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怎么删除软件:學習時報：對蘇聯解體認識不能退回“九評”水準

本文摘自：《學習時報》2011年06月27日 第02版，作者：肖楓，原題：《究竟應如何看待蘇聯解體？》

蘇聯解體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應從整體上把握，統籌考慮各方面因素。現在國內已形成兩大派觀點，一派強調根本原因在蘇共，另一派強調根本原因在體制，其實這二者都具“根本性”，並不是根本對立不可相容的。

雙方各有各的道理，但又並不完全在理。體制問題確實具有“根本性、長期性”，但它並非解體最主要的“直接原因”，稱之為“深層根源”更合適。黨的問題的確具有“全局性、致命性”，但對赫魯曉夫之後的蘇共領導不能籠統地“一鍋煮”，含糊地歸結為“蘇共蛻化變質”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鄧小平是對蘇聯解體本質看得最透徹的人，以“南方談話”為代表，他已將傳統的“黨建”思路發展成“大黨建”的新思路。我們不應從“南方談話”的理論高度再後退到“九評”的認識水準上去。

從整體上認識把握蘇聯解體，就應按鄧小平在蘇聯解體後尖銳提出的那句名言行事：拒絕“邪路”，也不走“老路”，而要走一條堅持社會主義又實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新路”。

蘇共是由長期的“左”發展到後期戈巴契夫的右。從蘇聯解體汲取教訓，對馬克思主義既要強調“堅持”，又必須強調“發展”。決不應忘記鄧小平尖銳指出過的另一種性質的“亡黨亡國”，那就是：“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從整體上把握

幾年前胡錦濤同志看望錢學森同志時，曾高度讚揚過他的系統工程理論。當時胡錦濤同志說：“您的系統工程理論強調，在處理複雜問題時一定要注意從整體上加以把握，統籌考慮各方面因素，這很有創見。現在我們強調科學發展，就是注重統籌兼顧，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我認為，胡錦濤同志這裡講的處理複雜問題一定要注意從整體上把握，統籌考慮各方面因素，對於我們研究蘇聯解體問題，同樣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人們難以否認蘇聯解體原因的“多重性”，甚至可列舉出十幾種、幾十種原因。諸如“戈氏葬送說”、“和平演變說”、“錯誤路線說”、“民族矛盾說”、“體制僵化說”、“黨內危機說”、“腐敗層自我政變說”、“群眾拋棄說”、“經濟滯後說”、“背叛馬列說”、“僵化教條說”、“歷史合力說”等等。我認為，只要堅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聯繫地而不是孤立地看問題，上述各種原因和因素，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都可能是蘇聯解體不同側面的原因，不應完全加以排斥和否定。但如果抓住其中某一“說”而否定其他“說”，那必然會犯片面性的錯誤。當然對這麼多原因也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應有主次區分。首先是就“外因”和“內因”而言，當然應肯定內因是主要的根本的，蘇聯是“自毀長城”，問題主要出在內部。在各種內因中，怎麼區分主次，現在明顯地分成了兩大派，一派強調“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於蘇共的蛻化變質”，另一派強調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僵化的體制，在於史達林模式”。

在我看來，兩派各有各的道理，但又並不完全在理。雙方所關注論及的問題，即黨的問題和體制問題，都是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然而無論哪一個都不能作為“唯一”的問題孤立地存在。這兩個問題因關係密切不可分割，沒必要將其根本對立起來，承認一個就必須否定另一個。在一個複雜的系統中，“根本性”問題未必只能有一個，不同角度和層面，可有不同的“根本性”問題。這就是說“根本原因”具有相對性，不宜將其絕對化。如能真正堅持“合力論”，真正承認蘇聯解體是“多重因素”，真正從整體上把握、統籌考慮各方面因素，現在的許多分歧是完全可以通過平心靜氣的討論和交流取得一致的。

體制問題雖具“根本性”但用“深層根源”的概念更好

現在雙方都將自己強調的問題稱之為“根本原因”，而否定對方所強調的問題是“根本原因”，這種做法其實並無必要。因為何謂“根本原因”，內涵並不明確；究竟哪種原因是“根本原因”，也很難說得清楚。

雙方都引證鄧小平的論述作根據。一派說鄧小平強調“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另一派則說鄧小平強調“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並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所以鄧小平強調要重視體制和制度問題，這“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我們要全面完整地領會鄧小平的思想，應當既重視執政黨問題的根本性、全局性，也決不能忽視體制和制度問題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客觀地講，蘇聯的解體不能簡單地歸之於“領導人或領導集團”的“錯誤或變質”。蘇共執政74年，領導人換了一茬又一茬，為什麼黨和國家的各種問題不僅沒解決反而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這顯然與蘇聯黨和國家的體制制度問題關係密切。即使是因為領導人、領導集團或整個黨“蛻化變質”了，這也應從體制制度上去找根源，而且黨“蛻化變質”本身就是政治體制和制度問題的組成部分。正如鄧小平所說的，“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建議不要過分去爭哪個問題是“根本原因”，還是應實事求是地進行具體分析，是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

