传统就是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行动来投的票。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家为本，与西方以个人为本有分别，家是社会人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基层组织是按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一套基层组织的枢纽，地理性非常强，但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它开始松弛。与西方人比较，中国对个人自由、众人平等的关系都非常看重，基层组织能否维持基层社会的和谐，也是衡量社会的组成部分。

社区是中国城市中最基层的人文基础组织。在这个规模里，人不是一个数字，而是有面孔、有声音、有呼吸的人。居委会里的领导不是遥不可及的人，而是天天见面的人。行善是中国人民的理想。建立和谐社会，我们要有人性的自律与互律。作为传达政府政策的渠道，如果基层组织能够多一点民生上的作用，民众就会有更多的关注和参与。现代制度下，民生的事情由制度来办，国家通过政策来支持，现代的基层组织通过人口规模来产生，当然每个地方的条件不一样，但通过生存互利协作，都可以找到民生，不同规模和地区的基层组织可以干不同的事情，在合作的关系下，基层组织有了收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互律。

基层互律就是自治。认识到民主增进的意义，提高它们的自治性，并相应提高基层的城市服务水平，和谐城市就会出现。基层组织的意义很明确。我们可以回到古雅典去看看，从“泛雅典娜节”到雅典女神庙，是雅典居民从小就向往的必经之路。雅典女神把公平的法律交给雅典的人民。

但是，现在不断加在城市之上的是建筑师的构思与角逐。怎样去组织居民的集体互动、怎样使用社区的公共空间、建设基层民主的契机、社区环境的意义等都成了问题。城市记忆是经过城市的感受而积累起来的，所以集体记忆是公民精神和他们对城市向心力的传承。也就是说，城市的美与市民的美分不开，城市建设的和谐与市民之间的和谐也分不开。（作者：梁鹤年 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前院长、教授）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城市化进程

建设好的环境离不开理念，要理念先行，理念先行就必然要有变革，要有所突破。引发出各项社会政策的基础是什么？平衡点是什么？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应当是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应当写进我们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邓伟志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上海社会学学会会长）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相当正确。但是我们也要看一看，生活也能让城市更美好，不过不同的生活也不一定，健康文明的生活能够让城市更美好，反过来讲，贫穷落后的生活也未必能让城市更美好。现在我们要治理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需要政府、社会、市场三方面互相制约。

30年以前，我们看到1/3的人在城市里生活；而30年以后，人类将有2/3在城市里生活。如果一千年以后，我们回想这一代人做了什么，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影响是什么，那就是城市化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我们不应该仅仅以城市规模作为城市发展国策的唯一依据，即是大城市好还是小城市好。而是应该有第二个依据，我们要看区域的特征，这是决定城市发展的根本依据。一个城市唯有和区域协同，唯有城乡协调，才是未来最有竞争力、最有生命力、最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吴志强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同济大学校长助理）

幸福研究是一位瑞士经济学家提出的，幸福研究有一个特点，即光靠收入、国民总产值的提高并不等于大家会比较幸福，相反，研究者发现，在美国30年来的时间里，收入一直在扩大，但是幸福基本上没有好转，所以这是一个出发点。（杭智科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

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和现有城镇难以提供重组就业岗位的状况并存，城镇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均难以满足快速城镇化和大批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的迫切需求。在城镇化进程中，人才与资金快速流向沿海发达城市和主要的行政中心城市，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发展相对滞后的中小城镇，亟待国家政策性扶持。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我们所讲的包容性，就是快速发展的地区，包括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北京市、天津市，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大量的低端发展的地区。（毛其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2 和谐城市与支撑系统

和谐城市的绿色之路

要建设一个和谐城市，它的基础必然要走向绿色。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聚集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因此，我们对一个和谐城市给它一个基本的定义。一个和谐城市是具有特定的人口数量空间规模、经济强度、社会成熟度、人居的适宜度、文明认知度、环境的缓冲能力、生态的自净能力、创新推进能力的综合表达。

绿色城市的基础理念，我们可以列出几条，自然是一切生命起源的摇篮，自然是追寻特定的净化规则，这个净化规则又提醒了我们，人类包括城市也必须在这个规则之内。自然是最和谐、最美丽的一个基本表现，所以，人类的和谐城市就必须要向自然的和谐学习。

对于生态城市的国际共识，必须抓住四大基本领域，也称为支撑绿色城市的光明四角：就是绿色产业、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绿色代谢。一个绿色城市将体现出高效、循环、简约、宜居、和谐、幸福、可持续的基本内涵。

从整体上来讲，我们只有在理解绿色文明自然平衡、发展理念、公平正义、生态伦理等前提下，绿色和谐城市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才能得到完美的表达。我们说传统的城市发展必然导致不可持续性，而绿色的城市带来了和谐发展的理性光辉。

寻求绿色和谐城市必须找到三个最基本的元素：第一个元素是，绿色和谐城市必须寻求发展的动力，和谐城市并不是不发展，并不是不要财富，它是要健康的财富、绿色的财富。这个财富怎么来？这就是我们要寻求的动力。第一个元素包括了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科技的创新、管理的创新，一直到文化的创新。第二个元素是，我们要寻求发展的质量，绿色城市在发展当中，是在自然不受到干扰、不受到迫害、生态保持平衡的状态下发展的。这就是它的最大质量。第三个元素是，绿色城市必须体现公平，必须体现社会正义，必须消除因差异引发的心理上的不平衡等等。

一个绿色的和谐城市，必须有现代的技术支撑，它将遍及城市的智慧管理、智慧生态、工业检测、智慧流通、智慧交通、环境保护、社会安全、智慧消费、智慧休闲等多个领域。专家估计，这些技术将会发展成一个10万亿美元规模的高端市场。

在构建绿色和谐城市的总体战略中，从自然的绿色，到经济的绿色，到社会的绿色，再到人心的绿色，将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增长级，也将成为人和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公平的范式，从而实现绿色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展。崭新的绿色和谐内涵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和谐进程之中。（作者：牛文元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

中国的城市化和上海的再城市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上海进入了再城市化的时期，重组城市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将精英的宜居城市，转型为大众的宜居城市。我们看看后世博上海的发展方向，从黄埔江畔一直到城市空间，都把上海领入了新的时代。上海充满了先锋性和实验性，永远在探索城市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形态，永远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新的理念和新的功能。

在过去60年当中，上海的城市空间已经经历了全新的变革，不仅仅城市空间有所改变，同时也不断地在吸取新的理念。我们的城市高度和建筑水平也都在提升。今天，我们看到又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城市发展阶段。每三年我们的城市景观都有很大的变化。

现在在上海，大概有两万座高层建筑，一千座是超过一百米的。而且我们看到，每一年都会建很多的高层建筑。从1978年到2009年，我们一共建了8亿平方米的新建筑，大概5亿平方米都是住房。在2009年一年，我们就建了4千万平方米的住宅。这相当于上海在过去一百年的建筑总量。

上海在规划并实施一系列的发展规划中，既考虑后世博园区的发展，也考虑到整个城市的发展。上海和周边新城的协调发展也是一个重点。上海城市未来的发展必须适合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稀缺的特点。

通过城市建设的网络，我们看到上海的城市空间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要建立新的城市系统。城市发展最突出的战略性变革，是从城市的单一中心空间结构，演变为多心组团式结构；从关注中心城区的发展，到城市和郊区的共同发展；从单个的历史建筑保护发展，到对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从忽视城市环境，到注重城市环境品质、注重人们的生活质量。

城市化在中国，特别在上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一定要优化我们的城市环境，要建立一个有创意的经济和产业，这也会大大提升我们的工业结构和城市结构。为了很好地对待城乡之间的关系，要达到平衡的城乡发展，要去除资源分配的不平衡，要去除城市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同时还要提升服务的水平、提升人们的创意水平。

在城市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更加深化城市的规划。浦东的开放、开发，也标志着上海进入了再次全新发展的新时代，城市的空间和城市的产业进行了全面的重组，实现了城乡的互动和平衡，乡村与城市得以协调发展。

2010年上海世博会使上海进入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上海正在建设一个和谐的宜居城市。上海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关注基础的生态空间。在创建低碳生活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关注生态居住。

（作者：郑时龄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关键词：城市竞争力抗灾害能力

国家之间的竞争突出地表现为城市层面的竞争，世界各国、各地区、各城市的政府都在积极致力于培育和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正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未来城市生活的美好愿景，也为上海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竞争力提供了很多借鉴和启迪。（黄融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主任）

东亚的城市，都有着高频率的灾害发生，同时城镇化发展以及气候变化会使这一体系变得更糟糕。我们知道，不管是议会还是国会大会，政治制度可能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一样，不管怎样，我们需要有一个体制能使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该地区的减灾体系负责。

在市政规划里，要知道对于城市抵抗风险和灾害的能力的重要性。很多的行动方案如果得以有效实施，并且持续达到一致性，在经济上和行动上有可行性，对我们建设宜居城市发展目标就具有很大的作用。（约翰·鲁姆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可持续发展部部长）

有三大主要的动力在推动城镇发展，在今后几十年将会有决定性影响：首先是化石燃油的短缺和使用成本增长，目前我们的石油产能已经达到峰值，将来石油资源的利用会更加昂贵。第二，很多国家在城镇地区实施一些标准，强制实行温室气体减排要求。最后，为什么我们要做温室气体减排？因为如果今天不在这方面做出更多实质性行动的话，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灾难性的自然环境改变，面临更多灾难后果。（加里·哈克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城市设计教授、设计学院前院长）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集聚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而居留于城市。城市化进程其实对社会保障提出了新的诉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城市化带来文明进步，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挑战。我认为最核心的是两大挑战，需要人类面临和破解：一个是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尤里·佩列雷金　俄罗斯“西北”战略研究中心理事、俄罗斯国家城市规划师协会主席）

3 城市治理与社区参与

和谐城市建设与女性社会参与

什么是女性智慧？也许有很多话可以去描述。有三句话，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第一，女性的智慧就是温柔的执着；第二，是优雅的奋斗；第三，是有宽容的心态。有了这三点，女性的智慧就可以照亮家庭，照亮职场。

什么是智慧的女性？就是事业和家庭双赢的人。上海是一个特大型的都市，女性有1000万，上海妇联是覆盖1000万女性的组织。和谐城市的建设，为女性参与提供了更广袤的空间。

首先，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社会也和谐。第二，女性在社区中的作用。社区是社会的基础，我们跨出了家门就到了社区，随着女性寿命的延长，在社区当中活跃着大批的女性，如果女性智慧用于社区，社区一定是充满活力的。第三，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发展，在这些发展空间中，女性的智慧会成为发展的动力。尤其是上海遇到了世博会这样的机遇，很多女性获得了展示才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智慧女性，我们的城市将失去美丽、失去灵动、失去灵魂。

