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城老城书记:我们回不回家过年

　　回不回家

　　过年回家。这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选择。

　　套用一下那个风靡一时的句子：当我们谈论回家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曾经谈论的是团聚、年夜饭、鞭炮和春晚。而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我们首先必须谈论的是“春运”。这个中国特有的词汇已经成为了纠结的同义语。它变成了当下过年回家路上的一道屏障。

　　跨越第一道屏障，当我们历经艰难终于抵达故乡的时候，突然发现，眼前的村镇与记忆中的故乡相去甚远，“家”已经面目模糊。衰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等着归人，而已经适应大城市的人们由此觉得故乡越显凋敝。

　　而当我们再进一步走入家门，与那些留守的亲人团聚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大变革时代中人际关系的疏离。疏于来往的亲戚间浮于表面的寒暄，从各地回乡的人之间暗含机锋的攀比，原本热望的团圆场景都被淹没在一场场雷同且漫长的宴会中。金钱和礼物最终变为回乡者更大的负担。

　　回家的路途上，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阻碍。回家已经变得需要思量。

　　但是，这一切障碍都只是最终显示出的微小结果。难购的车票、“沦陷”的故乡、异化的人际关系，这些背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以及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经济、文化、医疗、教育等各种资源向一线城市聚集。由此，人们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寻找出路。而进城者的父辈们却不能或不愿一同迁往城市。所以，一年一度的春节演绎着一场场悲壮的长途迁徙。无论对于社会抑或个人，这样人类史上的奇观都耗费巨大，让人们身心俱疲。

　　需要改变的是中国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平衡。那些中小乡镇和城市如果能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源与发展，人们对于自己的工作地就会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不必千里迢迢奔赴少数几座城市。如此，回乡路才不会如此艰辛，家庭关系才会得以修补。回家，对我们来说将真的变得温暖。乡关不再见

　　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一个能够让人想起来觉得温暖的地方，一个可以包容亦可供成长的环境。然而，多数当代中国人，却只能从怅望乡关，不可回，无法回，抑或，回去，亦不是故乡

　　本刊记者/刘炎迅

　　火车到站后，儿子却不愿下车，他指着地面说：“脏！”

　　前来接站的亲友一阵大笑。

　　昨夜一场大雨，车站的地面湿漉漉，到处是泥水，被淋湿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

　　儿子才三岁，有点被吓到了。母亲梁鸿后来说，儿子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外面的世界不断地提速，生活节奏、城市建设，包括火车的物理速度，但是，对于故乡梁庄所在的这个县城，那些只是风景而已。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在2008年和2009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梁庄是她的故乡，她曾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那天，她带着3岁的儿子回到阔别已久的梁庄，没想到，儿子完全不接受。而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梁鸿，也进一步感受到故乡的衰落，再也看不到当年熟悉的场景了。

　　很多人感叹，故乡在沦陷。

　　人们从鲁迅当年写故乡的文字中找到了相似的情绪：“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学者黄乔生曾说，鲁迅对家乡彻底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在给友人的信中，痛加诋毁，简直要骂起来。当时鲁迅说，在绍兴到处都能碰到鬼把戏，从做官的到老百姓，各自心怀鬼胎，用心凶险，他真想呼吁上天发一场大洪水，把整个城市都毁灭了。

　　这种情绪未免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情绪却以不同的程度让人似曾相识。

　　今年5月，梁鸿接到邀请，去给团中央青年干部百村调研的年轻公务员们讲一堂课，她想了想，定下的题目是《我们如何回到故乡》，讲了两个小时。

　　“故乡是被抛弃的。”梁鸿说。

　　不回故乡，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梁鸿的书房在一幢小高层里，简单，安静，一张书桌朝着窗户。她如今每天会坐在这里写书，过去的一年，她去很多城市寻找梁庄在外打工的青年，她想记录下这些远离故乡的孩子的故事。

　　“故乡这个主题，是我最关注的。”梁鸿说。

　　梁鸿走访了各地的梁庄青年，想听听他们在异乡的生活，但一见面，老乡之间的话题一下子就落进故乡里，聊了一天，都是在回忆梁庄的故事，张家长李家短。

　　在异乡，谈论家乡成为一个情感按摩的工具。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故乡一次次被升华，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释放的地方。

　　但真正让他们回到故乡，也不愿意。

　　回去做啥？没钱没希望。所以，有时候，人们对故乡的念想，是分裂的。电影《手机》里，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在北京打拼多年，在事业和生活最不顺利的时候，回到了故乡，得到了释放。

　　而在平时，他几乎不回故乡。

　　“农村现在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们都在建设大城市，年轻人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带着梦想，追求大城市的幸福，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是，在大城市定居，过上体面的生活，若干年后，这里会成为自己孩子的故乡。”梁鸿说。

　　这样的愿望要实现却很难。

　　梁鸿的一个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现在是某大学食堂的员工，一个月3000多元的薪水，在很多梁庄人看来，很不错了，够体面的了。

　　有一次，梁鸿和他吃饭，酒过三巡后，这个侄儿有些激动，当梁鸿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不回故乡。他解释说，回故乡啥事也成不了，日子过着没劲。

　　然后他就跑出去给还在梁庄的爷爷打电话，爷爷快90岁了，耳朵背，他就抱着话筒提着嗓门喊话，土里土气的方言，完全放开音量，在旁人听起来，像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从屋里面跑到屋外，从屋外跑回屋里，电话通了十来分钟。其实，这次通话，爷爷在那边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嗯哈，间或发出衰老的轻叹声，孙子在这头叽里咕噜说了好半天，挂了电话，眼圈都红了。

　　“我就想给我爷爷打打电话，我就想听听我爷爷的声音。”这位侄儿说。

　　“不回故乡”背后，其实依旧保留着剧烈的不舍和某种不甘心，“在外面混，大城市里打工挣钱，累，日子过得不易，但不这样又能怎样，谁让故乡穷，谁让挣钱的地儿都在大城市里呢？”

　　梁鸿说，她感到这个侄儿的心其实一直还在故乡，但人却只能在北京。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漫长的临时生活

　　“我们都成了‘搁置’的人。”梁鸿说，“生活在别处。”人们背井离乡后，就成了“搁置”的人，漫长的临时生活。

　　梁鸿的表姐夫现在北京南城一家汽修厂里做工。梁鸿那天去看他，走进他的宿舍，一个5平方米的小屋，砖头垒起来的床，旁边放着一块案板，上面放着包包菜，一碗面条。

　　“整个房间特别简陋，特别暂时，特别寒酸。”梁鸿说，当时她问，你为啥不买个电视，一天忙下来，也好有个放松。

　　他说，我一天忙到晚，回家吃完饭，洗个脚，就倒在床上，听听收音机，就睡了，一早起来，洗把脸又出去干活了。在这个屋子里，他住了7年，很少回梁庄。

　　“没有一点温暖感觉。”梁鸿说，其实这个表姐夫觉得，自己不过暂时住在北京，赚个钱，总有一天挣够了钱就回家。

　　但这需要漫长的等待，很可能，一辈子都在“临时”和“暂住”中消耗掉了。

　　“暂住证的提法很可怕。”梁鸿说，这意味着人的精神没有着落：临时住在远离故乡的大城市，但故乡又难以回去，“我们就成了夹缝中人，游离的人。”

　　梁鸿打算回家过年，更主要是出于一个旁观者的观察。但她也觉得，过年的气氛确实大不如前，年轻人多不回家，满眼都是老人，缩着衣袖坐在家里。

　　“回家的路很远，路费也贵，票也难买，这都是客观因素。另一个原因就是，回家也没意思，大家都不在家，很多兄弟，七八年都没有见过面。乡村确实在萧条，没有办法。”梁鸿说。