體制和制度上的問題雖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但它好比人患的“慢性病”，一般不會突然致人喪命，因此將其稱之為“深層根源”更合適。世界上有體制問題的國家很多，但它們不一定都迅速發生劇變。古巴和北韓的體制“很傳統”，但他們沒有發生蘇聯那樣的事。中國的體制本是向蘇聯學來的，但經過30多年正確的改革已實現了騰飛和崛起。蘇聯體制上的問題雖然很多很嚴重，但如果沒有其他條件和原因起作用，“解體”這樣的事情不一定在當時以那樣的形式發生。上世紀末國內出版過兩本書，一本是宮達菲同志主編的《蘇聯劇變新探》，另一本是汪道涵同志題寫書名的《蘇聯劇變深層次原因研究》，這兩本書都強調史達林模式是蘇聯劇變的“深層根源”。我認為，“深層根源”這一概念不同於“根本原因”的提法，在涵義上不易產生歧義，不會讓人誤解為“直接原因”。

將體制和制度方面的“深層根源”與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區別開來，絕不等於說它純屬“歷史因素”，而在解體的實際過程中沒發揮過“現實作用”。決不應當這麼認為。實際情況是，當時局勢那麼嚴重，與舊體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是不可分割的。首先是，反社會主義勢力借史達林“大清洗”等歷史問題搞“歷史虛無主義”，以達到抹黑、否定和徹底摧毀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他們利用其控制的電視臺，反覆播放史達林時期“大清洗”的一些恐怖場面，對鼓動老百姓起來否定蘇共、徹底摧毀社會主義制度起了“動員作用”。其次是，蘇聯解體首先源於信念的動搖和崩潰，而長期扭曲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在這方面起了很壞的“促進作用”。這種體製造成經濟發展滯緩，人民長期過緊日子，使百姓羨慕西方的繁榮，動搖了群眾對社會主義的信心，迷信“改制”回歸資本主義就可過上西方的富裕生活，這是被反社會主義勢力利用的重要“心理因素”。因此，決不能否認體制和制度上的問題是關係蘇聯解體的“根本性、全局性”問題。

值得指出的是，“體制問題”不僅是蘇聯解體的深層根源，而且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中心問題。中國社會主義體制是向蘇聯學的，30多年來中國的體制改革，實質上是去“蘇聯特色”，搞“中國特色”。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全面突破和徹底超越了史達林模式，這是中國成功的秘訣，是值得慶倖的大好事。

執政黨的問題具有“致命性”但具體提法值得商榷

有論者認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執政黨”，“問題出在黨內”，這是正確的，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共產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力量，執政黨出問題，是全局性和致命性的。蘇聯國內的各種問題，歸根結底都可以說是由蘇共造成的。因此，一定意義上可以講，“成也在黨，敗也在黨”，黨是一切問題的總根源。

抓住蘇聯解體這一歷史悲劇，在我們黨內開展教育很有意義，但首先應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地把歷史真相搞清楚，做到“論從史出”。我們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也不能搞歷史實用主義。不能把歷史當“麵糰”，隨心所欲地根據我們“立場、觀點”的需要來揉搓裁剪。目前在強調執政黨問題重要性的論者中，有些具體觀點和提法與歷史事實出入較大。所謂“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蘇共的蛻化變質”的觀點，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觀點之一。

第一，蘇共的問題和錯誤很嚴重，在某些領域和方面甚至已部分地發生了質變，但就總體而言不能說蘇共早已“蛻化變質”了。至少到1989年5月中蘇兩黨關係正常化時，鄧小平並沒做這樣的判斷和結論。鄧小平在與戈巴契夫會談時，只字未提“修正主義”。恰恰相反，他在談到過去那場爭論時，卻明確表示：“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並且說，至於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這就等於說，當年的那場爭論在性質上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鬥爭。最近中央批准出版的《黨史》第二卷，也沒有肯定當年的“反修”鬥爭。事實上當年的“九評”，是“左”的指導思想下的產物，我們黨由“反蘇修”發展到在國內揪“中國的赫魯曉夫”，後果是很嚴重的。我們現在從總體上不能肯定“九評”，也不能以“九評”的立場和觀點去分析、評價和看待蘇共的問題。否則不僅對蘇共的分析會不符合實際，而且可能導致動搖或否定我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的路線和實踐。

