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双十国庆五星红旗:萧乾：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说真话

萧乾：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说真话

　　[导读]萧乾说他在有生之年不再违心说话，即使不能说真话，但也可以沉默，而不说假话了。“我再也不求‘讲个痛快’而执笔了。我为自己划了条钱，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蔡莉莉，文学硕士。

　　>>集训班上，黄世仁扮演者戴上高帽、罚跪挨斗，被打得头破血流，居然审问他为什么逼死贫农杨白劳。萧乾此时“开始明白这是个皂白青红不分的运动。它触及的仅是皮肉，触不到灵魂，因为领头的也根本不知灵魂为何物。”“我们胡同垃圾堆上出现六具尸体，有人说还没断气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

　　>>在“纪念萧乾诞辰96周年并庆《萧乾全集》出版”的专题访谈中，文洁若回答萧乾与胡风的抗压差异：“萧乾的经历无法跟胡风比，萧乾一天都没被隔离审查过，要是萧乾和胡风一样的遭遇，估计他也要疯掉；萧乾其实很脆弱！比如，他到了医院里，一天都离不开我。有一次，我怕吵醒他，就坐在洗衣间马桶上看书，结果他看到行军床没人，也没看到厕所里亮着灯，就满世界找我，后来还是护士找到了我，说人不就在这里么！你怎么就那么紧张？他就是这样，一刻也离不开我……他非得我守着，聪明人更脆弱！”

　　>>1969年，一件不幸之事使他确认真话绝迹。“由于那种窒息的气氛以及讲真话者落到的悲惨下场，人们不但上意识习惯于讲假话，连下意识也不放松警惕了。”一个人跳楼自杀，一时未死，弥留时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此人说了他一生最后一次假话，为了死后不致被诬为“畏罪自杀”或“自绝于人民”。这是一个含泪的“自杀性笑话”。

　　>>萧乾说他在有生之年不再违心说话，即使不能说真话，但也可以沉默，而不说假话了。“对于巴金所提倡的说真话，我既由衷地拥护，又从实际出发而有所保留。我再也不求‘讲个痛快’而执笔了。我为自己划了条钱，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徐城北说萧乾这句话表示出北方人的皮实，他说巴金是一种很坚定的态度，要说真话。萧乾就是拐了个弯，就是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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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冰心

　　萧乾(1910~1999)，1930~40年代《大公报》著名报人、二战期间欧洲战场唯一中国记者、中国新闻史上不能不评点的人物。萧乾乃遗腹子，出生于北京贫民区一蒙族家庭，母亲为佣工，一月才准回家一次。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靠着母亲及家族勒带供学，萧乾1935年毕业于燕京新闻系，1939年赴英，先后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剑桥皇家学院英文系研究生，与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妇结有师生之缘。

　　一、回国报效

　　1949年初，萧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香港报人的工作收入不菲，母校英国剑桥中文系以教席邀聘，燕京同学杨刚(1950年代新闻界四女杰之一、《人民日报》副总编)则劝他回国服务。剑桥何伦(G ustar H aloun)教授专程赴港接驾，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而且应允终身职位。这位老朋友告诉萧乾战后中欧的一些情况，认为萧乾在西方呆了七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另有友人为他谋划：“上策是接下剑桥这份聘书。中策，暂留香港工作，既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受到一定的礼遇，又可以静观一下。反正这么进去太冒失。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到时候越是老朋友越得多来上几句。等斗你的时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来上几句。冲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待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别看香港这些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等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了下属的时候再瞧吧。”而且1947年5月，萧乾冒冒失失地撰文抨击郭沫若“年甫五十，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1948年3月，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将他列入“黑色”，斥为“反动作家”、“反动之尤”、“标准买办型”。但萧乾还是回来了，他要“国籍”，要回家，“我像只恋家的鸽子，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可是，1950年9月，原定参加某一访英代表团，临行前一夜通知萧乾被“涮”，领导明确告诉他：“你还是在国内走走吧。”意思是他不宜出国。但1950年代初萧乾的日子整体上还不算太难过，过了几年“心情大致舒畅的日子”。1957年，他就先成“右派”后为“洋奴”，从《文艺报》副主编跌为人人可踢一脚的“贱民”，在劳改农场里呻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57年的成“右”，反而使他在风暴更猛烈的“文革”得以成为次要的陪斗，因祸得福。他晚年说：“您想，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1948年和1957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还打心眼儿里感谢。”因为，若不是戴上右派帽子，九年间“不着一字”，那么到了“文革”，他就不是仅以“死老虎”身份陪斗，决不会比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遭遇更好。

　　二、并不轻松的“陪斗”

　　说是次要的陪斗，但决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任务。1966年6月，萧乾在做好挨斗的心理准备下，糊里糊涂地进了西郊文化部集训班。最初，集训班像夏令营：床单洁白，饭食可口，晚上还放1930年代的影片，周末大轿车接进城回家。只是平时不准出大门。开会学习也是一片和风细雨，大家都使劲抖落身上的“修”菌。

