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营销发展趋势:希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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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的理由(名实问题)、替罪历史(审判)、集体决定历史(民主/婚姻)、对于动物(食物链--道路)的态度、疾病与宗教(抑郁与狂躁)、战争;口头与文字魔障。死亡与房屋、监狱。衣服与葬礼。思想与行为。
政府合法性与什么?依赖于分工?    希腊古典时代的城邦生活已进入希腊化世界繁荣的城市生活时代。结果,希腊化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在人类已知的非希腊人地区几乎同时产生了城市化运动。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文化联系的纽带,其主要功能是对文化的负荷和传播。语言本身正成为文化一致性概念的重要内涵。希腊化文化重要传播媒介就是通用希腊语,即柯因内语(“Koine”在希腊语中也就是“共同”之意)。柯因内语的传播比希腊化城市的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因为只有富裕之家才能担负得起接受希腊文化的费用,而所有的商人都能学会经过简化的通俗的希腊语。这种语言在许多地方取代阿拉米语成为中东地区通行的混合语言,也成为许多冒充希腊人的城市居民的母语(注: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W.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1963 年版,第286页。)。
  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希腊语很快就成为古代世界的混合语言。哈达斯很简洁地道出了在希腊化时代这种语言的威力:“文化霸权最重要的指标是语言,尽管土著语言在近东世界所保持的生命力比美洲的印第安语要长久得多,但在大都市,希腊语是政府和上层社会的语言。”(注:哈达斯:《希腊化文化:融合与传播》(M.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纽约1959年版,第60页。)  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柯因内语渗透到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到了罗马共和晚期,绝大多数民族和帝国都把希腊语当作地中海世界的国际语言,以后它还继续是罗马帝国时期通用的一种共同语言。在近东,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453年拜占廷帝国的陷落,其影响延续到现代,为现代希腊口语奠定了基础(注:《语言学百科全书》(The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of Linguistics)第4卷,牛津1994年版,第1864页。)。  希腊人从互相隔绝的城邦生活的狭隘范围中登上世界舞台这一事实,使得希腊化世界的各种方言在“柯因内语”面前退到了次要地位。这种语言比古典时代希腊语简单。所以,那些已经希腊化的土著学起来也比较容易。中东诸民族受希腊化影响程度最高的是小亚细亚的一些民族,他们已忘却了本民族语言,而操柯因内语(注: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塞琉古王国政府的公文、命令用希腊文写成。凡是由希腊人和本地人进行的商业活动,大多用希腊文写成文书 。直到安息王朝时,希腊语仍然是官方语言之一。后人发现,波斯边境偏远乡村的居民有用希腊文写租契的事例(注:塔恩:《希腊化文明》(W.W.Tarn,HellenisticCivilization),伦敦1930年版,第138―139页。)。总之,柯因内语流行很广,在“纪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希腊雅典语是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通用的语言 ”(注: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页。)。而“希腊化”一 词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就是“讲希腊语”或“像希腊人一样行动”(注:埃伦伯格:《人、国家、神》(V.Rhrenberg,Man,State and Deity),伦敦1974年版,第65页。),即对于希腊人来说,假如一个人能说希腊语,那他就是被希腊化了。由此可见,柯因内语是希腊化世界文艺和科学的语言,是希腊化君主国的文牍语言。它以不同程度广泛流 行于非希腊的地方居民中间,加强了希腊文化的传播。应该注意的是在古代具有说一种以上语言的能力比今天更为重要。希腊化时代罗马作家恩尼乌(公元前239―169年)时常 说他有三个心脏:希腊语、奥斯肯语(Oscan,古代居住在意大利康帕尼亚的人所使用的语言)、拉丁语。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如果不会讲多种语言的话,至少也会两种语言。    到了希腊化时代,整个希腊化世界的贸易关系更加密切地发展起来了。不仅希腊与东方之间的贸易畅通无阻,就是东方各地之间,由于在原有商业网点之外又新增由希腊城市和商旅组成的国际化网点,也增加了彼此的交流。因此,总的说来,希腊化时代的东西方贸易和国际贸易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为开展更大范围的世界贸易创造了条件。在地中海范围内,银来自西班牙,铜来自塞浦路斯,铁来自黑海沿岸, 谷物来自埃及、北非和克里米亚,橄榄油来自雅典,干果来自巴勒斯坦,干鱼来自马其顿、小亚和黎巴嫩,大理石来自帕罗斯和雅典。“这种贸易水平使得希腊化各邦非常接近于公元19、20世纪欧洲经济史的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注:罗斯托夫采夫:《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25页。)。统一的希腊化世界的经济体系也就促进了希腊化文化的统一。而在这种经济体系中,货币起着核心的作用。  亚历山大在地中海世界引进了新的银货币制可以作为他宣传其声望的象征。这种货币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它基于一定的标准。结果,亚历山大币制在历史上成为流行最广泛、也最为人们乐意模仿的币制。其作用正如普赖斯所说:“亚历山大戏剧般地把马其顿币制改为一种泛希腊币制,并很快地取代了波斯帝国的大流士银币制,雅典的德拉克马币制在帝国境内盛行一时……马其顿当地币制和图案的混合很适合亚历山大对征服地区的全部政策。”(注:普赖斯:《亚历山大有关铸币的政策》(Martin J.Price,“Alexander‘s Policy on Coinage”),卡尔逊等主编:《亚历山大大帝:现实与神话 》(Alexander the Great:Reality and Myth,edited by Jesper Carlson,et al),罗 马1993年版,第174页。)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大约有25个铸币厂在铸造这种钱币,这表明该钱币使用的广泛性。  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纷纷仿效亚历山大铸造钱币。这些钱币不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在风格上都和亚历山大的钱币相似。事实上,塞琉古一世所铸造的钱币和亚历山大的钱币一模一样,只是改变了王冠的名称而已。不管是哪个统治者,他所铸造的货币在整个希腊化世界几乎都保持同样的标准,只是在希腊化时代晚期,其重量略有下降。标准化货币规范和稳定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这样一种标准化货币不仅使得贸易和商业得以 顺利发展,而且有助于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形成一种经济粘合力。  这种统一的或可以通用的币制,有利于打破经济壁垒,促进彼此间互通有无。过去没有铸币而主要依赖物物交换的东方国度,在托勒密王朝治下由希腊人首次引进铸币。因 此,埃及建立了一整套新的财政制度。银行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中央国家银行,在各州首府设立分行,各主要村庄设立支行。这些国家银行办理各种金融业务。此外还有私人银行,它们在国家生活中起次要作用。在希腊化国家,各个独立的贸易国家企图在彼此间建立稳定的货币比价,从中可以看出它们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走向统一的趋势。  希腊化时代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时期。正如法林顿所说:“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发展已步入近代世界之开端,近代科学从16世纪开始发展,是以那时的基础为起点的。”(注:法林顿:《希腊科学》(BenjaminFarrington,Greek Science),巴尔的摩1961年版,第301页。)假如没有亚历山大里亚 、叙拉古、帕加马和希腊化世界其他大城市里科学家的发现,现在的许多成就也许是不可能的。 在世界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人类智慧和首创精神经过显著发展时期之后,接着出现的往往是另一个时期,即人们更关心的是把新近积累起来的知识加以分类整理,而不是继续调查研究。显著的特点是科学的积累和材料的分类,亦即所谓“ 博学时代”。亚历山大身后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 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页。)。  三个伟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德、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乌斯――完成了希腊几何学。 一个建立了完美的圆和直线几何学体系;一个研究了许多复杂图形的体积和面积计算问题;另一个完成了完美的圆锥曲线理论,为后来的微积分奠定了基础。具有现代精神风貌的阿基米德还开创了一个伟大的研究方向――使科学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一方面不断地从实践经验中获取理论,一方面又用理论指导发明新的技术装置。  与三大数学家相辉映,这时期还有三大天文学家。萨莫斯的阿里斯塔克(约公元前315 ―230年)是希腊化时代最重要的天文学家,他最早提出了太阳中心说,他的见解是超时代的,而他大胆的想象力以观察为基础,而不是处于某种思辨和偏见,被称为“古代的哥白尼”;埃拉托色尼在人类历史上首测了地球的周长,将地球划分为五大气候带;希帕库斯绘制了1080个恒星及其相对位置的星表,发明了三角学。 三大数学家和三大天文学家们所取得的上述成就,是希腊化时代自然科学的主要成就 。这些成就的特点是富有近代科学精神,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具有严格逻辑论证的科学理论以及由此所推导的结论。我们可以说,16和17世纪的伟大科学家们,是以这些工作为其起点的。