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汽武汉分公司待遇:陈漱渝：鲁迅先生是具有天马行空精神的文化大师

　　——纪念鲁迅诞生130周年

　　鲁迅是一位具有天马行空精神的文化大师。这种天马行空的精神也就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创新精神。据说，天马是汉武帝时从西域大宛国得到的一匹汗血马，它能在空中奔驰，气势豪放，不受约束。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认为，天马行空的精神就是一种跟萎靡锢蔽决不调和的精神，就是一种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精神。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于单纯模仿前人之作的志怪小说以及公案小说评价极低，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只有因袭而无创新。

　　鲁迅的天马行空精神当然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比如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没有停留在对日记小说体裁的移植仿效，而是把果戈理同名小说中对平庸弱小人物的同情提升到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新高度。文末的“救救孩子”，也并非一个精神受虐者个人的呼救之声，而成为了对整个封建体制的反叛之声。这样的作品，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创造的模拟”。鲁迅创作历史小说是以博考文献为基础的，但由于他执着于现实战斗，所以以古喻今，古今杂糅，运用了相当于当下影视界视为新潮前卫的穿越手法。鲁迅《故事新编》的创作实践证明，一个没有创新精神的作家，同时也必将丧失传承传统的能力。至于在小说创作中把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作为关注对象和表现中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中心的格局，这也是在内容上的一种创新。

　　鲁迅小说创作的创新精神同时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早在1923年10月8日，雁冰(茅盾)就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读〈呐喊〉》一文，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雁冰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鲁迅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指出了鲁迅这一创新对后继者的启示和带动。文学作品的形式，包括了体裁、格式、手法、风格、韵律诸要素。雁冰的上述评价侧重于文学体裁，这是独具慧眼的。三年后，作家黎锦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一文中指出鲁迅是一位“文体家”，鲁迅深以为然，有空谷足音之感。

　　在文学作品形式诸要素中，第一要素是文学语言。诗人艾青指出：“语言文字构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的外表，即所谓形式;一是它的含义，即所谓内容。在这里，语言文字又是工具又是材料。”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大师。鉴于繁难的汉字在历史上曾成为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的工具，鲁迅极其重视中国语文的新生，把语言文字改革提高到了关系民族盛衰存亡的高度。他把旧文字比喻为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菌，把五四时期那些维护“僵死的语言”的顽固派斥为“现在的屠杀者”，呼吁现代人要将自己的思想直白地表达出来，真实地表达出来，发出“现代的声音”，以打破旧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鲁迅的文学语言字斟句酌，炉火纯青。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心得时，鲁迅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谈到阅读鲁迅《藤野先生》的感受时说，这篇文章开头一句话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这个“也”就是一个在此处最为恰当的用词。“如果这句话没有‘也’行吗?根本不行。这句话有‘也’才有意思、有含义。他把人、世界、事件分为两部分。所以从一开始，鲁迅就能够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鲁迅把中国语言文字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例证。

　　近些年来，民国的语文教材像出土文物一样受到了普遍关注。有研究者指出，民国语文是值得重新发现、重新认识的宝贵资源。在中国语文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鲁迅的富于创新精神的文学语言就起到了桥梁的作用。鲁迅不仅在活人的唇舌之间博采口语，而且善于吸收有生命力的古代语汇、书面语汇;还特别注意吸收有利于增强汉语表现力和能使中国人思维方式更为缜密的外来语。跟一般民国语言相比较，鲁迅使用的语言也许并非特别儒雅，有时甚至显得彪悍惨烈、暴戾恣肆。比如他的回忆散文《二十四孝图》开篇一段就是这样行文的：“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为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但这类语言的内里仍然奔涌着悲悯人间苦难的爱的激流，恰如青白色的冰山底层那流动着的珊瑚色的火焰。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收入鲁迅作品的语文教材和活页文选约有270余种，不仅收录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如《风筝》、《狂人日记》、《一件小事》、《社戏》、《好的故事》、《秋夜》、《双十节》、《聪明人傻子和奴才》、《藤野先生》、《孔乙己》、《故乡》、《药》、《端午节》《风波》、《雪》、《腊叶》、《明天》)，还收录了一些鲁迅杂文(如《夏三虫》、《读书杂谈》、《无声的中国》、《娜拉走后怎样》、《与幼小者》、《半死半生的苟活》、《维新与守旧》、《生命的路》、《〈呐喊〉自序》、《杂感四十》、《杂感二五》、《老调子已经唱完》、《读书与革命》、《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随感录四十二·土人》、《上海通信》、《爱情》、《不懂的音译》、《无题》、《忽然想到·三》、《自传》、《记念刘和珍君》、《文章与题目》、《打拳》等)。更令我想象不到的，是这些教材中还选收了鲁迅的译文、书信、日记、序跋和学术论著，如《狭的笼》、《小鸡的悲剧》、《鱼的悲哀》、《父亲在亚美利加》、《夏季的旅行》、《雕的心》、《神话与传说》、《清之谴责小说》、《〈北平笺谱〉序》、《徒然的笃学》、《〈痴华鬘〉题记》、《自己表现》、《时光老人》、《勃郞宁诗三篇》、《池边》、《鼻子》、《罗生门》、《苦闷的象征》、《小说的浏览与选择》、《马上日记》、《上海通信》、《厦门通信》等。由此可见，建国前教材中选收的鲁迅作品不仅数量较多，而且题材比建国后更为广泛。这些作品被作为教材使用，对于中国现代语言的重建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

　　鲁迅的创新精神当然也表现在小说创作之外，比如杂文创作。中国的传统杂文(主要是指议论色彩比较浓厚的“杂说”)和西方的“随笔”是鲁迅杂文的中外文化渊源。为了能够迅速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增强文章的感染力，鲁迅又在这种本质上属于散文的体裁中融入了诗与政论的因素，从而使这种体裁在鲁迅手中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创造。又如鲁迅旧体诗词对前人的超越，是连他当年的论敌也不能不承认的事实。著名南社诗人林庚白曾经写诗谩骂，说鲁迅是“刀笔酸儒浪得名，略谙日语果何成?挟持译本欺年少，垄断书坊是学氓!”但他真正读到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和七绝《悼丁君》之后，也承认鲁迅的旧体诗词“不假雕琢，耐人寻味”，甚至认为鲁诗的工力“突过义山”，即超越了唐代大诗人李商隐。鲁迅的创新精神当然也表现在学术领域。鲁迅编撰文学史，不但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精神和辑佚的方法，而且也大胆运用了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因而能在尊重前人论断的同时说出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来。他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就主张既采用外国良规，加以发挥;又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用一块木板，几柄刻刀，迅速反映现代社会的魂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鲁迅的翻译，在译文的“信·达·雅”三要素中把“信”看得更重一些，就是希望不但输入新的内容，而且输入新的表现法，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我们今天继承鲁迅的文化遗产，同样要继承鲁迅的创新精神，而不能邯郸学步，取其皮毛弃其精髓。宋人姜夔在《送项平甫倅池阳》一诗中说得好：“论文要得文中天，邯郸学步终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