　　进入八月，风向突变，革命转为暴风骤雨，由凄惨惨变为血淋淋。集训班上，黄世仁扮演者戴上高帽、罚跪挨斗，被打得头破血流，居然审问他为什么逼死贫农杨白劳。萧乾此时“开始明白这是个皂白青红不分的运动。它触及的仅是皮肉，触不到灵魂，因为领头的也根本不知灵魂为何物。”“我们胡同垃圾堆上出现六具尸体，有人说还没断气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混乱无序、茫然无依，固有生活信念与道德观念一夜崩塌。

　　1966年8月23日，北京豆嘴胡同41号，萧乾当时的家，一座普通的四合院，涌进一帮十来岁的红卫兵，砸得一片稀巴烂，扯碎了萧乾多年辛苦搜集的欧洲版画，勒令烧掉他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写作卡片及几百封友人书信(包括众多中外著名作家)。妻子文洁若乃经历纯洁的“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1954年才与萧乾结婚，此时也被戴上高帽，拉到院里大车上挨斗，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脸上带着兽性，“用铜头皮带抽打她，一绺绺地薅下她的头发，异口同声地说：‘这还便宜你了哪！你到一中去看看，一群群的死尸，眼珠子都挖出来啦。”此时，萧乾“那阵子，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当我看到我的家被砸得稀巴烂，多年辛辛苦苦搜集的欧洲版画被扯个粉碎，当我看到‘三门’干部文洁若挨斗的时候，我对身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文洁若，一个瘦小却顽强的女性，1954年与萧乾结婚，刚有孩子，就被反右风暴卷入漩涡。在“文革”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又陪伴萧乾度过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在女人们纷纷离开右派丈夫的时候，文洁若顶住了压力。萧乾说：“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三、从自杀到无家可归

　　1966年9月4日，萧乾从牛棚里放回，他看到作为精神支柱的妻子居然也受到人格侮辱，于是彻底绝望了。9月5日夜里，萧乾吞食了一瓶安眠药，灌了半瓶白干，留下遗言：“洁若：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都托给你了。乾九月四日。”其时，“自杀之前我的内心逻辑基本上是：先死比后死幸运，死了比活着幸运，因为死了就不能有知觉和感情了。”他在那一时期交代的“黑思想”里写道：“一个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得个善终可真不容易！”

　　所幸，他被救过来了。第二天晌午，“我发现自己居然又回到人间，躺在隆福医院的病床上。”他在感悟到自杀并不能制止暴行继续后，痛言：“W e m ustout live the m all！———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活得更长！”并发誓“再也不寻死了！”

　　在“纪念萧乾诞辰96周年并庆《萧乾全集》出版”的专题访谈中，文洁若回答萧乾与胡风的抗压差异：“萧乾的经历无法跟胡风比，萧乾一天都没被隔离审查过，要是萧乾和胡风一样的遭遇，估计他也要疯掉；萧乾其实很脆弱！比如，他到了医院里，一天都离不开我。有一次，我怕吵醒他，就坐在洗衣间马桶上看书，结果他看到行军床没人，也没看到厕所里亮着灯，就满世界找我，后来还是护士找到了我，说人不就在这里么！你怎么就那么紧张？他就是这样，一刻也离不开我……他非得我守着，聪明人更脆弱！”

　　自从1966年8月被赶出了北京豆嘴胡同小四合院之后，萧乾一家就流离失所了。1971年，他在咸宁干校办退休所填表格上的照片，还是请人临时在猪圈前照的。回京后，北京民政局发觉他在北京连一张单人床的位置也安排不了，拒绝接受。朋友向他透露，由于他头上那顶“隐行帽”———摘帽右派，只配到山沟里退休。这回，连一直镇定着的文洁若也着慌了。为了不继续连累全家，萧乾给上级打了报告：“尽管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尽管在干校双抢中得了冠心病，只要能让文洁若从干校调回北京，我甘愿去任何僻远山乡退休，了此一生。立此为据，决不反悔。”

　　1973年，他以看望孩子的名义，回到分别三年半的北京。老友翁独健想介绍萧乾到某外语学院教书，从而解决他的住房问题，院长听到萧乾的留洋经历，表示十分欢迎，但因该院某教师为萧乾旧日同事，打了小报告，此事告吹。为了住房，萧乾于房管所的每一接待日，必老早赶到，同许许多多困难户挤在一条长凳上。一屁股一屁股地往前挪，死磨活磨，裤子都快在那排椅子上磨破了，最后由于房管所副所长曾是文艺青年，萧乾帮着改过稿子发在一家大报，副所长“雪中送炭”地硬是将一处门洞两头堵死，一头安门一头安窗，成为萧乾一家四口的栖身之所。但是窗下有一下水道，乃是院中几十口人的尿池。夏天窗户就是连条缝儿都不开，屋里还是臊气烘烘。由于是“违章建筑”，堵了门洞犯了众怒，有人还故意倒屎。在这一总共七八平米的恶劣环境下，萧乾一家住了6年，狼狈地接待过一些朋友和前辈(每次只限一人)，那把客用破藤椅吊悬于顶棚，客人进屋后才予放下，孩子放学后只得命其先在街巷里转转，须等客人离去后才能进门。每天早晨，萧乾一家人都得去胡同公厕排队“办公”，风雨无阻。1978年，几位命运相似的朋友劝他写个状子去翻案，漫画家丁聪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他鸣冤，他都拒绝了。此时，他最渴望的是有个能正常生活和工作的窝。

