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小时工:意气风发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 - changwind的角落 - 西祠胡同

00-12-13 07:52  发表于：《私家记忆》　分类：未分类

意气风发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　
钱理群　　2000-11-24 11:02:49

　
 
 
[前记]此文原发表于《北京文学》，不在"北大演讲录"之列。但因其可以提挈全部演讲的内容，故也收入本辑，并置首篇。

　  这是《北京文学》编辑朋友给我出的题目，自然是一个难。我却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接受下来，这是因为我在这个题目下确实有话要说。

　 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思路，引发我想与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诱因大概有二：一是现在已是世纪末了，好事者就不免想对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作一番回顾与总结。记得鲁迅曾说过："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如此说来，在20世纪大舞台上风云一时的许多人物，连同他们的种种高论，大概都要在这历史的"结帐"里被忽略不计，这是无可奈何的；但同时，也必定有一些人（及其思想）是要记入这历史的"总数"里的，而其中的极少数人则会在这"总数"里显现出特殊的光彩，从而在这世纪历史上，打上个人的烙印。在我看来，鲁迅即是这极少数人则会在这"总数"里显现出特殊的光彩，从而在这世纪历史上，打上个人的烙印。在我看来，鲁迅即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我曾经说过这们的也许有些极端的话：在20世纪中国，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创造，可以其名字命名，即称之为"某某思想"的思想家并不多，孙中山、毛泽东之外，大概就是鲁迅。他们三位可以说是对本世纪的中国历史，民族精神（思想，性格，心理，等等）有着最深刻影响的历史物，人们可以对这种影响，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价值判断），但却无否认这种影响的巨大、深远，与无可回避人们无论在总结20世纪的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是在展望21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精神走向时，都不能绕开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影响；所以我说，这是一份"世纪中国遗产"，是必须正视而不容掉以轻心的。仅此一点，鲁迅对20世纪中国的意义，就是非同寻常的了──尽管不同于孙中山、毛泽东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影响，鲁迅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民族精神、文化的层面。

　 这就说到了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年来，我们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做"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这大概是不会有多少人反对的。但对"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这大概是不会有多少人反对的。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外延的理解，却存在着种种分岐，这大概也是无须回避的事衫。在我看来，分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弘扬"的"民族文化传统"，究竟仅是（或主要是）"儒家"这一家，还是包括儒、道、佛、墨、法……多元、多家文化？其次，"民族文化传统"？──从上一世纪的努力，不仅已经产生了"现代民族文化"，而且已经形成了新的"传统"，对这样的事实存在，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当然，这样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多元的；鲁迅作为这样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自然就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与价值，对这一点，人们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在具体评价上上的分歧自然也是存在的；比如就自己的学术观点而言，我就认为，应该把鲁迅的传统盾作是本世纪所形成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代表，同时它并不排斥其它传统的存在与价值。在这时,克还想强调一点，这些年，我们在回顾、审视现代民族文化时，比较着重它的不足、缺憾的，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代民族文化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现实在的生存环境，我们就自然要向于对它的种各满与批判。但它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却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作世纪总结时，就更感到它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作世纪总结时，就更感到它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作世纪总结时，就更感到它不易与可贵。鲁迅说过，"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地，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鲁迅（和其他现代民族文化创造者）的思想文化遗产，正是这"一小块"的历史结晶；鲁迅在《写在＜坟＞后面》里说，这些思想的背后，都浸透着"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更是包含了作家自己的血肉在内的，我们应该懂得并珍惜其中的份量。

　 人们经常说，20世纪的中国，处在历史的转型期，他即从传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转变为现代工业化的民主国家──这一过程尚在继续中。鲁迅则这样给他自己在20世纪的中国作历史的定位：他曾说他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的最后一个，又强调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觉醒之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失。"──也许地我们正可以从这里入手，来讨论鲁迅与20世纪中国的关系。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中"最后一个"，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第一个"，鲁迅对中国封建"旧营垒"看得"较为分明"的是什么东西？他因此而有了怎样的基本"觉醒"？他又抓住了"易制强的死命"的什么要害，怎样"反戈一击"？喊出了怎样的"新声"？我想弄清楚这些问题，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把握鲁迅思想的基本脉络，进而把握其基本精神，认识其对现代中国的主要意义与价值。