由于我们自己的努力，由于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我们有了很好的发展空间。上海女性的发展有法律的保障，上海的《妇保法实施办法》把上海市女性每两年体检一次写入了法律。我们还为25万家庭提供急救包，充分体现了妇联组织的智慧，也体现了法律法规的保护。

妇女发展规划也有了保障。市人大代表中女性比率上升了，女性从业人员比例始终保持在42%，在校的女大学生达到52.4%。女性健康水平大大提升，孕产妇死亡率已经降到了每50万人9.24人，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还有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现在女性的生活是有为、有味。主流媒体对妇女发展、妇女工作多方报道，支持我们，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妇联组织肩负着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的权利。我们要促进男女两性和谐，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去了解需求、把握需求。

民间社团的参与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到目前为止，上海已经有5600多个妇女组织，同时，我们有23万名妇女代表，我们和52家社团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尝试以运动枢纽式管理来推动女性管理。我们还推出了优秀企业家进校园讲创业，优秀女性赴农村工作。

就女性的社区参与而言，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非常之大。我们通过家庭美德、文明家庭的创建，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作者：张丽丽　上海市妇联主席）

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

城市治理中的一个关键点，在于确保管理制度可行，而且所有参与者的职能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并有一个责任的制度。对于各国来说，都应该让每个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且应当有问责制。

我们的讨论也有很多新的议题，因为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发现，以前需要国家政府管理的事情，现在需要由城市来管理。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城市的代表性越来越强，而且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实力就代表了国家的实力。

说到社区和社区参与，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而且，很多地方也鼓励社区的发展。社区的发展也有助于城市的治理，并且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下一代人来说，就是在城市治理过程中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特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者说特大城市区域，不能仅仅靠政府机构或者公共机构来治理。超大城市中的社区将会对城市规划或者城市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中，会越来越多地包含社区的力量，而且在很多机制变化过程中，会有更多社区的声音。

说到特大城市区域，现在的特大城市比较分散，城市的垂直管理非常明显，也就是国家层面、区域层面、省级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垂直管理。但是，在划分过程中也有很多支离破碎的地方，在公共领域、能源、卫生、交通等领域，管理都是分散的。很多特大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领域完全独立分开的，这就使得城市治理变得日益复杂。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以亚洲为例，我们预计到2020年，有2/3的人口会居住在城市中，特别是在特大城市。在中国也是如此，比如说特大城市区域，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香港深圳广州地区。上海也会构成一个特大城市区域。我们预计2020年以上海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区域的人口会达到8300万。不仅人口特别众多，区域面积也会特别大，那就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现在，对于特大城市的治理，我们会遇到不同的挑战。比如在一个特大城市区域中，有不同城市的政府，而且不同城市的政府管理机制可能也不一样。要把不同城市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可能还需要有不同的主体在其中。

总体来说，亚洲的特大城市区域治理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发挥创新意识。我们应该相互学习，我相信，中国的发展经验对我们来说也非常有帮助。我们未来的发展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大家应该携手共同学习。（作者：拉尔斯·雷乌特斯韦德　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司司长、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馆长）

关键词：公众参与家庭和谐

以前的概念里，妇女到社会上去工作，就是妇女解放了。男同志能做的，女同志能做，就是妇女解放。但是，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强调成批的“速度”，没有个性的大批量的生产，凡是个性的就是高品质的东西。在此背景下，什么是女性的解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了，社会才会和谐。我们要反思，到底高学历女性回到家庭是对社会的负责，还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程乃珊　中国当代作家）

讲到规划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或者说政治上的公共规划的需求，不仅仅是为人民规划的问题，同时还产生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在过去的20年，有很大的变化，比如结构上的模式变化，工业上的模式变化，建筑物的结构也在变化，劳动力结构也有变化。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有了一些新的规范。很多人也在思考，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应该就是人。在考虑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应该是为了人而发展的，但是同时应该看到，城市的破坏者也是人。（乔治·威廉　巴西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

转型时期的中国有不同的参与形式，决策过程中的参与仍然不够，但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就是行动参与。新的发展趋势是网民上网参与。很多政策，就是由于出了事以后，网上有呼吁的声音，政策就发生了变化。同时，由于更多的利益集团出现了，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新的参与方式，也就是与政府互动。所以，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正看到公众参与出现很多的形式。（张庭伟　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大城市研究所亚洲及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公众参与现在比以前更加方便，但是参与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就是可以增强公众的支持和合法性，可以提升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但是缺点也很多，比如容易受派别的利用，或者项目延误甚至不可进行。另外，有些人可能声音不大，得不到更多支持，没有人代表他。公众参与是公平，但是某种程度也是不公平，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发出声音，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是怎样的。另外，决策参与的人如果很少，对于规划来说可能就造成短视的结果。（叶嘉安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系主任）
创新城市与宜居城市 2010年10月25日 09:49:46 　来源： 文汇报

——彼得·霍尔教授在“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世博主题论坛上的讲演

彼得·霍尔

一、宜居城市同创新城市并不完全等同

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创意城市和宜居城市，两者相同吗？”

在欧盟，我们使用的语言各不相同，但很多内涵是相同的。中文中，我知道你们是说“和谐”，在英语中我们更多的是说社会或者政治、经济的凝聚力。凝聚力与和谐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创新发展的速度日新月异，让世人感到惊讶。过去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我来杭州的过程中，我从高速公路上看到上海和杭州之间的轨道交通。听说上海和杭州之间很快要开通高铁，这对于临近社区人们的生活会产生很大影响。在欧洲，我们对这样的快速发展也是推崇备至。

我在上海世博园区看到很多最新的技术，比如说在世博园区可以看到很多电动车，这些电动车在进站的时候都充电。世博会展示的新科技，可以用来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

问题在于，技术发展那么快，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技术如何同我们的社会很好地融合？

美国一位名叫理查德的学者讲到，全新的经济应该取决于一个创新的团队，或者一群创新人士。为什么会讲到创新？这位作家把他所居住的旧金山湾区和德州的奥斯汀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到，城市的发展首要的硬件肯定是高速公路，包括配套的交通设施、机场和娱乐场所。也就是说，环境非常重要。这个环境不仅限于硬件，还包括软环境。环境必须开放、自由，每个人在这个氛围中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新意识，这样才能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什么样的城市可以促进创造性？具有创造性的城市是真正宜居的城市吗？我们每两年会测量一次城市的宜居性，对全球各个城市的宜居性做出不同的研究。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显示，温哥华排名第一，然后是墨尔本、维也纳、帕斯、多伦多、赫尔辛基等。

我们来看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温哥华有非常漂亮的建筑、美丽的水景和非常好的城市环境。你马上能感受到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城市。但是，它和创意城市有多大关系？比较明显的是，排名最前面的这些城市都集中在少数国家，主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像瑞士和奥地利这样的中欧国家。这些城市是不是全世界最有创意的地方？

与以前的研究不同，日本的研究人员通过一些有趣数字进一步诠释了宜居的概念。他们列举了一系列指数，提出了创造性的概念和宜居性的概念。他们通过不同城市的人回答一些相关的问题，通过这些问题和答案来综合考虑一个城市的宜居和创意。

这些研究人员采用了综合测量方法来衡量宜居性，这些变量涵盖了方方面面的因素，而且相互之间并不具有可比性。其中，有些城市的经济活力非常强，有些城市的创意指标得分非常高。我觉得这个综合测量方法比较客观。

除了属性的测量，他们也采访了一些城市各行各业的市民。比较有趣的是，有一个所谓参与者的测量指标，每个城市的得分是不一样的。还有功能性的测量指标，不同城市的得分情况也非常不一样。有一些城市在经济方面得分很高，另一些城市却可能在宜居方面得分很高。这一点非常有意义。根据这一测量方法，香港和首尔看上去在宜居指数上得分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在经济发展指标方面得分很高。一个城市很难在每个指标上都得分很高。

同样，通过参与者的指标测量，各个城市的表现也不一样。对于艺术家而言，东京的得分比较高，其他亚洲城市的得分就没有那么高了。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有些城市对于经理人而言环境很好，而对艺术家而言环境却不怎么好。

二、历史悠久城市、阳光地带城市和复兴型城市构成了创新城市的不同类型

12年前，我就写到过，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今天，我仍然深信这一点，那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艺术和科学的结合。因特网的使用，更是为实现这种结合提供了有附加值的新服务。我们的媒体正在不断探讨Facebook之类的新渠道，这些新产业没有实体的产品，却主导着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电信、电视以及计算机之间的相互融合，它们变成了多媒体。

重要的是，这些新的活动是由一些年轻人所创造的，他们往往是为Facebook这样的一些新公司工作。《经济学家》杂志几年前把他们叫做技术创新人士。他们往往会结合自己的右脑、左脑进行思考，包括开展团队工作，通过技术团队的合作来创造新概念，影响我们的世界。

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这些人生活在什么地方？他们在什么地方做出这些新突破？他们在什么国家、哪些城市进行这些创新？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答案。

在我看来，创新城市可能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也就是历史悠久的大都市，比如说伦敦、巴黎及纽约。当然，上海毫无疑问也是其中之一。这类历史悠久的大都市有非常知名的建筑，有各自的文化底蕴，比如博物馆、展示会、剧院和其他的文化活动中心。

第二类，是人们非常喜爱的阳光地带城市，比如旧金山、温哥华和悉尼。温哥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从地理位置来说，它靠近海洋和山脉，同时也有非常好的气候带，并且有非常好的城市氛围。同时，这些城市还有其他优势，比如有很好的大学，如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与此同时，这些阳光地带城市也在不断地发展最新的技术，希望在高新科技方面有所突破。

第三类则是复兴型城市，这些城市有很多的老工业，有很多的传统制造业，那些文艺复兴城市即如此。这些城市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创新产业，比如英国的曼彻斯特等。这些城市正处于去工业化进程，同时也有自己的全球竞争力，能和其他城市竞争。这些复兴中的城市毫无疑问有其文化底蕴，有大量的博物馆，还有很多大学和展馆。游客可以在这些城市看到很多历史遗迹和美观建筑，特别是欧洲的很多城市，发展轨迹都非常相似。这些城市在相互竞争，在竞争中也会产生全新的城市旅游元素。当然，现在欧洲很多城市也在不断地推崇低碳、低成本的生活。

70多年前，美国一位学者在加州讲，城市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创新；同时，创新过程应发挥历史遗产的功能。我相信，那些有文化传统的城市也会非常重视创新能力的发展，这些城市也会有想象力，有时甚至是非常疯狂的一些想法，同时带来很多突破。对于这些有文化传统的城市来说，它们有自己的城市品质，因此，所有这些城市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们有自己的城市规划愿景。