　　我们都没有了故乡

　　王娟(化名)的故乡在连云港，江苏北面一个临海的小城市。大学毕业后，她到南京工作，省会的生活，忙碌而繁华。有一天她觉得很累，打算回乡，回去的路上，脑子里勾画出很多美好的图景，但真正到了家，一股巨大的不适应感觉扑面而来。

　　没有夜生活。天黑拉灯就睡觉。时间像被擀面杖碾过一遍，又细又长，很难熬。“也没有半夜从酒吧出来邂逅帅哥的机会了。”她调侃道，就像电影《孔雀》中的那种没有希望的落寞的小县城。

　　她才发现，自己更适应省会的生活，喧嚣、忙碌、劳累，还有一样故乡看不见的东西——机会和希望。

　　李慧是四川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成为家乡人眼中羡慕的白领。然而，再回到故乡那样的小城市，她发现那套行为规则和人际关系，她早已陌生，而久别的留在故乡的旧时挚友，也不再有共同话题，当她有意无意地在老友聚会的饭桌上说起朝鲜的落后，金正日去世时，总不免引起一阵冷场。

　　“他跟咱们有啥子关系嘛。”没人对此感兴趣。李慧说，“故乡与外界很远，我和故乡也很远。”

　　专栏作家十年砍柴前不久写了一本回忆故乡的书，《进城走了18年》。他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话：“岁月偷走了青春，记忆依旧年轻，离乡路上的那些风景，是永远消逝的耕读文明。”

　　十年砍柴是湖南人，本名李勇，18岁负笈北上，至今22年。

　　李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己大概每年要回去一次故乡，有时还一年回去好几次。多数并不是春节，而是利用公差顺道看看父母。

　　“我们三兄弟都定居在外省，只有姐姐姐夫一家在老家湖南陪着父母，父母也不愿意离开故土跟着儿子们度过晚年，他们坚信只有终点停在故乡、停在老宅的人生，才是圆满的。”

　　他最近一次回去，是2011年清明，哥哥也回来了，弟弟因为距离更远没有回。他们去爷爷、奶奶的坟上挂青——将纸幡插在坟头上，将坟头上长了一年的荆棘茅草割干净。

　　李勇说，“一提起故乡，我首先想到的是村门口的一眼井。”他对这口井记忆最深，它不仅是全村二十户人畜最重要的水源，而且也是全村最重要的公共财产，在祠堂、族谱被迫消逝的数十年里，它是维系村里人的精神纽带。

　　这口井离他家有三十级陡峭的台阶，兄弟姐妹品尝农家生存之苦，也是从这口井开始；对于李勇来说，关于这口井的记忆还和爷爷的死联系在一起。

　　读五年级的时候，爷爷患脑溢血去世了。“我妈和我婶子按照当地的风俗，拿着纸钱，到井边点燃，然后大哭。”这叫“买井水”，告知井神，某个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不再喝这口井的水，感谢井水滋养了他的一生。

　　“后来我在想，这种仪式还有一个功能是告知，家逢丧事，不可能一家一户告知，请帮忙。井边一哭，这个消息传出来了……”

　　李勇每次回去，都会听父母讲哪位爷爷或叔辈又走了，村里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孩子们，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他。

　　“他们父亲，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代人，多数在外打工。”李勇说，整个村落，已不复是一个生态完整、充满活力的系统，而是残缺的、停滞的，安静得可怕。连牛羊的叫声都少了，童年时最常见的“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景象很难见到了。

　　然而最令他感到无法忍受的是，这次回乡，他发现村口的这眼井也几乎废弃了。

　　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

　　熊培云是江西人，写了一本有关故乡的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故乡的诸多变化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一些古树被人连根挖走。

　　“村边晒场的那棵老树，有几十米高，不仅在我孩提时代给了我昂扬挺拔的斗志，同样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几百年历史，而当我有朝一日离开故土，远足他乡，它又是那样温情满满，成为游子望乡之时的归所。”他说。

　　没有了树，土地会失去灵魂。熊培云说：“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这棵大树旁，边收割水稻，边听崔健的《一无所有》，与父母在田间地头忙着‘双抢’。而现在，虽然表面上我在城市里过得意气风发，弹去了泥土，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心底的家园。”

　　2008年春天他回故乡，少年时的一位好朋友开车将他送回故乡小堡村，他只在村子里待了十几分钟，就为了去看看大树被挖走后的那个土坑。有一句流行的说法，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熊培云很认可。在一些地方，比如苏南，乡村和县城都在招商引资中变得工厂林立，当地居民也颇为富裕，年轻人可以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他们不需要背井离乡。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留住故乡。接受采访时，很多人感叹，就算故乡始终在身边，也早已变得不一样——城市大拆大建，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在一系列的政策命令下，无论乡村还是城镇，都急急忙忙地改头换面，新楼房新街道新超市新的河堤新的桥梁，原本熟悉的地方，反而有些陌生。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说：不夸张地说，现在回家，都要带地图了。

　　一位曾到苏南昆山采访的记者描述说，当地政府在“提前实现全面小康”的口号下，打算让村民都能住楼房，于是一个个村落被规划整合成整齐划一的新式小区，然而那些突然被迫搬进楼房的村民，住进新房的第一件事却是拆掉煤气灶，在贴着瓷砖铺着地板的厨房里砌一座老式锅灶，然后在墙壁上掏出个洞，伸出一截铁皮制成的烟囱，他们依旧习惯炉火从炉膛舔出来的感觉，那才有生活的意思。他们也会将在高高的楼房的窗户外，照旧例挂上一张竹匾，或者一面镜子。

　　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细节，比如葬礼。

　　梁鸿提到一个例子，在那些建设一新的村镇，村民们还会照旧例在做白事时候搞一场仪式，但原来在乡野进行的这种仪式，如今只能在车水马龙的街市里进行，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她就不免有种无来由的荒诞感。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明、张军为化名)

　　车票上的乡愁

　　一张小小的车票，寄托了数亿漂泊在外的人们回家的梦。但这梦要实现起来，则要付出想象不到的代价

　　本刊记者/吴凡

　　“只有临客了，没座。”尽管得到这样的回答，在北京打工的安徽安庆的范志明还是马上掏钱，买下了这张1月19日从北京西开往安庆的临客车票，这是一张弥足珍贵的票。

　　为了这张票，范志明连续三天早上5点起来排队。在等待得几乎没有希望之时，他拿到了这张回家的车票。范志明把这张没有座位的票紧紧抓在手里，就像他捧着一年没能见到的女儿的小脸一样。

　　范志明买到票的这天，是2012年1月8日，也是2012年春运第一天。从这一天开始到2月16日的40天时间里，像范志明一样选择坐火车回家过年的旅客将达到2.35亿人次——这个数字也意味着，全国平均每天将有588万人选择火车，作为回家过年的主要交通工具。

　　范志明能买到票并不容易。除了像去年一样拼体力之外，2012年的春运，由于铁道部实施了新的网络订票、电话订票方式，范志明买票的难度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由于网络和电话购票比传统的窗口售票有更长的预售周期，范志明和他的外来务工者兄弟们，甚至要付出比往年更多的体力。

　　根据铁道部的统计，新的购票方式可以让大约1/3的旅客不用再到车站整夜排队买票。但是对于40多岁、不会上网的范志明们来说，他们的春节回家路，在信息化面前变得更加渺茫了。

　　队更好排了吗？

　　自从三年前从老家来到北京打工，春运排队买票就成了范志明每年的“保留节目”。

　　1月6日清晨，一年一度的排队买票开始了。“按农历算，6号就不早了，往年都是过了腊八就开始排了。”范志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范志明从东城区龙潭路到达离家最近的售票点时，刚刚5点多。在他前面排了十几个人。据范志明的经验，今年的队伍比往年短。过去几年，他需要夜里两点就蹲守在这里，他的周围布满了坐在地上的从全国各地来的“老乡”们。

