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察县 美食攻略:温州五任一把手升迁轨迹：自费改革的乐与怒--浙江在线-浙江新闻

温州五任一把手升迁轨迹：自费改革的乐与怒
www.zjol.com.cn　 2004年12月31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温州向左还是向右    

    “草根层”的创业冲动，使无数个“中国第一”的温州神话，演绎成了“四千两板”的“温州精神”，善于钻营的游击商人一夜之间成了财富英雄，时至今日，有人曾把功利温州人“空手套白狼，四两拨千斤”的经世致用生存哲学与犹太民族“千年流浪，精神不散”的宗教文化底蕴相提并论，听上去觉得是溢美之词。是褒是贬？喜滋滋的温州人恐怕不会太在意，反正是说温州人聪明吧。

    就在舆论广泛关注来自民间的资本力量冲击市场“闸门”和走出去的温州人“生炒通吃”的背景下，一个以强化政府主导的“指引经济”政治信号，使温州再度卷入“二次争论”的风口浪尖。一个让温州普遍关注的信息就是温州市委的人事变动。

    2004年11月17日，浙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在温州正式宣布：原中共温州市委书记李强上调浙江省委任秘书长，温州市委书记由原杭州市委副书记兼萧山区委书记王建满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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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问题是政绩，直面问题是责任，研究问题是进取，解决问题是能力。”王建满赴任不久，即对他的下属强调。

    温州经济蛰伏已久，曾多次重复演义“敢为人先”并屡遭争议的“温州模式”，随着王建满的到来，再一次提出问号：向左？向右？李强说：“遵循规则！”

    王建满履新的第一天，温州市政府门口簇拥着许多人，等候着新书记到来——来自开发区的失地农民徘徊多时，面无表情，路过的市民偶尔驻足观望。

    就在十天前，原温州市委书记李强代表温州接过“2004CCTV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奖杯时，温州老百姓为之倾城欢呼。

    主持人王小丫与李强对话时，“逼”他当着家乡父老和全国人民的面说一句话，李强说：“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它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

    李强将温州经济特色形容成“地瓜经济”：一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温州经济尽管像地瓜那样并不起眼，但都是“野生的”，生命力旺盛；二是具有很强的“扩张力”，地瓜藤叶四处延伸，占领外部空间，充分吸收阳光和雨露，温州经济善于“走出去”，能够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三是具有很强的“反哺能力”，地瓜藤叶四处生长，但养分最终传送给根部，受益的还是地下的茎果，温州经济始终根植于民，它的发展主要依靠无形的民间力量来推动，最后受益的也是人民群众。

    现场活动策划人、温州作协副主席李涛透露，在央视《对话》栏目中，李强和家乡父老最后的离别赠言说了一句“遵循规则！”让人感到分量很重，没有人更比李强清醒的意识到温州处在一个历史的岔口，需要冷静和反思。温州图强不仅需要良好的言商环境，更需要讲诚信、讲法制、讲规则路径。温州经济如同站在界河边的“小卒”，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的攻破体制堡垒，不可能倒退，在没有“过河”之前更不能横冲直撞。

    “地瓜经济”需要包装

    王建满比李强年长许多，在新老交替会上，李强说：“今后，温州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我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温州发展当中碰到的任何问题，我都会更加细心地关注。”

    李强出任省委秘书长，按以往惯例，这个头衔前面一般都要加个“省委常委”，因为李强之前的温州市委书记一般也是省委常委，唯独从李强这一任开始，温州市委领导不再担任省委常委。

    一位前温州市委高层说，李强把温州经济形容成“地瓜经济”，看起来有点土，说起来也不好听，容易让人联想到“烂番薯”，但这个比喻确实合适，温州的确需要包装提升，如果还停留在过去的“土八路”做法，温州经济会出现问题的。

