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真实纪录片:重庆模式的生命力所在

重庆模式的生命力所在

――红歌、信仰与精神（六）　　

博客撰文，信马由缰。这种身心放纵的感觉，旁若无人而汪洋闳肆。或如荷塘夜色，百步柳岸、十里花香，把自己悄悄地融入大自然的生生不息。风乎舞雩咏而归，这应该是孔颜乐处，这应该就是生命力的张弛。　　

一）人性――社会的生命力　　

究其实，一切成功的模式都内蕴大自然的生命力。孔子之仁得之于家而渗透于社会，因之有了中国的国家构建，延续今日；马克思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第3卷）其实两者说的都是自然社会的生命力，世人或有异议，那是因为他们飘泊于生活的表面而不明所以。　　

余英时认为，将道学看成是论道或传道的术业是对道学于党争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个观点有点王淮“秀才争闲气”的味道，实质上发生于南宋的这一场思想斗争是一场新、旧文化观的斗争，是一类生命的嬗变。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广东模式的衰落而重庆模式兴起，或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血汗工厂的剥削向着自由创业机制的转化，都是一类生命力的精彩。　　

我们对文化的讨论最重要的是在方向性上的辩证，朱熹理学可贵之处即在于它摆脱了旧学的束缚而向着终极性的至善迈进一步，这一点在社仓法的实施上表露无遗。余英时否定了朱熹理学“内向偏转”，但是仍然无法摆脱旧文化观的语境。不是党争，于朱熹理学现实性的考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社仓法而不是其它。如同我们现在评论重庆模式并不只是红歌唱出的精神世界或薄熙来在政治上的决断，在现实的考察上即在于它的中小企业――小私有经济模式，或曰大众资本主义，它的进步是针对广东模式的血腥资本主义而言的。　　

我们懂得生命力的意义，所谓社会的生命力即表达为社会成员共同的意向――人性或文化，朱熹理学名之为“性即理”。社仓法是失败了，失败在其内涵――社会对朱熹理学的理解，即有王淮在唐仲友案上的偏袒，也有庆元党禁中韩侂胄对道学中人赵汝愚、朱熹等人的打击，不过真正的打击是后世对朱熹理学的庸俗化――当理失去其“冲膜无朕，万象森然”的至高境界，都不过是在大地上撒洒的月光――虚无也平常，这是生命力的消失。这个过程肇始于朱熹之后而造极于晚明理学。也许这一切都很阴暗，但是都是社会本身，先知们只能等待社会自然的演变，任何学说的创立也仅仅是社会自然演变的一个方面。注视自然，珍重生命力。　　

二）思维庸俗化是生命力委靡的特征　　

在观察重庆模式的时候议论社仓法，是在感悟人性――生命力，或者说是在理解“红歌、信仰和精神”于重庆模式的意义。社仓法实质上就是在朱熹理学庸俗化的过程中失败的。尽管宋孝宗接受了朱熹的建议下诏在全国推广社仓法，但是不久之后庆元党禁发生，社仓法中止。到了宋宁宗嘉定年间，随着理学复兴社仓又重新开始推行，但是就在理学在文化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宋理宗时期，社仓却变成了一种坑害农民的东西，遭到强烈的批评和反对。　　

宋理宗端平二年进士、与朱熹同为福建人的林希逸评论：　　

社仓所作“其虑甚远而惠甚溥矣。曾未百年，此法亦敝，非蠧于官吏，则蠧于豪家。民之无仰自若也。”（《跋浙西提举司社仓规》）　　

同时期的湖北蕲春教谕俞文豹批评三点：　　

1）社仓“本息之米官悉移用，荒年未尝给散，而毎年照元借名籍拘纳息米如故”（俞文豹《吹剑録外集》），指责社仓沦落为聚敛之所；　　

2）“年年白纳，永无除放之期。学职并縁苛取，乗势作威，拘催鞭挞无异正赋”，指责官僚豪绅籍社仓强暴催征，如同新增赋税；　　

3）“若惠出官司，经由吏手，则利未及民，先肆其扰”，指责官吏们将社仓粮移作他用，而非出贷济贫。　　

南宋宝祐四年进士黄震学宗朱熹，他批评社仓成为官员考核项目，官员因此强迫百姓借贷，这些社仓主管又多是原先放高利贷的人，因此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以巨室之不仁，迫小民之不愿，又压以官司之势”，“其贷而给谷也，十仅得七八，而敛也反倍之”，于是“社仓一年富于一年，乡民一年穷于一年”。社仓之害如此“小民畏贷谷，甚于畏科敷，而贫者竟贷之而流亡。”乡民群诉曰“社仓不除，皆当逃避他郡”（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十四）　　