　 在与友人王乾坤合作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一文里，曾经谈到，鲁迅作为一个现代思想家，他"始终紧紧抓了'人'这个轴心，他最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气息的地位境"；他因此在《灯下漫笔》这篇文章里，尖锐地揭示了在中国传统的社会里，"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一"乱"一"治"的"循环"。我以为，鲁迅这里对"中国人的奴隶地位"的清醒认识是带有根本性的，可以说是鲁迅的一个最基本的觉醒，并因此而构成了鲁迅思想的一个中心命题，以至鲁迅心理、情感上的一个基本情结。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当年即已注意到："鲁迅的著作和日常谈话里，常常出出'奴隶'这个词。"对于鲁迅，这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直接角到内心"的现实，"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见《鲁迅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观察。在鲁导的观念中，"把人当做人"还是"使人成为奴隶"是区分"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与"现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的价值标准与尺度，这与是他观察与思考一切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因此鲁迅在考察思想文化问题时，他关注的并不是某一思想文化学说的原始教义，而是其在中国与实际生活运作中的现实形态与实放，是"促进人的自身的解放，还是助长人的奴化"。他于是发现，"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当儒家学说成为一种"敲门砖"时，就必然产生双重的"儒效"，一方面，儒教被利用作"治民众"的统治、奴役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儒家学说本身也成了"权势者的留声机"，失去了思想独立性（参看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文）。在《流通氓的变迁》里，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墨、侠之徒，无一不是依附于权势（人主）的，即使儒标榜"以文乱法"，侠自命"以武犯禁"，也不过是"闹点小乱子"，"终于是奴才"，而且是"奴性"逐渐"加足"的。这些犀利的剖析，其实是深知"旧营垒"（传统文化）的实情，并且是抓住了要害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其本质无一不是以"君王"为主体的，儒家对"天子"的权力秩序与"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秩序的维护自不待言，就是被许多人无限美化的孟子"名为贵"说，其实也是为了稳固群权，依然是君王本位主义的。至于法家直接为帝王的专制霸权服务的本质更是连他们自身也是直言不讳的：即使是道家的"出世"，如一些研究者所说，也是"对权势的恐惧逼出了他们的侧身江湖的犬儒主义态度"（参见摩罗：《由从势者到求道者的位移》，文载《文艺争鸣》1996年6期）。而鲁迅最感痛心的，也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以帝王为中心的统治权势的这种依附关第。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向来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人和文人学士扳一下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急乱投医'了。"正是适应帝王不同时期的统治需要，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就这样扮演了"帮闲"与"帮忙"的角色。──鲁迅即使在考察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知识分子时，也发现他们依然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鲁迅曾高度赞扬诗人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他同时又指出，"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这表明，在鲁迅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士知识分子，固然有着自己的优长之处，但就其总体而言（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总数"），缺乏"个体独立自由精神"，则是其最根本、也最致命的弱点。这也正是他觉醒以后，所要喊出的新声。他期待着用这样的"个体独立自由精神"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与新的人（知识分子）。──这些年，很有些人以指责鲁迅（及其同代人）"断理传统文化"为时髦，却不愿（或不敢？）正视：鲁迅所提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弱点，是否符合事实，是否击中要害，以及他所要注入的"个体独立自由精神"是有利于、还是妨碍了中国文化在现代中国，是否只需要"照搬"，而无须改造、发展？（或许这就是一些人心目中的"弘扬"？）回避这些实质性问题，只一味鼓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使我们又想起了20年代初鲁迅所发出的感慨："现在有几位批语家很说写实主义可厌了，不厌事实而厌写出，实在是一件万分古怪的事。"这样的怪事再度出现在世纪末，中国人不敢正视的痼疾真是万难疗治了。