阿里斯塔克的太阳中心说自然地成为哥白尼的起点;阿波罗尼乌斯的圆锥曲线理论则为刻卜勒的行星轨道提供了工具;希帕库斯是与第谷酷似的天文观察家;而阿基米德可以同等资格与牛顿齐名。没有这些亚历山大里亚人的成就,近代科学的面貌是难以想象的。    艺术可以折射社会面貌,反映价值观念。因此,在希腊化进程中,艺术也是把东方已知地区联系起来的一种重要形式。希腊化艺术渗透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从意大利到非洲,从希腊到亚洲莫不如此。这是文明发展的象征与成熟的表现。希腊化艺术生动地再现了希腊世界和其他世界的交流。       希腊古典艺术是希腊城邦的艺术,希腊化艺术却是希腊化王国的艺术,是一种世界性 的艺术。希腊时代所推崇的朴素和中庸,让位给铺张奢侈和放荡无节制,现实性与通俗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艺术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裸体妇女、野蛮人、孩子、老人―― 所有这些现在都被认为值得艺术家重视,都有描绘的价值。这种比较宽容的、不排外的态度渗透到希腊化社会(注:伍德福特等:《剑桥艺术史》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年版,第105页。)。  希腊化艺术是基于现实主义和激情表现的,这就像铸币肖像、塑像、绘画、建筑和马 赛克所具体表现的一样。结果,通过这种表现艺术随之而来的影响是助长了个人主义和自我肯定的精神。尤其重要的是此时的艺术已成为一门产业。这种艺术在不同的帝国内得以生产并散布到其他帝国。希腊化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产业化的地步。正如格里麦尔所说:“事实上,艺术作品的制作是一种产业:塑像是日常使用的物品,因为这些塑像不仅在宗教崇拜的场合使用,而且在被臣民崇拜的杰出公民或统治者的场合使用……新兴的城市和一些日益昌盛的旧城市产生了一种新的、或大或小的需求市场,结果使得希腊化艺术的一个重要倾向……那就是产业化。”(注:格里麦尔:《希腊主义和罗马的兴起》(P.Grimal,Hellenism and the Rise of Rome),纽约1968年版,第195页。)在帕提亚的尼萨宫廷,酒杯上刻着酒神故事,宫中装饰有阿芙罗狄特、赫拉克力斯、赫拉的雕像,还上演希腊的戏剧;修建希腊式神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注 :塔恩:《希腊化文明》(W.W.Tarn,Hellenistic Civilization),伦敦1952年版,第1 70―71页。),这些都力图与希腊――马其顿人君主国同列。  就是在这个时期,有钱的人开始收集艺术品,复制不能到手的名作,付出巨款收进能够买来的作品。作家开始喜欢艺术,着手撰述艺术家生平,搜罗他们的趣闻轶事,编写导游手册(注: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这和当今富人的情趣有什么不同?        在论述这一问题以前,必须要明白的是教育在古典希腊城邦出自私门, 而在东方各国则受庇于王室。这一区别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凡论希腊文化都不容忽视( 注:法林顿:《希腊科学》(Benjamin Farrington,Greek Science),巴尔的摩1961年 版,第195页。)。到了希腊化时代,这种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教育深受希腊化王室庇护。  毫无疑问,教育是产生、传播文化标准和价值的最强有力机构。伊索克拉底宣称,我们所称的希腊人是paideia(教育)上的一致,不是血统上的一致。Paideia是每一个希腊 人都必需接受的文化教育。马鲁说paideia就是“不论希腊人在哪里安家落户……他们 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他们自己的机构,他们的教育设施――初级学校和体育馆”(注:马鲁:《古代教育史》(H.I.Marou,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维斯康辛 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就是这些学校和体育馆在教授那些希腊人、非希腊人如何像希腊人贵族一样生活。这种教育方式可以说是希腊式生活的入门,它造就了一批精英人物,进而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学生们学习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结果,这些学校成为希腊化世界内强有力的联系纽带。   源自这些学校的教育方式为随后的西方二千年教育奠定了基本模式:就全部人生而言 ,它强调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教育。正如尤维纳利斯(约62―142年)所说:“健全的心 智存在于健全的体魄之中。”(注:尤维纳利斯(Juvenal),10.356。)希腊化式的教育制度造就了古典人文主义。马鲁是以这样的言辞来叙述人文主义特征的:“这意味着在 整个历史时期,每一代人的心灵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本质,使得联系和真正的交流变得更为容易……在一种古典文化里,所有的人都有一种他们羡慕和模仿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同样一些准则、同样一些比喻、同样一些想象、同样一些词语――甚至同样一些语言 。”(注:马鲁:《古代教育史》,第224页。)   这些人文主义传统贯串整个罗马帝国并传承到欧洲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代得以再生 ,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今天。古典人文主义的关键在于它为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理解创造了一个共同的背景。“本质相同”必定是全球一体化的先决条件。  除了学校之外,图书馆在希腊化世界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图书馆成为学术、资料中心。康福拉评论道:“马其顿军队使得希腊人成为整个已知世界的主人,从西西里到北非、从巴尔干半岛到小亚细亚,从伊朗到印度,一直到亚历山大所停顿的地方阿富汗斯坦。这些征服者并没有学习当地的语言,但是他们认识到,假如他们想有效地统治他们,他们必须理解他们,要理解他们,就必须收集他们的书籍并把它翻译过来。因此在希腊化各国的首都兴建了图书馆,这不仅仅是为了炫耀的需要,也是希腊人的统治工具。”(注:康弗拉:《消失的图书馆:古代世界的一个奇迹》(Luciano Canfora,The Vanished Library:A Wonder of the Ancient World),贝克莱1987年版,第25页。)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图书馆生产和复制了大量非希腊语书籍,使得人们更加容易接触到这些作品,大大加速了希腊化进程。  希腊化世界促进了不同观念的融合,并越来越形态化了。就希腊化时代所特有的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交互影响而论,在科学、艺术、文学、语言诸领域,希腊成分较为活跃;而在宗教领域,其景况则迥然不同,东方成分对希腊濡染尤甚。主要表现是诸神混同与神秘主义。正如格里麦尔所说:“在亚洲的每一个城市对那时正在形成的巨大的宗教公共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菲里几亚(Phrygia)带来了大母神基伯勒(Cybele)以及她的伴侣阿提斯(Attis);兰帕斯库斯(Lampascus)带来了普里阿普斯(Priapus)神,这位神祈不久就成为巴克斯崇拜中的重要人物;甚至犹太的神耶和华也被 包括进来……”(注:格里麦尔:《希腊主义和罗马的兴起》,第206页。)天下之道, 一盈一虚。当理性感召力减弱,自信心动摇,奋斗意志衰退,则神秘主义盛行。人们出 于解脱、逃避和麻醉而沉溺于虚幻的天命和神秘的幻想。这是希腊化世界宗教的又一重 要特征。    然而,希腊化世界的宗教彼此之间互助的性质较多,这点和今天的宗教不同。当今的 宗教似乎在隔离文化而不是统一诸文化。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信仰似乎在彼此争斗而不是联合。西塞罗曾言:“我们必须把整个宇宙想象为一个诸神和全人类的惟一 共同体。”(注:西塞罗,De Legibus,1.7.23。)比宗教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是哲学 。    由亚历山大所开创的一统天下人类的思想,到这时已成为成熟的“人类大同”(Cosmopolitanism)观念。这种观念肇始于早期的犬儒学派。安提斯提尼(公元前445―36 0年)是犬儒学派的鼻祖,他的信徒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公元前400―325年)首造了这个词语。当有人问他来自哪座城市时,他回答道:“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一个世界公民 。”(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6.63。)作为一个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属于那种反对把希腊城邦看作地理概念的人。然而犬儒学派并不仅仅是惟一在寻求世界主义的哲学学派。事实上,在斯多噶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公元前335―263年)的作品中也可以发现一些这样的原则。普鲁塔克是这样评论芝诺来描述斯多噶学派梦想的: “然而,共和国的崇拜者、斯多噶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或许用这种方法总结一个主要原则 :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人类不应该生活在由不同的原则统治下的城市和公共体中,我们认为全人类应该是一个公共体和同一种政策,对于我们来说应该过着同一种生活,有着同一种秩序,就像羊群在分享同一块草地一样。”(注:普鲁塔克:《论亚历山大的命运》(On the Fortune of Alexander),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  斯多噶派的世界主义源自于他们对待哲学一般的态度上,然而也直接与其已知世界理论相联系――一种道德发展和社会作用的理论。这种理论基于由芝诺和其他斯多噶人物 所提出的理论――“我们个人的本性是整个自然本质的组成部分”(注:第欧根尼.拉尔修,7.87。)。不管是犬儒学派还是斯多噶学派,世界主义必定被当作全球化进程的不证自明的东西。结果,希腊化世界的世界主义取代了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在多文化希腊化世界内部正在出现的全球意识的象征,也是现代世界应从中汲取的经验。    希腊化时代的直接继承者当然是罗马共和国。在斯多噶学派影响下,西塞罗对于世界主义提出了更强有力的辩护:“应该考虑同辈公民的权利,而不应该考虑外邦人的权利 ,这将损害人类大同的理想。”(注:西塞罗,De Officiis,3.6。)世界主义就是这样通过斯多噶主义的棱镜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再成为基督教的理论。    波里比阿在《通史》中讲到罗马帝国降临时,是这样认识当时的世界的:“在此之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事件的原因和结局因地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但从这个时期开始,各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意大利、利比亚、希腊以及亚洲,各地所发生的史事都是互相影响的。而所有那些史事的发展倾向,最后是要归于一统的。”(注:波里比阿,1.3。)尽管这段话写于两千多年以前,但其叙述还闪烁着智慧之光,因为这很容易被用来描述今天的世界。波里比阿深知当时的世界正越来越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体化进展。今天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全球化”。 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可以把希腊化和全球化诸文化现象特征加以比较如下:
     文化现象       希腊化       全球化
      城市       希腊式样       西方式样
      语言      古希腊共同语       英语
      货币      阿提卡币制       美元、欧元
      科学      从理念到实践      实践的继续
      教育      公学、图书馆      义务教育、大学
      艺术      现实主义、伤感主义   现实主义、颓废主义
      观念      神秘主义、人类大同   邪教盛行、联合国家 
 
2005-12-21 09:2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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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子哈桑   现在坛子里有些人对古希腊和希腊化时代的喜爱远远超过对古代中国的喜爱,似乎很忘宗显祖(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希腊化时代人文主义的,布尔乔亚风格的城市中产阶级生活品味远远比大秦的耕战更贴合我们这些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的生活,至少是我们为之努力的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离希腊而不是古代中国更接近。 
 
说真的,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王朝里,除了皇帝,谁不是奴隶?只不过是过得好的奴隶和过得糟的奴隶而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和奴有什么区别?现代人追求的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个性的自由发展,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是做梦也不指望的。而在希腊化时代的很多地中海城邦,至少对部分富裕的市民阶级而言,那些已经接近实现。 确切的说,现在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民主政体,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也许马克思梦想中的共产主义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米国,是批着民主外衣的财团政治,中国,是批着人民外衣的官僚政治,任何政体都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愚民,否则统治基础就无法牢固
从希腊化文化的传播看全球化之起源    
 作者:陈恒  发布时间:2005-5-8 
 
 
   
     【内容提要】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进程始于15世纪或16世纪的某段时间。事实上,二千多年前就 出现过这种全球化进程的类似物——希腊化。本文根据现有资料,论述希腊化文化体系 的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简单地将昔日的希腊化概念和今天的全球化概念作一比较,说 明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内在联系。
     【摘要题】异国文化
     【关键词】希腊化/人类大同/全球化
     【正文】
       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城市、语言、教育、艺术、科学、货币、观念的一体化 上,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化时代。在希腊化进程中,这些因 素处于核心地位,维系着希腊化世界,只是没有单一的政治中心,这一点和沃勒斯坦所 描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吻合的。当然,我们应了解的是这种“希腊化” 进程并不是诸种因素的简单“合并”,而是互动的,相互影响的。
       城市希腊化 希腊化世界产生了众多的城市。这种希腊式城市的剧增有助于已知人类 世界文化之联系。这些城市成为东方海洋中的希腊文化岛屿,那里盛行与希腊城邦相似 的生活方式,至少在那些享有完全公民权的上层阶级中是如此。美丽的公共建筑、剧院 、庙宇,以及实用的建筑如城墙、供水系统,成为每个以希腊化为自豪的城市的外在特 征。城市布局像亚历山大里亚一样有系统地设计成直线形,两条成直角的主要街道将城 市分割成四个街区。主要的公共建筑集中在交叉路口附近。与城市外观同时作为希腊化 城市组成部分的还有公民大会、陪审团、法庭和议事会。
       普鲁塔克说,亚历山大在东征的12年中共建立70多座城市;而现代学者认为,亚历山 大所建城市只有17座或34座,大部分(75座)都是塞琉古王朝所建。汤因比认为,亚历山 大及其继承者共建329座城市(注: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262页。)。这些城市大多都以亚历山大里亚命名,人们相信城市的建立者是某 种半神式或英雄式的人物。这些城市的命名和再命名都有助于希腊化进程。这种微妙的 技巧可以创造一种归属感来操纵当地人的心理。事实上,这些城市可以被叫做“文化殖 民地”,因为这些城市的建立者的目的在于向当地土著居民提供某种文化模式。马其顿 人和希腊人希望土著习惯于城市生活并极力模仿希腊文化。
       这些城市在战略上起着维持帝国与希腊世界的纽带作用。它们是希腊移民进入东方的 主要渠道,也是帝国军政骨干的后备力量;在经济上,它们是各希腊化王国之间贸易的 主要场所,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在文化上,更是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希腊的 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注:琼斯:《希腊城市:从亚历山大到查士丁尼》(A.H.M.Jones,The Greek City: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牛津1979年版,第5页。), 当然希腊化文化如果没有城市也是不可思议的。
       希腊化城市就是这样成为沟通东方文化与希腊文化的桥梁。希腊人和东方人在希腊化 城市中杂居从而使双方都发生了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东征后的头一个世纪,借鉴几 乎是单向的:东方向希腊学习。这是征服者的自信还没衰退,希腊本土的社会活力还衰 而未竭,希腊移民涌向东方,带来了他们风格独特的生活方式。希腊化城市中上流社会 不管是何种出身、何种文化背景都希望被视为标准的希腊人,他们全盘模仿希腊生活方 式。然而,正是在希腊、东方文化交流表面上一边倒的时代,希腊本土的社会结构逐渐 被东方早已流行的模式所同化。这时,各希腊化城市普遍流行寡头政治,即使在民主形 式幸存的雅典也是如此。埃及更是如此,与其说马其顿人统治了埃及,倒不如说埃及在 政治上征服并吞并了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并没有试图使这块地方的政府希腊化,而 是想恢复埃及原有的政治传统,托勒密成了法老。在思想方面,由于东西方知识的融会 ,哲学家的胸襟眼界大大地开阔了。哲学家们已经泯除了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人和“蛮族 ”之间的界限,认为凡是人都可以用理性追求人生的幸福。这种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对人 的看法,无疑是亚历山大帝国以后东西方文明交互渗透的历史现实在思想上的反映。
       希腊古典时代的城邦生活已进入希腊化世界繁荣的城市生活时代。结果,希腊化最重 要的影响之一是在人类已知的非希腊人地区几乎同时产生了城市化运动。
       语言混同化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文化联系的纽带,其主要功能是对 文化的负荷和传播。语言本身正成为文化一致性概念的重要内涵。希腊化文化重要传播 媒介就是通用希腊语,即柯因内语(“Koine”在希腊语中也就是“共同”之意)。柯因 内语的传播比希腊化城市的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因为只有富裕之家才能担负得起接受希 腊文化的费用,而所有的商人都能学会经过简化的通俗的希腊语。这种语言在许多地方 取代阿拉米语成为中东地区通行的混合语言,也成为许多冒充希腊人的城市居民的母语 (注: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W.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1963 年版,第286页。)。
       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希腊语很快就成为古代世界的混合语言。哈达斯很简洁地道出 了在希腊化时代这种语言的威力:“文化霸权最重要的指标是语言,尽管土著语言在近 东世界所保持的生命力比美洲的印第安语要长久得多,但在大都市,希腊语是政府和上 层社会的语言。”(注:哈达斯:《希腊化文化:融合与传播》(M.Hadas,Hellenistic Culture:Fusion and Diffusion),纽约1959年版,第60页。)
       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柯因内语渗透到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到了罗马共和晚 期,绝大多数民族和帝国都把希腊语当作地中海世界的国际语言,以后它还继续是罗马 帝国时期通用的一种共同语言。在近东,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453年拜占廷帝国的陷落 ,其影响延续到现代,为现代希腊口语奠定了基础(注:《语言学百科全书》(The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of Linguistics)第4卷,牛津1994年版,第1864页。)。