    外界描述温州经济时，认为不按常理出牌的温州人身处无序的市场中，当预先还来不及制订市场“游戏规则”时，温州人敢为人先，赢得了市场先机，占尽所有便宜。王建满：“四个问题”的绩效考评标准“你可以从王书记几次到基层调研时的讲话，好好揣摩他的‘思想’。”作为“三朝元老”的黄德康秘书长，是温州市委常委，在谈到此前《温州日报》报道的温州市政府最近推出“有关温州十大问题的课题”时，他表示具体内容暂时不便透露。

    “发现问题是政绩，直面问题是责任，研究问题是进取，解决问题是能力。”王建满赴任不久，即对他的下属强调。

    接近温州市领导的知情人士透露，王建满的语气意味着“金杯还需要口碑”。

    据知情人介绍，12月8~10日，温州市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参与专题调研汇报会，每天听取调研汇报，题目是：《如何优化提升温州产业层次问题》、《如何加快现代化服务业发展问题》、《如何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问题》、《如何加快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如何加强城市建设和加强城市管理问题》、《如何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如何加快“生态市”建设问题》、《如何加快社会事业发展问题》、《如何推进“平安温州”建设问题》、《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知情人说，十大问题正好对应了王建满的四个问题的“绩效考评”标准，但这些问题早在王建满前任在任时都已存在，甚至全国都普遍存在，温州如何破解？ （王孔瑞） 

     调控之重：温州老板酝酿迁徙

    2004年末的温州，一场轻柔的雨加雪姗姗掠过温州，给这个十年来难得的暖冬添了些许寒意。恰如这偶尔轻寒的天气一般，此时的温州企业也深深地感觉到了来自于宏观调控的冷峻。


    与此同时的温州之外，旨在降温的宏观调控政策正有条不紊地持续推行。“原材料价格涨飞了”

    “我们行业今年像我这样能够保本继续盈利就算不错了。”

    余荣华，一位40多岁的温州瑞安商人说，“今年赚的那么点钱和没有赚没有区别。”

    余荣华是瑞安私营企业浙江联大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大化工”)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是国内生产硝酸钾的第二大企业。“今年我们生意不好做，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们冲击力很大。”余老板说。

    硝酸钾主要原材料是硝酸铵和氯化钾，“这两项价格都比去年翻了一番，三四月份的时候，硝酸铵进口价为1035元/吨，国内产品价为800~900元”，“而今年年底，进口价格已经上升到2000元/吨，国内产品价格1800元/吨左右。”

    作为中间产品生产商，之前，大多数此类化工企业都与上游企业签订了一年合约，对该年度供货价格都有约定。联大化工的最大客户是电视机玻壳生产商旭日玻璃有限公司。年初的时候，他们已经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签订了硝酸钾3000元/吨的供货协议。

    “我们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可产品的价格已经限定死了，利润空间急剧缩小。”实在捱不下去了，余荣华后来和客户协商，好歹将出货价格调升了500元左右。

    据悉，目前国内硝酸铵和氯化钾大部分依赖进口，这些硝酸钾生产企业只能通过中化(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农(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两条渠道获得进口原料。从去年年底的粮价攀升，到今年年初的宏观调控、国际运价的提高，“还有一些企业利用垄断性资源的人为操作”，都从各个方面拉升了相关原材料的市场价格。

    “我们通过中化、中农买氯化钾，交了钱，拿了货，但是拿不到发票。他们说明年(2005年)再给我们。”余老板双手摊开，对记者说。

    “据说，今年发改委核定的氯化钾市场销售价为1570元每吨，而进口价格早就超出这个水平了，所以他们只有明年再给我们，这样就符合发改委核定的2005年价格。”

    更惨的是，国内其他原材料生产企业也跟着这一浪潮哄抬价格，“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囤积原材料，囤积几十万吨。”“一提固定资产投资，银行就怕”“原材料涨成这样，我们自己也要想办法压缩成本了。”

