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app服务端:傅国涌：鲁迅先生的演讲

　　鲁迅先生的演讲

　　傅国涌

　　一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之后，"新月派"出色的文学评论家叶公超如此评价："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华丽、柔媚是他没有的东西"。"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锐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1]

　　其实，这些话用来评价鲁迅的演讲也未尝不可，他的演讲同样的刚性、挺拔，有时甚至很锋锐，常常三言两语，就能击中要害。如曹聚仁所说，他一生所作的几回演讲"都是很重要的"。虽然他自称"不善于演讲"，他在《集外集》序言中说："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1927年10月25日，他在上海劳动大学做《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一开头就声明："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1932年11月27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讲《再论"第三种人"》，北风怒号，人满为患，密密层层，掌声如雷，轰动一时。《世界日报》"明珠"副刊12月1-2日刊登孤萍的《看鲁迅讲演记》说，鲁迅先生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问："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回答"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的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

　　他自认不会演讲，讲的不如写的，但是他的演讲常常给听讲的青年留下至深的印象，1932年11月22日听过鲁迅演讲的北大学生严薇青回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较重，听起来相当吃力，但是语言简练，大部分能听得懂。他一开头就严肃而又风趣地说：'今天来的人很多；不过，不一定都是来听我讲演的，恐怕有些人是为了看我的脸来的。'台下的青年们都会心地笑了"。[2]

　　同一天下午在北京辅仁大学文学院听过鲁迅演讲的木将，多年后回忆说：

　　先生穿着一件灰朴朴的长袍，和在相片上所见到的一样，短发直直地立着，留着胡子，脸是苍白和瘦削的，没有笑，坚定地站在那里，两眼平和地看着大家。他不是叱咤风云、锋芒毕露地口若悬河，而是声调平缓地在讲话，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然而就是这些讲演，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见先生铁铸似地站在北中国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众的反抗风暴中，愈久弥新。[3]

　　1937年10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中有一篇由茨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他曾听过两次鲁迅的演讲，他如此回忆1932年11月27日在北师大大操场上的那次演讲：

　　听讲的人全都站着，也没有讲台，鲁迅先生是站在一只破旧的书桌上讲话，四周的人都仰望着他。……他的话讲得缓，不响亮，有点沙，但是每一句的意思很清楚，听的人不会感到厌倦。[4]

　　1942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去世6周年时，林曦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鲁迅在群众中》一文，也是回忆北师大大操场上那次演讲：

　　鲁迅先生的讲演态度中，是决找不到一点手比脚画的煽动和激昂的。他的低弱的绍兴口音，平静而清明，不急促，不故作高昂，却夹带着幽默，充盈着力量，像冬天的不紧不慢的哨子风，刮得那样透彻，挑动了每根心弦上的爱憎，使蛰伏的虫豸们更觉无地自容。

　　1936年10月，郑伯奇在回忆鲁迅1930年3月在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那次讲演时说：

　　怕是有病的关系吧，鲁迅先生的声音并不高，但却很沉着；口调是徐缓的，象是跟自己人谈家常一样的亲切。

　　在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而每一个讽刺的利箭投射到大众中间，便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

　　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里添进了那么多人。偌大的一座讲堂是挤得水泄不通了。连窗子上面都爬着挟书本的学生。[5]

　　有人攻击鲁迅"很欢喜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事实上他并不喜欢演讲，大多数时候，他去演讲，往往是主办方再三邀请，盛意难却而去的。他在他说话时他决不口吃，这一点大凡听过他讲课、演说、谈话的人都可以证实。"至于说用语是'南腔北调'，也是一种诬枉。鲁迅虽生长东南，而居北方甚久，说话虽较低缓，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但吐字清楚，条理明晰，绝无倒南不北，缠夹不清之弊。""他说的国语，略带一点江浙味，吐音清切，引证比喻，又均适贴而富于幽默感，使听众既易理解，又感兴趣。""每一个听过鲁迅演讲或教书的人，一定都能证明：鲁迅不但善于作文，就是演讲，也很能吸引听众。"[7]