三、全新规划和想象力促成宜居和创新的完美结合

很多城市都在不断创新，如中国台湾的新竹，就希望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突破。而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则把1992年的世博园区转变成了欧洲的一个科技园区。这是非常雄心勃勃的规划。现在，塞维利亚已经成为欧洲的硅谷，而且还在发展当中。那里的城市旧区和新区得以结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景观，实现了科技与文化之间的融合。

我们在中国也可以看到，很多城市有非常宏大的规划，比如四川的绵阳，三年前我到绵阳参观时，看到当地的科技发展园区有近十万名科技人员在那里从事工作，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大多数城市都希望重塑自己的城市形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过一个研究，并且推出了他们的“新世纪城市发展研究报告”。他们对北京也做了调研。他们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所有这些城市都有非常好的相互交流机制，同时也有非常明确的经济目标，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经营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企业而言都有孵化区。这不仅仅是硬件环境，因为制度的调整也非常重要。

总体而言，我认为创新城市和宜居城市其实并没有一个既定的公式。不同的地方，比如新的城市或者老的工业城市，都可以创新出新的城市，关键是要创造必要的条件，需要全新的规划。这个规划基于想象力，基于创新，并且这些创新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城市要创造条件，提供技术、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才能真正地把宜居和创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彼得·霍尔 教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并获博士学位，曾在伦敦经济学院、雷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现为伦敦大学学院巴特列特建筑与规划学院规划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国际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大师之一。著有《城市与区域规划》、《世界城市》等。

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 2010年10月11日 16:03:42 　来源： 文汇报

物质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寻求城市的标识

文化遗产：让城市更美好

上海世博会开幕以来，来自世界的数以千百万计的观众饱览城市风景，领略多姿的城市文化，既体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鲜明主题，也表现了文化遗产让城市更美好的文化理想。事实上，向往美好城市、美好生活的城市，就一定能使文化遗产拥有尊严。文化遗产有尊严的城市，就一定能够使城市更美好。

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又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家园。各个时期的文化遗产就像一部部史书，记录着沧桑岁月。保留下文化遗产才能使城市的历史连绵不绝，才能使人类的发展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才能使城市散发出历史的魅力和时代的光彩。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如此精心地保护文物建筑、历史城市，建设了众多的博物馆来保护这些可移动的和不可移动的文物。

2006年6月10日，是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由国家确定文化遗产日，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方面更加强调世代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世代传承性就是强调我们每个人都是过程，文化遗产的创造、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作为当代人，我们并不能因为现实的优势而有权独享，甚至随意处置祖先留下的遗产。公众参与性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各级政府、文物工作者的权利和职责，而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只有当地民众自觉、倾心地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有尊严的文化遗产才有强盛的生命力。

今天，文化保护的外延拓展存在着六个趋势：1、文化遗产保护要素，从文物保护向文化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今天文化遗产保护要同时注重由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混合遗产、文化景观的保护。2、从重视静态遗产保护向重视动态遗产的保护方向发展。3、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空间尺度方面，从重视文化遗产的点、面的保护，向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要同时注重大型文化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4、文化遗产保护的时间尺度，从过去文物保护重视古代文物，到后来重视近代史迹，今天还要同时重视20世纪遗产、当代遗产保护。5、从重视过去宫殿、寺庙、教堂、纪念性建筑，到今天重视反映民间普通民众生活的建筑保护。6、文化遗产保护形态，从重视物质要素的文化遗产保护，向今天同时重视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的方向发展。

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是在原有认识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从古物到文物到文化遗产，反映出人类认识由注重物质财富向注重文化内涵，再向注重精神领域的不断进步。同时文化遗产更加演绎出城市迷人的底色，使城市更加美丽，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也使城市更加美好。（作者：单霁翔　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

城市文化创新与实践

谈到创意，事实上每个人都需要创意。因为创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缺乏创意，婴儿或者是儿童就丧失了人性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自然不能够成长发育。讲到创意，并非意味着我们是天才，毕竟艺术家或者天才在人群当中的比例非常低。创意不仅仅是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欲望或者是一种激情，人们要通过创意来充分利用自己的想象力。

具有创造性的思维需要两条渠道来刺激它发展繁荣。这两条途径可以被总结为“创意需要自由”以及“自由需要市场”。

什么样的生态场能提供强大的市场？主要有四个因素：多样化、变化、学习和适应性。这样的生态场需要高度的多样性（包括文化、风格、语言等等）；高度的变化性；学习的机会以及适应性反馈。

因此，创意的驱动力就是探索、复制、融合与学习。人们在社会当中会搜寻、会复制、会混合，然后去学习，人们会去寻找，会去求索，会去模仿一些成功的经验，会把这些成功的经验熔于一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东西，让人类生活更加有创意。

有两种形式可以让人类的生活更加有创意，学到更多：第一种需要借助于城市，第二种需要借助于数字媒体。

讲到城市，有人会觉得非常嘈杂，污染非常严重。的确，现在的城市过于拥挤，让人感到激情的同时又让人感到非常的疲乏。一个复杂的现代城市，实际上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创意的来源。第一，它能够吸引具有创意的个人和企业；第二，它可以再生创意环境；第三，城市可以扩大学习的空间；另外，它可以优化配置当地资源。

同时，数字媒体——像互联网也具有相同性质，在城市中互联网应用的比例是最高的。互联网诞生之后，它可以让人在任何地方进行工作，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工作，这就是数字媒体的能力，数字媒体在城市的覆盖是最高的。

在打造创意城市的进程中，政府应该担当起自己的角色，有些事情是政府可以做的，尤其是要大力开展社区的建设工作。因为在城市中，能够让人觉得最不受束缚、最愿意与人交流的地方，不是城市，而是小小的社区。在社区，人们才能得到自由，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创意。因此，如果要鼓励人们充分运用想象力的话，政府可以以社区为基础，看看人们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状态工作，家庭生活又是什么样的。以社区推行创意，就一定能够为具有创意的城市添砖加瓦。（作者：约翰·霍金斯　霍金斯事务所董事长、全球创意产业增长领军人物）

关键词：文化遗产 城市重生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城市为什么还要保护老城？因为我们建造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而非千篇一律的城市，保护老城的目的恰恰在于建设新城。新城会美好，老城也会美好，而城市要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才能真正地美好。但是多年来进行新的开发建设，上世纪80年代后城市遭到很大破坏。过去破坏的主要是文物和器物，现在则主要是房子被拆除。其原因是没有认识到历史建筑、历史城市的重要价值，而且在新城建设中求新、求快，造成千城一面、万屋一貌。（阮仪三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城市就是“社会活动的剧场”，至于其他所有的东西，包括艺术、政治、教育、商业，都是为了让“社会戏剧更具有影响，精心设计的舞台能够尽可能地突出演员们的表演和演出效果”。这一观点启迪我们重新审视城市的有形物质文化遗产保存，重新认识城市的精气神、生命和灵魂。当我们用这样的视角来看待都市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就不仅仅将其视为有形的物质保存，而是将其视为人类各种伟大的历史戏剧的“脚本”保存。这一“保存”就是让历史戏剧以新的方式参与到当代城市社会生活中，成为塑造城市文化的内在动力，凝聚共同体意识的精神源泉，由此激发出更加伟大而辉煌的创造。（陈燮君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顾问、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城市的重生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在这个平衡点的两端，一是做好保护，另一个是搞好发展。而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核心就是要保证这些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的真实性，保护好其核心价值即是重中之重。部分城市在保留和发展方面没有做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这一切背后的驱动力，也是城市开发的驱动力。我们不能把经济开发的位置放得太高，也不能只看到它的负面而看不到它的积极面。（弗朗切斯科·班德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世界遗产中心主任）

通过对很多国家创意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许多城市都把创意产业作为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同时，随着消费者的习惯发生改变，很多城市的发展战略又引入了一个新概念——文化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也是经过一个学习的阶段。真正的创意产生是有难度的，很多时间都是直接模仿、直接复制的过程。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一个城市的拯救者，而是以我们的努力来激发一个城市的活力，以我们城市社区和居民能够接受和乐于接受的一种方式来改变。（格雷姆·埃文斯　英国伦敦都市大学城市学院院长）

城市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共生

多元文化共生与市民文化自觉

我先讲一下城市的融合和共存问题。例如，苏州的城市文化发展很快，包括交通、治安、教育、卫生、养老等等。不仅是大城市，也有一些较小的城镇，或者说社区，现在发展也很快。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最近20-30年非常明显，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日本和韩国更甚，当然还有中国的台港澳地区，以及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中确实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背景，包括文化的、宗教的、社会的差别，他们怎么融合和共生，值得认真研究。

雷人的城市口号。

我这些年的研究发现，一个社区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是首先必须要有一种认同感，即我们彼此都是这个社区的一员。如果没有这个认同感，那还是没有构成一个社区，哪怕是行政上已经（被）划在一块了。第二，一旦我们有了认同，那么在这个社区里面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不是说要有一个市政府甚至是公安部门来保护那种安全感，而是有了这个社区认同感后，我们一旦回到这个社区，就会立刻感到的那种安全感。第三，社区成员之间还有一种凝聚力（或团结力），这在平时可能看不出来，大家可能相安无事，可能像苏州的一样小桥流水人家，但是遇到天灾人祸，遇到危机和挑战，我们就能彼此互相帮助。

我过去20来年主要研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融合与共生问题，包括很小的民族地区，他们在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参与到社区的发展包括城镇化中来。我的研究还发现，除了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之外，每个社区外部有四种公共资源，第一种是公共的自然资源，比如山峦、土地、河流，这些是自然的，又是公共的，是老天爷赠予大家的。第二种是公共的经济资源，比如地方市场和与此相关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也是公共的，或者具有公共性。公共的经济资源有些地方比较丰富，比如说长江三角洲、苏州地区，有些地区相对匮乏。公共的自然资源也是一样，西北地区缺水，西南是缺耕地。第三种是公共的社会资源（或社会组织资源），如各种各样的老人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和行业组织，包括按照村民选举法建立的村委会。第四种是公共的文化资源，任何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社区，一定是有文化上的公共性的东西的，从语言、风俗到规矩、伦理，大家心照不宣，但是都得遵守，否则就不构成一个社区，或者已有的社区也会解体或者衰落。上面这四种公共资源加起来，构成了一个社区的必要条件。（作者：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研究所所长）

文化多样性与城市发展

文化是人类和社会存在、发展和互动的基石。中国文化部蔡武部长也说过，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核心，没有文化的城市就不再是一个城市。文化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软实力，不管在各个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都是这样认同的。文化和知识的互动能够让国家和人民更加贴近，并让他们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合作，这在上海世博会得到了验证。

城市是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摇篮。在这里各种活动的互动、碰撞和创新，创造出了新的理念和协作。一座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如果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带来的力量，这是无法想象的。这些力量包括文化的历史、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内涵。城市正是这种碰撞的结果，也是一种在历史和时间积累下的转变的历程。

