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apt内核升级:1961、1962年在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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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1962年在梁平 . (2004-9-22)  明朗、陈杰、李克乾 口述 王林整理       
    〔摘要〕在三年困难时期,明朗、陈杰、李克乾等同志由四川省委指派到重灾区之一的梁平县担任县委到公社党委各级领导职务。他们在农村基层亲眼目睹了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等造成的巨大灾难。明朗等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请上级调粮救急,恢复冬水田,放宽政策,划田边地坎归农民自种自收,默许包产到户,使当地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明朗:省委叫我们去梁平是担任实职,改造落后。我兼县委第一书记。
    李克乾:明朗同志兼的是正职,我们兼的都是副职。陈杰兼县委副书记,张重光兼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还有两位女士钟光珍、朴玉洁兼县委的副部长。我是直接下到公社,兼公社副书记。加上唐小丁、王朝清、李正模都在公社挂职,一共九个人,全是宣传系统的。
    明朗:那次除我们到梁平,安法孝还去了江北县,杨万选去了合川县。
    我们是1961年9月去,62年夏天回来的。省委叫我们去改造落后县,那时所说的落后县,一是指天灾,另外一个说法是下边的干部犯了“死官僚主义”错误,所以造成落后状况。在上面谁也不说底下没有粮食。省委召集地委书记们开会,我都参加了,地委书记们没一个人敢反映缺粮饿死人的情况,只说有肿病。省委书记们经常下乡,也没有人提饿死人的事,却叫卫生厅下去了解究竟是什么病。卫生厅长潘阳太向省委汇报,不敢涉及病因,只讲症状,说不是传染病,当然提不出有效的治疗方法。
    陈杰:那时说用蒸笼蒸可以治好。
    明朗:对了对了,你还记得,叫“蒸气疗法”。省委也搞了一个,杜心源叫我也去疗一疗,我去试了一下。
    李克乾:我们都去疗过。
    明朗:把衣裳脱了,进去,满屋子蒸气。蒸完了出来给你一碗红糖姜汤,喝了挺舒服的。领导同志知不知道下面饿死人?我看好多人心里都明白,但谁都不肯说。派我们去梁平的时候,李亚群同志就告诉我,啥子肿病哦!就是没饭吃,万万蒸不得,一蒸就死。你们下去给老百姓弄点粮食就行了。李亚群为什么能给我说这个话呢?因为他是井研人,他对家乡的情况很清楚;而且,知道我不会告发他。
    我们下去时到处看,找农民谈,情况一目了然,就是没饭吃,饿死人。
    陈杰:有的一家几口,老人大人都饿死了,就是为了保娃娃。
   
    李克乾:1960年底,杜心源同志带我们跑川东几个县区,走在一条路上被拦住,有人倒在路上,爬不起来了。他们说,你们来查,你们来看,村里的人死了一半。特别是男的死得多,都要成寡妇村了。但是在会议上书记们都说,自然灾害怎么严重,不谈饿死人。
    明朗:当时就是笼而统之地说自然灾害。
    陈杰:李大章说的是天灾加人祸。那时候分不清哪些是正常死亡,因为大家都挨饿,即使有点病,或老了,加上饥饿,就会死得更快。
    明朗:这种情况就像一层窗户纸,谁也不去捅破。李亚群就说,忧国忧民不敢忧啊!
    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数字。我专门问过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实实给我说,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是8万。那时梁平的人口是50万左右,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住的。我只记得整数,记不得零头了,他说的数字有零头。8万和50万之比是六分之一,当然这里头也有正常死亡,这是公安部门统计的。我那时是县委的一把手,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确实的。但梁平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我到附近的县看过,万县、开县、渠县,也很严重。我经过涪陵,涪陵的情况比梁平严重。那时候涪陵的城乡简直不成样子了。梁平在四川大概是中等的。我到德阳也兼过县委书记,回省后到德阳去看过,情况比梁平好些。
   
    李克乾:只有下去在路上碰见的农民敢说,他们说,你们只要给点粮食就行了。我当时都落泪了,但又不敢当着哭。
    陈杰:人走不动了,饿死在路边,也没有那个敢动公家的粮食。那时候老百姓真好。
    李克乾: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都没有骂共产党。
    陈杰:廖志高同志当时也到梁平去过。明朗同志向他如实反映了情况,说能不能给下面拨一点粮食,他还真拨了点粮食下来。
    明朗:我们下去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浮肿病人。下边的干部并不像上边的领导同志那样,忌讳说没有粮食,饿死人,是给我们说实话的,包括县委书记徐海清,并没有向我隐讳实际情况。他领着我去看了一个最严重的村子。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他还领我们去看了肿病医院,干瘦的多,肿了以后就干瘦。吃的是营养丸,营养丸是糠和黄豆粉做的。
    李克乾:一般的人还吃不到,肿得很凶的人才能吃一点。
    陈杰:明朗同志有时候也带上我看几个地方,商量怎么办。我就说,救命第一,首先救人命。
   
    李克乾:我们下去以后做了几件事情。有件事情是:上边规定把冬水田的水抽干了种麦子,结果大减产,农民反应很强烈。我们经过调查,就决定恢复冬水田,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大胆的。
    陈杰:那个时候没有自留地,就把田边地坎分给农民;再就是实行“先交后留”,农民收下粮食以后该上交多少粮食,定下来,剩下的就分给农民自己,这个政策也很好。还有就是划一部分水田栽芋子。
    李克乾:把田坎划给农民不是梁平最先搞的,是其他县先搞的。梁平最突出的是向上反映了实际情况,第二就是恢复冬水田。当时我在公社,乡村干部们说,你们真胆大哩!
    冬水田是在没有水利保证的情况下,群众多年行之有效的一种耕作制度,上边硬性规定消灭冬水田,一季变两季,同当地的生态是相违背的,实际上起到破坏生产力的作用。
    明朗:这就叫“瞎指挥”。
    李克乾:这同把树砍了种粮食是一样的,好心办成坏事。现在搞退耕还林,看起来耕作的面积少了,但恢复了生态,对种粮食是有利的。
   