　　1932年11月，在北平听过鲁迅讲话的于伶回忆：

　　先生的谈吐深刻、严密，有力而又生动活泼，句句吸住我们。渐渐谈下去，愈来愈强烈地发射出真挚的热情，又有一种严峻的强大的威力，从他瘦削的脸上透射出来。这是先生对于青年热切的爱抚与严格的要求。他自己很少笑，可是我们这些青年人却从他揭露反动派和所谓"第三种人"作家中一些人的丑恶表演时，逐渐被他的话引出笑声来了。大家的笑声都很短促，可真是笑得深。笑声短，想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心情，怕会耽误或者深怕失去听他接着说的话头。大家是贪谗地想能多听到一点的缘故。[8]

　　当然，在上述这些回忆，有的毕竟是鲁迅被神化以后写的，鲁迅的名字笼罩着令人目眩的光环，其中也许不无拔高、夸张的成分，但是将那些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形容词剔除之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鲁迅演讲的真实魅力。

　　二

　　1912年，鲁迅在教育部举办的暑期演讲会上讲美术，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他讲的内容和他这一时期写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大致相同，但讲得"深入浅出，要言不烦，恰倒好处"。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他生平第一次公开演讲。

　　鲁迅一生至少做过六十多次讲演，横跨了1912年他任职北京教育部到1936年在上海谢世的二十四年。其中北京居住时期演讲10次（包括2次在西安）、厦门居住时期5次、广州居住时期10次（包括香港的2次）、上海的最后9年中共演讲38次（其中有10次在北平）。演讲成为他表达思想、面向社会、特别是影响青年的重要方式，二十四年中，他的六十多次演讲影响及于几代青年。

　　1929年5月29日，鲁迅到北大国文学会讲演，本来准备在马神庙的北大二院举行，因人多，临时改在北大三院大礼堂，照样人满为患，鲁迅绕到后台才能走上讲坛，可是就连台上也差不多挤满了人。他当夜写信给许广平："听者有千余人，大约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学生们很以这类事为新鲜了。"李霁野回忆，鲁迅讲完后还被学生层层围住，场面很是热烈。鲁迅后来对他说："南方的青年比北方的更热情，常常把他抬起来，抛上去，有时使他头昏目眩才罢手。"认为"北方的青年较为沉静，不过现在似乎也更为活泼了。"

　　1932年11月12日下午，在北京辅仁大学文学院听过鲁迅演讲的木将，多年后回忆，那天：

　　屋子里没有生火，很冷，只听见有人咳嗽，但没有人说话。静极了。这样的气氛使我感到温暖。一下子好象全屋子里的人都亲近起来了。……[9]

　　11月28日，鲁迅到中国大学讲演，"作为会场的礼堂里早已挤满了人，大门口、窗上窗外全都站满了，还在人挤人地涌来，露天空场上的人更多。临时扛来了一张吃饭用的八仙桌，扶着鲁迅先生站上去讲了。"原定讲20分钟，实际上讲了半个多小时。回忆者于伶就是桌子边上的纠察之一。[10]

　　当然，最为轰动的还是1932年11月鲁迅在北师大的那次讲演，虽然内容并不是最精彩的。讲演先是准备在风雨操场的大礼堂举行，窗户上、讲台上都挤满了人，水泄不通，连鲁迅上讲台都有困难，是从人丛中挤进去的。然后改在大操场，露天举行。只听见有了喊"到大操场去"，人群便如潮水般涌出。当时在场的林曦有生动的回忆：

　　掌声像霹雳一般从屋子的一角传开来。人群大大地波动了一下，欢呼迸裂出震破屋顶的巨响。

　　一扇原是紧锁着的小门，霍的打开了。人群此时更像大风暴中的海洋，猛烈地荡动。我被挤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人喊：鲁迅先生来了，哈，从人的肩头给抬进来了！

　　台上有人大声报告讲演开始，但再下去什么也听不见，人海搅起了剧烈的轰动，什么地方挤得起了争吵……

　　"在露天举行！"声嘶力竭的高呼，瓦解了也解救了群众。随着"在大操场，在大操场"的呼声，从门口窗子涌出了奔腾的岩浆般的人流。空气轰响着松下来的出气声和狂涨着热情的欢呼。[11]