　　今年，铁道部一系列新政，包括购票实名制，以及网络订票、电话订票，取代了排队的传统大军，在淘汰了黄牛的同时，也分流掉了部分往年购买春节返乡火车票的主力排队大军。

　　队好排了些，但票不见得好买。按照今年的春运购票政策，网络订票和电话订票的预售期要比窗口售票提前4天。在春运这样的客流情况下，不要说4天，40分钟就足以使得整列车的车票售罄。往年，靠着排队拼体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不会上网和电话订票的范志明，在今年的春运中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

　　但是范志明除了站在火车站的窗口前，没有别的办法。今年已经40多岁的他，不会上网，更没有网上银行，“还是排队买牢靠些”。

　　第一天，在北京的寒风里等待了近4个小时之后，范志明等来的结果是，“全都没票了”。

　　第二天，1月7日，北京下雪了。这一天，范志明起得更早。一边等待，一边在雪花飞舞中哆哆嗦嗦，范志明站了四个多小时，结果仍然是，“没票了”。

　　第三天，4点钟就出门的范志明排到了队首。这一次，他终于买到了，尽管还是站票。

　　范志明是幸运的。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像范志明这样外出打工的外来务工者总数大约在1.53亿。作为春运服务的主要对象，大都还习惯于旧有的排队买票方式，却受困于窗口售票的预售期晚于网络和电话订票，很多“范志明”们处在回家无票的境地。

　　针对这些情况，铁道部也做出了相应的像“增开临客、外来务工者优先团体购票”等对策。铁道部于春运开始前的2011年12月28日启动了外来务工者临客运输。其中，节前安排主要用于外来务工者运输的临客279对，节后303对。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已经安排的临客开行计划达到5029列。范志明买到的“临69次”列车就在其中。

　　另外，为了方便外来务工者购票，铁路部门还为外来务工者优先办理团体票，而且对500人以上的团体还可以安排开行专列。铁道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8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外来务工者最集中的地区，办理的外来务工者团体票已超过200万张，安排开行外来务工者专列142列。

　　网上回家路

　　尽管排队艰辛、网站瘫痪、电话拥堵，仍挡不住一颗颗回家过年的心。为了回家，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坚持不懈如范志明者，最终依靠传统的排队拼体力买到了回家的火车票。而他的另一些同道，则选择了提前回家。

　　元旦假期过后，焦海东从天津家里回到北京，发现在他东城区培新街住处附近的几家小饭馆都没人了。跑过去一看究竟，才知道，这几家店已经早早放假，老板、伙计提前回家过年去了。

　　由于今年的除夕在1月22日，而春运从1月8日就已经开始，较往年提前了不少，所以很多在北京的私营业主选择了提早结业，赶在春运高峰来临之前回家过年。

　　而不能提前回家的人，还需要在春运的队伍里，为了一张回家的车票努力。

　　2012年春运期间，中国将有累计31.58亿人次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出行。这是中国历年春运中出行人数首次突破30亿人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回乡探亲，也有少部分外出旅游。

　　在这其中，有2.35亿人次将通过铁路运输进行。节前、节后的铁路总体运能均超过历年。来自铁道部的数据显示，从1月1日至8日，网上订票“12306”网站日均点击次数超过10亿。1月9日，12306点击量更是超过14亿次，相当于“每个中国人点击超过一次”。

　　这样的点击量，造成了从1月初开始，12306(铁路订票网站)难以登陆，铁路订票电话屡打不通，“订票难”成为网络最热议的话题。由外来务工者写给铁道部的一封公开信，也成了人们议论的头条。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试验网络购票和电话订票，结果也是“困难重重”：从8日8点开始，记者拨打铁路统一订票电话95105105，近一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忙音状态；尝试登陆12306网站，则一直显示“当前访问用户过多，请稍后重试”，多次尝试终于登陆成功之后，又由于选择网银错误而支付失败，再次登陆之后，已经超过了系统规定的支付时限。

　　刷票有多难？两台电脑、两部固定电话、一部手机，是网友“luqingyi0824”的买票装备。而就是这样的配置，仍然需要“从4号到9号，连续6天5点(新疆时间3点)起床，守在电脑和电话前，历经苦难，终于买到车票！”

　　类似这样的帖子，网上还有很多，有买到票者戏称，在12306上订到票和在淘宝上“秒杀”的感觉差不多，甚至还要更难一些，毕竟淘宝“很难有14亿的访问量”。

　　除了买到票的“炫耀帖”，各种经验分享帖也层出不穷。更有甚者，针对12306订票网站登录困难的情况，一些拥有技术背景的网友更是开发出了多个版本的刷票软件，《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尝试了其中几个，的确可以顺利登录和成功订票，让人不禁感叹真的是“高手来自民间”。

　　外来务工者也要“过年不回家”

　　有人千方百计买票回家，而有的人则选择不回家。

　　范志明的一些年轻同乡就在其中。他们有些认为过年回家浪费钱，部分因为喜欢大城市的热闹，选择了留在城里过年。“他们年轻，没家没业，觉得回去浪费钱，还不如在北京热闹。”范志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4岁的兰俊生是“过年不回家”的年轻外来务工者一族。

　　作为经历过几年春运的“过来人”，提起去年的买票经历，兰俊生笑笑说，“四个字，不堪回首”。

　　2008年，兰俊生和女朋友一起来到北京打拼，工作不算理想，是范志明修理厂的同事。但是由于曾经在电脑专科学校就读过，兰俊生可以从事汽车维修中的较高职位，收入比范志明略高。2009年的春节，兰俊生第一次感受了北京的春运，“那叫一个恐怖”。

　　兰俊生的工作常常需要深夜加班，排队买票往往都是在熬过一个通宵的下班之后，“那种精疲力尽的感觉现在都还记得，好几次险些晕倒在买票的队伍里。”兰俊生说。

　　排队的结果还算好，他和女朋友分别赶在春节前回到了家。

　　接下来两年的春运经历大同小异，“工作越来越忙了，买票基本就是碰运气”。

　　2011年，兰俊生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女友离去。“算了，过年不回去了，成都亲戚多，懒得回去强颜欢笑，自己在北京静一静也好，爸妈应该能够理解。”在喝下一杯“小二”之后，兰俊生做出了这个决定。

　　同时，他还做了另外一个决定：明年要回成都找一份工作，这样，春节，就可以不用再为车票烦恼了。如同兰俊生一样的年轻候鸟们，终于厌倦了在北京漂泊的生活，他们原本可以有更多的梦想，再也不用像范志明一样，寄托在一张小小的、布满了体力与尊严屈辱的车票上面了。 ★

　　一个人的“清淡”春节

　　在父母的支持下，安一阳连续七年春节都一个人度过，他尝试体会各地不一样的“年味儿”，也充分享受这段“清淡”时光

　　本刊记者/王臣

　　已经连续有七年的春节，公关公司客户总监安一阳是自己一个人，用他的话来说，“清淡”地过。

　　在家过年的日子

　　独生子安一阳出生在重庆，父母都是国营工厂的普通工人，他也一直在工厂大院里长大。工厂离市区要两个小时车程，安一阳只有暑假和寒假才可能去外婆家和兄弟姐妹汇合，也因为如此，那时的他很盼着过年。

　　最吸引人的是“年夜饭”。准备工作从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六点，大餐准时开桌，鸡汤、水煮鱼、花椒兔，平时吃不到的菜，大人们都各显身手做出来。两张大桌拼在一起，大人们喝酒聊天，孩子们在席间跑来跑去，一直等到春节联欢晚会。零点放完鞭炮之后，孩子们都去睡了，大人继续支桌子打麻将。

　　这样的日子从初一持续到正月十五。上大学之前的18年，安一阳没尝试过其他的过年方式。

　　2000年，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安一阳依然准备回家过春节。学校帮忙定了一张硬座火车票，从北京到重庆，36个小时，安一阳把随身带的一本《读者》翻烂了，连“读者来信”都看了几遍。车厢里站满了人，想上厕所，安一阳花了二十多分钟抱着自己的包挤到“目的地”，发现厕所里也坐满了人。