       希腊人从互相隔绝的城邦生活的狭隘范围中登上世界舞台这一事实,使得希腊化世界 的各种方言在“柯因内语”面前退到了次要地位。这种语言比古典时代希腊语简单。所 以,那些已经希腊化的土著学起来也比较容易。中东诸民族受希腊化影响程度最高的是 小亚细亚的一些民族,他们已忘却了本民族语言,而操柯因内语(注: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页。)。塞琉古王国政府的公文 、命令用希腊文写成。凡是由希腊人和本地人进行的商业活动,大多用希腊文写成文书 。直到安息王朝时,希腊语仍然是官方语言之一。后人发现,波斯边境偏远乡村的居民 有用希腊文写租契的事例(注:塔恩:《希腊化文明》(W.W.Tarn,HellenisticCivilization),伦敦1930年版,第138—139页。)。总之,柯因内语流行很广,在“纪 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希腊雅典语是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通用的语言 ”(注: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6页。)。而“希腊化”一 词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就是“讲希腊语”或“像希腊人一样行动”(注:埃伦伯格:《人 、国家、神@①》(V.Rhrenberg,Man,State and Deity),伦敦1974年版,第65页。), 即对于希腊人来说,假如一个人能说希腊语,那他就是被希腊化了。由此可见,柯因内 语是希腊化世界文艺和科学的语言,是希腊化君主国的文牍语言。它以不同程度广泛流 行于非希腊的地方居民中间,加强了希腊文化的传播。应该注意的是在古代具有说一种 以上语言的能力比今天更为重要。希腊化时代罗马作家恩尼乌(公元前239—169年)时常 说他有三个心脏:希腊语、奥斯肯语(Oscan,古代居住在意大利康帕尼亚的人所使用的 语言)、拉丁语。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如果不会讲多种语言的话,至少也会两种语言。
       货币标准化 到了希腊化时代,整个希腊化世界的贸易关系更加密切地发展起来了。 不仅希腊与东方之间的贸易畅通无阻,就是东方各地之间,由于在原有商业网点之外又 新增由希腊城市和商旅组成的国际化网点,也增加了彼此的交流。因此,总的说来,希 腊化时代的东西方贸易和国际贸易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为开展更大范围的世界贸 易创造了条件。在地中海范围内,银来自西班牙,铜来自塞浦路斯,铁来自黑海沿岸, 谷物来自埃及、北非和克里米亚,橄榄油来自雅典,干果来自巴勒斯坦,干鱼来自马其 顿、小亚和黎巴嫩,大理石来自帕罗斯和雅典。“这种贸易水平使得希腊化各邦非常接 近于公元19、20世纪欧洲经济史的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注:罗斯托夫采夫:《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7、25页。)。统一的希腊化世 界的经济体系也就促进了希腊化文化的统一。而在这种经济体系中,货币起着核心的作 用。
       亚历山大在地中海世界引进了新的银货币制可以作为他宣传其声望的象征。这种货币 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它基于一定的标准。结果,亚历山大币制在历史上成为流行最广泛 、也最为人们乐意模仿的币制。其作用正如普赖斯所说:“亚历山大戏剧般地把马其顿 币制改为一种泛希腊币制,并很快地取代了波斯帝国的大流士银币制,雅典的德拉克马 币制在帝国境内盛行一时……马其顿当地币制和图案的混合很适合亚历山大对征服地区 的全部政策。”(注:普赖斯:《亚历山大有关铸币的政策》(Martin J.Price,“Alexander‘s Policy on Coinage”),卡尔逊等主编:《亚历山大大帝:现实与神话 》(Alexander the Great:Reality and Myth,edited by Jesper Carlson,et al),罗 马1993年版,第174页。)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大约有25个铸币厂在铸造这种钱币,这表 明该钱币使用的广泛性。
       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纷纷仿效亚历山大铸造钱币。这些钱币不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在 风格上都和亚历山大的钱币相似。事实上,塞琉古一世所铸造的钱币和亚历山大的钱币 一模一样,只是改变了王冠的名称而已。不管是哪个统治者,他所铸造的货币在整个希 腊化世界几乎都保持同样的标准,只是在希腊化时代晚期,其重量略有下降。标准化货 币规范和稳定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这样一种标准化货币不仅使得贸易和商业得以 顺利发展,而且有助于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形成一种经济粘合力。
       这种统一的或可以通用的币制,有利于打破经济壁垒,促进彼此间互通有无。过去没 有铸币而主要依赖物物交换的东方国度,在托勒密王朝治下由希腊人首次引进铸币。因 此,埃及建立了一整套新的财政制度。银行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中央国家银行,在各州首府设立分行,各主要村庄设立支行。这 些国家银行办理各种金融业务。此外还有私人银行,它们在国家生活中起次要作用。在 希腊化国家,各个独立的贸易国家企图在彼此间建立稳定的货币比价,从中可以看出它 们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走向统一的趋势。
       科学实用化 希腊化时代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进步超过了17世纪以前任何时期。正 如法林顿所说:“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发展已步入近代世界之开端,近代科学从16世纪开 始发展,是以那时的基础为起点的。”(注:法林顿:《希腊科学》(BenjaminFarrington,Greek Science),巴尔的摩1961年版,第301页。)假如没有亚历山大里亚 、叙拉古、帕加马和希腊化世界其他大城市里科学家的发现,现在的许多成就也许是不 可能的。
       在世界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在人类智慧和首创精神经过显著发展时 期之后,接着出现的往往是另一个时期,即人们更关心的是把新近积累起来的知识加以 分类整理,而不是继续调查研究。显著的特点是科学的积累和材料的分类,亦即所谓“ 博学时代”。亚历山大身后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 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页。)。
       三个伟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德、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乌斯——完成了希腊几何学。 一个建立了完美的圆和直线几何学体系;一个研究了许多复杂图形的体积和面积计算问 题;另一个完成了完美的圆锥曲线理论,为后来的微积分奠定了基础。具有现代精神风 貌的阿基米德还开创了一个伟大的研究方向——使科学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一方面不 断地从实践经验中获取理论,一方面又用理论指导发明新的技术装置。
       与三大数学家相辉映,这时期还有三大天文学家。萨莫斯的阿里斯塔克(约公元前315 —230年)是希腊化时代最重要的天文学家,他最早提出了太阳中心说,他的见解是超时 代的,而他大胆的想象力以观察为基础,而不是处于某种思辨和偏见,被称为“古代的 哥白尼”;埃拉托色尼在人类历史上首测了地球的周长,将地球划分为五大气候带;希 帕库斯绘制了1080个恒星及其相对位置的星表,发明了三角学。
       三大数学家和三大天文学家们所取得的上述成就,是希腊化时代自然科学的主要成就 。这些成就的特点是富有近代科学精神,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具有严格逻辑论证的 科学理论以及由此所推导的结论。我们可以说,16和17世纪的伟大科学家们,是以这些 工作为其起点的。阿里斯塔克的太阳中心说自然地成为哥白尼的起点;阿波罗尼乌斯的 圆锥曲线理论则为刻卜勒的行星轨道提供了工具;希帕库斯是与第谷酷似的天文观察家 ;而阿基米德可以同等资格与牛顿齐名。没有这些亚历山大里亚人的成就,近代科学的 面貌是难以想象的。
       艺术现实化 艺术可以折射社会面貌,反映价值观念。因此,在希腊化进程中,艺术 也是把东方已知地区联系起来的一种重要形式。希腊化艺术渗透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从 意大利到非洲,从希腊到亚洲莫不如此。这是文明发展的象征与成熟的表现。希腊化艺 术生动地再现了希腊世界和其他世界的交流。
       希腊古典艺术是希腊城邦的艺术,希腊化艺术却是希腊化王国的艺术,是一种世界性 的艺术。希腊时代所推崇的朴素和中庸,让位给铺张奢侈和放荡无节制,现实性与通俗 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艺术的范围大大地扩展了。裸体妇女、野蛮人、孩子、老人—— 所有这些现在都被认为值得艺术家重视,都有描绘的价值。这种比较宽容的、不排外的 态度渗透到希腊化社会(注:伍德福特等:《剑桥艺术史》第1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年版,第105页。)。
       希腊化艺术是基于现实主义和激情表现的,这就像铸币肖像、塑像、绘画、建筑和马 赛克所具体表现的一样。结果,通过这种表现艺术随之而来的影响是助长了个人主义和 自我肯定的精神。尤其重要的是此时的艺术已成为一门产业。这种艺术在不同的帝国内 得以生产并散布到其他帝国。希腊化艺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产业化的地步。正如格里 麦尔所说:“事实上,艺术作品的制作是一种产业:塑像是日常使用的物品,因为这些 塑像不仅在宗教崇拜的场合使用,而且在被臣民崇拜的杰出公民或统治者的场合使用… …新兴的城市和一些日益昌盛的旧城市产生了一种新的、或大或小的需求市场,结果使 得希腊化艺术的一个重要倾向……那就是产业化。”(注:格里麦尔:《希腊主义和罗 马的兴起》(P.Grimal,Hellenism and the Rise of Rome),纽约1968年版,第195页。 )在帕提亚的尼萨宫廷,酒杯上刻着酒神故事,宫中装饰有阿芙罗狄特、赫拉克力斯、 赫拉的雕像,还上演希腊的戏剧;修建希腊式神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注 :塔恩:《希腊化文明》(W.W.Tarn,Hellenistic Civilization),伦敦1952年版,第1 70—71页。),这些都力图与希腊——马其顿人君主国同列。
       就是在这个时期,有钱的人开始收集艺术品,复制不能到手的名作,付出巨款收进能 够买来的作品。作家开始喜欢艺术,着手撰述艺术家生平,搜罗他们的趣闻轶事,编写 导游手册(注: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这和当今富人的情趣有什么不同?