　　于伶回忆："鲁迅先生兀立在一张方桌子上讲话。当时还没有传声扩音的话筒与喇叭这样的电气化设备。先生为了要让四周的几千人尽可能听得到，真是'大声疾呼'了。但离得远的听众还只能看到鲁迅先生的战斗的姿态。"[12]俞芳回忆："在大操场的排球场附近摆着一张大方桌子，鲁迅先生就站在这张桌上讲演。听众很快地围在桌子的周围，前面的坐着，后面的站着，密密层层的。我在礼堂内倒是占着较前面的位置，而挤到操场却在较后面了。那天天气较冷，有风，当时又没有扩音器，而且鲁迅先生又要照顾四周的听众，在讲演中，只得经常转换方向。讲演的内容听不大清楚，现在也记不全了。"[13]刘惠之依稀记得，抬来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一把椅子，把先生高抬上桌，冒着寒风就讲了起来："那时候，没有扩音设备，一则先生声音不大，二则讲台在当中，先生为照顾到四方听众，不时地面向东、南、西、北，在先生背向时，更加听不清楚，所以，这天的讲演听的不全，更加记不清了。"[14]

　　那一天鲁迅的演讲，"热烈的盛况是空前的，秩序之好也是空前的。"连北师大的大操场都容纳不了--

　　靠近大操场的教室大楼、巷道、宿舍、院子，以至校门，都站满了人。后来，连整个师范大学所在地的和平门外、南新华街，都拥满了青年人，使交通都断绝了。同学们都要听先生讲话，但听不见。听不见，看看先生也好。但又看不见。先生讲过后，大家你推我挤，有的要看看先生，有的拿着纪念册请先生题字留念：

　　"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

　　实际上，在这前后，他在北平的几次讲演，会场几乎都是被青年人"围得密密层层，风雨不透"。（当然，那毕竟还是一个年轻人充满了理想和热情的时代，不光是鲁迅的演讲广受欢迎，温梓川回忆，当年在暨南大学请鲁迅演讲之后，又请了胡适，"听的人很多，比听鲁迅演讲的人还要多上好几倍。"[16] "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日甚一日，青年逐渐激动，向左翼靠拢，鲁迅的人气迅速上升，胡适为许多青年所不理解，乃至责难。这在胡适日记中可以看到生动的记录。）

　　鲁迅的演讲为什么有着如此之大的号召力？诚如林辰说的，那固然是由于他的数百万言的著、译，由于他浩然独立的人格、独具一格的个性魅力，也由于他的演讲常常不是无的放矢的空谈，而是有着扎实深刻的内容，并不像他自己所说："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郑伯奇曾几次陪同鲁迅前往上海的大学演讲，他的看法是："鲁迅先生的演讲能够打动听众的心坎，正如他的文字一样，因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细现象中，找出高深理论的具体根据，又能用素朴而深刻的日常言语，将这理论表现出来。"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鲁迅的演讲技巧，他的讲题就常含苦心，精心所拟，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聪明人不能做事 世界是属于傻子》《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同时，他的讲演嬉笑怒骂，并不气闷。他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文中说："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17]

　　我们试看鲁迅在1927年1月4日厦门大学学生欢送会上的开场白："不久以前，我在北京，有人骂我是学匪，不但是骂，还要通缉。我着实不敢担保：今后不会有人还要加我以小偷的罪名。"台下顿时一片义愤的笑声。

　　同年7月23日、26日，他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据记录者之一欧阳山回忆，广州的天气闷热多雨，市师的礼堂又小，只能容三四百人，结果那几天到的人有五六百，还不包括许多站着的。"鲁迅先生演讲的效果很好，全场很活跃，讲到很多地方都引起哄堂大笑。"比如他讲曹操杀孔融"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引起听众大笑。"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有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又引发了笑声。他指出，曹操主张有才就行，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但他杀孔融的罪名就是不孝。讲到吃药、喝酒、穿衣、扪虱等，也是满场大笑，"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但他自己却不笑，而是当成很严肃的事情来讲，大家越是笑，他的神情就更严肃。"[18]

　　也是这年11月6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讲演，一位听众留下了这样的记录--他讲到广州的蚊子多，而且比江、浙的要大些，嘴也要长些，"吸起血来不用说是厉害得多，我是供给不起的。"--"说到这里，先生微笑了，同时，引起了大家一阵欢笑；但到了大家发笑的时候，他却不笑了，反而看着大家笑。--这是鲁迅先生演讲时惯有的风格"。[19]

　　1928年5月15日，应陈望道之邀，鲁迅到上海江湾的复旦实验中学讲《老而不死论》，陈望道回忆，"我记得，当时鲁迅先生的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20]