南宋后期社仓之名存实无，官僚豪绅打着朱熹的旗号却与朱熹的宗旨悖逆，社仓又如何不败？　　

三）仕文化大启蒙的有限性　　

中国的思想演变有一条清晣的路径，西汉时期，主张《公羊》学的董仲舒们企图以“天”制约君权的企图失败后，为《春秋》注释的另外一个学说《谷梁》学打开了一个思维庸俗的时代，直至东汉末社会政治因此而彻底溃烂，却也因此激励了魏晋玄学走向以理念深化为目标的大突破――从“红歌”走向信仰，从信仰走向精神。宋代是一个经过始于魏晋玄学的思想大启蒙的时代，社会变革不断发生，仕文化葆有蓬勃的生命力。　　

书写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是主持北宋变革之一的范仲淹，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规劝仁宗：“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仁宗于是下诏变革，人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改革的重点之一是官僚制度改革，即汰除冗官，他领导下的变革坚定力行，甚至他的同志富弼也以为打击面太大了，以为：“一笔勾消容易，但你哪知他们一家要哭啊。”范仲淹坚定不移地说到：“一家哭总比一地哭好啊。”　　

当特权利益受到冲击，范仲淹也就触及到了人性的阴面，仕文化自然而然地分裂为阴阳两面。官僚政客们联合起来立志铲除范仲淹，其阴招之一即诬告范仲淹结朋为党，如同当代的文强余孽诬告薄熙来是在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进入政治局常委。朋党是北宋建国者赵匡胤的禁忌，他鉴于唐朝牛、李党争祸乱天下曾下诏书拒绝朋党，宋仁宗也多次下诏“戒朋党”。　　

官僚政客对范仲淹等人的攻击并没有吓倒这些改革者，豪气干云的欧阳修写《朋党论》直呈宋仁宗，他因此触及了宋皇朝底线，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庆历五年正月宋仁宗罢免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职务，罢免了富弼的枢密副使职务，罢免了韩琦的枢密副使职务；罢免了杜衍的宰相职务；贬苏舜钦为民；贬欧阳修远放。　　

庆历新政因此停止了，其后有了王安石的变革，而后有了朱熹的倡导――其亮点即社仓法，这些仁人志士们虽然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　　

宋朝创造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宋朝以以仁义治国，其政治模式之良性较之于包含满清意识和买办意识的现代中国模式有过之而无不及。　　

例如宋太祖对后世立下两条死规矩：一、言者无罪；二、不杀大臣；　　

例如，政治清廉，虽然以官僚为治，但是并不实行什么高薪养廉或者是年薪制――也就是说不放纵人性恶，南宋时期，熟练雇工的工资甚至高于三品、正四品的知府的工资；　　

又如，那个时代并不发愁出不了大师，范仲淹、包拯、苏轼、王安石、司马光、柳永、辛弃疾和宋理学家们等等，宋代思想政论、文学艺术达到这样的一个高峰――直至当代还令人高山仰止。　　

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不仅仅是精神文明，中国物质文明也进入突飞猛进的时期，它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至少截止于胡温体制之前，中国史上再没有出现过这种令人振奋的形态。在科技方面，创造了中国式拱桥；创造了建筑之用的托架；造船业有了不透水的船舱；航海业有了海上指南针；船舰有了踏水轮；军备有了火药、三弓床弩；勘探有了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的技术；炼钢炉、水力纺织机也出现了，等等。　　

笔者感慨仕文化大启蒙后宋代灿烂的新气象，但是笔者同样注意到仕文化始终是一个矛盾体，其主体则依附于皇权而专制于社会大众，而企图改变这一色彩的仁人志士却总是笼罩在悲剧的迷茫中。就整个社会而言，仕文化的启蒙不是一个彻底的启蒙，彻底的启蒙是社会大众的启蒙，社会大众的启蒙是毛泽东思想的主题。　　

四）蒲鲁东主义的生命力　　

比较于中国仕文化的启蒙，近代西方的启蒙是要彻底得多了，在实践上两者所表现的生命力以及所能产生的效果上也是不一样的，例如朱熹的社仓法和蒲鲁东主义。欧洲的启蒙运动最大的成就是新教与政治的全面结合以推出人民的上帝—民主，就在这样的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之下蒲鲁东主义发生了。　　

蒲鲁东企图以“无息贷款”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利息是资本运作的主要收入，借贷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形式，因此货币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祸害的根源。蒲鲁东没有意识到剩余价值在资本运作中的特定的意义，从根本上他与马克思发生的了分歧，也就不可能产生针对资本主义制度革命的思想，也就不可能萌发共产主义的理想。有趣的是，蒲鲁东主义合乎中庸，有益于社会而主导了社会。　　