       教育组织化 在论述这一问题以前,必须要明白的是教育在古典希腊城邦出自私门, 而在东方各国则受庇于王室。这一区别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凡论希腊文化都不容忽视( 注:法林顿:《希腊科学》(Benjamin Farrington,Greek Science),巴尔的摩1961年 版,第195页。)。到了希腊化时代,这种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教育深受希腊化王室庇护 。
       毫无疑问,教育是产生、传播文化标准和价值的最强有力机构。伊索克拉底宣称,我 们所称的希腊人是paideia(教育)上的一致,不是血统上的一致。Paideia是每一个希腊 人都必需接受的文化教育。马鲁说paideia就是“不论希腊人在哪里安家落户……他们 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他们自己的机构,他们的教育设施——初级学校和体育馆”(注:马 鲁:《古代教育史》(H.I.Marou,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ntiquity),维斯康辛 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就是这些学校和体育馆在教授那些希腊人、非希腊人如何像希腊人贵族一样生活。这 种教育方式可以说是希腊式生活的入门,它造就了一批精英人物,进而影响了几代知识 分子。学生们学习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结果,这些学校成为希腊化世界内强有力的 联系纽带。
       源自这些学校的教育方式为随后的西方二千年教育奠定了基本模式:就全部人生而言 ,它强调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教育。正如尤维纳利斯(约62—142年)所说:“健全的心 智存在于健全的体魄之中。”(注:尤维纳利斯(Juvenal),10.356。)希腊化式的教育 制度造就了古典人文主义。马鲁是以这样的言辞来叙述人文主义特征的:“这意味着在 整个历史时期,每一代人的心灵都有一个基本相同的本质,使得联系和真正的交流变得 更为容易……在一种古典文化里,所有的人都有一种他们羡慕和模仿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同样一些准则、同样一些比喻、同样一些想象、同样一些词语——甚至同样一些语言 。”(注:马鲁:《古代教育史》,第224页。)
       这些人文主义传统贯串整个罗马帝国并传承到欧洲中世纪,在文艺复兴时代得以再生 ,一直影响到20世纪的今天。古典人文主义的关键在于它为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理解 创造了一个共同的背景。“本质相同”必定是全球一体化的先决条件。
       除了学校之外,图书馆在希腊化世界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图书馆成为学术、资 料中心。康福拉评论道:“马其顿军队使得希腊人成为整个已知世界的主人,从西西里 到北非、从巴尔干半岛到小亚细亚,从伊朗到印度,一直到亚历山大所停顿的地方阿富 汗斯坦。这些征服者并没有学习当地的语言,但是他们认识到,假如他们想有效地统治 他们,他们必须理解他们,要理解他们,就必须收集他们的书籍并把它翻译过来。因此 在希腊化各国的首都兴建了图书馆,这不仅仅是为了炫耀的需要,也是希腊人的统治工 具。”(注:康弗拉:《消失的图书馆:古代世界的一个奇迹》(Luciano Canfora,The Vanished Library:A Wonder of the Ancient World),贝克莱1987年版,第25页。)更 加重要的是,这些图书馆生产和复制了大量非希腊语书籍,使得人们更加容易接触到这 些作品,大大加速了希腊化进程。
       观念形态化 希腊化世界促进了不同观念的融合,并越来越形态化了。就希腊化时代 所特有的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交互影响而论,在科学、艺术、文学、语言诸领域,希腊 成分较为活跃;而在宗教领域,其景况则迥然不同,东方成分对希腊濡染尤甚。主要表 现是诸神混同与神秘主义。正如格里麦尔所说:“在亚洲的每一个城市对那时正在形成 的巨大的宗教公共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菲里几亚(Phrygia)带来了大母神基伯勒(Cybele)以及她的伴侣阿提斯(Attis);兰帕斯库斯(Lampascus)带来了普里阿普斯(Priapus)神,这位神祈不久就成为巴克斯崇拜中的重要人物;甚至犹太的神耶和华也被 包括进来……”(注:格里麦尔:《希腊主义和罗马的兴起》,第206页。)天下之道, 一盈一虚。当理性感召力减弱,自信心动摇,奋斗意志衰退,则神秘主义盛行。人们出 于解脱、逃避和麻醉而沉溺于虚幻的天命和神秘的幻想。这是希腊化世界宗教的又一重 要特征。
       然而,希腊化世界的宗教彼此之间互助的性质较多,这点和今天的宗教不同。当今的 宗教似乎在隔离文化而不是统一诸文化。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信仰似乎在彼此 争斗而不是联合。西塞罗曾言:“我们必须把整个宇宙想象为一个诸神和全人类的惟一 共同体。”(注:西塞罗,De Legibus,1.7.23。)比宗教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是哲学 。
       由亚历山大所开创的一统天下人类的思想,到这时已成为成熟的“人类大同”(Cosmopolitanism)观念。这种观念肇始于早期的犬儒学派。安提斯提尼(公元前445—36 0年)是犬儒学派的鼻祖,他的信徒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公元前400—325年)首造了这个词 语。当有人问他来自哪座城市时,他回答道:“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一个世界公民 。”(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6.63。)作为一个犬儒主义者,第 欧根尼属于那种反对把希腊城邦看作地理概念的人。然而犬儒学派并不仅仅是惟一在寻 求世界主义的哲学学派。事实上,在斯多噶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公元前335—263年)的作 品中也可以发现一些这样的原则。普鲁塔克是这样评论芝诺来描述斯多噶学派梦想的: “然而,共和国的崇拜者、斯多噶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或许用这种方法总结一个主要原则 :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人类不应该生活在由不同的原则统治下的城市和公共体中,我们 认为全人类应该是一个公共体和同一种政策,对于我们来说应该过着同一种生活,有着 同一种秩序,就像羊群在分享同一块草地一样。”(注:普鲁塔克:《论亚历山大的命 运》(On the Fortune of Alexander),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版。)
       斯多噶派的世界主义源自于他们对待哲学一般的态度上,然而也直接与其已知世界理 论相联系——一种道德发展和社会作用的理论。这种理论基于由芝诺和其他斯多噶人物 所提出的理论——“我们个人的本性是整个自然本质的组成部分”(注:第欧根尼•拉 尔修,7.87。)。不管是犬儒学派还是斯多噶学派,世界主义必定被当作全球化进程的 不证自明的东西。结果,希腊化世界的世界主义取代了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在多文化希 腊化世界内部正在出现的全球意识的象征,也是现代世界应从中汲取的经验。
       希腊化时代的直接继承者当然是罗马共和国。在斯多噶学派影响下,西塞罗对于世界 主义提出了更强有力的辩护:“应该考虑同辈公民的权利,而不应该考虑外邦人的权利 ,这将损害人类大同的理想。”(注:西塞罗,De Officiis,3.6。)世界主义就是这样 通过斯多噶主义的棱镜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再成为基督教的理论。
       希腊化与全球化 波里比阿在《通史》中讲到罗马帝国降临时,是这样认识当时的世 界的:“在此之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事件的原因和结局因地区的不同而各不相 同。但从这个时期开始,各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意大利、利比亚、希 腊以及亚洲,各地所发生的史事都是互相影响的。而所有那些史事的发展倾向,最后是 要归于一统的。”(注:波里比阿,1.3。)尽管这段话写于两千多年以前,但其叙述还 闪烁着智慧之光,因为这很容易被用来描述今天的世界。波里比阿深知当时的世界正越 来越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体化进展。今天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全球化”。 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可以把希腊化和全球化诸文化现象特征加以比较如下:
     文化现象       希腊化       全球化
      城市       希腊式样       西方式样
      语言      古希腊共同语       英语
      货币      阿提卡币制       美元、欧元
      科学      从理念到实践      实践的继续
      教育      公学、图书馆      义务教育、大学
      艺术      现实主义、伤感主义   现实主义、颓废主义
      观念      神秘主义、人类大同   邪教盛行、联合国家
    
       
       比较可知:不管是希腊化还是全球化,文化诸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 ,并且两者具有很大共同性。
       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所形成的希腊化时代使得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发生互动,这种互动形 成了欧洲文明的基本框架。从这种观点出发,一般不难得出这些古代文化之间的相互作 用真正形成了西方文明和世界。因此,哈达斯所描述的希腊化文化背景可以作为理解文 化对希腊化世界体系形成的具体作用,这种具体表现与当今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十分相似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当今的全球化概念和希腊化时代的所谓全球化概念有着 根深蒂固的历史联系,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两者波及范围不同。希腊化 世界只是全球的一小部分,局限于地中海世界和西亚地区;而全球化则在世界各个地区 都发生了。其次,两者发展趋势不同。希腊化世界最终转变为帝国,希腊化体系是暂时 的,缺乏真正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且希腊文化的传播一般只局限于上层,难 以深入大众;而全球化则可能是人类真正走向一体化的起点,或许在这一进程中会出现 曲折与坎坷,但总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全球化的进程影响到不同阶层的方方面面。