　　1930年2月，鲁迅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讲绘画，快要结束时，他说"今天我带来一幅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请大家欣赏欣赏。"--"说时一手伸进长袍，把一卷纸徐徐从衣襟上方伸出，打开看时，原来是一幅病态十足的月份牌，引得哄堂大笑。在笑声中结束了他的讲演。"[21]

　　20多年前，我曾在《演讲与口才》杂志上读到过一篇《鲁迅的演讲观》的文章，作者指出，鲁迅虽无意做一个演说家，却成了杰出的演说家。鲁迅也没有专门研究过演讲的理论和技巧，但其演讲却每每切中要害，入木三分。同时他讲演时从不喜欢拖泥带水，浪费听众的时间，他曾说："我有定例：至多十分钟为限"，当然他的讲演既有一分钟的，如《读书与革命》，也有5分钟的，如在厦门平民学校的演讲，一般的讲演都是40分钟到1小时。至于做学术讲演，则有一次讲不完，而分成两次、多次讲的。鲁迅的演讲中不仅时时迸闪出思想的火花，无论是演讲还是回答听众的提问，还常常有的一些令人难忘的隽语，1930年4月29日，他在"左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茅盾《我和鲁迅的接触》一文回忆，鲁迅大约讲了半小时，大意是关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和报纸对"左联"的攻击等，有一句话，他记得很清楚，鲁迅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22] 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再论"第三种人"》。也就是这一次，在他休息时间有青年表示，希望他留在北平教书，他回答："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卷土重去，以免抢饭碗之嫌。"有人问他住在上海的感觉，他则回答说："上海太商品化，洋场气。而且现在连住上海租界也不稳当了。统治阶级的嗅觉是极灵的，但被统治阶级也灵敏。所以有时无影无踪，使敌人扑空。"[23]

　　当然他的演讲中常有精辟的概括，许多流传后世、广为人知的段落都是他演讲中产生的，随便抄几段吧--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娜拉走后怎样》）

　　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记谈话》）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930年3月9日在上海中华大学讲演《革命文学》）

　　三

　　1924年7月，鲁迅应国立西北大学的邀请，前往西安讲中国小说史，同时应邀去讲演的还有李济之（讲《人类进化史》）、蒋廷黻（讲《欧洲近世史》和《法兰西革命史》）等，都是一时名家。当时听过鲁迅讲演的谢迈千回忆：

　　鲁迅先生上堂讲演，总是穿着白小纺大衫，黑布裤，黑皮鞋，仪容非常严肃。讲演之前，只在黑板上写个题目，其余一概口讲，说话非常简要，有时也很幽默，偶尔一笑。[24]

　　1927年1月25日，鲁迅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讲演，近十年后，清水写下《我忆念到鲁迅先生》时，依然清晰地记着鲁迅那次演讲--

　　他把腰微微地一屈，站了起来，随着一阵震天价响的掌声踱到讲台前了。这时候，大家齐把精神集中，鸦雀无声的听他老的说话。他那干瘪黄瘦的脸庞，高起突出的颧骨，浓的眉，长的发（未修装），短髭，布鞋，尖锐而又慈和的眼睛，我是看得非常之清楚。[25]

　　同年10月28日，在上海立达学园听过鲁迅讲演的胡行之回忆：

　　一霎时，掌声雷动，讲坛上便挺立着一个老头儿。他的模样呢，黄黄的脸，唇上堆着一撮黑须，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颇肮脏的老布长衫，面色黄黑，赛似一个鸦片鬼，又似一个土老儿，如果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怎会知道这是一个文坛健将呢？

　　他之不爱修饰，随便的衣著，说话时常带讽刺，使人发笑，使人感到沉痛，这完全如他的文章一样。古人说'文如其人'，确是一些不错的。[26]

　　同年11月6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文学系同级会讲演，听过讲演的黄慕度回忆初见鲁迅的印象："鲁迅先生穿着灰色线泥的长夹袍，着一双半新旧的网球鞋，是很朴素的。他中等身材，两道浓眉之下黑白分明的眼球炯炯有神，日本式的短髭簇聚在上唇，显出别致的风采。他微笑着向大家不断地点头"。[27]