　　不愿一个人长途跋涉，第二年，安一阳跟几个同学一起订票。当时只有临时列车，走一趟要花48个小时，还没有暖气。上车前，安一阳穿了两双袜子，套上所有的厚裤子，买了一大袋的零食。靠着和同学们一起打扑克，困了睡，醒了玩，他终于熬到了站。下车时，安一阳几乎忘记了怎么走路。

　　随着年纪渐渐增长，春节对安一阳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小。工作以后，每年和父母在春节的团聚，变成了陪着父母到处串亲戚，和同学赶场似的聚会，连一家三口在家里踏踏实实地吃上一顿饭的机会，都很少。

　　他有点厌倦了。

　　这次不想回家过年了

　　转变发生在2005年。安一阳的公司元旦在成都开年会，他请了三天假，连上周末回重庆陪父母过了5天。

　　母亲终于有时间好好地为儿子做上几道爱吃的家常菜，她买回一整条猪腿，切成两块，放上藕，炖汤，熬了整整一天。每天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饭，平时安一阳带着父母逛商场。之前虽然每年过年都回家，但安一阳并没有像这次一样，真正意义上地陪伴父母。

　　临走前，安一阳试探地问父母：过几天又要过年了，这次就不想回家过了。没想到，母亲一口答应了：“是啊，你别折腾了，回来一次飞机票不少钱呢，而且我知道，你过年在家也休息不好。”

　　父母的支持让安一阳长舒了口气。

　　初具经济实力，也使安一阳能够在平常时节回家。清明、中秋、元旦、甚至周末，安一阳都恨不得给父母搞个“突袭”，陪他们吃几顿饭，或者跟老同学聚会。他渐渐觉得，这样的团聚，比过年更充分，交流更畅快。

　　不回家，安一阳最初用这段时间旅游，深圳、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作为一名普通游客，他体会各地不同的春节氛围：香港的春节依然上班，只有霓虹灯上的盆菜(客家人过年的传统菜)广告让人感受到一丝春节的气息；新加坡的春节，则是一家人在中餐馆吃顿团圆饭，家族里每个未婚的年轻人，都收到老人派的象征性(100新币)的红包……偶尔，他还能看上一场电影，放松放松。

　　最近两年，安一阳的春节更简单了——一个人在北京。

　　享受清淡的日子

　　同事和朋友都对他的做法感到奇怪，但安一阳很享受这种清淡的日子。

　　有一年，安一阳大年三十晚上十一点，约了几个北京的朋友去放炮，然后去朝外的一家24小时茶餐厅打了一通宵扑克；还有一年，他窝在家里看了两部电视剧，恶补了一下平常缺位的消遣；去年年三十，安一阳在朋友家吃过年夜饭后，坐在夜晚11点多的公交车上，一路看着北京四处的烟花，空旷的街道，空旷的车厢，闲适的心情，他觉得，“特别美”。

　　对于现在的安一阳来说，春节更是个适合专心做自己事情的时期。他平常每周至少要加四天班，常常深夜十一点才下班，有时甚至通宵上班，而春节假期，刚好可以空出时间和头脑，看看书，学学东西。

　　亲戚们也会问追问安一阳的父母：这孩子怎么过年都不回家？父母都帮他应付过去了。时间一久，他们也倾向安一阳平时回去，只要能见到，什么时候见都一样。

　　事实上，安一阳父母的春节也渐渐简化了。前年，安一阳的外婆去世了，父母决定在自己家过春节，一道鱼、一道鸡，两个家常菜，就是年夜饭，十点多，父母就上床休息了。没放炮，没看春晚，没走亲戚。初一早晨七点，老两口就起床锻炼身体，然后约朋友打麻将，到小区里跳老年舞，和平常没什么差别。

　　父母过春节程序的简化，使安一阳觉得，回家过年没有以前那么“恐怖”了，也完全可以延续“清淡”的风格。他不觉得这个追求有什么反传统，“这不是不过年，恰恰为了过个‘好’年。”

　　身高一米八的安一阳，高高瘦瘦，短短的寸头，刚满30岁，看起来还像个大学生。2012年春节，他依然打算一个人在北京，并开始为这个假期准备阅读书籍。 ★

　　(应采访对象要求，安一阳为化名)

　　他乡团聚的春节

　　从期盼过年，到害怕归乡之路，再到他乡团聚过年，郝雨萌的经历或许是80后一代的心路缩影。而他预言，对于他的下一代，春节将变得更为纯粹

　　本刊记者/刘子倩

　　算上这个春节，郝雨萌已经6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每到春节，他会让父母来北京过年团聚，父母唠念的那座他曾经熟悉的东北小城，在他记忆里已愈发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北京的钢铁森林、雾霾的天气和天天被塞进车厢的八通线地铁。

　　郝雨萌，33岁，吉林洮南人，某门户网站编辑。看名字，一定以为是位美女，可偏偏是一个理着平头、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掷地有声的爷们儿。这位来京9年的爷们儿，今年依旧准备在北京过年，尽管他觉得北京的春节最没有年味。

　　“没办法，买不到火车票啊！”郝雨萌说，从2007年起，他就让退休的父母赶在春运前来到北京团聚，等着一起过年。这既少了路途的奔波，也算变相延长了假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父母。

　　有年味的春节

　　在上大学之前的18年里，郝雨萌一直生活在洮南这座人口仅有40万的县级市中。他是家中独子，在出生前，父母就想好不论生男生女都叫这名字，期望孩子日后茁壮成长。

　　1980年代，身为公务员的父母，每人一个月有五十多块的工资，生活条件自然优于其他家庭，而郝雨萌的童年也注定是快乐的。如今，他对儿时的新年记忆犹新，可以穿新衣服，有鞭炮放，有糖和肉吃，最重要的是有压岁钱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幸福指数特别地高。”郝雨萌回忆说。

　　那时候，孩子的娱乐项目不多，电视上的动画片更是少得可怜。孩子们最期盼的就是过年时拿到压岁钱去小摊上买零食和鞭炮。对于这座典型的东北小城，正月看冰灯也是一大风景。郝雨萌还记得当时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城中心还会放大型烟火，现在看是太稀松平常，可当时特别激动。”

　　1999年，郝雨萌考入吉林大学计算机专业，他开始逐渐感受到，家，对于一个在外求学的人有多重要。刚进入新千年的一月，郝雨萌就坐不住了。放寒假前，郝雨萌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站票。从长春到洮南有300多公里，火车要走4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就是一场炼狱：车厢内到处都是人，“车厢门好不容易才关上，想去卫生间，只能踩着桌子从椅子背上迈过去。”

　　但挤在角落里的郝雨萌仍然觉得回家过年是理所应当的。“是亲情把我牵了回去，为了团聚，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挡。”

　　他乡团聚

　　大学毕业后，郝雨萌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负责网站维护，转眼到了2004年春节，回家的心情跟大学时一样迫切，当然，火车票同样是个难题。

　　那时候，从北京站到洮南只有两班火车，很多票都掌握在黄牛手中，通宵排队都很难买到，曾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父母也只能干着急。最终，郝雨萌在代售点多交了50元订票费后买到了一张车票。最痛苦的是2005年，买不到直达车票，郝雨萌不得不先坐火车到长春，再坐大巴回家。

　　每年回家，郝雨萌会发现，这座小城在发生变化：高楼越来越多，路越来越宽，市内原来都是“倒骑驴”(一种车厢在前面的人力三轮车)，慢慢有了公交车，每年只回去一次，许多地方都已变得陌生了。每到过年，虽然也吃饺子、串亲戚，鞭炮更响，红包更大，但人不再兴奋，年味渐渐变淡了。“从那时开始，再也没有过年的感觉了。”话语间，郝雨萌有几分沮丧。

