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村长酒兑奖热线:清代官场杂谈：“清朝与胥吏共天下”

       清代官场上有一些小人物，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人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这些小人物即幕宾（幕友）、胥吏、长随、官亲等。清代史学家、乾隆时人邵晋涵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声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可见这三种小人物在官场中尤为重要。这里着重谈谈胥吏。

　　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包括京吏和外吏。京师衙署多，故京吏尤多，仅户部书吏就有一千余人。书吏在清代官场上非常活跃，对于清代政治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史称“清朝与胥吏共天下”。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作伪、敲诈索贿等。因之，书吏素有“蠹吏”、“衙蠹”、“书蠹”之称。清沈起凤《谐铎·祭蠹文》讥刺书吏“胥吏舞文，谓之衙蠹”，“借文字为护符，托词章以猎食，皆可谓之书蠹”。“彼，刀笔小吏，案牍穷年。窃尔生平之一字，辄舞文而弄权”。

　　书吏挟例弄权是清代一大弊政。清人陆陇其说：“本朝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其2/3涉及书吏挟例弄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经常要办理大量有关任免官吏、刑名钱谷、兴办工程等内容的公务，办公过程中要处理大批案牍文书。对于这些案牍文书，堂官（尚书）、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衙门负责人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帖括制义，而不习法令世务。尤其是清代处理刑名等事，不但要依据《大清律》，还须谙熟繁多、灵活的“例”（诸如“丢失东城门钥匙比照丢失印信处理”这样的“例”文，有一千八百九十余条之多），对这些例，官员们更是极为生疏。正如胡林翼所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吏进稿便只能唯唯画诺。如中央各部办理案牍的情况是：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查阅成案比照律后，进呈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此案就算定了。嘉庆帝曾在一次谕旨中说到堂司官因不熟悉例而受制于书吏的情况：“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举一例则牢不可破，出一言则惟命是从，一任书吏颠倒是非，变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争之情节。”有个书吏曾得意地说，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官场又有谚云：“堂官牛，司官鳅，书吏剔嬲（niǎo）不得休。”（另作“堂官牛，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清官难逃滑吏手”。与书吏得意的状态相反，堂司官则是另一副模样。一首咏司官况味的俗曲描述道：“办事费推敲，手不停，披目昏毷（mào），那案情律意多用心操。还有滑经承弄笔蹊跷，与那疲贴写行文颠倒。细商量坐把精神耗，才得回堂说稿。”经承、贴写，都是书吏的一种。官员受制于书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暂吏久（官员总要调动，书吏则穴居衙门，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去衙门在”），因而书吏不怕违背现任官员的意旨。

　　案牍文书有时更易一字、一句，便含义迥异，轻重悬殊，所谓“于字眼内出入”，书吏往往借此营私舞弊。如某厘官（收厘金的官）设局某县城内，县城被人攻破，厘官逃跑。事平后厘官申请复职，部吏驳之曰：“虽无守土之责，却有同城之义，当革职。”但又对厘官说：“如果你给我银子，我就保你复职，否则必定革职。”厘官只好答应。书吏马上颠倒原来的驳语云：“虽有同城之义，却无守土之责，可复职。”略一改变，含义便大相径庭。有的书吏无法无天，竟然私藏伪章，改窜文书。《狱中杂记》载：“都下老胥，家藏伪章，文书行下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能辨也。”嘉庆年间，工部书吏王书常用私刻的假印，以修水利为由，一年之内冒支国库银达数千万两。某罪犯应斩立决，但某书吏向其索贿千金后，暗换文书，竟以另一犯人代其受了极刑。

　　由于书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纳贿，所谓“官凭文书吏凭贿”。他们的口号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书吏索贿的情况，除上面所谈改易厘官驳语、偷换死囚所涉及的以外，还可以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索贿为例。六部书吏权力甚大，人谓之曰“无异宰相之柄”。各部公务不同，书吏索贿便各有特点。吏部掌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在铨选名单上“开列其先后”，如果“贿不至，非驳斥，即延阁”，所以求官者都肯花大钱巴结吏部书吏。户部掌管着各省款项的销核，由于军费报销往往出入很大，可在一百几十万两银之间，所以户部书吏索贿的数目也都很大，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因而有“阔书办者必首户部”、“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侯”的说法。有一个户部书吏索贿的例子：福郡王征西藏归，户部某书吏索其军需报销费，福郡王大怒道：“小胥竟敢向大帅索贿!”书吏答道：“若不赏我巨款，报销之事就要办三年，皇上怪罪下来，必兴大狱。我这是为您着想呀!”福郡王无奈，只好赏以巨款。吏户二部油水大是出了名的，其他几部虽不如吏户二部，但也有利可图。《文明小史》说，书办“在里头最好不过是吏部、户部，当了一辈子，至少也有几十万银子的出息，刑部虽差些，也还过得去”。刑部书吏总是盼着外省发生大案，到时定有贿银可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即有刑部书吏受贿枉法的描写。工部事虽较简，但遇到大工程，书吏仍可获大利。礼部向称穷署，但在会试或大婚、国丧之年，也可获大利。

　　由于书吏获得大量不义之财，所以其生活相当富足，有的还极为奢侈。若拿穷京官与富京吏相比，二者的差别几如天壤。李慈铭对二者做过比较：“京朝官多贫至不能自存，而吏人多积赀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者。”有人作对联形容京中书吏阔绰、富裕的生活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说的是他们的宅院夏日必搭凉棚，院内必列鱼缸和巨盆石榴树，家中虽无子弟读书，也要请一塾师摆样子，家里吃的好，所以丫头养得很胖，连狗也喂得很肥。晚清做过北京巡城御史的陈庆溎在《谏书稀庵笔记》中记述了两个他认识的书吏，一个叫史松泉，一个叫李秋宾，都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他们可以作为清代书吏之富的典型。史松泉是户部银库的经承（书吏的一种），此职捞钱最易，“轻轻一举手便是银子”（外省每个月都要往京中解饷银和汇票庄银券，其中必有大宗贿赂，且可将银券暗中存入票庄生利），史松泉一任数年，遂至巨富。他有家资数十万，房屋连亘，院落数层，日日有美伶为之烧烟，其酒食之美，尤异寻常，如自造南豆腐，鸭汤煨之，上加金华火腿细末，作红“寿”字，令人不忍下箸。李秋宾是国子监经承，也豪富异常（因捐官者先捐贡监，政府得其半，经承得其半）。陈庆溎有一次到戏园看戏，开戏半日后，忽见有仆数人，携豹皮坐褥、细磁茶壶、白铜水烟袋，还有二三优伶，拥一肥胖老者登楼。一会儿，年少名优相继上楼陪侍，园主人周旋殷勤，送茶点者络绎不绝。一打听，才知此肥胖老者是国子监经承李秋宾。

　　清代北京的书吏多住在前门以东和崇文门外，由于他们生活富足，所居“恒多华宅”，所以清代北京流行“东富西贵”的说法，其“东富”就是指富书吏和富商。在前门外的杨梅竹斜街，还有阔书吏开的钱店。

　　尽管书吏的实际权力不小，生活又很富足，但社会身份却是微贱的，而且名声也不光彩，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极看不起他们。冯桂芬说：“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今日而等诸隶仆。”李慈铭则称书吏是“黑衣下贱之流”。但由于书吏一业“为之易而得钱多”，所以许多重利轻名者宁愿放弃举业而充当书吏，有许多书吏还是历代相袭的。书吏贱而富，京官贵而穷，这成为清代官场上非常有趣且耐人寻味的“怪现状”。
（作者系北京日报理论部主任）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