蒲鲁东告诉马克思：　　

“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为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经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　　

蒲鲁东认为：“据我看来，用温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　　

他提出这样的的一个口号：“为了胜利不应该损伤哪怕一个公民的头上的一根头发。”　　

因此恩格斯认为，蒲鲁东“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尝试”（《致马克思》）马克思则气愤地写到，“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致恩格斯》）蒲鲁东主义是现实的，它纠正了革命者的冲动，却真正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第3卷）。　　

五）重庆模式的生命力　　

在左、右互相攻讦不止的地方，思辨驻足，听一听现实的的倾诉。社会发展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它的存在必须具备两个基础性的条件：人性；建立于人性之上的社会契约—法治。　　

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以土地改革为动力的――我要当地主。自古以来，要让社会大众得到实惠无不从平均地权开始，这个方式常常是新朝对末代王朝出现的土地兼并的纠正。对于农业文明而言，土地改革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就焕发了社会生命力的蓬勃。　　

发生于近代欧洲的革命则是以自由创业为动力的――我要当老板。这一点不仅仅证明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贵族抛弃了封号争当老板，农民也离开土地争当创业者；更重要的是巨量的中小企业的出现，它缓解了原始资本主义的血腥味，促使社会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构成了资本主义大发展的近百年。对于工业文明而言，让人人成为企业主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剖析广东模式，如果企业的所有权大都把握在外资或豪绅、权贵手里，农民工除了出卖血汗甚至不可能为自己谋一个合理的生存条件，这种模式能够持续多久？而人人成为企业主将唤起绝大多数人无限的创业热情，也就焕发了社会生命力的蓬勃，这就是蒲鲁东主义的成功，也是当代中国人对重庆模式的期许。　　

从现在来看，重庆模式最初的二步是成功的：　　

重庆模式第一步骤在于坚定不移的“打黑反腐”――这个阶段已经超越朱熹推行社仓法的经历，重庆模式的第一步骤是对旧世界的摧毁；　　

重庆模式的第二个步骤是开展广泛深入的“唱传读讲”――尽管黑恶势力诬蔑这种做法是返回文革，但是红色的重庆能够理直气壮告诉社会，重庆的发展是以毛泽东思想――中国的大众启蒙为基础的，这是新人性的构造。在新时期唱响“红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冲破了原来混沌的文化氛围，它的价值就在于，它将为自由创业提供一个良性的文化氛围――它在唤醒人性的崇高。　　

重庆模式的第三个步骤应该实践人人当老板的生产力大解放，也就是实现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的大发展。在这里，中小企业的概念或者是归属于蒲鲁东主义，或者是归属于王安石的青苗法，或者是归属于朱熹的社仓法，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新人性的构建以保证中小企业发展及其对经济的促进，新人性所能实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良性的社会氛围。令人感兴趣的是，重庆的红歌潮不是空洞的，当它与中小企业的发展构成整体，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即将发生。　　

六）认识机遇，珍惜生命力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重庆模式作为中国的进一步大发展是中华民族关于自身命运的决定性的抉择，更主要的是中华民族关于社会自然演变的适应――这是生命力的体现。当我们观察所有，不能不有一种兴高采烈：　　

其一、当前重庆的发展处于一个非常理想的战略环境，它包括周边丰富的水电力能源、足以避开战略咽喉马六甲海峡的西印支通道和进入波斯湾的通道、连接足以启开陆权的欧亚大陆通道等等，这些优越的条件是中国的其它区域都不能完全具备的。　　

其二、在中国完成第一步大发展的时候，重庆的发展能够得到国家强大财力的支持，也能够得到国家提供的强大的智力支持――来自数量庞大的优质生产力，即经过南方经济磨练的农民工群体与新大学生群体。在南方经济发展方式陷入困境的时候展开这样一个全新的战略发展态势，这种战略发展态势建立于具有蓬勃生命力的以小私有制为内涵的中小型企业模式之上，它符合当前中国社会构成的特性，即能够充分运用财力、物力、人力，也能够强烈地扩大内需。当这种战略与国家的两个支持相交集，其前景令人振奋。　　

其三、这种抉择是合乎理性而顺从自然的，现代的人们应该重视我们的前辈在民族最为困难的时候关于民族命运的思考。在鸦片战争期间，有了虎门经历的林则徐明白了，南出广东中国必亡，不能让“九龙”成为“十龙”。因此，在经济战略上林则徐与魏源有一个彻夜长谈，启开了自力更生的洋务运动的窗口；而在地理政治上，林则徐与左宗堂有一个彻夜长谈，作为知音，他们因为看到中华民族的出路而欣喜，也就有了后来“塞防”的主张和坚韧不拔的奋斗。　　