　　1929年6月2日，鲁迅在北京第一师范学院讲演，当时在场的北大学生陈楚桥说："那天先生穿的是一件旧布长衫，站在讲台上，被身后的黑板衬托得分外显明。在庄严之中露着笑容，在沉静以后略作停顿，便以他所特有的深刻思想和幽默语言非常亲切而生动地讲起来了。"

　　1930年3月9日在上海中华大学讲演《革命文学》，曾听过这次讲演的李乔（当时从云南流浪到上海）记得："穿灰布长衫，朴素得像一位老农民似的先生。没有戴帽子，留着平顶，头发一根根直立着，不由得会使人想起'怒发冲冠'那句词来。他的颧骨很高，两眼炯炯有光，一看到那方形的脸庞，那两道浓眉，那撇隶书的一字形的胡髭，不用介绍，这是我早已仰慕的伟大作家--鲁迅先生了。"

　　1930年9月17日晚，"左联" 在法国花园旁的荷兰西菜室举行鲁迅五十寿辰纪念会，阳翰笙主持，共有22人参加，美国红色记者史沫特莱回忆这是她第一次听鲁迅演说--"他站着，一个平静而威严的形象，从容而平静地说着话，说得所有的侍者都静听着他的每一个字，有时竟至客人也忘记伺候了。"[28]

　　1932年10月26日，鲁迅在上海野风画会讲演，吴似鸿记得："他那天穿了一件褪了色的旧布长衫，头发直竖，脸上贫血，瘦小而单薄。虽然眼睛不大，精神面貌却是年青而活泼，他很高兴。"[29]

　　林曦《鲁迅在群众中》一文回忆在北师大大操场上见到的鲁迅：

　　苍白的瘦面孔，肌肉并不紧张，但却含蓄着一般沉毅的魄力。浓黑的直立的长发，不整齐而倔强。平直的两道浓眉，和隆直的鼻子，互相正确的垂直，这样所构成的严肃和正直之感，被软软的上下眼泡所包起来的柔细的眼睛和向两鬓退去的皱纹，用和善深沉的色彩给调和了。掩口的黑须，和血色不甚明显的口唇，在说话时巧妙的配合着语句的幽默，话停时，却追加上令人信服的坚定。

　　暗旧的茶绿色的棉袍，领扣虽是扣了，却不大对得上。当说话时一支手作着沉稳的手势时，袖口显得空洞，袍子的下摆落在膝盖下不远的腿上，衣服短，人更觉得低矮了。

　　李文保回忆，那天鲁迅在北师大演讲休息时曾回答学生的提问，"每次答话不多，却中肯有力。答问时，鲁迅的态度有似和家人谈家常，从容，安祥，毫不矜持，没有一点知识分子架子。从他身形看，头上刺天的短发，饱含着闪耀光芒的双眼，挺硬齐平的胡须，随着讲话动作着。时已冬季，穿的却是一件夹袍似的青色薄棉长袍，脚穿的却只是青年常穿的青色网球鞋。讲话有时用手轻摸着桌上他的旧毡帽，给人以极为简朴的印象。"[31]

　　多少年后，这些亲聆过鲁迅演讲的青年都忘不了先生的面容，从西安、广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平，时间跨度从1924年到1932年，前后几近十年，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场合看到的鲁迅像"鸦片鬼"，像"土老儿"，像"老农民"，像……，但没有人忘得了他那一根根直立的头发、常常锁着的眉头、一撇隶书的"一"字形短髭，以及一烟在手、绵绵不绝的形象。2005年6月5日，因向清华大学请辞教职而名动一时的画家陈丹青在鲁迅纪念馆说，他从照片上看到过郭沫若、茅盾、冰心等人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胡适、沈从文、梁实秋等人"也各有各的可圈可点之处，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十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32]

　　四

　　鲁迅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先后处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之下，他对现实的不满始终如一，他从不给当权的武人好脸色看，当然当权者也不喜欢他，更多的时候，他处于边缘、民间，与达官贵人没有往来，他演讲时也从不看人颜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否则他宁愿不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演讲毫无忌讳，什么都敢碰，他还是有分寸、有节制的，并不"冒险"。他在《而已集·略谈香港》中说："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他向来不主张"震骇一时的牺牲"，而主张"深沉的韧的战斗"，主张打壕堑战，而不是许褚式的赤膊上阵。