如今在城市当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城市必须重新打造成有吸引力的地方，让人们愿意来生活和工作，享受娱乐和文化的需求。生态城市的概念既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理念，也给城市更新带来了新的挑战。

城市的更新，包括了对于城市中一些衰退地区的转型、投资以及重建，让它们重新焕发活力，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个流程一方面要包括对现有的建筑、公路、基础设施和可持续水资源利用的改建，另一方面也必须包括各种类型的生态空间、文化和视觉环境的改变和延伸，这其中也包括娱乐环境的改变和社会网络的结构。

在全球化背景下，促进文化多样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文化多样性包括人类共同的文化传承，这本身也是非常丰富的资源。文化的多样性说明我们需要更加令人满足的道德和精神生活。这个过程可能会导致冲突，遇到暴力、排外、不承认差异的存在等阻力。但是，只有促进城市和平发展才能真正打造一种和平的文化，使不同的文化可以共生，并且可以继续共生。这是我们每天都必须进行的工作，永远不会结束。

城市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和谐载体。要管理好环境的可持续性和整个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紧密相连。文化和经济的多样性，使我们有了如何使用自然资源等一系列观点。我们应该保护自然环境，寻找新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并管理、利用好它们。所以市民的参与、公共的宣传教育环境，包括清洁的制造技术和可持续的技术，都会让所有的相关方，特别是大众理解到新的理念，并认识到他们长期的福祉所在。这对于提升全人类的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毫无疑问，新的产品和流程也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并且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消费习惯。

我们最终的共同目标是能够促进创新与全球化的一致，但要以自己的方式，创建出一个全球生态文化。中国正在这样做，城市层面也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分享经验。（作者：汉斯·道维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

关键词：跨际交流 文化共生

本届世博会真正体现了多元文明和多种文化的对话、交锋、交融和交流。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震撼，一是继续给我们带来对美好世界的憧憬，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向世界表达自己的一次机会。一个国际大都市，它在经济上有凝聚力、辐射力和改造力，是传媒高度发达的文化中心，又是服务贸易发展到相当有水平的城市，更是一座枢纽性城市和高度文明的城市。所谓高度文明不仅表现为人均寿命，不仅表现为这座城市就业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更表现为这座城市的文明与志向，表现为愿意与世界融合，而这个融合也是一种必然之势。（周汉民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各类文化互相渗透，互相促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和平、发展与合作为时代主题的当代，世界发展趋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而且三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新的时代潮流。

在维护、继承、发展多元文化方面，国际性城市的首要任务无疑是维护文化的多元性。我们既要看到全球化对文化多元性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它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破坏作用。为此，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营造多元文化竞相发展和相互交融的良好环境，使得人类文明更加精彩纷呈。

各种文明共存共赢，每个民族的文化进步都必须在开放条件下实现。上海世博会是当代文化的大聚会，是世界城市多元文化交流的大平台，各种文化得以展示和共享，并在交流、碰撞、互补、融合中得到更大的发展。（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留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这不仅是指经济发展，在知识、情感、精神方面也要能得到更好的共存。城市应该弥补差距，消减不同种族差距，保护自然环境，这样才能让人类更好地生活。城市还应该有非常好的组织，使所有资源和服务能让所有居民平等获得，使城市居民都会以积极姿态面对城市生活。不同种族对其他种族文化肯定会有误解，这会影响社会发展。安全是社会的关键问题，城市居民的健康也是城市能健康发展的基础。弱势群体需要更多的关注，才能够和其他群体更好共存。国家法律和决策必须让城市的任何人都能公平公正地生活。（杰弗里·马基瓦　肯尼亚内罗毕市市长）文化生态：城市文化要素的继承与演进

城市的守旧与更新

城市为什么要守旧？任何一座城市都是过去的产物，即使是一座崭新的城市，也会有自己的历史。从城市开始建筑就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而历史对每一座城市，甚至全人类都是非常宝贵的。

国庆期间，在天津博物馆举行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会向世人展示了全国各地文化遗产的灿烂辉煌。展览自9月29日开幕以来，短短5天，有3.5万多中外观众涌入展厅争相参观，全国各地文化遗产的无限魅力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从可持续发展的原理出发，也不是所有的旧的城市设施都必须采用彻底消除的办法才能够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守旧并使它保持原来的样子或者是保持原来的模式，那恰恰是一种比较有利的发展方针。在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应该给旧的城市留下一定的空间，应该审慎地对待那些曾经被称之为保守落后的观念。

另一方面，城市也必须创新。今天，即使让居民生活在完全旧的建筑里面，也不可能让他们停留在这座建筑所属的年代。如果不创新，一座城市就不能进步，就会丧失活力，就会被大多数居民所抛弃。

一座城市应该怎样创新，起决定作用的是其管理者，当然他们应该得到居民的授权。一座城市只要能够承担其应尽的义务，例如它对周边环境的义务、对国家的义务、对人类的义务，不对环境造成破坏、不对资源过分消耗、不以邻为壑，就应该由居民自己来决定它的发展方向、模式和途径，包括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们采取的城市更新手段。专家学者、外界其他人或者有些游客不要把某一座城市仅仅当成活的博物馆、研究样本或游玩经典。这些城市的存在首先是为了其居民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向你们展示。现在有些人到了一些地方，希望这块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某一阶段，以便让他们看到所谓“原汁原味”的生活，这是不人道的。

处理守旧与创新并存的最好办法，是完全保留旧城，另建新城，各得其所。可惜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多数情况下做不到。正因为如此，一个城市应该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区别对待。其中某一部分应该被确定为文物，或文化遗产，应该最大限度地受到保护。另一方面，对其他不是文物的部分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有些地方要求外观不改变，内部可以改造，可以采用现代化设施。在外围地区，不妨在不影响城市总体风格的情况下，建一些今天称之为假古董的项目，也可以创新，引进新的景观。

以往的守旧大多是不自觉的，本地人并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需要变不自觉的保护为自觉保护。自觉保护不仅是一种观念，还要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如维护资金的来源、旧建筑的产权、商业性开发的控制等，都还有待制度化、常规化。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还缺少一部保护古建筑的法律，对属于文物或保护对象的私有房产如何管理还没有相应的法规。在制订法律法规时，还是要尊重城市的主人，切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障他们的利益和尊严。（作者：葛剑雄　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特聘教授）

文化传统与历史古城发展

欧洲古城的历史中心，大部分仍然完整无缺地代表着一个城市过去的文化遗产。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全球风格建筑和建筑技术中，这些历史中心提供了独特的地方特色，与其他地方相比，有着不同之处。欧盟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已经拥有上百年的历史，其中大部分的历史文化传统都集中在城镇。这些城镇基本上都有数百年的历史，承担着一系列互相交错的功能，它们是经济发展的驱动程序、知识与创新中心、创造力和文化联络的焦点，也是社会包容与融合的载体。

这些历史城镇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历史上的城市特征，因此这些城镇往往会忽略城市规划战略的重要性，而且常常忽视眼前的脆弱性。目前很多国家都在谈“以人为本”这个概念，那是因为创意人才是创意产业的核心。然而，这些城镇和地区总是会忽略现实，在政策重点或是资源配置中既没有反映出城市战略规划的重要性，也没有体现出当前城市在全球化挑战之下的脆弱性。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要同时兼顾这两点。

历史城市的独特性和文化多样性鼓励广大人民和商家去认识并融入“他们的”城市。这种“文化归属感”为发展可持续城市战略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因此，市政发展过程中重视文化发展的策略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可以帮助本土居民建立一种归属感。有了这些战略，才能使城市的居民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作为催化剂推动创新城市复兴的巨大潜力。一个城市必须要理解其城市文化的定义和特点，并且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可以值得回忆的东西。而城市的管理层的作用就在于对市民的“文化归属感”做出承诺并且将其在现实中实践。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历史城市中“文化身份”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现实世界中具备竞争优势。

要确保我们的城市能够吸引人民在其中生活、工作和投资，能够充分应对21世纪和未来的挑战，除了要尝试具有重大商业意义的实践之外，我们还要做高质量的保留文化遗迹的工作。作为一个赋有旅游特色的城市，文化古迹对于游客来说意义很大。高质量地保留当地文化遗产，不仅能给本土居民带来文化归属感，同时还能使那些执行投资项目的本土社区从中直接获益。

历史文化古城或区域能够得到很好的保留和传承，并且成为一块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土地，这是幸运的，也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表现。而那些没有古城区的城市，则好像一个失去了回忆的人，必须考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作者：布赖恩·史密斯　欧洲历史古城与区域协会秘书长）

关键词：城市规划 文化传承

北京城市文化的传承，决不仅仅是在语言文化上去回归北京生活，而是传承一种历来被推崇的价值观、生活观，并且应当融合新的价值观和生活观。

现代城市文化的发展，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而处在“现代中”的国度，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城市，最集中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织和冲突。如果传统的联接、承继、发扬是可能的，那么，这种复兴首先需要一种文化的自觉。不仅如此，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它的文化传承不仅要面对地方性的城市文化的继承，还必然与整个国家共同负荷着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北京，任重而道远。（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

城市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有生命的、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类文明才可以得到一代又一代的继承，从而才能形成一个灿烂的文明。

第一，城市文化生态是整体性的。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其发展不可以离开这样一个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

第二，城市文化生态是多样性的。物种的多样性是我们的美丽所在，城市的多样性同样是人类城市文明的灿烂光辉所在。

第三，城市文化生态的特征是其延续性。人类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人类文化的连续性是人类自身充满生命力的标志。

第四，城市文化生态应具有道德观。

第五，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同样也必须进化。城市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城市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载体，其最大的特征是对过去的延续，同时也有对新的创造力的要求。（伍江　同济大学副校长）

建筑不仅仅是被使用，它们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于现代建筑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城市更新的传承，在传承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力量，这种传承的力量会把我们推到前面。而且传承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种责任。同样，我们所创造的建筑必须很好地在文化上、精神上传承已有的文化。同时，它也不仅仅是传承，还要做到创新。古代建筑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也是文化的反映。建筑反映的就是生活，我们必须重新再次发现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样的，重新发掘我们的文化。（保罗·安德鲁　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

环境变化与城市责任 2010年10月18日 10:59:36 　来源： 文汇报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论坛专家观点摘要

1 气候变化应对与城市治理

科学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防范极端气象灾害，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的共同挑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众所周知，气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

作为人类社会和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聚集地，城市及其所承载的一切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体，也成为气候变化影响的典型的脆弱区。目前全球65亿人口中有32亿居住在城市，全球城市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的75%，城市温室气体的排放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80%，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变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正是加快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推动力。