　　在北京漂了3年后，郝雨萌结了婚，贷款买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这一年，他去了一家网络公司，月薪也涨到三四千块钱。但过年回家依然让他头疼不已。他算了一笔账，高价买两张往返车票，路上要花掉两天时间，在家只能呆上四五天，一旦买不到返程票，整个假期便都消耗在无尽的焦虑中。

　　于是，郝雨萌盘算着让已退休的父母赶在“春运”前到北京，过完年躲过“春运”再回去。这样，一家人团聚的时间就延长了。父母同意了。

　　2007年春节，是郝雨萌一家第一次在家乡以外过春节。郝雨萌的父母不适应北京的新年，北京没有老家热闹，没有亲戚，菜市场离家太远，饭没有老家的香，鞭炮都没有老家的响。郝雨萌也有几分不适，路上不再堵车，八通线上几乎没有乘客，北京似乎成了一座空城。

　　儿子降生后，父母从老家赶到北京来过春节已顺理成章。但郝雨萌不会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刻意为孩子添置衣物和玩具。能吃到好吃的，曾是郝雨萌这代人对新年最大的企盼，但他的儿子也不需要一个节日来慰劳自己的肠胃。

　　又到春节时，看着已是IPAD游戏高手的四岁儿子，郝雨萌也会想念家乡的春节，邻里互相登门拜年，而在这座混凝土灌注的城市里，春节只是众多紧锁家门的节日之一，他的儿子大概再没机会体会那份浸在喜悦和亲情中的热闹。

　　下一代人的春节也许会变得更纯粹——只为团圆，郝雨萌说，“这或许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吧。” ★

　　“逃婚”的春节

　　这样想来，方芳对家乡和家的感觉变得复杂起来，有时想念，有时厌恶，有时渴望亲近，有时又希望疏离

　　本刊记者/陈薇

　　洗发水有两瓶，沐浴露有三瓶，每瓶都打开着。被子没有叠，床上有娃娃和抱枕，纸桶外还有公仔布套。“原来他就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大男孩”，看到朋友潘振的卧室，方芳不禁笑了起来。

　　这天是2010年2月13日，农历年三十。在深圳工作的方芳出差到潘振所在的上海，后者便力邀方芳去他家一起过年。不然，她将在酒店独自度过除夕。

　　这天傍晚，方芳拎着两瓶红酒，踏进潘振的家门。

　　被催婚的恐惧

　　桌上6样菜，3人围坐着，倒了红酒和椰汁，电视里上演春节联欢晚会，窗外时不时响起鞭炮声。潘振的妈妈，一位剪着青年头的中年的妇女，将卤蛋、鸭腿呼啦一下全拨到方芳的碗里。

　　起初，潘振的好意让方芳拿不定主意。当她最终决定赴约，远在湖北的父母闻得此讯，立刻追问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方芳完全明白父母期待的那个答案。事实上，这也是她恐惧回家过年的原因。

　　尽管她自小成绩优异、出国留学、如今月薪上万，尽管她的父母盖了六层新房、开了照相馆、吃喝不愁，但只需一件事，便可以将这份骄傲完全打消：她曾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如今也是方圆两里内出了名的“老姑娘”。

　　方芳今年30岁，仍未婚。这在大城市不新鲜，但老家，亲戚朋友拜年时，说话都带着刺儿：“你看这么大的人了，还不嫁人，看你以后怎么办？”

　　客人一走，被打击的爸妈便抓住机会思想教育。爸爸说，要抓紧，要求不要太高，找一个“人品好、性格温和、会赚钱的就好了——方芳一听，这十个字的要求可不低；妈妈说，她每月寄给家里的钱，妈妈都存着，他们还准备卖掉2层楼房，一定拿得出十几万块钱做她的嫁妆。

　　方芳曾邀妈妈去深圳小住。妈妈却说，“如果你迅速地、努力地有孩子了，我才过去。”

　　结婚这件事，眼下不只关系着方芳个人的幸福，还关系着是否让她父母感到幸福，甚至成为两代人最大的矛盾，往往还发展成“战争”。

　　因为备感压力，从2006年起，方芳只选择在平时回去看看，春节绝不回家。深圳、洛杉矶都曾收容过她的新年，如今轮到上海。

　　潘振是安徽合肥人，大学毕业后当了飞行员，在上海郊区安了家。方芳和他，是通过开心网认识的，一年间，见过两次面。事实上，这位同龄人的春节，也不具有传统意义。因为工作关系，潘振不能回安徽老家，于是妈妈特地到上海来陪他过年，而爸爸，则留在家乡陪伴年迈的奶奶。

　　两个世界的变迁

　　潘妈妈招呼着方芳，一定要多吃点。习惯了口味偏重的湖北菜，方芳觉得菜式有点淡。上海天冷，一桌菜还没等到吃完就凉了下来。

　　方芳有些怀念家乡的火炉和吊锅。照湖北黄冈的风俗，一家人要在农历年三十凌晨便起床做饭。前一天晚上放进吊锅的猪肉炖得烂烂的，米饭煮上三四天的量，六七点天微亮时，放了鞭炮就开始吃这天里最丰盛的一餐。

　　小时候，从袜子到鞋子、上衣，每年都穿新的。方芳记得，爸爸带她去买新衣服，问她喜欢什么样的。她只说，要口袋大的——因为装的零食多。这个小心思被爸爸看穿了，嘲笑了好久。

　　潘妈妈和潘振的热情，使方芳不断回想起故乡曾一起长大的朋友。只不过，如今，她已很难和旧日好友找到共同话题。不同的生活道路，把她们带入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有一次，方芳戴了一块卡地亚牌玫瑰金的手表，一位女同学很是喜欢。

　　“多少钱？”女同学问。

　　“几千块吧。”方芳特意将价钱往少里说。

　　女同学嫌贵。方芳只好解释起大城市与小县城的消费水平。比如，买大蒜头，家里是1块8一斤，深圳是3块5。

　　“对，你们赚得多，花得也多。”女同学点头。

　　然后，再寻找下一个话题。这样的谈话，还不如和潘妈妈聊天来得轻松有趣。这样想来，方芳对家乡和家的感觉变得复杂起来，有时想念，有时厌恶，有时渴望亲近，有时又希望疏离。

　　背井离乡过春节的这些年，有时在除夕给家里打电话，听着电话那边的鞭炮声，自己好像立刻就闻到了鞭炮的味道、感受到了过年的气氛一样。电话挂断，她又回到了现代的城市白领的生活。

　　潘振家的年夜饭，方芳吃得轻松愉快。她事后回想，大概也是潘振和妈妈觉得她一个人过年太冷清，正好来家里热闹热闹，才好意邀请她前去赴宴。不过，方芳还是觉得有些打扰，有些拘束。

　　2012年，方芳将满30岁。她终于决定结束一个人过春节的生活。机票是1月18日的，没有折扣，提前三个月就买好，“为了不给自己留后路，防止自己临阵脱逃。”

　　无法确定，是不是潘振家的这顿年夜饭，使她有了回家的勇气。她只记得，离开潘振家时，已是大年初一凌晨。雾气缭绕，雪花飘落。方芳闻见空气里有爆竹炸开时特有的火药味道，“那正是小时候穿着蓝袄、举着竹竿放土炮，自己感受到的气息。” ★

　　为了未来，暂别家乡

　　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们有人愿意利用春节和寒假为自己考研的计划做准备，也有人试图利用劳动力最紧俏的时段展示自己的能力，为日后就业铺路。除夕，他们想念家乡，但是为了未来，他们放弃回家

　　文/李源

　　周阳(化名)决定整个寒假都在学校度过，包括春节。作为北京某艺术高校影视导演专业的学生，他心里还有导演梦。他希望能利用这个寒假读书以备考研。

　　以往的寒假，周阳自己形容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过年那些天，每天都面对太多繁琐的礼节；其余的日子总会被自己的慵懒所消磨，最终一无所获。“春节对我来说，就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周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觉得自己对过年越来越感到疲惫和无聊。“还不如在学校看看书，多学点东西。”