　　从北到南，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他之所以坚持"老生常谈"，无非因为真的"民国"并未出现，只有"军国"、"党国"，天下老鸦一般黑。他到厦门不久，就发现那里的"社会和学校也和北京一样腐败"。他到广州，又发现所谓"革命大本营"，那里的人民"并无力量"，广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他目睹了"三一八"，又耳闻了"四一二"，见证了广州"四一五"的清党杀戮，青年的人头、热血，都让他感到无比的沉重和痛苦。面对这样的时代黑暗，他说过"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他也说过"一演说，就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无论如何，他决不帮闲，所以即使在殖民地香港他也要喊出"老调子已唱完"，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的时代强音。

　　1924年7月，鲁迅在西北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为陕西省长的军阀刘镇华请他到西安讲武堂给士兵演讲，并托人示意，要他换一下题目，可他不愿为军阀捧场，只肯讲小说史，碰了钉子的刘镇华几乎要撕下"礼贤下士"的面具，经人劝阻才罢。当地《新秦日报》因透露了刘氏"怒形于色"的消息，曾被罚停刊几天。对此，许广平1953年3月11日给单演义的信中这样解释："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史，即可具见。"[35]

　　1926年10月14日，鲁迅在厦门大学周会上讲《少读中国书 做好事之徒》，两天后，他写信给许广平："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四]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

　　11月27日，鲁迅应邀在厦门集美学校讲演，内容就与校长的观点相悖。校长的意思是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而他认为学生也要留心世事。他在演讲一开头即说："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的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赞同。本不想来，林玉堂先生却怂恿我随便说一些。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好象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的活动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

　　他在《华盖集续编·海上通讯》文中说得更详细：

　　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背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我看不见。直到前几天，才听说这位叶渊校长也说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对青年人说话，那里可以说人是不必想来想去的呢。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摇摇头。

　　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但这里却必须我开口说话，而话又须合于校长之意。我不是别人，那知道别人的意思呢？"先意承志"的妙法又未曾学过。其被摇头，实活该也。

　　1929年12月4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饭厅讲演《离骚与反离骚》，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国民党当局，还直接批评了胡适和"新月派"。他在1934年12月1日写信给杨霁云："在暨南的讲演，即使检得，恐怕也通不过的。"

　　1931年7月20日，鲁迅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不久（7月30日），写信给李小峰：

　　"《上海文艺之一瞥》我讲了一点钟，《文艺新闻》上所载的是记者摘记的大略，我还想自草一篇。但现在文网密极，动招罪尤，所以于《青年界》是否相宜，乃一疑问。且待我草成后再看罢。大约下一期《文艺新闻》所载，就有犯讳的话了。"

　　1932年鲁迅北平之行应邀做了五次演讲，号称"北平五讲"，期间有种种不利于鲁迅的传闻，小报上散布着许多恶毒的诽谤，有人说他此次重回北平是"卷土重来"，是来抢饭碗的，所以他才会在回答提问时多次公开表示，自己马上就要"卷土重去"。作家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说，北平的国民党当局甚至连逮捕公文都已写好了，由于27日是休息天，不办公，所以公文还缺了一个"官印"，而28日上午，鲁迅还在中国大学讲演，想当然地以为他至少当天不至于离开，"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紧要关头，鲁迅当天下午就搭车离开了他所酷爱的北京和可依恋的群众。他走了，从此永远不再来了。"逮捕他的公文白白预备了。这是深知内幕的朋友后来告诉鲁迅的。[37]

　　鲁迅在中国大学演讲那天，听众中间确实有人被当场捕去，事后，中大还有人继续被捕。许多人为鲁迅的安危感到担忧，他离开北平之后，一时传说纷纭，或说他在车站、或在火车上遭到暗算，北平的青年学生有人主张散发抗议宣言，有人主张示威游行，后来从周老太太那里得到确切消息，知他已于11月30日平安回到上海，大家才放了心。

　　1934年12月16日，鲁迅写信给杨霁云："在北平共讲五次，手头存有记录者只有二篇，都记得很不确，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阅。还有两回是上车之前讲的，一为《文艺与武力》，其一，则连题目也忘记了。其时官员已深恶我，所以也许报不再登载讲演大略。"

　　不过，说到底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38]

　　五

　　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发表署名"美子"的《作家素描[八]：鲁迅》一文，其中说："鲁迅很欢喜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的回应是，干脆把自己的一本杂感集叫做《南腔北调集》，以作为"答复"。他在《题记》中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39]