    为了缓解生产压力，联大化工年中的时候开始着手技术改造，自己动手，生产硝酸替代硝酸铵。据悉，尽管可以使成本下降三分之一，这项技术改造却要花掉余荣华1000多万元。“我们需要保证一定的流动资金保证企业正常运转，1000多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需要外来资金的援助。”

    而在寻求外力帮助时，余荣华遇到了另一个困难。“我们去找银行，只要一提固定资产投资，银行就怕。”

    据他了解，此次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下，相关部门被要求严把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提高建设项目市场准入标准，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等。

    联大化工的银行贷款计划落空后，只好另寻他路，“自己有一点老底，还有民间资金的帮助”。尽管如此，联大化工还是不得不放慢了技术改造步骤，本来是可以2~3个月完成的计划，现在预计2005年才能完工。

    谈到资金问题，另一位温州老板黄顺禹也有同样的感慨。

    “以前我们做项目，自己拥有30%~40%的资金就敢上了，一般银行会提供另外60%~70%的贷款，今年，没有90%的资金想都不要想。”而幸运的是，温州地区现在有丰富的地下钱庄可以帮助企业暂渡难关。另外一位作塑料生意的瑞安商人介绍，小数目(100万元以下)的投资他们一般都会先求助于“朋友”，只有大批量的贷款他们才会想到银行。

    其他地方的同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据余荣华介绍，山西文通集团下属两家子公司今年倒闭了，湖南一家业内颇有名气的公司也被迫关门，还有浙江富阳的两家。“贷款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我们要去外地办厂”

    今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他从瑞士引进的一个机械生产项目流产了。因为地价太贵，从最开始40万元每亩到现在的80多万元每亩，“我们根本承受不起那么高的成本。”黄顺禹说到此事的时候，语气低沉。

    据介绍，该项目引进需要非常多的土地投入。黄顺禹当初也准备购买4.5亩工业用地，而就在两个月之内，当地土地价格从160万元每亩涨到380万元每亩以上，“现在还在涨”。

    贷不到款，土地价格又在上涨，压力之下，一大批温州商人甚至选择到其他省市去办厂。据记者了解，江西鹰潭今年大约有100家温州企业搬过去；江西怡村，还有新余，也搬进了100多家温州企业。“今年搬过去的这些企业大多数都是由于土地限制问题。”余荣华说。

    “我们也打算明年在江西开子公司，规模比这边更大。”余荣华向记者透露，江西地价比较便宜，大概3万元/亩，他们也已经和当地谈了100多亩地的合同，已经差不多了。（周帆）  

    温州商人的政治观

    他们潜心研究政治，不是因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为了某一笔具体的生意

    在讲求实际的温州人看来，政治虽然让他们栽了不少跟头，但始终是一种可以为自己所用的资源。现在，温州商人潜心研究政治，不是因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为了某一笔具体的生意。

    温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蔡克骄认为，温州商人的集体智能汇流成一股“老百姓经济”的民间力量，树立了市场经济“活力先锋”的新形象，但政治地位上的受压制和“自惭形秽”使得温州人产生了强烈的政治诉求。

    政治诉求膨胀

    不少温州人都记得，1999年，温州的瓯海区寮东村出现了新中国首例“村民罢免村主任”事件。

    随后，每到人大政协换届，哪怕是村委会选举，温州总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温州商人一下飞机就径直往自己村里赶，因为当时各个村都在进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据当地有关部门知情人士说，很多私企老板愿意出价30万元或者更高，就为了跻身“政界”，哪怕捞个“无品”村官也值得，这种政治诉求膨胀到连民间组织商会会长的位置，有时也会在商人之间争得你死我活。

    “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关。”这是100多年前奔驰公司的开山鼻祖卡尔.本茨对属下说的话。

    私营企业主刘建国入党成了温州商人对上述话的一个写照。

    刘建国入党的消息发布两天后，党的十六大召开。刘建国的企业拥有300多位雇员。

    之前，新华社曾如此报道刘建国的企业——浙江长江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各地参观的人来到这里，能看到春的活力；慕名的客商来到这里，能感受到商业奇才的魅力；外地打工者来到这里能体会到无限的温暖；党政领导来到这里，能看到党建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照样能发挥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刘建国的5次入党冲动