为此，我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转变城市建设理念和发展方式，构建以低碳发展为中心的城市发展体系。应当面对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城市化面临的现实矛盾和未来的挑战，通过明确城市发展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目标要求，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对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开展充分的战略评估，结合城市的特征，确立低碳、绿色的发展战略。要科学系统地分析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的结构和特点，制定合理的低碳绿色发展的规划。

第二，健全法律法规，构建防范气候灾害为主体的适应气候变化的体系。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更为艰巨，应当着眼于城市安全和发展的长期战略，立足于化解城市规划、建设、运行和服务的气候风险和气象灾害，着力于应对防范城市所面临的各种极端气象灾害，在维护城市的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经济安全、基础设施安全以及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

第三，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培养应对气候变化的国民意识，构建以公众参与为目的的城市人文体系。要充分发动城市各阶层的力量，利用各种资源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的科普教育和宣传，把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的阶段、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科学措施以及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告诉给公众，提高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的科学认识。要鼓励城市居民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倡导绿色消费、节能环保的理念，不断增强全社会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使低碳生活成为城市百姓的自觉行动。

第四，树立共建共享共赢的开放合作的理念，构建面向国际和区域的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体系。要充分利用和借鉴全球有关城市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先进技术、宝贵经验，建立城市的双边和多边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人员交流、项目合作以及技术引进等方面，加强国际和区域的合作。（作者：郑国光　中国国家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

气候变化挑战与中国低碳发展

中国的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人口多、经济总量大，特别是当前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阶段和城市化阶段，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的特征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所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面临着艰巨任务。

目前，中国已经把应对气候变化列入了国家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确定了目标、措施和重点领域，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调和管理机制。中国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方面，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90年到2009年，中国单位GDP的能源强度下降了53%，相应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了55%。这样的速度和规模世界罕见，因为世界的平均下降水平不到20%，发达国家的平均下降幅度也只有25%左右。当前，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提高碳排放产出的经济效益，是中国近期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切入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中国达到自主减排目标，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对策。中国当前处在工业化阶段，二氧化碳排放主要发生在工业生产领域。所以，必须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为以内涵为主、以科技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

努力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方式，是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核心内容。首先，要发展节能环保新能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高新技术的发展，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同时，还要用高新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实现高碳产业的低碳化发展。此外，还要转变消费方式；正确的消费理念可以引导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加强技术创新，发展低碳新兴产业，是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球都在应对气候变化，对低碳产业的需求非常强劲，这对中国加强技术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必须抓住世界低碳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将国家政策激励与企业自身动力相结合，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打造低碳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要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与国内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国内发展经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建设良性社会；在国际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在近期，中国要解决国内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问题，实现绿色发展；在远期，必须打造低碳的核心竞争力，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低碳发展，做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国内可持续发展的双赢。（作者：何建坤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关键词：低碳发展 城市治理

公众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确是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地球的生死存亡。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不仅是生活得便利与否的问题。气候变化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使得中国政府有能力非常有效地解决复杂的、相互联系的问题，这是中国很独特的优势。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发展模式。（莫里斯·斯特朗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任执行主任）

城市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随着全球城市化迅猛推进，城市所面临的资源环境与人口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城市作为人类生活的主要空间载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与城市未来发展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保护问题事关城市未来，城市需要在应对环境变化中发展和进步。推进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城市的责任，也是加快城市发展转型、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内在需求和必然选择。（洪浩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局长）

要把气候看成一个目标，把能源看成战略，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发展不是一个战略，而是一个方法，是使用战略、使用政策的方法。发展和能源之间不是零和游戏，二者是可以共赢的。它是正和游戏，一旦实现，所有人都会受益。工业革命最初始于廉价能源的发现。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前夜，革命的目标是找到大量廉价的、负担得起的、可再生的能源、资源。（塔里克·巴努里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可持续发展司司长）

城市，是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源头。很多城市中存在着恶性循环。人们建设道路，当道路非常拥堵时，再修道路，建了道路以后，又被车辆拥堵住了。于是城市进一步扩大。扩大以后，人们就更想买车，进一步造路等等。这样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因为在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中，汽车交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需要采取行动。应该鼓励更多的人使用公共交通。要强调的一点是，公交车必须也是清洁的，而不是污染的。（迈克尔·沃尔什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理事会主席、上海世博会环境顾问）

2 产业发展与绿色创新

弘扬绿色发展 倡导生态文明

城市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要素高度聚集区，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居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日益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更好地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城市发展新的竞争优势。为有力推进城市环境保护，让生活更美好，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饮用水水源的环境保护，让城镇居民喝上干净的水。水是生命之源，发展之基。“十一五”以来，我们把保障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指导各地科学划定和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坚决取缔水源保护区内的直接排污口。前不久，环境保护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编制发布《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年）》，明确提出到2015年，水质达标的饮用水水源地比例不低于90%，到2020年达到并稳定在95%以上。

第二，推进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让城镇居民呼吸上新鲜的空气。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环境安全。要改善城市能源消费结构，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完善区域空气质量监管体系，加强空气质量保障能力建设。

第三，强化农村环境保护，让城镇居民吃上放心的食物。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取得较大进展，但是农村环境形势仍然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老污染相互交织。这不仅影响农村居民生存环境，也威胁城市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安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必须坚持城乡环境保护统筹考虑，协同推进。

第四，狠抓污染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让城镇居民在优美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污染减排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加快实施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强化对水源、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生物等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努力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与城市环境质量的协同改善，让城镇居民在山青水秀、天蓝地绿的优美环境中生产生活。

第五，推动绿色发展，让城镇居民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更加突出“绿色复苏”的理念，纷纷实施“绿色新政”，把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绿色经济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内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都强调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平衡、和谐共生，可以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中。要弘扬绿色发展，倡导生态文明观念，以环境友好促进社会和谐，以环境文化丰富精神文明。（作者：周生贤　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

低碳世博：理念的展示区

世博会对于城市来说有很大影响。在过去160年当中，一方面世博会对建筑环境有物理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世博会对社区也有很大影响。全球化的今天，人们都在寻找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方案，现在的世博会也必将成为这个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国际展览局是一个负责世博会申办和监管的国际组织，早在1974年，国际展览局通过一个尊敬自然的决议，第一次出现了类似“绿色”、“可持续”的概念。

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世博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和示范，向人们展示了建筑可以怎么建好，基础设施如何做得更好，城市应该做何改变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世博会已经成为一个示范区，成为一个理念展示的地方。全球化的世界里信息流动很快捷，世博会不应该只是一个产品或技术的展示会。现在的世博会已经是理念的展示区。世博会应该推动创新项目的产生，所以，上海就选择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一个主题。

目前世博会的目标是要推动大家了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做到理念的转变，首先是要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其次是要提高公民意识。

中国好像一个大实验室，很多人都喜欢把新理念拿到这里来实验。不管是技术还是基础设施，多么疯狂的想法都可以首先在世博会里进行测试。可行的话，再加入到城市的建设中去。

世博会不但需要创新，更需要节能与环保。其基础设施、世博建筑，从选址开始就要求绿色低碳，到世博会结束之后，材料能够重复使用。有些建筑在世博会闭会之后将会拆除，是否可以重复使用至关重要。此外还涉及能源使用、交通等等问题。

通过世博会，上海把市中心的两个污染源解决了，一个是发电厂，现在成为一个场馆；还有一个是船坞，原来造船的地方也成了场馆。从各个角度来说，这都是很好的做法。上海也使用了太阳能板，随处可见的交通也是使用绿色能源的。

以往世博会是产品和创新的展示，现在是理念的展示，这无疑是上海世博会的另一个创新。城市最佳实践区就是理念展示的最好地方，通过公开实践的过程来展示理念。世博会可以通过实实在在的建筑向大家展示房子怎么建设可以可持续发展。园区里的一个绿色环保公园，实现了废水、废物再利用，通过废水再利用对公园绿地进行灌溉。

展望未来的世博会，2012年世博会将在韩国丽水举行，那是一个海港城市，是一个能源海洋公园，这个地方为世博会提供能源，世博会之后为城市提供能源。2012年世博会将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可以实验潮汐能的使用、风能的使用，通过世博会让公众了解到新能源技术。（作者：菲德丽卡·布萨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顾问）

关键词：绿色产业 节能建筑

应对环境变化，遏制气候变暖，建设绿色家园，促进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是每个城市、每个企业、每个市民共同的责任。（季建业　南京市市长）

继承传统，立足创新，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和谐共生，厚德载物”的价值观，其核心是和谐。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思想和适应自然与社会变化的和谐观，以及在城市、建筑、园林中所形成的鲜明特征，是我们从事中国现代建筑创作可以借鉴的宝贵财富。世博会中国馆的创作，传承中国建筑文化“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理思想，建筑源于多元的中国元素，以现代手法加以整合、提炼，构成“东方之冠”的建筑造型，表达中国文化内涵和精神特色，并通过现代材料、技术、环保、节能措施，创建人性化的建筑和城市开放空间，体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创想的交融。（何镜堂　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钢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行业，当世界各国都在寻求提高生活标准和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时候，未来对于钢材需求的持续增加将是不可避免的。长期以来，人们仍普遍认为钢铁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而事实上钢铁是当今最环保的绿色材料之一。判断一个产品是否环保，要从其全部的生命周期来测算。通过将钢铁和玻璃、水泥等其他相近材料进行生命周期的比较，可以发现，钢铁是成本性价和环保性能最优的一种材料。而绿色能源及低碳技术的运用，也将最终带领钢铁行业走向低碳发展的道路。（马国强　宝钢总经理）

从技术角度来说，现在许多人不把能效看成一个问题，而是看成一种“奢侈”。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建筑的节能设施可以给我们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好处。建筑业的节能机会单独来看都是很小的，但是总量很大。如果全部累加起来，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改变。所以，想要在全球层面解决建筑业的问题是一个挑战。这里有三个元素跟建筑行业有关，就是运输、建筑和垃圾处理，这三个最容易处理，而且效果也最好，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在这三个领域。（阿拉伯·霍巴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司司长）

3 公众参与和可持续的生活

倡导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在，城市已经集中了全球50%以上的人口，城市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交通，集中居住的条件，以及优质的电力、燃气等能源供应，城市为人类提供了更高的生活质量。但我们也应看到，城市人口集中，交通、建筑、采暖、照明以及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大量的能源，同时工业生产也大多集中在城市地区，城市能源消费已经超过全球能源消费的70%。城市是温室气体排放最集中的地方，城市的空气质量普遍较差，由此引起的健康疾病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此，城市在给人们提供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应对环境变化负有重要责任。发展低碳能源、建设低碳城市，已成为城市面临的共同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已达到6.2亿，占全国人口的47%，比1978年上升了29个百分点。城市发展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现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能源消费迅速增长，我国在短短十几年内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北京、上海等城市空气质量下降，晴朗天气减少，看不到明亮的星星，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重视城市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已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建设低碳城市、减少环境污染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建设低碳城市，应对环境变化，需要城市领导者和居民的共同努力，坚持科学发展，促进城市和环境和谐。借此机会，我提几点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城市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大力发展天然气、水电和核电等绿色支柱能源，积极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非水可再生能源，推进传统化石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不断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能源低碳化发展。在大城市不应再建设燃煤发电厂，上海、南京等缺煤城市更应作出表率。