　  这样，对人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渴望，对人的被奴化的危险的警惕，就构成了鲁迅思想（心理，情感）的两个基本侧面。──他也正是立足一过样的基本立场，来考察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与西方文化自身的。

　 他首先关注的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反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在这方面，鲁迅有一个十分精辟的论，他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种是禽兽，一种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和我们一样的。"把"异族"（例如西方人）视为"禽兽"，就是"不把别当做人"，这是坚持传统的"大中华主义"，也即"大中华帝王中心"（地位，心态，等等），当然也就根本拒绝与西方的交往，更毋论吸收，这就是上一世纪以及本世纪一再出现的"闭关自守"。另一端则是视"异族（西方人）"为"圣上"，这就是自处于"奴隶"的地位与心理。面对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压力的东方落后国家，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民族自卑心理，鲁迅所警惕与反对的是由此而导致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奴化。他在3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发现了"西崽"的典型，引起了他的强烈反应，原因即在于此。正像鲁迅所揭示的那样，所谓"西崽"之可厌，不在于他们所从事的洋行买办的职业，而在其"相"（变态心理的外在表现）："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鲁迅所概括的这种"倚徒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是西方的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心主义（也即前文所说的"中华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的恶性嫁接，其要害即在于"主"与"奴"的相通；如鲁迅所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西崽的实质，乃是同时依附于东、西方两种权势，因而使自己成为双重的奴才（但同时又以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相自慰）；却以此为资本，把同胞（"群华人"）驱为奴隶。这样，鲁迅就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传入中国9这处传入一开始主不是平等的，而具有某种侵略的性质）以后，所引起的中国普通的人民陷入了三重奴隶的地位：一方面仍然是中国传统统治者（不管他们变换了多少名目）的奴隶；另一面，却又成了西方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奴隶，以及依附于前二者的"西崽（买办）"的奴隶。这是鲁迅感到极为痛心的。

　 但鲁迅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拒绝西方文化、闭关自的回头路。鲁迅的"过客"早就表示过绝不回转去的决心，因为"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地位，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他因此而不断提醒人们："用笔和舌，将液化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的奴隶好。"对于鲁迅，这是一条最基本的"线"：即既然已经觉醒，就绝不能回到"奴隶"状态中去。

　 而且，鲁迅还由此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敏感点：一切有可能重新导致人的"奴（隶）化"的危险，都会引起鲁迅的高度警惕与强烈反应。早在本世纪初，鲁迅在考察西方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时，就发现了这样的危险。他在充分地注意与肯定西方的物质文明、科学发展与民主政治所带来的西方社会变化的积极方面的同时，还敏锐地发觉，对物质与科学理性的过分崇拜，将导致人的"内面精神"的丧失，使人沦为物质的奴隶；而当人们把"民主"变成"众数"崇拜时，"必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夺制尤烈于暴君"，从而形成"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的历史循环。这样，当许多人把西方的现代道路理想化、绝对化，以之作为使中国彻底摆脱封建奴役的"必由之路"时，鲁迅却从中发现了新的奴役的再生产、再建构，人依然不能彻底摆脱"奴隶"的命运。这一发现，使鲁迅在因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的奴隶化的密切关联而对这彻底失望之后，又几乎以同样的理由，粉碎了关于西方文化的种种神话。这双重失望（以至绝望），正是表明鲁迅的觉醒所达到的深刻程度。人们不去考察鲁迅的失望的实质内容，只是一味指责鲁迅"不但反对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这正是鲁迅感慨不已的可悲的隔膜。