       后来的罗马继承了希腊化世界大部分的一体化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罗马帝国就是这 类概念的产物。希腊化世界为什么没有维持下去而最后趋于土崩瓦解,后来的罗马帝国 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原因就在于其价值取向太过于单一,而没有顾及到别的民族在这 种一体化过程中的潜在作用。不管怎样,欧美应该放弃那种自我中心的态度而采取自我 批评方法来逐渐克服阻碍当今全球化的文化障碍。希腊化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极力避免 为别种文化所同化。如果它学会了如何去适应别种文化的话,或许今天的世界就是另一 种情形。
    
     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
     【作者】杨俊蕾
     【作者简介】杨俊蕾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正文】
       自中国社会发生转型,思想开放,大量引进西学以来,知识界就日益陷入一个早有察 觉、却又难以摆脱的怪圈,亦即,除了译介各种理论方法之外,还屡屡输入问题,将欧 美知识界的热点问题视做本土视野中的核心话题。全球化问题在相仿的惯性中进入中国 ,并引起新一轮热烈的争论,然而从中派生出来的文化全球化思考却直接切中当下文化 现实境遇,而关于民族话语权的设想,则可能为在全球化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弱势文化提 供新的思考维度。
           一、当代问题与事实的全球化
       事实总是有目共睹的,而问题只被敏锐的思考发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全球化的发生要 早于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时下关于全球化的界定而言,主要都是将它当做一种经济 行为,一种无法逃离的经济浪潮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宏大背景。它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 而后渐渐推行到各个方面。由经济增长的永恒规律所造成的利益追求,利用世界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形势,让资本在流动中创造最大利润,由此引发对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使生 产和贸易越来越不限在国界以内,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政策、生活方式、 文化价值等,也相应发生改变,做出主动调整或被动改变。因此也就有了一系列的全球 化,包括经济、资本、金融、政治、信息、环境、文化和生活方式。
       从下面这一表现全球竞争型变化的表格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发生与技术变革、生产 类型和新经济增长产业很有关联,波及面日益朝向日常生活(注:参见《全球化时代的 资本主义》,张世鹏、殷叙彝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年代     条件     受到威胁的国民经济行业
     60年代  劳动密集型   纺织等简单的流水线工作
     70年代  资本密集型   汽车、机械、化工生产
     80年代   新技术    娱乐、电器、电讯
     90年代   信息     金融服务、媒介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可以上溯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百年以后, 也就是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取得优势是全球化在世界上的进一步蔓延(注 :李慎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至于这样的蔓延给世界带来的后果如何则是言人人 殊。持赞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和没有国 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惟一的市场。而经济学中的全球化正由贸易一 体化而来,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盟约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 易,“通过共同的商品市场,共同的生产要素及其结合,以达到价格的均等”。人们把 这种新组织方式概括为后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 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等,把它的主要特征归结为:国际化的劳动分工 、国际信贷不断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趋于灵活、非 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市场和消费模式指数不断增长、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 扩展、新价值符号体系创立并运用。现代时期集中在大城市的生产方式转移到周边或半 周边国家,出现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资本的中心地则出现了生产的生产、元生产 (metaproduction),不再以生产商品为主,而是以形象安排和服务方式为主,以公司和 实验室为主,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不受政府限制,从而创造“最适宜的国家经济结 构”(注:杨龙芳:《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历史审视》,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 化的悖论》。)。
       然而,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中隐含着的负面效应,比如金融体系风险、国 家权威削弱、后发国家代价、贫富落差动荡等等。在貌似繁荣的世界金融体系频繁往来 中,已经隐含了经济衰退的危机。从影响全球的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在一个沟通往 还的汇兑体制里,主要国家经济领域中的一切变化都相互关联。金融市场上亿万资财之 间的竞争,在借助了国际互联网的便利传播之后,光速一般追求利润增长,由此导致网 络空间的超级连锁反应,一旦一家金融机构破产,就会在一夜之内牵连损害其他多家金 融机构,引起世界的多米诺效应,或称为风险转换连锁反应。这种情况的发生和国家调 控能力的弱化有关。
       20世纪中叶以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面对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毁灭性 经济,提出让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投资者。这样一来,在市场过程导致就业不足和 通货紧缩时,国家财政预算可以进行干涉和纠正。在经济衰退时,政府扩大投资造成追 加需求,以避免经济危机;在繁荣时期,政府通过提高税收使国家债务重新归于平衡, 以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是,70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动荡表明,已经有些政府不 再有能力控制赤字和通胀,无法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此后,保守派先后在英国和美国 获胜,开始推行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米尔顿•里德曼和撒切尔的朋友哈耶克的“新自由 主义”(作为货币政策的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指导精神是新人文主义 ,而人文经济模式则将全球经济视做整体,强调建成“联邦经济国家同盟”(Federal E conomy United States),由一个集中的国际组织网络来实现世界经济,各国政府为了 保证全局增长和福利增大,只承担秩序监护,扩大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的自由, 实现市场的非调控化、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属于谁的问题,市场成了没有国家的市场,尤其是大康采 恩上交中央财政的税金量急剧减少。他们在国内进行采购和消费,却让盈利和税收产生 在国外,在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一边是盈利不断攀升,另一边是交纳的税金不增反降 ,这就是经济的无国界化造成的国家财政空虚。所以,一些民主政治家提出要修复国家 权力,恢复政治对经济的优先的地位,因为,全球化统治并非是有益于远景发展的设想 。在1995年保护全球气候的柏林会议上,三个石油康采恩组织了有序的反对活动,最终 把联合国气候条约的实行推到了遥远的未来。条约未能实行对于那些前工业化国家是有 欠公正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被迫分担本来不属于自身责任之内的后果,付出和自身发 展无关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被看做是世界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 去权力,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一个无法摆脱的过程”(注:[德]马丁等 著:《全球化陷阱》,张世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因为新的跨 国公司不再遵循既有法则,总是把就业机会安置在工资最低、社会捐税或环境保护费用 不存在的地域,而那些草草制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是关于生产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 球化神话。受到贸易保护的只能是游戏规则的制定方。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后发国 家往往无法摆脱受动地位,长期利益和集体利益被迫让位于当下可见的实际利益,甚至 成为不平等交换行为的代价。