　　1957年成“右派”后，直至1978年秋单位人事科通知参加北京饭店宴会，21年间连一顿便餐也没人请过。

　　四、真正的觉悟

　　十年浩劫，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深重的伤害还是意识上的禁锢。1950年代以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急于否定自己，萧乾也不例外。其时，萧乾放到书架上的著作只有一本《土地回老家》。文洁若认为：“这书不像是乾的文笔，而是任何人都写得出的八股文。”林徽因曾称赞萧乾23岁时写的短篇小说《蚕》———“是用情感写的”。而“四十三岁的萧乾的文笔已经失去了个人的光彩。”

　　当萧乾重新拿起笔来，已是古稀老翁，但他十分珍视生命中的这一机缘，在写作中不断总结自己的一生。文章刊出后，朋友们纷纷来信祝贺，只有“畏友”巴金来信责备，说那不是他的文笔。邵燕祥也从萧乾的文字中发现了冰碴。这些直言对他是不小的震动。写作权利恢复了，然内心解冻却非轻而易举。毕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暖可解。“经过二十多年的冷冻，自家灵魂的解冻可困难得多了。一提起笔，梁效那张狰狞的面孔应我眼前晃悠。我害怕，打哆嗦。”1979年访美，一举一动，萧乾都要由同行的一位党员作家“掌舵”，哈佛大学因只邀请萧乾一人前往，他立即予以回绝，直到改请二人同行，才予接受。

　　他决心像巴金那样，把说真话列为做人立言的第一位。“把真话憋在心里，一憋经年，确实比孕妇难产要痛苦多了。难产者所面临的，仅是个生不出的问题，她不需要生个假娃娃；而不能讲真话，往往就还得违心地编造一番假话。”1969年，一件不幸之事使他确认真话绝迹。“由于那种窒息的气氛以及讲真话者落到的悲惨下场，人们不但上意识习惯于讲假话，连下意识也不放松警惕了。”一个人跳楼自杀，一时未死，弥留时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梦见———有特务———我追———就跳了———”。此人说了他一生最后一次假话，为了死后不致被诬为“畏罪自杀”或“自绝于人民”。这是一个含泪的“自杀性笑话”。

　　萧乾说他在有生之年不再违心说话，即使不能说真话，但也可以沉默，而不说假话了。“对于巴金所提倡的说真话，我既由衷地拥护，又从实际出发而有所保留。我再也不求‘讲个痛快’而执笔了。我为自己划了条钱，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徐城北说萧乾这句话表示出北方人的皮实，他说巴金是一种很坚定的态度，要说真话。萧乾就是拐了个弯，就是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文革”之后，萧乾一直在对自己的主观进行着解冻，融化被僵化的思想。十几年里，说了许多可称之为“实质性”的真话，有些并且是有关社会政治的敏感问题，这是极其可贵的，他用“便秘和腹泻”隐喻说真话：“腹泻虽让人丧失元气，却毕竟把体内有害的沉淀倾泻出去，总比听任它继续积存在体内要好。便秘则不然，体内各种毒素杂质都排不出去，最后必然死于中毒。”就从这他还富于联想地撩起对我们国家、民族的忧思与希冀：“我并不喜欢腹泻，但我向往顺畅，顺畅，顺畅。那终将会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丰腴健壮。”

　　有关“文革博物馆”，萧乾也是最早触及这一话题者之一。1985年初，他于参观慕尼黑“纳粹兴亡史”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欧行冥想录”，提出为“文革”死难者修建永久纪念馆。“家丑不外扬”并不能代替“知耻近乎勇”。

　　“十年浩劫期间，丧命于‘文攻武卫’下的那些屈死者，难道就那么白白牺牲了吗？不该为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修个永久性的纪念馆吗？何不把那些打人的铜头皮带，杀人的三棱刀，‘中央首长’当年那些‘批示’等等实物，以及能搜集到的种种侮辱、折磨和残害人的照片都集中起来，展览出来，让子孙万代也知道一下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好记取那血的教训。同时也向世界宣布：‘文革’不是三五年搞上它一次，我们的确痛下了决心，要确保那样的悲剧永不再重演。”这里，萧乾早已超越了个人的遭遇，他是在为民族的命运，人类的未来而思考。也可以看出他真的已经解冻了，重现了自由主义者的个人光彩。

　　应该说，萧乾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确实属于“价廉物美”。萧乾自杀被救，其妻痛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17年，你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萧乾神色凄厉，但加重语气说：“想那些干吗！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右派改正后，每当有人悄悄为当年的批判向萧乾示歉，他一律回答：“怪不得你。”他晚年说：“倘若过去那段日子能成为扭转乾坤的契机，个人牺牲二十几年时光也是值得的。”

　　1989年，萧乾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长，也是全国政协七、八届常委，九届委员，晚年与妻子文洁若合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1999年2月11日，病逝北京，享年89岁。

　　（篇幅所限，本文注释部分未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