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服装:木然：政治体制迫切需要改革时间表

经济体制改革有一个基本确定的时间表，而且每一步都有基本标志。即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时间表，这一方面体现的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显示政治体制改革的坚定与诚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客观事实表明，如果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必将陷入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更为严重的动荡，因为那个时期是一部分人觉醒，现在是所有人觉醒。政治体制改革不出时间表，会让所有人感到失望，让一部分人感到绝望，让一部分人心死，让一部分人以死来对抗政治体制，正所谓，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死法，革命的速度就会超过改革的速度。虽然革命不好，绝大多数人不喜欢革命，但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加速，不列时间表，革命会不可避免的到来。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时间表，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因素促成的：

　　第一，互联网迫使政治体制改革提速。互联网不同于传统的媒体，不但表现在传播速度上，还表现在自媒体的制造上。互联网给参政议政评政批政速政提供了条件。就拿微博来说，有人对此曾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微博里拥有10万粉丝，相当于一个新闻网站；拥有100万粉丝，相当于一份全国性的报纸；拥有1亿粉丝，相当于一个国家级的电视台，这就是自媒体的力量。互联网使传统的政治体制，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来说，互联网不但使政治体制改革重启，而且还使政治体制改革提速。信息不是不流通吗？通过互联网流通。官员腐败不是捂着掖着吗？互联网给曝光。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很宏大吗？那就一点一点来，还原每一个事件的真相，改变每一个事件的性质，揭露每一个事件隐藏的阴谋诡计，让事实说话。政治体制改革时机不是不成熟吗？那就由网民告知真相，告诉大家什么叫成熟，什么叫早熟，什么叫半生不熟。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熟与否，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来决定，而是由公民来决定，公民手中只要有选票，政治体制改革就成熟，选票是雨露，是阳光，选票会让所有人从不成熟变得成熟。不过，政治体制改革还没做好充分的准备，提速就提前到来，很有些动车的特点，出事在所难免。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新思维。在毛泽东时代，统治基本上靠传统思维，政治社会通行着阴谋、权术，不说谎办不成大事成为政治社会的箴言、座右铭。但谎言统治得具备几个条件：这个社会是封闭的，只有单一的信息源；这个社会是专制的，铲除异己是他生存的本能；社会是群众社会，权力支配群氓。在改革开放时代，谎言统治的条件没有了，谎言统治也就成为不可能，毛泽东那种政治思维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民主自由法治新思维。不可否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用限任制代替终身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代表具有了年轻化、专业化的倾向，言论自由也有了存在的空间，法治观念在全社会也得到了一定的认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缺少新思维、新视野、新观念。民主自由法治只有器的属性，没有价值属性，民主自由法治观念存在着庞大的模糊地带，甚至同样一个词在理解上大相径庭，鸡对鸭说情况严重，更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好人政治、新权威主义政治混淆视听，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列车被肢节。政治体制改革视野狭窄，只向后看，只总结自己的经验，形成所谓中国模式论，对西方民主经验或视而不见，或视为洪水猛兽，或搞自我封闭，政治体制改革故做摸石头过桥之状。政治体制改革观念老套，对普世价值怀有本能的排斥。实际上这与邓小平的观念背道而驰的，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封建主义说的，他宣传的民主就是普世价值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还说要大胆吸取人类的文明成果，也包括普世价值的文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重塑共识，确立以民主自由法治为主流新思维，从而给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方向和动力。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迫切需要解决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达到了极端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官员腐败极其严重，并且转移到官二代、官三代身上；官员滥用权力极其严重，强征土地、强制拆迁、强力维稳，导致维稳的开支剧增；官员漠视民众表达极其严重，强制堵嘴，破坏言论自由，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成为官员维稳的信条；官员对代潮流拒斥极其严重，视民主为敌人；政府公信力下降极其严重，谎话连篇，宪法与法律形同虚设，对人民的承诺转瞬之间化为泡影；官员移民人数极其严重；两极分化极其严重，两极分化的系数不但超过了警戒线，而且超过了动荡线；社会不满意极其严重，微博的网民对政治权力充满着不信任，充满着讽刺与嘲弄；群体性事件极其严重，今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超过去11万，而且大有燎原之势。有意思的事，群体事件中的人们越来越懂得维权的策略，懂得维权的方式和方法，真正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不断以新的方式挑战执政者的智慧。在这些极端的问题当中，几乎都是权力惹的祸，权力甚至是重大问题之源。想让惹祸的人再去解决祸端，无异于左手砍右手。

　　上述重大问题都迫使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也迫切需要改革的时间表，如果以十年为限的话，每一个十年年限都必须有确定的时间段、明确的步骤、最终的目标。

　　第一个十年的第一步，由专制而达“训政”，这是孙中山的说法，他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民主需要启蒙，民主需要训练，民主需要人们丢掉忠君思想、好人政治，需要从传统专制政治走出来，进入民主政治社会。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一步并没有走完，还需要继续往前走。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训政”时期，在这一时期，需要知识分子与权力共谋，知识分子的“训政”不能单独行进，还得以权力“训政”相互配合。权力也不能单独行进，还得以知识分子的“训政”配合。知识分子的单独“训政”，容易陷入政治浪漫主义的误区，权力单独“训政”仍然具有陷入专制政治的可能性。只有二者配合，才能互相支持，互相补充，互相牵制，共同推动“训政”的进步。

　　第二个十年的第二步，由宪法而至宪政。一个国家，首先要确立的就是人人得以遵守的秩序，这个秩序的实体标志就是宪法，把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宪法内容都应该逐渐剔除，使之具有现代意义的宪法。在这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大有可为，因为宪法的完善，就需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把懂宪法、懂法律的人选进人民代表大会，要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专职化、专业化、竞选化，要让不懂宪法和法律的人退出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退出机制。

　　第三个十年的第三步，由宪政而达民主。这一步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没有宪政的民主只是原始的民主，很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所以得先有宪政，后有民主，当然这是从宏观上讲的，从微观上说，谁先谁后得依具体条件而定。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说把选举扩大到县一级，三十年之后，这个任务不但没有完成，而且具有倒退的趋势，某些地方的县委书记甚至成为“太上皇”，权力不受制约和限制。“太上皇”现象只有靠县级选举才能解决，县长由当地所有选民普选，书记由当地党员普选，按着邓小平的说法，普选在本世纪中叶进行，时间也就还有四十年。没有县一级的选举训练，到本世纪中叶选举就会成为空话。选举是一夜的事，选举成习惯则是百年之后的事。即使如此，也要只争朝夕。

　　当然，对于政治发展来说，时间表可以及时调整，或慢或快，或先后交叉，或同步行进，但时间表不能没有。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走的也不顺利，甚至还有倒退，但最终能够成功，也是因为有了时间表。时间表对于权力者来说是个承诺式软约束、道德约束，能使权力者有历史责任。有了这个约束，使权力者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时间表、挑战时间表。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没有时间表，任何人都会采取拖延战术，最终把既得利益集团拖肥，把中国社会拖垮。有了时间表，政治家就需要做事，就需要对历史负责。蒋介石父子在台湾担责，中国领导人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