       根据莱斯特•布朗的《世界观察研究所》每年发布的世界状况可以看到,世界经济一 体化正在造成一个20∶80的社会,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裕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 社会总生产,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并且,自1960 年以来,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被贴上公平发展标签的发展援 助已经破产。因此,有社会学家提出要在经济科学领域反对国际技术统治,金融巨头乔 治•索罗斯也指出:“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 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 体系是有缺陷的,否则就会为此缺陷付出代价。”(注: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 义危机与中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按照索罗斯的预测,全球经济危机的 最后阶段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在各国境内发生,目的是驱逐跨国公司, 收回“国家”财富。一旦有些运动成功,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会动摇,由此产生更为自 动的下降过程。但是人们也看到倒退的不可能,因为经济一体化毕竟让越来越多的人免 于贫困。应该着手做的是将全球化的不合理处转变为全球性均衡发展,抑制1∶5的社会 趋势,限制金融市场当事人的政治权力,实行生态税改革,提高资源消费费用,减少公 共福利缴款,提高劳动力价值,为国库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但是又不剥夺未来人们的机 遇(注:不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真正发生的事实或问题,它无非 是“取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社会想象和范式”,“早在70年代初期,世界体系一词就 开始流行,它之所以受到欢迎,只是因为对于现代性话语的挑战,因为后者是在二战以 后欧美社会科学话语的主宰”,这种话语的流行造成了“现代主义”方案的终结。参见 [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偏见》,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 论》,第15~21页。)。
           二、全球化的文化后果
       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全球化还造成了与经济政策、生产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的价值观 的更迭与改变,“进步、平等、团结、集体福利和物质保障这些传统‘凯恩斯’主义的 价值观被后福特主义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像成就、成功、精明、隐私等”(注:[法]雅 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何竟、周晓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除了价值观的改变以外,社会结构各领域间的影响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非常显著。正 如上文所言,全球化的发生是少数后工业化国家将金融经济政策和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 内推行,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只能消极地或私下里加以界定,它没有控制性的代理 人,也没有观察视点,因为求助于因果关系和客观性的解释就在宣称,全球化是帝国主 义的变种,与帝国主义者令人眩目的修辞诡计共谋。”(注:[英]查尔斯•洛克:《全 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与经济上的被动 局面一样,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文化实体通 过商品的形式向弱势地区输出价值观念、艺术准则和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的差异在理论 上受到尊重,弱势文化被当做参照系中的某个坐标,但事实上却是不断受到损害甚至侮 辱的异己,被唤做“他者”。
       后发国家的近现代史上充斥着殖民半殖民的记忆,军事力量的侵入不仅中断了民族经 济增长的自然趋势,动摇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而且生生地切断了民族文化的自身传承 。当古老文明不足以担当起救亡图存的使命时,它自身的价值就遭到否定。但是这种简 单的否定忽略了一些问题,难道民族的生存危机仅仅是由文化的落后造成的?通过批判 民族文化来增强国力是不是避重就轻、舍难趋易的心理逃避方式?如果说现代性的历史 进程以暴力的手段生硬地截断了后发国家的文化自然史的话,那么,后殖民时代的全球 化进程就是借助世界金融体系进行的对于别国的支配,通过便捷的复制技术和迅疾的网 络传播手段,以及已经建立完备的全球倾销市场,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借助自身已经占 据的优势地位,争夺甚至覆盖新近形成的文化市场,而且,“跨国资本主义使各种文化 更加接近,通过传媒互相交流、渗透乃至融合,改变文化的原有特点”(注:王逢振: 《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 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后发国家的本土文化与本体生长根源被人为隔断,文化发 展的自然态势受到影响甚至中断。
       尽管强势文化的输出地位已经很牢固,可是全球化的推行者在西方中心论破产以后的 后冷战时代仍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看待文化差异,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其他区域文明 都被当做邪恶的威胁者,受到强烈的敌视。最明显的就是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将多种东方文明一概视做竞技对手,由此而来的对策就是敌对性的持续遏制,就像曾经 畅销一时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危言耸听地预测十年、二十年之后的战局一样, 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力图加快价值观念的同化过程,否则就一律视之为隐藏的威胁。后发 国家的文化现状也因此多了一重顾虑。
       除了被臆测为政治战略假想敌以外,后发国家的文化还常常被当做强势文化的附属, 在低势位的、客体性的、女性化的被动位置上承受想象性的奇观窥视期待。从那些强势 者制造的文化产品中可以见到,关于他者文化的想象往往印证了强势文化的自我精神优 越,由于地理距离的远隔、历史事实的生疏和切身感觉的隔膜,使得映射在全球化文化 工业中的弱势文化形象显得怪异而诱人,形式化了的虚幻感抵消了该文化类型中原有的 深层意义。这种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双向的,它不仅误读、误释了该文化类型的精 粹内涵,而且又在反过来进行的文化倾销中,将制造出来的伪奇观当做仿真的文化回输 到该文化的原生地,迷惑那些欠缺前提认识的本土观众,甚至替换掉关于该文化的处身 性认知。换言之,该文化内部的制造者叛离民族本位立场,在意识或潜意识的支配中, 自觉迎合甚至主动制造接受凝视的文化对象,错错相因的结局是弱势文化在书写中被一 再改写。
       在国际文化学界对于全球化以及“世界文化”的争论中,文化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在世 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 。1960年的“地球村”概念预示着各国文化在“世界化市场”中将经历巨大的转型、交 流、合并,日渐趋向形成统一化的“地球文化”。有些社会文化学家认为全球文化是未 来趋向型的,是以年轻人为主导、多元文化参与构成的全球文化系统,但是反对意见却 把这种承诺当做谎言来戳穿。“全球化果真给世界带来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文化形式吗 ?”只要看看好莱坞电影工业海外发行所得的利润产值,看看迪斯尼标识怎样成为了全 球儿童的通行护照,就已经无法再对全球化许诺下的文化多元化轻易相信(注:[德]格 拉的•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全球化的十大谎言》,胡善君、许建东译 ,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弱势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倾轧性同化,它的异样如果不能 作为商品出售,就只能面临被淹没、覆盖和全面改写的严峻现实,聊以充当无条件接受 强势文化产品(商品)的倾销地,并逐渐失去自我更新的创造力,如此趋势所导致的结局 是无论怎样悲观预测都不为过分的。
           三、民族文化身份与自救
       全球化之所以会带来民族文化危机意识,主要与全球一体性的倡导者的主张有关,很 多学者都已经察觉,鼓吹全球化的意见大多出自美国政治经济界,其中暗含着美国的全 球意识和本国身份认同。美国通过推广全球意识来确立全球的领导地位,建立令人信服 的国家形象。美国政府最早提出全球联系网络化,借此扩大全球市场,影响各国的经济 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注:赵一凡:《亨廷顿、萨伊德和东方主义》,《东方艺术》199 7年第5期。)。这与学界对于全球化的赞同意见存在着认识分歧和目的差异。知识界对 全球化的回应主要表现在“全球伦理”和“全球意识”的提出。推重相互受益的“全球 伦理”,持有文化共生观念,重视边缘的价值创造性取向,预言人性与自然的“同一性 ”可以帮助人们走向“完美的人性”(注:[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马 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而后现代论者的“全球意识”也是力 图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超越西方中心论、人类中心论的(注:王治河:《 论后现代的全球意识》,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87页。), 但事实上,即便那些发达国家也感受到了文化全球化中美国通俗性大众文化的侵袭。