　　“考到北大，那曾经是我的梦想，为了梦想，自己付出一些，也值得。”周阳说。这段时间，他每天保持着规律的“寝室——图书馆”两点一线的生活，但同学们渐渐离去，春节日益临近，他也开始想家。

　　夜色下的学校一片沉寂。这所大学在寒假中并不清校，但漆黑的寝室楼仅仅剩下几片灯光。周阳的同学中因为考研而不回家的，大约有四五十人，大家还建立了一个QQ群，经常一起讨论吃年夜饭的地点和目前自己复习的进度。

　　在他的计划中，今年的除夕，周阳可能会和同在北京的同学，找个热闹的地方一起过节。“除夕那天，我不敢自己一个人，再怎么说也是春节，我怕自己会特别想家。”周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对于周阳的决定，父母还算支持。其实，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外过春节。2009年，大一的寒假他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实现导演梦的机会。一个唐山的剧组答应让他担任导演助理。 父母也替他高兴。

　　然而，等他到了“剧组”，才发现那是一个传销组织。每顿饭都是清汤白菜和冷馒头，夜晚就席地而睡。

　　除夕那天，要不是听见外面密集的鞭炮声，他根本没意识到当天就是大年三十。父母打来电话，奶奶也在电话里颤颤巍巍地问候。“我奶本来就耳背，再加上外面到处燃放的爆竹声，话要重复好几遍，她才听得到。”周阳回忆。当晚，他蜷着身子，哭了整整一夜。他当时就决定，“过年了，我得回家，爬也要爬回去！”

　　在历经十八天的煎熬、最终缴纳了四千元“入会费”后，周阳幸运逃出。回家后，他没向家人说起这次经历，只是继续向父母编造关于剧组的趣闻。“那些事没什么好说的，除了让爸妈担心，没什么用。”周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第一次“拥抱社会”就体会到了“江湖险恶”，但周阳对未来还是非常乐观。今年，他同样在外过年，但选择了在校读书这个更为安稳的方式。

　　周阳在空空的校园读书的时候，陈涵已经决定留在郑州打工。作为郑州轻工业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大三学生，她的前两个春节都在打工中度过。

　　上大学前，陈涵按部就班地考试升学，从未出过远门。“对外界特别好奇。”陈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家庭经济条件小康，并不用为自己的生活费心。但她还是想利用寒假较短的假期看看“真实的世界”。

　　陈涵的父母在外地做生意，家人聚少离多。对于她这次仍不回家过年的决定，父母表示坚决反对。但陈涵决心已定，软磨硬泡让姐姐做自己的说客，终于说服父母。学校寝室就将被封闭，陈涵仍没找到廉价的出租屋。最后她还是只能向父母伸手，通过父母借到了一个朋友的空房。“我无论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首先想到的还是家，还是爸妈。”陈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一那年寒假，她在超市红酒柜台做销售。除夕当天，陈涵可以提前下班，她回到出租屋内，听到外面第一声炮响时，突然大哭起来，“我从小学就一直住在学校，一直都很独立，不恋家，但那时候，突然就控制不住了”。她回忆。哭完，就给父母和姐姐打电话。她听着外面的爆竹声，和母亲聊了三个半小时。

　　第二年寒假，陈涵仍然留在了郑州做红酒的销售。那年除夕，为了避免孤独，陈涵下班后来到郑州最大的超市，“因为那里人多，可能心里不会那么脆弱”。她把自己想买的东西，堆满了手推车，在超市中“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超市快关门，她才把手推车推到一个角落，只是从上面拿出了一个送给外甥的幼儿玩具。那时，陈涵还没有领到工资，囊中羞涩，“但除夕了，给外甥买一个小礼物，也算是寄托了点思念，心里好受一点。”陈涵说。

　　“我没有什么才华，更没有背景。我的优势就在于勤快、肯吃苦。这两点看似很简单，但真正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多。”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以她才选择在劳工最稀缺的春节时段打工，让自己的能力能被人赏识，能够尽快地进入社会。 ★

　　每一个人都应无愧故乡

　　故乡的荣辱牵挂着我们一生的命运，我们惟有将热爱转化为行动，才无愧于一方水土的养育之恩

　　文/江菲

　　似乎一瞬间，乡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集体病症。

　　事实上，只有离乡的人，才会想还乡；只有离乡的人，才会发现，故乡，已非故乡；故乡愈难回，乡愁，便越深。

　　乡愁情结的背后，是安全感的丧失。

　　心理学理论认为，归属的需要，即融入某些社会团体的社会需求，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我是哪里人？我的家在哪儿？我的身份是什么？当人们问自己这些，正是出于归属感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远走天涯，人们依然需要在心底保持与某此地区的一种紧密的联结。

　　具体到中国，每年春运的数十亿人次流动，或许正在印证，有多少人正在寻找这种心理上的紧密联系，有多少人，正在精神上的出发点与物质上的奋斗地之间，疲惫地奔波。

　　他们或许别无选择。

　　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以及文化、医疗、教育等种种资源的政策性不平等分布，使得年轻人若想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便不得不选择冲向大城市；若想让下一代获得更好的发展路径，无论多艰难，也要挣扎在大城市；若不想在人生的最终时期老无所依，他们不得不，努力在大城市耗尽最后一滴血汗。

　　从某种角度讲，人们虽然获得了迁徙的自由，却无法获得平等迁徙到任何地方的自由，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值得放弃故乡去迁徙。

　　这其实是已被选择的自由。

　　然而城市也在拒绝他们。限制入户、限制购房，限制购车，限制入学，限制就业……他乡，亦不能成为故乡。

　　这种情况在进城务工人员中更加明显。据一份对广州新生代产业工人的调查，48.2%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对于广州是外地人；14.0%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14.1%的人，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只有11.8%的人，认为自己是新本地人。也就是说，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虽然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自己和广州创造财富，他们却无法从心理上认同，这个为之付出辛苦的城市。

　　故乡，却又不可回。

　　不只是物理距离的遥远，不只是交通运力的限制，还因为巨大的精神鸿沟。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大城市，乡村便成为了空壳。田野荒芜了，房屋倒塌了；乡间小路，变成了高速公路，传统的村落，变成了统一规划的“新农村”；留在故乡的，年老的，成了没有儿女的父母；年少的，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原来得以维系这个小社会的人伦体系、共同活动的情感消逝了，而附着在其上的互相利用、互相攀比和纯粹的仪式，便赤裸裸地凸显成为一种荒谬。

　　回乡的人，找不到回乡的共鸣，回乡，因此成为一个符号，成了负担。

　　这是一种矛盾。不该消失的，却完全消失了；该有所改变，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在大城市进入加速发展的快速通道时，故乡，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向下的逆向螺旋。

　　事实上，即便在城市，这种问题同样存在。老房子被拆掉，小巷成了通途，千篇一律的摩天大厦，像给城市穿了一件光鲜却浅薄的时装——缺少了故事，砍掉了血肉，在只顾向前奔跑的运动中，忘记了历史与记忆。

　　因此，找不到故乡的人，不止于从乡村走出的人，还有上千万在各个城市间游离的人。

　　没有故乡的人，有什么？

　　你或许可以期盼不久后的的未来，但无法找到很久以前的自己；你或许有拼搏奋斗的勇气，但没有了享受成功的惬意；你或许有在竞争中取胜的技巧，但没有可以分享胜利的家族；你或许更聪明，却在林立的楼宇中，难以获得真诚的沟通；你或许更富用，却无法在他人跌倒时，放心地伸出自己搀扶的手臂。

　　从这个角度说，故乡不在他乡，在每个人心底；若说故乡会沦陷，那将不只是地理意义的沦陷，更是精神世界的危机。让故乡成为故乡，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永久居所，成为我们城市奋斗者的后援团，成为我们的亲人乐于生活自然蓬勃的生机之地。