　　其实他并不喜欢演说，这一点，从《而已集·通信》中可以看出，"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40]

　　1927年2月25日，鲁迅给章廷谦的信中也说："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1929年5月21日，他在北平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现今的新文学概观》的前一天，还写信给许广平说，"我这回本来想决不多说话，但因为有一些学生渴望我去，所以只得去讲几句。我于月初要走了，但决不冒险，千万不要担心。"1932年11月26日，北平的"左联"等左翼社团聚会请他讲话。他曾说过这样一席话："这回，是专为探望母亲的病来的。……近两三天之内，做了三回演讲。前天刚谢绝了一处，昨晚倒又答应了到师范大学去讲一次。今晚，决计不作讲演，随便谈谈。其实讲演也只是随便谈谈……。"[41]

　　六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演讲记录，粗略地看，鲁迅一生的演讲大致上可以分为六类，关于中国文明演进的艰难与曲折、关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关于文学与革命与其他的关系、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研究、读书和美术方面的见解、其他的即兴话题。透过这些演讲，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文明、历史社会、国民性鞭辟入里的深刻认识，可以看到他对知识分子与权力、文学与权力、文学与革命的一针见血的看法，他对读书、对艺术、对人生的见解，有时候，他的讲题本身就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比如《娜拉走后怎样》、《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聪明人不能做事 世界是属于傻子》《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老而不死论》《象牙塔和蜗牛庐》等等，仅这些命题就足以垂之精神史，感动后世。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鲁迅的名字已经是一个民族的符号，没有人能够回避，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同时，我们也毋庸讳言，真实的鲁迅不是神，而是人，他不是完美无缺的，他有他的精神限度，他的求学生涯、读书兴趣、知识结构、人生经历，他的性格、脾气、爱好、家庭出身乃至地域背景，都决定了鲁迅何以成为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九年，他对自己了解不多的前苏联有过真诚的向往，他晚年在上海，日渐向左翼意识形态靠拢，逐渐与人性论疏离，信奉了文学的阶级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他对前苏联的认识是片面的，他未能察觉到斯大林的铁腕下的血泪与苦难，也未能洞见阶级论支配下的文学往往沦为口号宣传的宿命。

　　但，我们并不因此否定鲁迅的价值，否定他曾经达到的精神高度，更不会忘记正是他选择了独立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即便是他日渐被迷雾笼罩的生命黄昏，他对纷繁复杂的世事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判断，他一直对形形色色的力量保持了某种警惕与清醒，他对"四条汉子"、对"太阳社"和"创造社"等都有过极为尖锐的批评。这些在他的讲演当中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流露。独立思考--始终是他对青年的谆谆教诲。他一方面力图站在边缘、民间、底层大众的立场，他在不少作品中表达出对底层民众的悲悯，对一切人间的不平、非文明的因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一方面他身上又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蔡朝阳是绍兴一所中学优秀的语文教师，他发现信奉过尼采的鲁迅的很多文章有意、无意地露出了对普通民众居高临下的姿态，《记念刘和珍君》等文中不断出现"庸众"、"无恶意的闲人"等字眼，鲁迅对普通民众的麻木、冷漠、不觉悟表现出了无比痛恨和蔑视，他感到鲁迅对普通民众一直有爱恨交织，爱中有恨，恨中有爱的情绪，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认为鲁迅的有些文字"很冷，甚至有些油滑"，没有宗教信仰的鲁迅之所以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靠的不是爱，而是"阴冷"。画家陈丹青只看到其"好玩"的一面，没有洞察其"阴冷"的一面。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富有启发性的。面对鲁迅，今天的中国有两种很不好的倾向，一种是对鲁迅的偶像崇拜，乃至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不准别人说一句鲁迅的不是；一种是全盘否定鲁迅，以打倒鲁迅为目的。这都是我不能认同的。