其四、从中国近代史看，最是成功的就是林、左长谈的效果了，它不知不觉地回归中华民族的本源“陆权”。正是如此，要改变历史中国的颓势――从西北向东南的倾泄，唯有力挽狂澜，复兴陆权。　　

当我们现在面对殖民主义残余在南海和东海喧嚣，我们能够明白复兴陆权是必须做到的；当我们研究欧亚大陆的文化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中国的本源文化与欧亚北方文化――包括俄罗斯、德国、北欧文化具有许多共性，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中国文化的朝气，而不是在海洋文化上的忧伤于我们文化的衰气。复兴陆权，这是现代中国应该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其五、最重要的是因汶川地震启发的中华文化的复兴，在近代史上有许多学者不相信古代中国能够出现尧舜禹三代，也不相信大禹治水的传说，但是汶川地震的拯救却是人们耳闻目见的，它的规模和成效甚至超过古籍中的记录。　　

应该注意到人类文明的形成基本上是对大灾害的反应，汶川地震的拯救所形成的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上苍给予中国人一类苦难的补偿。大灾之中，四川的大学生喊出“国人不负川，川人不负国”的口号，把近代史上一幕幕灾难所唤起的情感纽结在一起了，这种情感所塑造的人性为中国社会未来的进步奠定了醇厚的基础。重庆就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发源地，当红歌唱起，重庆模式的人性基础蔚然壮观，中国西南必然有一个伟大的进步，这也是上苍予人类的一类补偿。　　

这里说到的人性并非一类关怀――那是表层性的。这里说的人性是社会生命力的揭示和适应，例如灾变唤起的人与人相互依赖的本性，更深入的是唤起人性善的共同指向，也就是把红歌导向信仰，把信仰熔铸为共产主义精神。　　

七）大众文化与重庆模式　　

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关注美国的发展，1878年，马克思评论：“现在，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当然是美国”，作为比较，他写到“在英国需要整整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第3卷)；1882年，恩格斯预言：20年后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第35卷)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并没有美国揭示成功的内在原因，他们或者认为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里已经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了，或者认为其内在的机理还有待论证。但是，对于当代的我们来说，已经大致能够观察美国兴衰的整个过程，能够明白美国文化即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重要组成，是新教与政治的全面结合，美国的进步即立足于这样一个优质文化上的进步，这个优质文化是近代基督文化大变革生成的最为灿烂的结晶，正因为文化的灿烂才能有经济的辉煌。　　

从经济形态上说，重庆模式的产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原始资本主义形态的广东模式之后出现小私有制形态的重庆模式，其实质是从小众资本主义走向大众资本主义。尽管买办阶层留恋着广东模式的血腥气，社会大众走向更宽广的天地的步伐却是不能阻拦的。　　

但是，必须承认重庆模式缺乏牢固的优质文化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看到了重庆模式在一些方面犹豫不决的原因。而令人关注的是由于文化基础的薄弱，薄熙来是否将重蹈朱熹的复辙，毕竟这是一个关于旧文化的突破和新文化建立的课题，这个课题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不断地被提出，却不断地受到旧文化的打压。事实上，在文革问题没有说清楚之前，无论是薄熙来或是其他立志变革的人物，都难以具备真实的文化基础。　　

对文革问题的解释，实质上是关于仕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笔者意识到，1944年发生的关于甲申300年纪念的大讨论对中华民族的走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一讨论产生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中华文化的质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网络流传，香港回归之前，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无论是撒切尔夫人真实的语言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杜撰，都必须承认这一说法是真知灼见。因为放弃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中国人确实没有思想，因为当代泛滥的，无论是北方的满清文化或者是南方的买办思想都不可能为中国社会大众所接受。中国文化在沙漠中，如同一年一度的CCTV春晚，灵魂在那里痛苦地扭曲、呻吟，幻化为赵本山的丑陋和无聊。　　

如果没有优质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重庆模式难以成功，中国进步是有限的，希望出现美国式的辉煌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个问题的说明，宋史专家虞云国在他的《敬畏历史》有一段话也是精彩的：　　

这样一部被歪曲、掩盖与编造的历史，其社会功能的负面性不言而喻。正是这种负面性功能，一方面导致一个民族抹去了某些所行未远的历史记忆，也就失去了把历史包袱变成历史教训的机遇与可能。另一方面则导致广大国民从历史的失真转向对现实的怀疑，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真善美等基本价值观的尊崇与信奉，社会加速跌入价值失范的严重困境。　　

在这里笔者所有的讨论都归结于“红歌、信仰和精神”，是呼唤我们民族的神，是在倡导：捧出我们的圣经。　　

壶公评论2011－08写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