    但此前刘建国5次要求入党被拒也是事实。

    1999年3月，刘建国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半年后，他参加了温州市经委系统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但之后有关通知他说，根据有关规定，民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0年12月，刘建国在公司建立了党支部，还聘用了一名外地复员军人出任支部书记。

    2001年，刘在温州代理的空调销售业绩达到1亿元，占浙江全省空调销售份额的六分之一。但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还是被拒绝了。

    “我的入党动机，无非是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更好地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我年轻、我有钱、我要求进步，这有什么不好？”刘建国曾对当地媒体表示。

    浙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之后专程到刘建国的公司，详细了解公司发展历程及党建工作情况。她对刘建国致富不忘回报社会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他说：“企业要做大做强，政治上要积极要求入党。”

    刘建国聘用的公司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徐志久说：“非公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吸收民营企业主当中具有代表性的先进分子入党，是中国经济生活发展和政治生活变化的必然，为什么要把一位先进代表人物‘放在外边’？”

    共求利益最大化

    温州“双扣”是温州地方牌类游戏，规则类似普通的“争上游”，所不同的是游戏需要两副牌，游戏的方法是配合的两方要尽快将手中的牌出完。游戏的关键是，只要合作的双方利益均衡，最终赢得的利益能最大化，双方就联合往对手的痛处出牌。

    这种牌理已经被温州商人玩到了现实生活中。

    企业从悄悄地赚钱到借助政策和政府的公关需求(即树立公众形象)，巩固企业的根基，已经成了温州商人的“共识”。和商人的政治敏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官员的现状，政府工作人员对“吃皇粮”的工作并没有过多优越感，官员们对干出一番事业的民营企业主的态度可以用佩服来形容。

    曾有机构对温州市260名政府部门的干部、职工进行调查，93%的人认为“致富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调查显示，54%的温州人“不要乌纱要铜板”。

    温州的普通官员们常常嘲弄自己的官位：“我们这里当官不能有架子，如果企业觉得官员没水平，对其没帮助，其是不会理我们的，顶多也不过是给点面子，表面客气。但若企业不给面子，我们也没办法，别说为难企业，就是稍微有点拖延，他们都有可能去告状。他们中好多人是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们可以直接把意见反映到高层领导那里去。”

    一位温州服装企业负责公关的经理说，对政府或是官员的公关，不一定就是花钱买路，更重要的是要适应中国“熟人社会”的国情。

    据他介绍，温州的企业里都有专人负责和政府的各个分管部门打交道。这些人的工作规律是：隔一段时间，就到对口的部门去坐一坐，和办事人员聊聊天，拉拉近乎，偶尔请他们吃顿饭。还有，就是捐助政府的公益事业，帮助官员树立政府形象。

    “我不会指望这样就能让政府违反原则替我办事，”一位温州企业的高层说，“但有时候，他们把我当作朋友的话，就能提供给我很多信息。”   

    温州五任一把手升迁轨迹：自费改革的乐与怒

    一些曾在温州为官的人认为，温州的“自费”改革史，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变革的生动写照。看温州改革必须了解温州的过去，如果没有这个痛苦的历程，温州是一张空白的明信片，假如温州没有被争论，温州也就不会被世人所关注。

    袁芳烈“开河”

    上世纪80年代，温州的争论焦点是“姓资姓社”。

    改革开放前，温州以“乱”著称。1981年初，邓小平和李先念曾批示，督促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问题。

    1981年8月，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袁芳烈受命来到温州。虽然他对集体经济已有所反思，但还是带着对个体经济的偏见赴任温州。

    袁芳烈深入温州4年后，从接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任务转变为“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