　　而不管是游子还是留守者，都对故乡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故乡的荣辱牵挂着我们一生的命运，我们惟有将热爱转化为行动，才无愧于一方水土的养育之恩。

　　说声回家太辛苦，说声回家太欢欣。

　　不管时代发展到什么阶段，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一种叫做春节的血液，在这一刻，我们踏在回乡的路上，或者遥祝故乡。 ★

　　春节的礼品变奏

　　小时候一块糖就能咂出的年味儿，这种“年味儿”却离人们越来越远。“突击花钱”买不回往日的温暖，礼不再是原来的礼，情也不再是原来的情

　　本刊记者/庞清辉

　　2012年元旦刚过，在北京工作的朱竞开始和爱人计算着今年春节回家得准备多少红包。

　　“每年的过节清单，晒的不是数字，是我的喜怒哀乐。过年，过钱啊！”最终，朱竞和爱人决定今年过年不回家。

　　同样在北京工作的赵建军今年过年也不回家。“几百大洋的车票，孝敬父母的心意，走亲访友的路费，亲朋好友的礼物，小辈的压岁钱……样样都是血汗，是英雄都得扼腕！”赵建军是个80后，刚从“收钱的变成给钱的”。

　　陈德全是个已过天命之年的浙江商人。2008年金融危机，他的集团陷入困境，曾经用各式各样的“礼”编织的网瞬间瓦解，众人唯恐避之不及。去年，他的生意好了，身边的人们纷纷“去了又回”。看透了“礼尚往来”背后的人情冷暖，他决定今年过节“不回家”。

　　恐归一族

　　囊中羞涩无颜见江东父老，赵建军为此煎熬了三年。

　　“今年春节不回家了，明年多攒点钱再回去。”1985年出生的赵建军，从山西朔州来北京工作3年，是北漂族中辛苦又心酸的一位小白领，目前在一家位于海淀区的网络公司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月薪约4500元。除掉每月1800元的房租、水电费、以及日常必须的消费，基本上“月光光”。

　　一眨眼，一年又过去了。赵建军特意查了查自己的银行账号：余额是6894元。赵建军在脑海里瞬间计算了一下回家的费用：给父母2000元，给爷爷1000元，准备年货800元，给亲戚家的孩子们压岁钱1000元，去外面和朋友吃饭1000元，再加上往返路费500元。“不是月光光，是年光光了。”赵建军耸耸肩，很无奈。

　　毕业后到北京工作，赵建军一直被亲戚朋友高看一眼。每年过年回到家，街坊四邻都等着看他是不是衣锦还乡，“手里不多拿些钱回家，不仅给父母丢人，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身在异乡，赵建军觉得自己能够表现孝敬的唯一方式，就是出手大方。

　　可是回到家的光鲜总是和在外的现实相反。在北京这个家里人认为中国最现代的城市里，赵建军挣的钱远赶不上飞涨的物价，常年居住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整天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年底还是攒不下钱。

　　2010年春节回家的时候，赵建军整个假期都在被亲戚们追问什么时候升官，什么时候当老板？“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和小学时考试不及格不敢回家的感觉很像。”对父母，他也不敢提自己蜗居的生活。

　　那年春节刚过，本来打算初六再回单位上班，大年初三赵建军就提前赶回了北京。“再待上几天，恐怕要借路费回来了。”回家4天，工作一年的积蓄所剩无几，那4天就是“咬着牙的快乐”。

　　提前回了北京，很多朋友的聚餐没有参加，赵建军头脑灵光一现，发明了新的表示歉意的方式。“让朋友去我网上的菜地随便拿菜，想拿多少就拿多少。”过了个年，自己辛苦经营半年多的开心农场也被“洗劫一空”。

　　父母知道赵建军现在工资不高，从11月份就开始唠叨：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当赵建军下定决心用孝心打败自己的虚荣心时，在火车站售票大厅徘徊两天后，却被“没票”二字把回家的心给驳回了，随后赵也尝试在网上订票，仍无果。

　　回不去了，赵建军摸摸口袋，心里落了一块石头。但是愧疚之情却不停地往胸口涌，“感觉自己挺残忍的。”12月底，妈妈打电话说家里下雪了，赵建军就站在阳台上静静地想，老家后面的山上是不是和小时候一样白茫茫一片，也有很多小孩子堆雪人、打雪仗。

　　小时候在家过年，一家人聚在一块洗菜、烧饭、包饺子，一碗红烧肉就能让一家人热闹一整天。每年大年初一，天还没亮，赵建军就急忙套上妈妈买的新衣服，等着跟父母去拜年，收压岁钱。

　　关于压岁钱，赵建军记忆中最“悲惨”的遭遇就是，把“压岁钱”藏在家里的麦乳精铁罐里，结果被妈妈发现，最后一点点变成家中餐桌上的油盐酱醋。

　　陪伴了20年的“压岁钱”没有了，开始发压岁钱。赵建军有点耿耿于怀：自己当年收压岁钱只有10块钱，而现在出手都要100元起价。

　　“节奴”是怎样炼成的

　　朱竞从圣诞节就开始准备寄回老家的礼品了。

　　虽然2012年春节朱竞不打算回家，“但是礼还是要到”。朱竞忙着发快递，说话就很简短。年终快递公司容易出问题，朱竞提前十天就开始往外寄礼品。

　　礼品有给父亲买的皮夹克，给母亲买的羊绒衫，送亲戚朋友的土特产。“其实省了很多钱。”朱竞有些偷笑。和去年回湖南老家过年比起来，这次省了至少8000元钱。

　　朱竞和老公从湖南郴州到北京来上学、然后上班，已经13年了。每年回家过年，朱竞都撒钱撒得心疼肉疼。去年那张统计的单子她都仔细看了又看：来回路费1500元；给父母准备红包每人1000元；探望生病的外婆1000元(因为老公小时候是留守孩子，基本上都是由外公和外婆照顾的)，老公有二兄弟一姐姐，堂兄弟堂姐妹5人，舅父姨父姑父很多，准备亲戚串门回送的礼物有3000元。侄儿外甥外甥女等姑表侄辈等人均100元，压岁钱总共3000元。还有临时性费用3000元，包括吃饭、购物、打牌开支等。此外，朱竞老公还预备了3000元赞助费，“有人生病，或者打牌时，可能被借走的费用”。

　　回家过年，总有想象不到的地方要花钱。粗略一算都要将近20000元。朱竞在出版社上班，老公在一家IT公司上班，两个人的月薪加在一起2万出头。房贷和车贷近10000元，结婚7年没要孩子。“明知道自己能量不足，却仍然要摆谱。”朱竞老公每次回北京都是把口袋里的钱花个精光。

　　初一开始拜年，每天到一个亲戚家吃饭，顿顿都是席开两三桌。“像打仗似的，搬来搬去很多礼品。”而且每一家都怠慢不得。“亲戚朋友去了一家不去另一家，别人就会认为你瞧不上他了，会得罪人的。”朱竞说，要不一家都不去，要不家家必去。亲人离得远了，别人会说“远亲不如近邻”，亲人的功能一下子消失大半。朱竞一年见不到父母几面，父母总还需要周边的人关照，“亲情慢慢就成了‘债务’——人情债，有借有还。”

　　去年春节尤其让朱竞觉得吃不消。物价飞涨，开销大增。12月份开始，朱竞就开始经常做梦，梦到给长辈、晚辈红包，带大小礼品走亲戚，还有同学聚会，请客吃饭。

　　决定不回家之后，朱竞开始利用节假日、周末周旋在各个卖场、商场，货比三家外加寻找各种打折：从购物中心里淘到一些给小孩子的小清新毛衫，只花了89元，给外婆准备了新疆大枣和足疗盆，花了400多；给舅舅选中了一款他一直唠叨的轻便结实的户外藤椅，价格300多元。元旦节过后，两人忙着打包发快递。