第二，促进城市低碳发展。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贯彻低碳理念，着力推进交通、建筑和照明节能。推广太阳能光热一体化建筑。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加强城市智能电网和分布式能源建设。推动能源技术进步，提高城市能源利用效率。

第三，倡导低碳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能源消费的主体，每一个城市居民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倡导绿色的出行方式，采用低碳的居住方式，使用高能效的家用电器，积极树立节能意识。

第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当前，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发展低碳能源，开展低碳城市建设，有很多值得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也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我们应该加强交流，推动务实合作。（作者：张国宝　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

积极引导全社会可持续消费

当今世界面临多重危机的挑战，环境和气候问题正日益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国家都在努力探索应对危机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并不约而同地在其发展计划中推出绿色新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总量已位于世界前列，但是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对当今社会生产、流通和消费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决定了建立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体系，是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两个重点领域和基本任务。而大力倡导并发展绿色经济，可作为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抓手。

为全面落实中国政府所做出的庄严承诺，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同时更加关注可持续消费领域的政策调整和有效实施，建立并不断完善有利于促进绿色和可持续消费的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全面实施旨在推动绿色消费的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制度，并加速政府绿色采购和消费制度法制化的进程。

当前，中国在可持续消费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可持续消费政策框架基本形成：第一，在可持续消费的法律制度方面。可持续消费的法律制度包括在政府和公共机构内推进政府绿色采购和消费的制度，还包括可持续消费涉及全过程的领域。我国已经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清洁生产制度、中国环境标志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使资源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实现高效率的循环和利用，有力地保障可持续消费最终目标的实现。

第二，在可持续消费经济政策方面。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绿色金融制度、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等激励性经济政策，它将有力地推动可持续消费中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与环境保护。要依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行政、经济、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行为，促进我国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有效推进绿色与可持续消费，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的发展。

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是中国当前发展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促进消费观念的转变，倡导可持续消费模式，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也是促进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由之路。（作者：唐丁丁　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

关键词：循环经济 绿色消费

人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间不断地学习进步，同时城市化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等。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同时拥有良好的环境，两大概念非常关键，即绿色政策和公民参与。公众是有知情权的消费团体，通过这个方式也能让百姓知道电力分配情况，只有当绿色环保概念与个人休戚相关时，公众才会自发积极地参与，帮助政府节省成本。这就是循环经济的理念。（克劳斯·特普费尔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

工业革命是一种技术引领型的革命，是主动的革命。而我们的低碳革命有自己的特点，是被动的变革，它是在碳的刚性约束下的一种转型。中国作为工业革命进程中的后来者，有后发优势，可以采用先进的技术，但是也有劣势，就是在碳约束的情况下，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而所受到的压力就相对较大。低碳转型就是由高碳向低碳过渡，这也是城市发展所面临的一个矛盾。如果没有高碳，那么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有延滞，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要减慢，而且促进低碳发展的资金就没有来源。但是不管怎么样，低碳发展应该是势在必行。低碳是城市的竞争力，也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以前的消费方式、生产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发达国家仅占据全世界人口的15%，却占用、消耗着50%以上的能源资源，这是不平衡的。对于人类生态方面的足迹，包括碳足迹，我们很难乐观。当然，有些消耗似乎是必须的，但人类太过浪费。联合国秘书长曾经说过，你如果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也许有朝一日可以改变世界。这种变化已经在发达国家缓慢地发生着，在发展中国家也在发生着，包括在中国。（罗黛琳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过去十年，上海市政府积极探索上海环境保护特有的道路。统筹考虑各类环境问题，无论是传统的城市的环境问题，还是区域的乃至全球的环境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解决。主要的途径是四个方面：第一是优化的产业能源结构和布局，第二是完善我们的环境基础设施，第三是创新技术体系和政策体系，第四是积极引导我们城市居民的消费和生活模式。（方芳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城市中国”：各方利益如何协调 2010年10月22日 14:39:49 　来源： 光明日报 

不久前，在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城市化论坛上，与会专家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将突破50%，这意味着我们即将告别具有千年历史的“农业中国”时代，迈进“城市中国”时代，也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将迎来新一轮跳跃式的发展。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求解“城市中国”将面临的各种难题。

城市规划要协调好各方利益

樊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城市本身是一个公共品，城市化是一个公共进程，是一个公共品提供的过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需要有一个规划，一个中国城市化布局的规划。政府要统筹规划，做好经济社会分析、人口走向、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运输成本的分析，包括土地的供给、土地的整合、农村宅基地怎么置换等等。这正是“十二五”期间推进城市化进程需考虑的。

秦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无论是产业的更新还是改革开放，都涉及到一个城市群的核心问题。城市化需要的不是单个城市的发展，应是区域的发展。区域中涉及到若干城市，城市群的发展，应走出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实现健康的发展。区域发展对今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进是功不可没的，如果中国再出现两到三个像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城市群的话，中国的经济实力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跃进。

李秉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规划有三个：一个是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个是由国家发改委提出来的；一个是城乡规划，这个是建设部多少年来做的；还有一个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这个是国土资源部管的。这三个规划都有法律依据，规划内容各有不同，各有侧重，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三个规划直接涉及到城市化发展问题。我们建议，在制定实施过程中要更好地协调，这是降低行政成本非常重要的方面。

户籍制度改革是必然的，早改比晚改好

樊钢：现有的户籍制度属于贵族享受的公共产品，我们必须淡化户籍制度，强化常住人口概念，走双轨制。如果按照现有的户籍政策水平推进城市化，那每年只有少量的人能够进入城市户籍，进程会非常缓慢，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大。如深圳，户籍人口280万，常住人口680万，把280万的公共服务保住，新增加的资源向680万常住人口倾斜，给他们提供渐进的逐步健全的、逐步提高的医保和城市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实现双轨过渡，这样会加快城市化进程。

徐强（重庆市统筹城乡配套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的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实现了“土地城市化”。然而，以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为特征的城乡二元特征，又带来了“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分离。目前的户籍制度约束了“刘易斯拐点”的正常出现，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吸纳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这是二元经济结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牛凤瑞（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改革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为农民工顺利实现市民化提供一种制度和政策的平台。这个基本的物质条件或者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如果我们仍然以原来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方式，只会影响城市化进程。改变这种户籍管理制度是必然的，早改比晚改好，改得晚将支付更高的社会成本。

李秉仁：现在的城乡，所有的社会保障都与户籍有关，不管是医疗也好，教育也好，最低保障也好，还有养老等等。如果户籍制度不去改革，所谓的二元结构各个方面的问题肯定是很难解决的。重庆的试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毕竟它是在保障农民权益，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推进的改革，也是一种创新，这直接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化涉及到以土地换社保等土地流转的问题，如果农村的宅基地没有流转的话，城市化的进程是很难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必然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

不能用农业社会与计划经济思维方式审视城市化

牛凤瑞：现在很多口号都有误导嫌疑，比如说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引导农民有序进城、有序流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投资要向农村倾斜等等。这一类口号实际上背后的含义是：农村就发展农村的，不要干扰城市现有的利益格局。这种思想，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我们不能用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也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去审视我们的城市化。

李津逵（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主任研究员）：当我们今天谈到城市化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2亿多农民工走进城市了。全世界没有这么多的人可以腊月三十回到自家的炕头上，正月十五又走到沿海和城市，这么大的一个迁徙，钟摆式的运动已经出现了。中国的城市化，确有误导。你想到大城市来，我告诉你小城镇大战略；你想进城，我告诉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之，哄着吓唬着不能让农民进城。但是已经有2亿多农民进了城。

确保农民工体面地生活和工作

张幼云（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要使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能享受跟市民一样同等的待遇，就是让进城农民工安居乐业。要安居乐业就需要有体面的工作，体面的生活。第一，体面工作就是男性和女性在自由、平等、安全和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和生产性劳动的机会；第二，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第三，扩大社会保障；第四，推动社会对话。这四个方面是有机的整体。

秦虹：要实现农民工宅基地的财产性功能，放大其在城市住房支出的能力，让农民工在城市里定居。对农民工来说，除了打工收入之外，原来的宅基地应该实现财产性功能，或者允许出租，允许转让，或者允许抵押，到银行贷款等等。如果实现对接的话，将会大量减少农民工打工之后出现的空心村问题，减少大量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樊钢：客观上说，城中村、城边村不是贫民窟，它已经是农民建好的房子，有电有水。不要用城市贵族的水平去衡量一切。要考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要为他们提供能够支付得起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城中村也好，城乡结合部也好，它降低了我们城市化进程的成本。它给农民工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住房满足，同时也给原住农民一个致富的门路。

延伸阅读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户籍制度：现代户籍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

◆城镇化：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城市化：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城市群：城市群又称城市带、城市圈、都市群或都市圈等，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城市的集合。由多个城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即可构成经济圈。（记者 梁 捷）
国外如何破解城市“堵局” 2010年10月13日 09:24:49 　来源： 光明日报 

提高公共出行交通工具的舒适度，是改善交通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

图为十月十二日，北京一辆公交车上拥挤的人群。记者 赵洪波摄

编者按：国际大城市交通拥堵是世界性难题。自从世界范围内形成小汽车进入家庭的浪潮后，随之产生的交通拥堵就成为许多国际化大都市现代化、城市化和机动化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阶段。这些大都市破解“堵局”的经验或许能对中国有所启示。

几乎每一座大城市,都在发展过程中遭遇过交通拥堵。纽约早在60多年前就经历过大堵车,伦敦、巴黎、东京和洛杉矶等都曾经或仍旧饱受拥堵之困。虽然各国采用的招数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经历过扩大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发展公共交通、加强交通需求管理和智能交通管理等多个阶段和途径。这其中,既有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经验一：引导小汽车科学出行

数据对比:美国人口约为3亿,90.3%的家庭拥有1辆或以上机动车。纽约目前拥有机动车660万辆,其中在路上行驶的只有100余万辆,出行率为20%左右;而北京目前的450万辆机动车中,出行率却高达80%。

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超速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正以30年至40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城市机动化过程。因此,与纽约和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北京的交通拥堵也似乎“来得更猛烈”。