第二，對赫魯曉夫之後幾任蘇共領導的問題應具體分析，不能籠統地“一鍋煮”，而且應明確主要問題究竟是“左”還是右，不能含糊地歸結為“蘇共的蛻化變質”。蘇共不同時期的領導有“左”有右，但總體看還是“左”的教條主義在長期起作用。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事實上蘇共的指導思想長期急於求成脫離實際，超越發展階段。史達林1936年宣佈已“建成了社會主義”，1939年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第二次世界大戰使這一過渡中斷，戰後的1952年又恢復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口號。赫魯曉夫1961年提出要在20年內超過美國，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勃列日涅夫修改了赫魯曉夫的估計，但仍認為已處於“發達社會主義”階段。安德羅波夫時期改為蘇聯處於“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起點”。

不僅如此，蘇共還對南斯拉伕和東歐一些國家的市場化改革，橫加干涉、阻撓直至鎮壓。甚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進行的改革，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1984年6月21日仍發表文章含沙射影地進行指責。說什麼中國“出現了企圖從修正主義立場解釋社會主義所有制問題”、“鼓吹削弱國家調節經濟發展的杠桿”的現象，“擴大私人成分孕育著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後果”，“追求民族的獨特性……是危險的”，等等。只是到戈巴契夫後期，才突然由長期思想僵化的教條主義，跳到了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向西方思想和模式頂禮膜拜的極右立場。

不應從“南方談話”的理論高度退回到“九評”的認識水準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是如何汲取蘇聯解體的教訓，為中國謀劃戰略對策和設計前進方向的呢？通觀整個“南方談話”，不難發現鄧小平雖然明確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但是他的關注點、他談話的中心和重點並不在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方面，而在經濟基礎、改革開放、體制改革等各個方面。他沿途強調得最多的還是基本路線動搖不得，發展才是硬道理，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些，要敢闖敢試等。在意識形態方面，鄧小平強調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要堅持社會主義，但重點放在強調解放思想、開拓創新上，他談到“左”的危害時痛心疾首，強調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不要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以“三個有利於”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不要爭論什麼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

“南方談話”的這些思想，與“九評”那個年代強調階級鬥爭要“天天講”、在意識形態上強調“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是完全不同的。表面看，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似乎沒談黨的建設問題，但其實這恰恰正是鄧小平談黨建問題的一種新方式。不過他已超出“就黨建談黨建”的傳統思路，而是從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應如何去思考自己的“執政責任”、“執政能力”問題，包括怎樣治國理政、如何抓好發展這一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等新的“執政理念”，這是一種“大黨建”的思路。

傳統的“黨建”思路，認為最關鍵的是指導思想上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才能保持黨不變質，黨的事業才會發展。“九評”那個年代就是這種“黨建”思路，現在有些論者堅持的仍是這種思路。這種傳統的黨建思路當然是正確的，但卻是不夠的、存在缺陷的。缺陷在哪？缺陷就在沒有反映出新形勢下作為“執政黨”的“執政理念”應當加強和創新，特別是沒有全面反映蘇東劇變以來，鄧小平在“黨建”思路上的創新和發展，以及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們黨在“黨建”方面的新發展和新論述。現在有些論者在談論如何從蘇聯解體悲劇中汲取教訓時，一味地只是從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方面去找原因和教訓（這當然也是對的），而對經濟基礎和經濟體制方面的問題和原因基本不予過問，甚至對別人重視經濟問題的觀點採取批評和否定的態度（這顯然是不對的），總之是沿襲“九評”那個年代的思路，是與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神背道而馳的。

應當說，鄧小平是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本質看得最透徹的人，是為中國提出了最正確最全面的戰略對策的人。“南方談話”反映了我黨在汲取蘇東教訓基礎上的新認識，鄧小平已將傳統的“黨建”思路發展成“大黨建”的新思路，我們決不應從這一新理論高度，後退到“九評”的認識水準上去。

從整體上認識把握，就應拒絕“邪路”“老路”而要走“新路”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尖銳地提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這句簡短的名言，實際上指明瞭社會主義面臨著“三條路”——邪路、老路和新路。蘇聯不堅持社會主義，走的是一條“邪路”，結果亡黨亡國了；想堅持社會主義，卻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繼續堅持走僵化體制的“老路”，那也是一條死路；只有既堅持社會主義又實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社會主義繁榮昌盛的“新路”。

蘇共是由長期的“左”發展到後期戈巴契夫的右，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當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講到“左”的教訓和危害時真是痛心疾首呀！我們現在談到汲取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時，對馬克思主義，既要強調“堅持”，也必須強調“發展”。我們決不應忘記鄧小平尖銳指出過的另一種性質的“亡黨亡國”，那就是：“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