　　虽然人不回去了，但是从父母打过来的电话里，朱竞还是听出来，亲戚邻里什么都打听明白了，春节回家谁坐飞机，谁挤火车，谁开小车，清清楚楚。谁考进中直机关做公务员，谁从北京回到市里，市府专车接送。每一个春节回家，就好像一次阅兵，个人社会资本的综合实力，一目了然。“你必须接受检阅，就好像年年一次的摸底考试。”朱竞说自己今年不想被检阅。

　　但是，朱竞老公早早就预测，不能陪父母一起吃年夜饭，在朱竞心里是个缺憾，“看春节晚会的时候，她肯定想家，肯定会哭。”朱竞自己安慰自己，看见长辈们脸上的皱纹，花白的鬓角，越来越行动缓慢的腿脚，更难过。

　　“2012年加把劲，年底多存点钱，明年一定回家过年。”朱竞已经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心，也有点赞成老公的建议，明年自己开车回家过年，车里装满礼品，然后自己坐在车里得意地笑一次。

　　“送出一粒米，赚回一牛头”

　　与赵建军和朱竞春节礼品送给家人不同，刘萍的春节礼品都是送给亲戚之外的人。

　　“钱花了，礼送了，心里踏实了。”刘萍是浙江温州鹿城区的商人，在北京有一家策划咨询公司，长年为企业和单位策划活动、年会，客户非常多，有国企有民企。“酒礼盒一共花了20万元左右，茶叶茶具花了20万，其他的礼品也有20万左右。”刘萍说，每年春节，她最大的开销就是打点客户和合作伙伴。

　　刘萍奉行的信条是“送出一粒米，赚回一头牛”，讲究投资要有回报。“这60万明年能带来几百万。”刘萍有些得意，“关系得用实货(钱)砸”。

　　刘萍在北京有好几套房子，节日很少回老家，过节是刘萍和客户沟通感情的好机会。在北京几年，刘萍学会了送礼的很多技巧：与众不同、出其不意、四两拨千斤？???研究来研究去，刘萍干脆自己成立了一个礼品公司。

　　2011年6月，刘萍的公司注册成立，专做瓷器茶具礼品。“价格标得很高，其实成本不高。”除了自己拿产品送礼，刘萍还给其他浙江商人送礼供货。

　　和刘萍一样自己生产礼品的商人很多。陈德全也是浙江商人，他在浙江沿海的深海处，开辟了养殖野生海产品的海域，还在北京的郊区承包了一个果园，“产品绿色没有污染，除了供自己家人吃以外，平常会给一些熟悉的酒店供货，剩下的都是留作过节送礼用。”

　　为了保持新鲜，陈德全甚至学会了国际上最先进的保鲜方法，直接空运到北京，为的是让收礼的人吃到最新鲜的海产品。

　　2012年春节，陈德全打算不回家，“厌倦了过年” ，陈德全说。 2008年，他的企业陷入困境，曾经的笑脸都阴云密布，看见他的车都绕开他。去年，但他的企业起死回生，身边人又都恢复了从前的热情。这让陈德全看透了什么，但他仍旧参加各种聚餐，和人们寒暄，却“再没有心情去听对方是否来自真心的夸奖”。 ★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德全、倪强为化名。)

　　“礼品”的变迁

　　人们对于礼品的选择和送礼观念的转变，可以管窥整个转型社会中价值观与人际关系的每一步变化

　　文/张立群

　　“礼”最早从宗教和祭祀而来，是人们对神灵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有仪式和物品两层含义。在古代，礼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的礼节仪式，也是人们行为的标准和要求。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礼的宗教和规范意义慢慢剥落，它的物质意义开始成为主流，并逐渐变成一种人际交往符号。

　　送礼是中国人的传统，礼尚往来一直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在普遍意义上，这个“礼”多是以“礼品”为载体彰显，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人们之间赠送的礼品更在时间的洗礼中完成了一步步的变迁，而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与巨变。

　　单纯的幸福

　　新中国建立初期，物资匮乏、百废待兴。生活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吃白面、穿新衣在普通人家只有过年才能享受到。因而那个年代的礼品也分外质朴，实物之“礼”几乎是清一色的面食，“轻、薄、小”是显著的特征。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带上一小袋白面、一封糕点或是几尺布就是最好的礼品。

　　钢笔在当时算是非常高品质的礼品，走在路上穿中山装、口袋别着钢笔的人备受羡慕。若那钢笔是派克牌的，更是相当有面子，甚至可以当做宝贝代代相传了。

　　货币之“礼”则以角钱为主，粮票、布票为辅。过年时孩子们的压岁钱，大都在一角到二角之间，偶尔也有给五角钱的，就算是了不得的大数目了。在那个一切凭票的年代，拿粮票、布票送人，亦是很高端的礼物。

　　1966年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国的主流变成了领袖和红卫兵，那一时期，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是最流行的礼品；印有标语的茶缸、毛巾、袖标被称为文革三件宝，成套赠送。结婚办喜事，亲朋好友送的都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类的年画，单位则送成套的《毛泽东选集》或毛主席石膏像。

　　那个年代的人，生活清苦、简单却又容易满足，一份小礼物往往就是记忆里单纯的幸福。

　　礼品变“厚”

　　从70年代中期开始，有人把烟酒当做礼品。之后，女子出嫁有了“彩礼”，上海牌手表，飞鸽、永久牌自行车和缝纫机“三大件”是十分贵重的婚嫁礼物。人们之间的往来也逐渐多起来，谁家发生像住院、生子、参军入伍等大事，一般都是以鸡蛋或糕点作为礼物。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礼品的发展也与经济发展同步，进入了辉煌时期。春节时礼品花样增多，除了糖果、糕点外，还有肉、酒、水果之类，罐头和麦乳精也开始走进礼品的行列。

　　与此同时，新鲜事物大量涌现，花衬衫、喇叭裤、蛤蟆镜这些带有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在当时是非常时髦惹眼的礼品，赠送者和接受者都走在流行的前列。

　　到了80年代，“礼”逐渐“大”和“多”了起来。过年过节送烟酒、罐头、水果已成常态，并开始讲究烟酒的牌子。压岁钱和随礼也相应攀升，由10元到20元、50元、100元甚至更多。体现时代特征的结婚“三大件”演则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此外，印有明星、花鸟、风景等各类题材的挂历也成为过年馈赠的厚礼，风靡了整个8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90年代的“礼” 变得丰厚起来。食品开始变成了整袋大米、成箱水果、整件名酒、鸡鸭鱼虾等。随礼的范围和领域逐渐扩大，数额也不断增长，礼尚往来开始变味。高档手表、商务通、BP机、电脑、手机等作为高端礼品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变化可谓日新月异。

　　礼“重”人意“轻”

　　进入21世纪，在经济、文化发展空前繁荣的大背景下，人们对于礼品的选择开始追求个性、品质和健康。绿色环保食品渐渐担当礼品的主角，具有区域特色的土特产也“火”了起来。各种保健品、营养品以及健身、按摩器械成为子女孝敬老人的礼品。具有个性特点和品牌内涵的礼品也广受欢迎。各类造型独特的个性礼品，如个性优盘等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名牌包、化妆品、电子产品等的普及率越来越高，成为不少人购买礼物的首选。

　　春节父母、长辈送给孩子的礼物也开始从单纯的压岁钱、玩具等变成送给孩子诸如“生活锻炼夏令营”“强身健体训练营”“红色旅游”等有益成长的精神食粮。

　　近几年，伴随着物质的丰富，银行卡、购物卡、现金、股票以及各类奢侈品逐渐成为礼品的主力军，送礼的花样越来越多，价值越来越高，表达方式越来越隐蔽。“礼”已经从过去简单的表达感谢、祝福变成了走关系、通人情甚至是进行贿赂的手段。礼“重”人意“轻”的现象更是成为送礼的常态，给礼物原本承载的单纯意义蒙上了一层黯淡的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