民 族文化价值成为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不少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放任文化市场,坐视 文化的平面化和看似多样其实全都被美国化,将削弱本民族文化价值,阻碍族群精神的 自然发展,一旦酿成恶果就不堪设想,“一旦全球化模式去掉了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 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 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文化的牺牲品”(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 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身处如此严重的挑战 式的文化全球化中,捍卫民族文化特性已然上升到发展战略的层面,各国的有识之士纷 纷重新认识本民族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当美国不断将《独立宣言》中的三个关键词 ——生命、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经由各种包装方式销向世界各地的时候,加拿大 的学人提出了和平、秩序和善治,而德国前领导人则回溯到社会民主党的《哥底斯堡纲 领》,重申自由、公正和团结。也许在所有这些代表人类普遍意愿的词汇之间并没有巨 大的分野和意义上的鸿沟,然而,重要的是申明行为本身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再 度确认,“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高校应该成为这方 面的主要源泉……不要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注:[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柴方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第62页。)。而且,类似问题在后发国家的表现更为紧迫和复杂。除了受到外界 文化的挤压之外,弱势民族文化的根本危险在于失去了本土自觉之后的自我削弱,这种 历史健忘症、文化软骨病会给本来正需要大力发展和倡扬的民族文化造成戕害,直接影 响到全球竞争时代的本土精神实力。从某些弱势国家知识界的近况可以看出,在强势文 化的阴影笼罩下,一些知识者只关切异域话语,忽略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 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关系,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术语移植、问题模仿, 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其实不过是遵循强势文化的历史思想脉络重新走一遍他者的来时 旧路,也许可以得到些许思维论、方法论方面的新见与启迪,可是遭到遮蔽的却是更为 重要的处身性文化问题。
       不过,一旦本土化问题进入到知识视阈之中,就已经表明,或至少已经隐含了话语权 的收回和再度确立的意识自觉。当封闭环境中的文化小生产状态已经不可复现,重建文 化个性与重建民族个性就成为重要的文化自救对策。但是,这类实践所面临的重重困境 也不容忽视。就汉语知识界已进行过的诸种尝试而言,一度兴盛的国学热潮、借助视觉 艺术风行海外的民俗电影和引起国人叫好、他者惊惧的民族话语高涨,都经历着与初衷 渐行渐远的尴尬境地。
       就儒学复兴和国学回潮而言,一度在两岸三地知识界的联手共创中显出新生的价值与 可能,甚至大有推而广之的输出势头,关于儒家文化圈的设想甚至受到别国战略情报部 门的重视。可是,文化的建构已经失去了一厢情愿的单纯语境,国内接受群体在思想观 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判断方面发生了不容忽视的改变,年轻一代的学人不仅拒绝不假思 索地接受这个文化潮流,甚至不无偏激地将之批评为“精神逃亡”,“暴露出知识精英 价值取向上的迷惘和精神建构上的消极”(注:贺奕:《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 子的世纪病》,《文艺争鸣》1995年第3期。)。同时,曾经创下经济发展奇迹速度的亚 洲“四小龙”,在1997年金融风暴中的全军覆没导致了对于新儒家价值的再评价,海外 对于儒家文化圈的建立设想也不得不再次做出修正。
       一些文化制作者提出通过制造本民族的流行文化来取代和对抗国外商业文化,尤其在 影像文化生产中加大民族文化的含量。初听起来这种设想是双赢思路,既可以满足本土 观众的审美预期,回应日常生活经验,又可以展示特色中国,在世界文化视阈中获取认 可或赞誉。然而从实践当中显现出来的误区则是双重的失落。一方面,此类文化产品在 本土观众中获得的反响在回馈程度上远远弱于国土以外,另一方面,它提供给异域观者 的文本欣赏,不仅没有抵达沟通的理想境界,反而造成更多的误读。视觉文化所造成的 真实幻象提供给观影者似是而非的文化经验,以致于他们在论证自己的学术观点时,竟 从影片中的艺术因素中借用论据,用那些未曾经过验证的、艺术化的伪民俗来证明历史 性、实证性的文化差异,成为西方的“以诗证史”(注:[澳]斯泰芬尼•唐纳德:《中 英视觉文化中白色女性的研究》,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由此得出的研究成果不仅不足为凭,而且是以讹传讹。因此,仅仅寄希望于打造本土流 行文化,并不能完成民族文化的重建和自救。如果其中已经先在地失去了对于“被凝视 ”的自省意识,失去了针对后殖民风潮的批判维度,所能够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也就无 从逃离价值平面化的危险,不仅不可能具有建设性功效,反而会造成更多的负面效应。 因此,民族文化自救之途必须与价值重现相连,否则就可能流于空虚的话语泡沫。
           四、确立民族话语权与本土文化输出
       在话语理论中,话语权被用来指称言说者的权力,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 言说是否可以继续,所说是否为真,交往的对象是否处在平等的势位上。推而广之,一 个民族的话语权,也就是该民族在全球语境中具备怎样的知识地位,在话语的运动中是 纯然被动呢,还是有所输出和贡献。确立文化全球化中的民族话语权,不是暂时的意气 之争,而是保证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分享话语霸权,以 代表人类普遍方向自居,而是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续发展的培养基,使理论的多 元倡导物化成存在的多样形态。这样才会避免文化史的再次断裂,避免后殖民时代中的 文化同化,并且可以提供激活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确保传统文化继续留存在当代视野 中,参与建构社会价值系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由此保有文化特性,不仅是形式感上的装 饰因素,更是精神底层的支撑与基础。
       应该看到,尽管全球化的过程充满着同一化力量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全球文化的 重组和新变使不同文化在频繁的相互运动中此消彼涨,但这也是全球价值形成的过程, “一个民族的最大光荣就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全球化的未来将是全 球价值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注:李慎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 》,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第15页。)。如果全球价值的形成仅仅是 某种单一文化的推广与覆盖,恰恰是对全球化精神的背离,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达到民 族文化认同和知识体系重建,正是民族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大陆学界在关于后殖民主义和第三世界批评、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现代性和中 华性以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功过的讨论中都包含着重建文化认同的努力(注:陶东 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和文化认同》,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然而这些争论中也包藏着把话语权的文化属性“民族主义化”的隐忧,一度反 响热烈的“光荣孤立论”在当今民族界限日渐消融的世界主义共识下,显出激情压过学 理的情绪色彩。按照这种孤立逻辑,民族文化也要从全球化的交融处境中自觉剥离出来 ,文化孤立也就成为维护民族尊严、保护精神存在的惟一条件。但是,要追问的是,孤 立的光荣感究竟依靠什么作为屏障和根源,所谓的“胆魄与智慧,各路豪杰之士的聪明 才智”的可依赖性,如果尚未与切实可以凭借的制度保障相结合,又将在哪个文化场阈 中发挥作用?因此,民族价值的再认识和重新被重视并不意味着要导向自我孤立,在转 化传统文化、建构当代文化的实践中,整理并重塑转型后的文化精神,重新倡扬具有当 下意义和指向的价值认同,用流动主体性取代顽固守成的单一主体性,接受多重自我和 复合身份的概念,在跨越民族界限、防止文化孤立的自觉意识中寻找价值共识而不是加 深认同危机,化解文化隔阂而不是加深对立,争取平等文化关系和争取自由知识分子身 份,通过文化和艺术的自我再现来建立本土文化,确立文化话语权。
       文化话语权的确立实践离不开本土文化的输出,如果单纯注意保持个性,忽略共性的 交流与对话,最终的结果只是权力假象和自说自话,“这个世界最极端的本土主义者就 是那些认为一种文化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全球主义者”(注:[美]欧阳桢:《传统未来 的来临:全球化的想像》,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56页。) 。为了避免极端化的行为,在文化话语权确立之前就要预先确立起一个前提认识,即文 化全球化的悖论性,不把文化全球化视为一体化和同质化,而是清楚看出其中既包含一 体化趋势,也包含分裂化趋势的内在矛盾,借助跨国公司在生产营销中提出的方案,全 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注: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 背反》,俞可平、黄卫平编:《全球化的悖论》。),变全球化和本土化间的尖锐对立 为平等对话,展现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趋势中的正负效应,发现隐藏在文化资本背后的后 现代、后殖民文化表现,力图达到非殖民化的自我书写和文化再现,藉此逃脱“全球化 陷阱”,借助第三世界的批评策略完成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非殖民化,在获得话语权之 后合理地使用它,在保有和维系本土文化发展运行的同时,参与全球价值的形成,由此 构成相谐共生的文化大语境,取消恃强凌弱的文化霸权主义,改变被动无为的文化犬儒 主义,续接清新刚健的文化传承,开启充满无限可能与生机的新文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