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中的感性与评论中的理性

　　正是它，引发了舆论的质疑。

　　比如，当时有一篇网络评论的标题为《无偿捐赠校车给马其顿，请给一个对得起本国孩子的理由》；而另一篇网评的标题则明显是讽刺性的反语：《所以向马其顿捐校车是因为我们不缺校车》。

　　在评论课上，我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是：

　　“校车事故”与“校车捐赠”，这两个（类）涉及校车的新闻之间，有什么相关性？

　　如果有，这样的相关性有无评论的价值？

　　有一位同学回答说：两者放在一起，就是感不舒服。而另一位同学形象地阐述了这种“不舒服”：“仿佛一个母亲，不喂自己的孩子吃奶，却喂别家的孩子吃奶。”他认为，如果外国知道了我们甘肃正宁的校车事故，两相对比，反而会损害我们的国际形象。

　　但是，还有一位同学认为：“校车事故”与“校车捐赠”这两类事件，分别归属于教育部和外交部这两个具体的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之内。它们的责任权限有明确的分工，他们的目标与评价标准也有不同。不能放在一起来论。

　　我觉得，同学们的这两种看法，恰好是看待国家（政府）行为的两种具有典型性的思维模式，分别具有感性和理性的倾向：

　　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人”或者更具体而言，是一个母亲，由此产生对其行为“统一”的期待，正是感性的方式，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母亲”自己的行为应该是“统一”的。

　　但实际上，国家有着有多重的价值目标，这些不同的价值目标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分工实现，各司其职，一般不可越界，虽然在总体的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服务于国民，但在具体的目标和行为上，其实与民众的关联程度不同——比如，外交部负责的国际交往事务以及相关的财政支出，离民众也要显得远一些；而教育部在教育设施方面的投入，就要离民众近得多了。这些具体的目标和行为，有时甚至看起来来相互矛盾——

　　比如：在公安部门打击“黄赌毒”的同时，卫生防疫部门则在给吸毒人员发放清洁针具，向“娱乐场所”发放安全套，以避免艾滋病传播。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在多年前就曾引发舆论争议，无非是因为人们感性地、“笼统”地看待政府行为，没有认识到政府行为有多重价值目标，而这多重目标只能分解到不同的行政部门各自追求——这是行政活动自身的规律。

　　一般来说，感性认识具有直觉的、简化的、总体性的特点；而理性认识则倾向于将认识对象具体化，着眼于不同事物不同的规律，并且将复杂的问题分解。

　　我觉得，虽然人们对于国家行为的感性理解具有偏颇的一面，没有反映出国家行为的多元价值和复杂性，但这种感性理解本身是有价值的——它是国民与国家情感联结的一种形式。而且，人们在这种感性的理解中受伤，是社会心理的真实信号，也是国家真实的损失。所以，我们既不能忽视这个事实本身，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虽然对外捐助旨在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与为自己国家的少年儿童提供更安全的教育环境，是政府的不同责任，由不同的政府部门承担，但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做这些事情的，毕竟是同一个政府。

　　包括评论在内的舆论总是难免感性的认识，它真实地反映着多数人的基本心理和情感反应。但高质量的评论，应该达到理性认识的层次。而这种理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和否定人民的感性认识。而是在承认、接受并包容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帮助人们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的规律、不同事物的区别和评价标准。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环球时报》2011年11月28日关于“校车捐赠”事件的中英文两个文本的社论，就把握得比较好。

　　其中文版第一段就明确表示：

　　这起外交部参与执行的对外捐助，被公布出来的时机与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撞到了一起。这个本应避免的“巧合”未能得到避免，外交部显然有值得反思之处。

　　也就是说，这篇社论一开始就表明立场，没有把公众的舆论反应看作是对政府的无理挑剔，而是把对事情处理得更好的责任放在政府身上。

　　但在第二段，它也明确表达：

　　单就向马其顿捐赠校车一事，如果没有甘肃校车事件做背景，不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外交工作自有它的节奏和舞台，外交部不是民政部，它需要承担责任的，是为中国发展创造尽可能好的国际战略环境。