    为温州正名的他最后被平调回杭州，出任省政法委书记，却没有获得省委一句公开的评价。据知情人士透露，袁芳烈在离开温州很久之后才知道，省委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去温州要搞活国有企业，要冻结原来的干部。

    董朝才“后继”

    新任市委书记董朝才上任3个月内，对温州市各部门的工作不作评价，并把袁芳烈的幕僚班子丢在一边，开始跑国企、跑供销社、搞调研。这是个话不多，衣着、作风都像农村干部的书记。几乎没有人知道新书记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15年后，董朝才向媒体承认，他是带着问题和“对资本主义的天然警觉”到温州的。

    董朝才说，他知道历史上跟农民唱对台戏的教训。“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人呢!凡是我们跟农民唱对台戏的时候，经济就要出大问题。”

    “我给自己一句话：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董朝才曾公开这样表示。

    正在远处观察董朝才一举一动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温州除此之外，无路可走。老董绕了几个弯子，终于上道了。”

    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马津龙说：“董朝才任上的5年，风风雨雨没有停过，民间有句话说：‘打雷在深圳，下雨在温州。’温州的问题，哪怕是芝麻粒大，都可能跟意识形态挂钩。”

    有着与温州农民一样的“改制情绪”的董朝才最后被调到浙江省体改委。

    刘锡荣“追随”

    董朝才改革思路的继承者是刘锡荣。

    这个朴素、儒雅的书记，是抗战时牺牲的中共第一任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遗腹子，于1981年12月任温州市委常委、秘书长，1983年4月后，任温州市委副书记。1988年12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温州市委书记。

    在温州追随袁芳烈、董朝才10年的刘锡荣，认定的也是他们两人的路。在温州经济发展最困难的时候，他提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并曾宣布，温州市委市政府三年内不买车、不建房，咬紧牙关建机场。集资成功建设温州机场之后，刘锡荣还为温州铁路建设绞尽了脑汁。

    据温州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魏敬先回忆，刘锡荣了解到祖籍温州乐清、客居香港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海内外有不少功成名就的弟子，为了争取海外投资，刘锡荣用一种很有人情味的政治智慧作为“统战手段”。魏敬先说，南怀瑾是一个孝子，于是刘锡荣就与魏敬先商量，能不能用南怀瑾母亲的头发，绣一幅他母亲的肖像作为见面礼？

    为难的魏敬先接受了领导布置的“政治任务”，但到哪里能找到过世已久的南怀瑾母亲的头发呢？经过一番努力，魏敬先发现南怀瑾的妻子(南怀瑾离开故乡前的妻子)平时为婆婆梳头时，有心留下了婆婆不少的头发，这件事因此得以玉成。

    魏敬先说，刘市长到香港会晤南怀瑾时，事先没有告诉他要送他这幅肖像。等到见面后，刘市长揭开镜框外的绸子，南怀瑾一看是母亲的肖像，扑通一声跌跪在地：“知我者，刘市长也！”

    当激动的南怀瑾得知那幅肖像竟然是用他母亲的头发绣的，就更加激动不已，当场表示，一定要为家乡做一些公德之事。此后，通过南怀瑾的关系，温金铁路顺利筹资约5亿元人民币，并于1994年建成通车。

    马津龙说：“在改革方面，刘锡荣不事张扬，在很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温州的经济。”1991年6月后，刘锡荣出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

    张友余“二次创业”

    此后，张友余接任了温州市委书记。

    张友余的得意之作，是在国务院七部委联合打击温州“假冒骗”，处理以温州柳市电器为代表的质量问题时，表现出的极其高明的“政治智慧”。

    张友余提出了以“质量立市”为口号的“二次创业”。“客观地评价张友余的政绩，他为‘温州模式’搭建了二次创业的平台，为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冲出困境开了绿灯。如果说到他的缺憾，那就是在他的手里成就了一个女贪官杨秀珠的权力追求。”一位温州厅级老干部说。

    以“建设现代化温州”为口号的蒋巨峰，最后荣升为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