纽约目前的机动车数量比北京多出近一倍,但早晚上下班高峰时,也并未出现像北京这样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纽约采取多项措施鼓励“拼车”这种科学出行的方式,“拼车”不仅省钱,还享有“特权”。由于出入曼哈顿岛的桥梁和隧道是纽约的交通瓶颈,为疏导早高峰期间大批进岛的车辆,纽约交通局将连接曼哈顿和周围几个区的桥梁和隧道都改为进岛通道,并规定这些通道仅供有两名或两名以上乘员的车辆使用。

“洛杉矶作为世界上拥有汽车最多的城市,人均拥有1.8辆汽车,交通拥堵十分严重。”洛杉矶大都市交通局副局长保罗·泰勒说,为鼓励多人合乘一辆车,洛杉矶专门设立专用道和智能电子收费系统,如果超过3个或4个乘员同乘一辆车,就可以使用快车道。

“北京拥堵严重的原因之一是小汽车被高强度使用。”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说,北京、上海等许多国内大城市的私家车使用成本低,因此每年出行的里程数居于世界前列。北京的小汽车年均行驶里程为1.5万公里,是伦敦的1.5倍、东京的2倍多,同时也高于洛杉矶、香港等国际大都市。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刘小明说,靠经济的杠杆来调节和引导中心区小汽车的合理使用,是目前各大国际城市的通行做法,比如新加坡、伦敦等城市在中心区征收拥堵费、东京中心区收取高昂的停车费等。

在东京,路旁或大厦内每小时的停车费约合人民币40元至100元不等,而违章停车的罚款更高达1000元人民币。如此高昂的出行成本让东京的车流畅通了不少。

在很多国际化大都市,多数人只有外出游玩和去超市购物才选择自驾车,而超市也大多建在郊外。而在北京中心区,每小时停车费为2元至10元不等。400多万辆车大部分集中在六环内城中心区行驶,六环内小汽车通勤比例达到35%以上,几乎为东京的两倍。

“由于城市空间极其有限,因此收取交通拥堵费可以直接减少小汽车进入中心区的数量,效果显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建议,北京应收取交通拥堵费。

新加坡是最早实行缴纳“道路拥堵费”的国家。新加坡面积约有700平方公里,拥有车辆90万辆左右。虽然高峰时间也常有堵车现象,但“堵死”的情况很少。早在1975年,新加坡就针对交通繁忙的路段和区域进行收费。

仇保兴说,2003年伦敦也实施了中心区拥堵收费,对进入中心区的车辆收取5英镑,后调整为8英镑。实施拥堵收费后,伦敦2006年的拥堵水平与2003年持平,在减少的小汽车出行中,50%以上转向了公共交通。

此外,新加坡还规定,个人在购买新车时,必须首先向政府提出申请,投标购买一张有效期为10年的“拥车证”。一个“拥车证”的价格约合15万元人民币。10年期满后,驾车者无论是继续用车还是再购新车,都必须支付另外一笔费用。

经验二:公交先行是根本出路

数据对比:巴西库里蒂巴建设了快捷、方便、舒适的大容量快速公交(BRT)系统,吸引了80%市民的交通出行,其燃油消耗也只有同等规模城市的25%。2009年,北京的公共交通仅占交通出行的39.3%。

表1 世界各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经验

自2004年12月北京市开通中国第一条快速公交系统(BRT)以来,北京市已经建设了多条快速公交线路。不过,这些快速公交线路,却时常出现“快速公交不快速”的尴尬。

而早在1974年,巴西库里蒂巴市就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条快速公交线,建立专用道路,来实现公交车快捷、准时、舒适和安全的服务,效果特别显著。其快速公交系统已经被国际公认为“最好、最实惠的公共交通系统”。

巴西能源基金会专家保罗·吉斯都吉奥表示,虽然库里蒂巴人均小汽车拥有量居巴西各城市首位,但污染却远低于同等规模的其他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大大缓解。

保罗·吉斯都吉奥说:“要改变目前的城市发展模式就必须实施公交先行的发展战略,使人们更加理性地使用汽车,促进私车与公共交通、慢行交通之间竞争平衡局面的形成。”

仇保兴说,伦敦实施中心区拥堵收费后,减少的小汽车出行中,50%以上转向公共交通。对于空间利用来说,公共交通是最佳的交通方式。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已经是全国的共识。刘小明表示,这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的必然选择。北京未来将建立节约化、社会化公共运输方式为主导、多交通方式运转的交通系统。

巴黎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确立了轨道先于小汽车发展的交通战略,当时市区轨道网密度已达到2.2公里/平方公里,既有的400多公里轨道交通网目前仍在扩充;在东京也没有强制实施机动车限行措施,但是,发达的地铁系统、便捷的换乘中心,让乘坐地铁和电车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

而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公交不准时,车厢太拥挤,换乘不方便等问题降低了人们乘坐的幸福感。在北京,虽然坐地铁时间有保证,但复杂的换乘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铁的快捷。因此,合理安排线路、方便换乘、提高便捷性和可靠性是中国发展公共交通的重要选择。

经验三:培养绿色出行习惯

数据对比:丹麦哥本哈根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形成局部自行车道网,现在超过40%的市民选择骑自行车通勤,是远近闻名的“自行车城市”。相比之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自行车出行比例高达62.7%,此后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2009年仅为18.1%。

表2 世界各城市交通结构统计

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小汽车高速发展之后,也逐步意识到自行车出行对健康、环保、节能等方面的重要性,因而各大城市出现了绿色交通“回归浪潮”,由“车本”向“人本”回归。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洪洋介绍,近些年,很多国际大都市也在不断改善自行车使用环境,如建设和加密自行车专用道、改善自行车停车设施、优化信号灯交叉口等,既方便了民众出行,也促进了自行车出行比重的提高。

总人口只有540多万的丹麦,却拥有超过420万辆自行车,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是丹麦人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首都哥本哈根86%的议员骑自行车出行,许多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也都骑自行车上下班,这归功于城市自行车道的良好设施。

哥本哈根自行车道皆为双向车道,政府在建设自行车道时非常细致,甚至考虑了背风和迎风的方向。这些便利设施让自行车的时速可达15—20公里,而交通高峰时刻的汽车时速也只有22公里。

此外,在哥本哈根地铁站附近、商店周围、校园内,甚至政府机构门前,都有免费的自行车停放处。

此外,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等城市都从政策上将自行车交通列入不同层次的城市规划和城市交通规划中;巴黎目前有2万辆公众自行车和1000个站点、413公里长的自行车道。

郭继孚说,在北京,低于5公里的短途出行占小汽车出行总量的44%,也就是说,骑自行车能到达的目的地,近一半的人却选择开车出行。调查显示,自行车道不连续、停车没地方、行车不安全成为中国自行车出行比率逐年下降的三大原因。

北京奥运会经济顾问、比利时交通专家范克高夫先后在北京居住近30年,他认为,北京应鼓励骑自行车上下班。不过,停自行车的地方越来越少是他在北京出行遇到的一大困扰。他说,在写字楼和大饭店门口根本没有自行车停放的地儿,要是骑个自行车到豪华饭店去,肯定会招来门卫异样的眼光,好像骑自行车的人低人一头似的,根本体现不出对绿色出行的鼓励。范克高夫建议,把自行车放在城市客运交通大系统发展战略中进行规划和研究,建设一个低碳绿色的交通系统。
透视城市“堵”局：新规划如何不犯“老错误” 2010年10月11日 09:07:08 　来源： 光明日报 

如今,中国大城市纷纷陷入“堵局”。放眼世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无不经历过并仍饱受拥堵之困。拥堵,一道世界难题,一个难以治愈的“城市病”。尤其北京,很多人把城市交通的问题归咎于早期规划的失误——历史形成的大路网格局,“同心圆”式的扩张模式加之城市功能布局的严重失衡。“战略的失误要用战术修正,何其困难!”有专家这样感叹。

北京长安街上绵密的车流。记者 高腾摄

但反过来说,难以治并不是不能治,不等于束手无策,更不能成为搪塞问题的理由。相反,我们更要弄清症结所在,以更富创新精神的方案和手段去破解“拥堵”这道世界难题。

公共服务资源为何难以均衡

缘起:陈祖光家住北京回龙观社区,前两天,他4岁的女儿发烧了,他晚上开车赶往北京儿童医院。“早就知道儿童医院停车难、看病难,在停车场出口,我还是被吓了一跳,走廊里、花园里、门口边、马路旁,家长们席地而卧。”而就在北京儿童医院不远处,还有另外两家大型儿童医院。“这么多好医院都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往我们家那边分一所呢?”

学校、医院、图书馆、演出场所……城市中心,集中了大量优质公共资源。仅以医院为例,北京的许多医院已不只是北京人的医院,更是全国人民的医院,大量的人流从不同地域汇集于此,交通拥堵在所难免。公共服务机构的本质是服务于百姓,但过于集中的分布一则背离了公共服务的本意,二则更增加了不必要的交通需求。而今天,北京1000余所小学的门前及附近道路上,由于接送孩子正在形成交通拥堵……

此外,由于大量商务区和行政办公区集中于市中心,过度开发和人流高度聚集,高昂的房价让大量人群迁往外环和城郊,而这些地方却不能有效吸纳就业,导致职住分离矛盾加剧。“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被喻为“睡城”。居住在这里的39万“候鸟居民”每天长途跋涉去城里上班。这里的一位经营者感慨地说,他在天通苑的酒吧经过一年的惨淡经营最终关张。很多人路上为对付拥堵已经累得不行,回到家就只想睡觉,请他去饭馆白吃都不肯去。在这样一个睡城,能做什么生意?