　　——这就包含着对于政府行为的理性认识——即对部门分工和各自职守界线、活动规律的认识。

　　其第三段则将第一段已经表明的论点，进一步拓展开来阐发：

　　中国所有政府部门都应加强针对舆论的敏感，它们必须对每一项工作做认真的舆论预判，对舆论做预判不是耍滑头，它应成政府“好心办好事”工作流程的一项“标配”。政府机构可以仅仅按照“工作需要”来安排做事方式和时间表的时代结束了。

　　——这一段得出的这些判断，正是这篇社论面对这次“巧合的信息冲突” （coincidental clash of information——这是这篇社论英文版中的用语）而提供出来的新的认识。它应当是人们在这次舆论风波中的收获。

　　所谓 “巧合的信息冲突”（coincidental clash of information），与其说是信息（information）本身的冲突，不如说是人们心理和情感的冲突：人们刚刚看到自己孩子因为没有安全宽敞的校车，马上就看到政府向其他国家捐赠安全宽敞的校车，很自然会产生纠结与反感。尽管从数量上说，即使把捐给马其顿的校车（只有23辆）省下来，也不可能解决我们全国孩子的校车问题（据教育部的说法，这需要4500亿元）。而从事情的“巧合”看，这种冲突与其说在于两个“校车”所带来的不同感受，不如说，在于它们在时间上的确相距太近了。

　　据外交部后来的解释，这项捐助项目，早在2011年初就已经确定了。那么，预定于11月举办的捐助交接仪式与11月在甘肃发生的校车事故之间，的确是一种“巧合”的关系。但是，如果考虑到全国农村校车的基本状况，那么甘肃发生的校车事故就并非偶然。所以，外交部是否一定要选择捐赠校车，就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虽然校车问题只是我国基层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方面，捐赠别的，也会使民众产生对比和联想，但校车事故引发的恶性结果和社会关注，毕竟要大于农村教育其他方面的基本问题。这正是《环球时报》社论中提到这个“巧合”的事件“本应避免”，却并未明言如何“避免”的一个着眼点。这也是那篇社论中提出的所谓“舆论预判”的一个基础。“舆论预判”以什么为基础呢？当然以国情为基础；以舆论可能生发的敏感点为基础；以掌握舆论的规律为基础。

　　《环球时报》英文版社论提到的coincidental clash of information，我把它翻成“巧合的信息冲突”，不一很准确。但正是英文版中的这个新鲜的词组，才提示我；这一现象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性，甚至规律性。而从传播规律的角度，理性地认识这样一种传播和接受现象，也是新闻传播研究乃至评论写作应当承担的任务。

　　实际上，这样的coincidental clash of information，在2011年“校车风波”之前就曾出现过：当整个社会舆论因为“老人跌倒无人扶”而陷入道德焦虑之中的时候，卫生部恰好发布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其中包括“不要随意搬动对方肢体，以免加重伤情”的提醒，结果引发了网络舆论的激烈反应——仿佛这个《指南》是专为为不扶老人提供理由似的。卫生部这个《技术指南》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它的内容较多、较专业，当然不是意在为“不扶老人”提供借口。它之所以引发争议，完全是时机巧合。卫生部后来专门为此对社会做出解释，也说《指南》与社会上关于道德问题的议题并无联系。但是，从政府工作的效果来看，当时的卫生部与后来捐赠校车的外交部所面临的问题相同：显然对于“老人跌倒无人扶”的社会舆论环境不敏感，也就是没有《环球时报》那篇社论中所说的“舆论预判”。

　　人的认识，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达到理性的认识。把人们的感性认识作为一个客观事实接受下来，并且研究其中的规律，既是评论应有的理性，也是政府行为应具有的理性。

   （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12年第一期“少华随笔”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