　　鲁迅早年就读的学校，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到留学日本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都是工科、医科学校，之后他弃医从文，转向文艺，他通日语，还学过德语，德文曾是他的"敲门砖"，他在日本到处搜求德文的新旧书报，接触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后来他又自学了俄语，但并不懂得英语，他自己译的西方作品基本上是从日文或德文转译的。他接触西方文明是从南京求学时代开始的，阅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法意》等学术著作，和林纾翻译的小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的目光不再停留在三味书屋和百草园给予他的限定，他超越了老绍兴的束缚。但他接受的精神资源也是有限的，他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博览古书，其中尤其是野史最多，他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他对中国旧文明有着鞭辟入里的认识不是偶然的。在吸收世界文明方面，他偏重于文学、哲学、艺术，特别对东欧、俄罗斯文学有着强烈的兴趣，当然他有很好的自然科学基础，对植物学尤其情有独钟，他对日本文学及文艺理论等都有很深的了解。他阅读过尼采等德国哲学家的传记和著作。

　　从鲁迅留下的演讲稿，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他伸手拈来、他常常列举的都是俄罗斯文学、历史、现实中的事情，他对源自希腊的西方主流文明，对法国启蒙运动，对英、美文明的了解都是很有限的，几乎很少涉及。作为文学家，鲁迅的学养、他吮吸的精神滋养或许差不多已经足够了，但作为思想家，作为20世纪本民族的精神巨人，他未能呼吸而领会到欧风美雨，更好、更多地饱吸人类主流文明的乳汁，这是毋庸质疑的缺陷。这一点，朝阳曾和我讨论过，他认为鲁迅在精神气质上，接近的是尼采、叔本华一路，就其美术、美学的兴趣来看，也是如此。鲁迅作为文学家，是从感性出发的，作为思想家，只是生存哲学层面上的，其表达是诗性的、直觉的，缺乏逻辑推演，属于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这一谱系。所以他很怀疑，欧美文明中基于经验主义的常识理性，即使鲁迅接触到了，也未必对他有很大意义。当然，这已是一个无法验证的问题。

　　在鲁迅离世70年后，鲁迅过时了吗？鲁迅的时代过去了吗？这些问号，每个人只要翻开鲁迅的那些小说、杂感，就能作出各自的回答。他的杂文不是篇篇精品，其中有大量混战的产物，有许多晦涩、隐晦、曲折的文字，有嘲讽甚至也有他不主张的谩骂，但他确实常常用小题目做出了大文章，深刻、透彻、清晰。狂妄不可一世的李敖，2005年秋天在北大讲坛上的表演，曾经迷惑、欺骗、倾倒了许多青年，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具有一定思考能力、接受过人类普世价值的青年，然而，如果对照阅读鲁迅的《二丑艺术》，短短千言，洞若观火，足以让李氏的戏法原形毕露。

　　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超人说到马列的阶级论，鲁迅的信仰之路并不平坦，但他骨子里终究是一个具有强烈内省气质的个人主义者，我们不妨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主义者。他对权势始终如一地保持了距离，表示了蔑视，不仅态度决绝，而且身体力行，这是足以为后世知识分子法的。鲁迅是真挚的，他对本民族的阴暗、灰色的一面看得很透，他洞察人性的幽暗与卑微，但他对这个他与生俱来的民族始终怀着热望，他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掀翻"吃人的筵席"，他发出的第一声呼号就是"救救孩子"。这一切我们也都能在鲁迅的演讲中读出来。无论如何，鲁迅的缺失，正是我们今天起步前行的地方。

　　注：

　　[1]《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96、103页。

　　[2] [4] [5] [6] [13] [14] [18] [24] [26] [27] [28] [29] [30] [31] [33] [34] [35] [37]马蹄疾《鲁迅演讲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464、511、392、484、522、526、247、70、263、271、403、442、463、523-524、511、510、72、535页。

　　[3] [8] [9] [10] [12] [15] [20] [23] [41]《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206、185、205、188、187、206-207、14、191、184-185页。

　　[7]《鲁迅演讲系年》，林辰《鲁迅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50、251页。

　　[11]《鲁迅在群众中》，《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9日。

　　[16] [42] 温梓川《文人的另一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71、167页。

　　[17]鲁迅《且介亭杂志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58页。

　　[19] [21]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772页。790页

　　[22] 《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25] 汉口《西北风》半月刊第3期，1936年12月5日。

　　[32] 陈丹青《我谈大先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5年8月10日。

　　[36] 时间有误，应为2月18日，被禁载的是次日的演讲记录《老调子已经唱完》。

　　[38] 曹聚仁《鲁迅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77页。

　　[39]《鲁迅全集》第4卷，417页。

　　[40] 《鲁迅全集》第3卷，446-4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