城市规划的预见性不足,城市产业布局的失衡,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交通拥堵的“隐患”,而当实际的拥堵问题出现后,再去对已有规划进行改良,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

交通问题不仅是交通规划的问题,更是城市总体规划布局以及城市公共资源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城市规划被喻为城市第一资源,规划的失误将带来建设的失误,而建设的失误往往难以弥补。在交通状况日益恶化的今天看来,抓住这个“第一资源”无疑就是抓住了“牛鼻子”。这也给我们提出新的考题,在城市重要资源布局之初,必须经过严格的交通环境评价,以确保其设置的科学性。

各种“规划”为何各自为政

缘起:前不久,各省市公布了本省汽车振兴规划。吉林省宣布,以做大做强一汽为核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扩大总量为目的,积极培育自主品牌。2011年,达到150万辆,三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以上。安徽省宣布,到2011年,汽车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250亿元,产量达到100万辆,到2020年,实现工业增加值1000亿元,产量达300万辆,确保自主品牌车全国第一的位次,力争进入世界前10位。从国家的层面,“十二五”对汽车产业寄予厚望,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但是,交通部门将承担汽车数量剧增带来的巨大压力。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产业规划、土地规划之间的分离将带来交通拥堵的进一步加剧。

北京东三环亮马桥下人们争相搭乘公交车。记者 赵洪波摄

现在看来,中国各大城市交通规划不应只限于交通领域,更应该站在更高层次和更重要的位置上。其中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交通规划与土地规划的协同。

比如,现在很多人抱怨公交换乘不便,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线路规划之初并没有与土地部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土地利用规划大多缺乏综合交通分析,交通规划也往往因为缺乏土地利用资料,降低了分析的精确度和现实的指导性。因此,如何使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更好地结合,是破解目前交通拥堵问题的重要一环。

此外,规划必须置于城市规划的大局之中,这就需要真正整合城市规划、土地规划与交通规划,真正使得交通用地等能够落到实处。而反观北京,许多地铁口由于缺乏公共交通的衔接,常常变成黑车活动和小贩摆摊的首选之地,极大地破坏了北京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而一条轨道交通周边常常聚集着众多的人口,这就需要在规划之初加强交通站点周边开发综合研究,综合考虑交通与土地开发。此外,北京很多大型社区、建筑楼宇设置之初没有考虑跟公共交通密切结合,这方面未来是大有文章可作的。

规划如何才能更贴近现实

缘起:目前北京千人拥有汽车量达256辆,尽管增长很快,但和韩国、日本、美国的千人拥有机动车数量比,还相差很多。为什么我们汽车拥有量相对较低,但拥堵状况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呢?另一组数字似乎给出了答案——相比伦敦、巴黎、纽约、东京,2009年北京市中心区轨道交通线网总长度和密度远远低于这几个城市。更重要的是,人均道路面积相当低——2008年北京市人均道路面积只有6.2平方米,而几个大的世界城市都达到了10.7平方米甚至28平方米。

今年年初,北京市提出要建世界城市,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GDP总量、人均GDP增长很快,另一方面,相比伦敦、巴黎、纽约等世界城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水平,仍然还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我国汽车保有量增长迅速,另一方面,我们人均汽车拥有量却仍然较低。

但另一组数字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北京市人均汽油消耗年增长14.9%,中国是12.9%,韩国和日本仅仅是2.6%和1.8%。试想,如果我们人均汽车拥有量达到日本、韩国目前的水平,那么我们国家的汽车总量将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是这样,中国将耗用多少资源?

这也给规划者提出了考题——如何客观看待我们的发展水平?如何合理追求我们的发展速度?如何科学规划我们的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规划者要有“发展”的眼光,规划者也要有“联系”的视角和“前瞻”的思维。

再以北京为例,交通拥堵的问题,已从中心区扩展到全城,而且现在正逐步扩展到北京以外。京藏高速公路大拥堵已不是个例,城际公路的拥堵已开始蔓延。由此,要解决北京交通的问题,必须要跳出北京来研究北京。京津冀当之无愧是世界级的城市群,它与世界联系的便捷度、与国内大区域间联系的便捷度、与大城市群联系的便捷度,都需要我们站在世界城市群的角度,从战略层面上考量。让天津、河北等更多的城市参与交通问题的总体设计。

如何改变“一届领导一张规划”

缘起:上个月,福建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14名福建各界的教授、律师、法官、高级工程师、城乡规划管理人员等社会人士,在听证会上发表观点。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指出,当前城乡规划变动较快,刚性不强,建议通过程序设计来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避免随意修改;应注重城乡有机统筹平衡、规划部门权力和责任的平衡、监督与实施之间的平衡;通过建立听证会、公开征求意见等机制,使群众参与规划、监督规划。

小胡同一个个被拆除,马路一天天扩宽,高楼越来越多,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

而反观国外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风格大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维持不变。这不禁让人反思。在我国,有的城市一换届,领导者就急于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出现“一届政府一张规划”的现象。这也是城市整体规划缺乏科学性的原因之一。

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严格规定城乡规划的修改程序?如何建立规划公示制度,方便社会各界及时了解规划蓝图和规划建设动向?这不仅关系着规划的科学性,更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

交通规划设计要增强前瞻性,需要更多的规划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城市学等方面人才的共同参与。此外,长期以来的行政体制将多个道路交通职能部门划定为条块分割、独立运作的行政单位,规划局制定道路规划,交通局管运输市场,公路局管道路养护施工，环保局管汽车尾气污染,城管局管占道经营,交警队管交通管理。由于政出多门,加之职能部门之间由于部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容易出现种种弊端。此外,过去的规划更重视建设硬件,而如今随着机动车数量越来越多,汽车文明也被广泛关注,如何从软件上规划未来交通发展无疑是一个新课题。

眼下,“十二五”规划正在酝酿之中,“新规划”如何不再犯“老错误”，还需要多管齐下,统筹兼顾,确保其科学性和强制性。（冯 蕾）

【专家视角】

【观点】城市总体布局决定交通成败

黄富民(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解决交通问题,在交通政策上要使各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面对日趋拥堵的交通状况,更有必要为公交和步行创造条件,使更多市民出行时选择这两种最合理的交通方式。城市的总体布局决定城市交通的成败。总体布局不合理,即使投入再多的资金,采取再多的措施,交通问题也没法解决好。应当提倡分区的混合功能,做到居住与就业的相对平衡。

【观点】交通需求与交通供应的矛盾将愈发严峻

陈仁春(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研究所所长):福州市区2000年汽车牌照放开以来,汽车保有量以每年平均超过20%的增长率猛增,从原来的约4.5万辆增长到2009年底的约30万辆,总量是原来的6倍多。而与此同时,作为交通载体的市区道路网每年平均增长不到6%,总量仅为原来的2倍左右。长此下去,市区交通需求与交通供应的矛盾将愈发严峻,这将成为政府和市民必须面对的大问题。

【观点】规划硬件,更要规划软件

殷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主任):因为拥堵,法律变得弹性极大。现在的红绿灯对许多人来说根本没有制约。红绿灯是法律的标志,有的地方红绿灯旁边如果没有探头,这个红绿灯几乎和没有是一样的。我们的规划一般做的是设施的规划,是硬件的规划,软件的管理一定要在“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作为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观点】规划程序也要创新

王江燕(城市高级规划师):我们从规划的过程上和实施的角度,也应该有所创新。从规划者的角度上来讲,应该认真、定量、系统分析交通拥堵的原因。在拥堵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贡献因素?比如说土地布局的因素到底占到多少?小汽车增长的因素在其中占多少?现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人说警察管得不好,有人说地铁太少,有人说车道太窄了。真正建立一个系统解决方案,需要决策者、规划人员、企业、市民形成联合机制,并定期评估交通对策。

【观点】整合土地规划与交通规划

吴洪洋(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解决拥堵首先应真正整合城市规划、土地规划与交通规划。二是真正大幅度提高小汽车的使用成本,目前北京市平均66%以上的有车族一个月的停车花费不到300元,还是相当低的。三是真正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包括大力建设轨道交通。四是真正体现非机动化出行优先。五是真正加强信息技术在出行服务方面的应用,提升整体服务水平。(记者李金桀、李慧、颜维琦采访整理)

细节的规划不容小视

立交桥规划应更科学

10月10日上午10时,尽管是休息日的非高峰时段,北京西直门桥依然堵成一片。

有专家认为,北京西直门立交桥、苏州桥等花费巨资建设的交通项目,从投入使用当天算起，不但没有缓解这些地区的交通拥堵,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拥堵加剧。虽然当初建设的初衷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看,却体现出交通设计规划的“先天不足”。

9月25日早高峰时段，一位北京市民骑车从广安门桥上经过。新华社记者 公磊摄

在北京市政协委员艾克拜尔·米吉提递交的针对北京立交桥的提案中,他重点列举了北京包括西直门、北辰西桥、万泉河桥、苏州桥和三元桥在内的5处立交桥,认为北京的立交桥大多带着明显的缺憾。他在提案中说,北辰立交桥缺少由北向东衔接北四环东行方向的引桥。而连接北三环与北四环的万泉河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缺少万泉河桥由南向西连接北四环西行的引桥,造成西行北四环的车辆,不得不到颐和园路立交桥下调头绕行。这里紧邻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给出行车辆带来极大不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交通环境。

专家建议,北京应该建成一些疏通性道路,在这些道路两侧不要建设居民楼,也不要建设辅路。此外,进口和出口的距离太近,是北京立交桥拥堵的又一大原因。因此,应将立交桥附近的进口和出口之间的距离拉大,以此避免车辆在主路与辅路变换时的很多交织点,给不同行驶速度的车辆在变速的时候多一些缓冲的机会。

公交线路规划应避免重复

“真没想到,4条线没等到一辆车。”南京市民崔小姐气呼呼地说。她在鼓楼站等公交车去中央门南站赶长途车,本有4条公交线可以选择,她以为车多可以随到随走,不料等了5分钟不见一辆车来。眼看就要赶不上长途车了,她只好打了辆出租车匆匆离去。业内人士说,公交线路多,车却不好等,其实并不奇怪。奥秘在线路重复上,而根源则是多头经营资源分配不合理。

对于公交线路设计问题,重庆交通大学道路运输学院教授李淑庆说,一个城市的公交线路重复率在25%属于正常,重庆的公交线路重复率达到了40%。他表示,目前重庆市的地理条件,修更宽的路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公交线路的优化,减轻道路压力,节约运力。

有关专家指出,过多重复设置的公交线路也是导致拥堵的原因。很多城市出现公交车进站排队的主要原因是线路设置不合理。比如地铁沿线,本身有地铁通过,已经很方便了,但路面上还有多路公共汽车通过。公交线路设计首先要考虑需求,主要目的是解决居民多方向出行问题。这就要求对公交客流进行科学分析,是潮汐式客流,还是典型的高峰客流,有多大预测客流量,走向又如何?同时线路长度、场站等也是城市公交设计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停车场设计如何更人性化

在武汉,刚买新车不到一年的魏先生很无奈:“每次开车出来,最头疼的就是停车问题。把车停在停车场虽然安全,但麻烦事太多,尤其是地下停车场大都经过很远的过道,绕来绕去,像是在迷宫里穿梭,每次虽然把车停在车位上了,可这心也快堵死了。”

“谁说不是呢?”在某报做编辑的吕女士说,“地下停车场一般修建的过道都太窄,拐弯难度特别大,一不小心就蹭了车。前几天,我在东方广场停车场,那里没有方向指示牌,场内七拐八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停不到位,你说以后我还敢去吗?”

某保险公司的熊先生告诉记者:“让我拒绝地下停车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修建的坡道太陡,像我这样的新手,有好几次都是红着脸请别的司机代劳……”

司机们呼吁,地下停车场在设计上再贴近大众一点,再人性化一点。尤其是最小停车宽度、坡道最小宽度、最小转弯半径等几个重要指标一定要符合标准,另外,车库内的照明、消防设施和设备的布置和安放等都要更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