　 因此，鲁迅以及和他作类似思考的西方与东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在本世纪曾一度把希望向"第三种文化"，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们总在谈论鲁迅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转变"，以及他与中国、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但却很少注意鲁迅是什么角度，或者说是立足于什么样的立场，去关注、肯定俄国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地。其实鲁迅自己早就有过明晰的说明。他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里，这样赞扬在苏联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一切神圣又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人，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这就意味着人彻底摆脱了奴隶泊地位与命运，这正是鲁迅始终热烈追求的；他的向往，以至欢呼，都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尽可以用事后才知道的事实，来说明那并非现实，从而指责鲁迅们过于乐观与天真；但对确实出现的某种可能性，不去及进地抓住，对之寄以希望，那才是真正奇怪的。鲁迅的可贵，正是在于当现实揭开了共产主义试验的另一面时，他就以其特有的敏感，及时地抓住，并作出了新的概括：30年代中期，鲁迅在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的斗争中，第一次公开提示，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新的"革命工头"与"奴隶总管"，并且旗帜鲜明地表示："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北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鲁迅就是这样"见微而知著"，敏锐地发现了本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的"目标"（争取人的彻底解放）与"后果"（人的新的奴隶化）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巨大反差。鲁迅的敏锐正是来自他对"人走出奴隶状态"追求的坚定与彻底。而他的这一发现，在中国，几乎是提前了半个世纪。

　 而且，鲁迅对人的奴隶化的观察与思考，是随着现实的发展而逐步深化的。在30年代，当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带有了新的发展，也就是中国开始按照西方模式走向现代化时，鲁迅立即在知识分子与新的工商业（商品经济）的关系中，发现了成为"商的帮忙与帮闲"，即资本的奴隶的危险。这显然是本世经初他的关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后果的思考的继续与发展。在中国，依然是几乎提前了半个多世纪的。鲁导关于"众治"的思考，也是开始于世纪初的；在30年代也有了新的深化。这是因为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众数"的概念因转换为"人民大众"而获得特殊的意义与价值，被充分地理想化，以至神化，形成了一种"人民崇拜"──这种"人民崇拜"在40年代至70年代中国还会有更为严重的发展；鲁迅却在其处于起始阶段时，就敏锐地抓住，并仍然从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切入，进而发出了有成为"大众的帮忙与帮闲"的危险的警告。鲁迅的这些警告，并非只是逻辑的推演、预见、，而首先是一种事实（虽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概括。这就是说，鲁迅在考察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与命运时，发现他们非但没有走出封建中国的奴隶困境，而且陷入了"三重奴隶"的更大困境：既是"官（自然又有了新的名目）的帮忙、帮闲"，又是"商的帮忙与帮闲"，还是"大众（以及各种'大众代言人'）的帮忙与帮闲"。而且，鲁迅的这一惊心动魄的发现，又再一次地超前了。

　 而且，鲁迅关于"新的奴役关系"的发现与警戒，又是广泛与彻底的。他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发这种关系的延续与再生产。他因此一再发出警告：不要迷信"革命"，"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所谓"神"与"魔"的战斗，不过是在争夺"地的统治权"，"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奴隶也依然是奴隶。至于那些"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式的永无休止的"革命"，不过是"主"与"奴"的不断互换而已。他还要人们区分革新者的"破坏"与奴才式的"破坏"；后者只是"别拜一个主子"，"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他从所谓"新式婚姻"、"新式教育"中的男、女、师、生……关系中，也都发现了新的奴役；边过共同反对奴隶制的战友，召集也俨然以"权威"自居，压制起年轻人来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中与寂寞……

　  他于是痛苦而又冷峻地世纪初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重新做过。"

　　历史循环了，又回到了原的起点上。

　 可悲的是，鲁的总结再一次提前。──鲁迅的上述总结，写于1925年，她即本世纪20年代。现在又过了七十多年，已经是世纪末了。但我们如果要做世纪总结，却依然是鲁迅当年所说的那些话。不错，在那时（1925年）以后，我们确实又"重新做过"；但历史又一次无情地循环，我们再度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