    明朗:冬水田实际上是一种旱涝保收的水利措施,每年把稻子收了以后,田里就蓄上水,把草和垃圾堆在田里作肥料,既有了肥料又有了水,第二年栽秧时就不愁了。把冬水田放干以后种麦子,由于地是湿的,水一下子干不了,种麦子宜干,不宜湿,种下去就收不到多少,一亩只收几十斤麦子。到了第二季种水稻的时候,没有水,只好等天下雨,等到有了水,季节已经过去了。稻子勉强种下去,也减产了。所以说“两季不如一季”,这是老百姓的话。梁平的冬水田多,单这一项瞎指挥,就减产很多。
    李克乾:冬水田是湿地,类似于低洼地,是放不干的。梁平和川西平坝不同,川西的土壤是干的,又有都江堰水系的保证。
    明朗:当时的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共产风、大炼钢铁等是全国性的。四川还有一些特殊性,当中央要纠左的时候,四川顶住不执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待主席的党内通讯。那时我在德阳,党内通讯一传达,底下都说好。省委很快却通知收回去,说是要从积极方面理解,实际是不叫执行。
    陈杰:那个时候,李井泉在重庆,我去参加过李井泉通令收回的那个会议。通知地委书记们一律把文件收回。
   
    明朗:四川第二件很突出的事情是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这话是李井泉的发明创造。全国其他地方已经在收缩了,四川就是坚持着,坚持的时间最长。我们到梁平,公共食堂早就名存实亡了,上边还在说办得好的,要坚决办好。
    陈杰:我在报社写了一篇文章叫“公共食堂万岁”,李井泉看了很满意。那时云南已经撤销了公共食堂,四川还在坚持。
    明朗:四川第三个特点是对农业上的瞎指挥特别多,既具体又繁琐。硬性规定每年放干冬水田的任务,就是一例,所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严重。
    李克乾:四川的粮食产量最多,结果吃粮标准最低。一方面向上报的产量很高,另一方面把四川的吃粮标准压得很低,工资标准也最低。李井泉当时的确“左”得很,加重了四川人民的苦难。
    陈杰:当时我们还推行了一个政策,搞“先交后留”,就是先定上缴任务,秋收收下来以后,除了上缴的粮食,剩下的都分给社员。干部群众高兴得很,说这个政策太好啦,规定交多少,剩下的我们自己吃。原来的办法是留的口粮全归集体掌握。
    明朗:关键是农民的口粮要留够,征购数是硬的,征购多了,你说留口粮多少,留种子多少都是空的。1958年是大丰收,当时大炼钢铁,粮食在地里好多没有收回去。再来一个高征购,征购完,粮食就所剩无几了。又来一个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几天就吃光了。可是,1958年的冬天和1959年春天,死的人并不多,因为老百姓家里多少还有些存粮,可以将就将就。1959年开始减产,照样高征购。又来了个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下面没粮食,眼看着浮肿流行,大量饿死人,谁也不敢反映。1960年、61年继续搞浮夸风、瞎指挥,浮肿、死人,越来越严重。反右以后党外无声;反右倾以后,党内无声,谁都怕当小彭德怀,是最沉痛的教训。
   
    李克乾:还有一个原因是集体种地,农民没有积极性。
    明朗:怎么会有积极性呢?种了地还是要饿肚子,饿得他们做不动活了。
    李克乾:那时候都是生产队长去喊,快出来哦,快出来哦,不出来干活要扣口粮。农民们才拿着锄头去磨。
    明朗:我到梁平气象站去问过,那几年的雨量基本上是正常的,和平常年差不多。所以梁平不能说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总的来说,我们下去以后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个是要粮,按照人口发给口粮。
    陈杰:大概一人一天五两。
    明朗:情况比较好的社队少一点。
    第二个措施是恢复冬水田。
    第三个措施是放宽政策。情况大致是:主张田边地坎归私人,谁种谁收;提出划芋头田,类似恢复自留地。由于省里派人下来改变落后,地委就派副专员刘子敬来协助。他是农民出身,很熟悉农业,对生产上那些瞎指挥非常反感。他说:“弄得农民都不会种地了”。那时上边对这方面控制得不那么紧了,我就说,老刘,你懂得生产,你负责去整吧!搞了粮食分到户以后,他又提出要搞包产到户,我没敢表态。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上面对政策更放宽了些。他可能给下边作了暗示。正是要插秧子的时候,我回成都开会,开了一礼拜的会,回去的时候,全县的秧子都栽上了。刘子敬悄悄对我说,“都自发了(指包产到户了)。要是按老办法,一个月也栽不完”。把我吓了一跳,更不好表态。那时,象这样的事,只要我们不明确表示反对,基层干部瞒上不瞒下,悄悄地就干了。到1962年生产已逐渐恢复,肿病死人也明显减少,最困难的时期可以说已经过去。
    陈杰:我们离开梁平前,到老百姓家里,已经有人留我们吃饭了。有人甚至说:“你们救了生产队的命”。
   
   
    [口述者简介]
    明 朗,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
    李克乾,原四川省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
    陈 杰,原四川省广播电台副台长。
   
    [整理者简介]
    王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