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踝上皮瓣视频:“文化元年”前后

2012年5月20日，“文化部”就会成立运作。我们现在草拟“文化基本法”，把文化的关键元素，通过一部基本法做更详细的铺陈。

文化创意产业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很多文化界的人士会想：“喂，这个政府有点儿‘外行’吧。怎么把这个放在‘经济部’呢？”这一次我们把它调整过来，由“文化部”来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上任以来，文建会的预算可以说是逐年成长。以前没有超过一年60亿，我们上任之后变成60亿。2011年算上辛亥百年的活动，加起来是93亿，2012年会长到101亿。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经济情况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但文化预算并没有减少。

大家可能会问，是不是我们把资源都放在“辛亥百年”的预算里面？这是完全分开的。这笔预算加起来差不多19亿，跟文化建设委员会的预算是分开来的，不是同一个来源。

——马英九

（节选自“对话会”整理稿）

“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发布联署声明的当天，台湾文建会主委辞职。图为筹备处成员在文建会门前抗议。 （张铁志/供图）

2011年10月10日晚上，政府主办了一场由赖声川先生执导的《梦想家》摇滚音乐剧晚会。恶评如潮。

许多人的愤怒，是因为“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一晚上就花了两个亿新台币。对于了解台湾文化政策与资源分配的人来说，《梦想家》和“辛亥百年”系列活动，正凸显了近年来台湾文化治理的两大病症——越来越被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所主导。

在台湾，文化活动的进行往往是为了服务执政者的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比如在民进党时期，曾以本土性为文化资源分配标准；在马英九时期，则以17.88亿新台币来搞辛亥百年系列活动。政治逻辑是，政府为了让民众看到他们在做事，所以只追求短期的、明显可见的活动，从而越来越走向烟火式、节庆式的短暂热闹，而缺乏对于文化方向的长远思考与细致累积。每年的烟火秀越来越昂贵，硬件建设总是高于软件建设，博物馆、美术馆也越来越喜欢举办商业化的展览。

市场逻辑，指的是政府大力推动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并让市场产值成为衡量艺术价值与公共资源分配的主要标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所越来越以参展人数作为主要价值，而忽视原创或先锋文化，因为它们未必能在大众市场上成为商品。

“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我们一群不同领域的文化界朋友成立的。“文化元年”之名，一方面因为2012年是辛亥革命的101年，另一方面是2012年5月要正式成立“文化部”。“筹备处”发起了“终结百年烟火，开启文化元年”的联署宣言，提出了九大主张。其中两项具体主张──要求文建会主委下台，要求三党的候选人针对文化政策进行辩论；另外七项是对文化政策的建议，如文化主管单位应该重新调整艺文资源分配，矫正当前文化界贫富差距；提升台湾民众文化美学，而非本末倒置一味追求票房与产值；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决定不要被少数利益集团把持；官方不应以文化补助作为挟持艺文团体的商业交换……

就在联署声明见报的当天，文建会主委辞职。但我们在意的是更长远的政策，所以我们邀请三党候选人接受与文化界的公开对话。

形式上不是当初设想的辩论，而是三人在12月15日同一天的不同时段与文化界对话。每位候选人先报告二十分钟他们的政见，然后由十二位文化界人士提问。

现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过去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下，“经济部”、经建会等政府部门，总是理所当然的强势部门，而文化、教育、环境等相关部门，则被视为弱势部门。几十年来的发展意识，使得真正的文化深耕者被边缘化；在社会经济中处于弱势的文化族群及其赖以维系的语言、生活环境和文化资产，则濒临灭绝。例如，2009年被文建会定为台湾“世界文化潜力点”之一的乐生疗养院，在早期规划新庄地铁工程时，完全不考虑此建筑物的历史价值，及居住其中几十年的院民。现场便质问了三位候选人如何以乐生疗养院为例，在经济发展与文化间取得平衡。

另一个质问候选人的关键问题是，这几年政府强力推动所谓“文化创意产业”，但是对原创核心的文化活动却没有更积极的政策，如何能够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时也能更关注原创核心？

一个不受商业逻辑钳制的公共电视台，可以对文化发展扮演重要的功能。但在台湾，公共广电的预算偏低，尤其这两年来执政者严重干预公视经营，侵犯其自主性，提问者也向候选人问道：是否愿意维护公共电视的自主发展？

政治人物原本并不重视文化政策，大多只是邀请专家学者写了政策纲领。面对这些问题，候选人的回答当然都是行礼如仪，强调会重视文化，却并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政策方向。

但这只是重建台湾文化愿景的第一步。候选人作出的这些漂亮承诺，是我们后续监督的基础。民间文化工作者会持续监督官方，让他们不再闭门造车，让文化不再是政治的附庸、不再是商业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