　  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一个苦涩的果子，我们却只能正视。

　  于是，在这个世纪的交接点上，鲁迅当年的呼唤重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什么都要重新做过"！

　 所谓"重新做过"，就要回到（也即坚持）原来的目标上彻底走出"人的奴隶制时代"，扫除对人的一切形式的奴役、压迫，还人以原属于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这也就是鲁在本世纪设中国的现代文明（当时称为"伫世文明"）时，提出这一理想的，鲁迅指出，不能简单地"以富有为文明"、"以路矿为文明"，而同时必须"立人"，也即必须把"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的基本目标，在"立人"的基础上"立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对于鲁迅，以争取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反对人的一切奴役为内涵的"立人"思想，是贯穿他的全部著述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他的基本价值尺度，成为他的终身不渝的思想，以至信仰（谁说鲁迅"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尽管一再失败，一再循环，鲁迅依然呼唤"重新做过"。鲁迅的"立人"思想，和这样一种九死不悔，百折不挠的执着追求与奋斗精神，正是本世纪不断奋起，不断受挫，仍然挣扎的民族历史的精神结晶。这世纪遗产确实只有"一小块"，与所付出的代价，所作的牺牲，太不成比例，但却万万轻视不得。

　  我们在世纪末终于有了"重新做过"的觉悟，这是对奋斗失败的历史的痛苦的正视，更是从对没有实现的顽固地确诊中，获得新的动力。正是这样，我们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将在追求国家的独立、富强、民主的同时，更加自觉地追求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这样的"现代化"双重目标的再度确立，是我们从的历史中获取的积极成果，也将成为民族再奋起的新的点。

　 我们在世纪末号召"重新做过"，不是简单地历史回复，因为我们毕竟有了一世纪奋斗的失败的教训。我们缍从失败中懂得，必须被除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共产主义文化理想化、绝对化的种种文化神话，归结底，这些已有的文化形态都表能使人彻底摆脱精神奴役。因此，为了实现前述再度确立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必须寻求、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也就是说，在这世纪交接点上，我们特别要呼唤新的思想，新的想象力与新的创造力。尽管新的文化的创造，并不能离开已有文化基础，下一世纪再也不能重复本世纪曾经做过的将已有文化全盘毁灭的蠢事，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借鉴不能代替创造，也是不能的常识。如果我们仍然固守一于某一既成文化，不思创造，我闪就仍然可能重演失败的历史。

　 是的，展望下一世纪，我们并不敢过分乐观。也许我们还没有从杨世纪的梦魇中走出，仍然担心着历史的循环。而且这担心并非没有根据。鲁迅一再提醒注意，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没有记性"的民族，最容易忘记历史的教训，更不喜欢"查旧帐"，并且有种种乖巧的法了来抹杀不愉快的失败的历史。因此，尽管本世纪我们民族已经交付了过多的"学费"，但并不能自然保证我们聪明，不再干蠢事。说不定鲁迅说的"忘却的救世主"降临之时，我们又会一切如故。那么，到下一时刻，甚至到下一世纪末，我们会不会又像这一世纪末这样，再度发现一切又要"重新做起"呢？那就太可怕了。

　 而且，我们也清醒地知道──这种清醒也是吸取了一个世的教训得来的，即使实现了我们的"现代化"目标，也仍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矛盾与困惑。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只能具有相对的意义，它的相对实现，又会带来新的矛盾与困惑。人自身，以及人数总是在永远矛盾与困惑中获得自己的发展。鲁迅（以及我们）强调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仅仅是因为认定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指标，它本身又有不同的层次，而我们中国，连最起码的要求，都成为一种奢望；因此才如此殚精竭虑地追求不止。鲁迅不止。鲁迅（以及我们）没有、也不敢把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绝对化与神圣化，本世纪我们曾觉溺溺于种种文化神话，到世纪末，就再也不能制造新的神话来自欺欺人了。

　　还是鲁迅说的──

　  "世界日在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个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