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通信工程外包:向古人要软实力的战略智慧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美国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悲观情绪的1990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的书。在这本书里约瑟夫·奈对当时的“美国衰落论”予以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国家实力(NationalPower，或译为国家权力)不单纯取决于，甚至也不主要取决于军事 实力和经济实力；他据此而表示美国并非因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而最强。而是因被称为“软实力Soft Power”的“第三个侧面”才称雄世界。

　　那么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软实力呢，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它去年发布的一份国家竞争力报告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报告认为：国家软实力的强弱，一个问题就可以反映出来，那就是“除了祖国之外，你最希望生活在哪里？”因为这一问题，可以综合反映出一国在经济、知识、文化等领域对外界产生的影响。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经济不仅巍然不倒反倒得到长足发展，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该年度GDP增幅达到9.1%。但与之想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量的精英移民。7月12日，《国际先驱导报》以很大的篇幅，点面结合地讲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的事体。当然，这固然已触及到中国问题的软肋，但从中也透照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然一国的成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亦不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好运，更不是简单的依靠阴谋诡计来实现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个世纪里，连续的开拓出包括“电气、化学和汽车“以及信息技术在内的两次技术革命，事实上是有赖于美国立国200多年来，无数优秀智慧之士顽强拼搏、艰苦奋斗而造就的，是适宜于人发挥自己的能力，让人尽量做到人尽其才的社会制度和治理结构的必然结果。正是人才战略这类国内价值和政策，大幅提升和强化了美国的综合国力。而这种综合国力，又进一步促使美国能完全支配全球货币金融、品牌营销，并以此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同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古代亦不鲜见。

　　秦国的大国崛起路径

　　秦孝公即位初期，中国的政治舞台已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东迁后的周王室，经过两百年的苟延残喘已形同虚设。黄河及太行山脉以东、长江流域间，有六大诸侯领袖控制着绝大部分的疆土，他们分别是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王、韩哀侯及赵成侯，夹在其间的还有淮水及泗水中的10余个小国，这些强大的诸侯中，有魏楚两国和秦国交界，魏、秦之间经常争战不断。

　　魏文侯及其子武侯在位时，曾在军事上给予秦国相当大的打击，南方的楚国更不好惹，原属于秦国属地的汉中、巴黔一带，全落入其势力范围。秦国凭借天险，尚可勉强守住关中地区，根本无力参与中原地区的国际事务。在这种国际凭借武力及强权相互并吞的战乱时代，像秦国这种战斗集体组织的国家，正应该发挥全力以争夺国际地位的时候，为何反而落到如此不风光的局面，其原因可由秦孝公招募天下人才的布告中看出端倪。

　　年轻气盛的秦孝公，哪里忍得下这口窝囊气，于是发动全面政治革新。但这需要极完整而周详的规划，又必须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有深入的了解。于是秦孝公向全国各地发出募才的通告：

　　“过去，先祖穆公起自岐雍之间，内修德外行武事，借此，得以东平晋国之乱，而获得河外五城之地；在西南则称霸于戎、翟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统治的广达千里的国土。周天子封给我大秦以伯爵的地位，中原各大诸侯都争向道贺。穆公为我们后世子孙建立了辉煌的荣耀和地位。但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和出子期间，王权不稳定，国家出现严重的内忧，因此也没有能力对外用事了。三晋趁我们内乱之际，攻夺我穆公所得的河西之地，而各路诸侯更是轻视我秦国，这真是我们的莫大耻辱啊。

　　先王献公即位以后，立刻加强边界的防卫力量，并将首都迁徙至栎阳，准备大局东伐，以收复我穆公时代的国家故地，重建穆公时的威望。寡人接任后，每思念先君之意，对自己尚未完成先祖志向而常感痛心。宾客、群臣如有好的建议，能够帮助我强国富民，复我国威者，我将拜他为高管，且将封赐他土地。”

　　从这个通告可见，孝公最为关心的是国内政策的修正、重建，他认为这才是软实力丧失、天下如百里奚蹇叔这样的能人之士不再归心于秦，秦国国势衰退而被各国轻视的最主要原因。

　　看到这个消息后，一个叫公孙鞅的卫国的庶公子来到秦国，据说其祖先本是姓姬，从小就喜好刑名之学。年轻的时候就离开自己的祖国前往当时的强国魏国去发展，这一现象很符合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总结出来的规律——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他认为，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但被塞缪尔·亨廷顿忽略的是魏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强大，这种局面的形成，得益于魏国的开国贤君魏文侯和魏武侯父子的政府，所采取的励精图治、积极变革、重用人才等一系列国内政策的组织和实施。

　　对于当时的卫鞅而言根本无法直接进入权力中心，这时候卫鞅选择的是，通向权力中心的侧门，拿离权力中心最为接近的人作为突破口。当时魏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总理公叔座手中，于是卫鞅选择了去做公叔座的小秘书这份工作。在长期的工作中，他的boss公孙总理了解到了他的能力，但是还没来得及向总统推荐的时候，公叔座就重病不起。

　　当时的魏国总统魏惠王来到公叔座病榻跟前，亲切的看望了他，并希望得到来自总理的最后指点。公叔座对魏国总统讲：“我门下有个叫公孙鞅的人，虽然年轻，但是才华出众，希望总统陛下您和整个国家都能听从他的指导。”魏惠王听到公叔座推荐一个没有任何资历的毛头小伙子，认为总理大人是病糊涂了，于是含混其词既没有答应公叔座也没有当面反驳。公孙座何等人物，当他意识到总统陛下不可能按他设想地使用公孙鞅的时候，他叮嘱他的老板：“如果您不打算聘用公孙鞅，那么一定把他杀掉，以免他去往别的国家对魏国形成威胁！”魏惠王总统告辞公叔座总理后转身对他的随从说：“我看公叔座是真的病的太重了，怎么一会儿要推举公孙鞅，一会儿又要我杀掉他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呜呼，寂寞公叔座！

　　公叔座在他老板走后立刻召来公孙鞅，他说：“我推荐你继承我的总理位置，但是好像总统陛下不同意；于是我建议他把你杀掉，实在是从国家大局考虑。如今才能考虑你我的私人交谊，你赶紧逃走吧！”谁知公孙鞅不为所动，他微微一笑说道：“总统既然都不听你的建议任我为总理，那么他又怎会听从你的意见把我杀掉呢？没事儿的。”

　　事情赶的就这么巧，公孙总理一死，那边秦孝公就发了招贤令，卫鞅也知道，像在魏惠王这样毫无洞见力、漠视人才却好慕虚名、自以为是的老板手里端乎干不出什么名堂，于是就跑去了秦国。通过结识当朝一个受宠的姓景的太监进入国君身边。但是前几次同秦孝公的会面都不欢而散，秦孝公责怪景监：“你丫的推荐的什么人才？简直是个牛皮匠！”景监随之责怪卫鞅，商鞅感到比窦娥还冤：“我根他讲上等的治理社会的方法，他老人家不感兴趣这能怪我吗？您再推荐我一次吧！”卫鞅抓住机会，向秦孝公提出了迅速使国家强大的方法，这次孝公非常感兴趣。

　　公孙鞅开始执掌秦国的实际权力，首先进行社会制度的全面改革。卫鞅变法的主要精神，在透过国内政治体制的改革，打破拘限社会进步的枷锁，特别是重建部落制的民族体系，可以想见，这一政策自然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因此除非取得中下阶层人民的支持，否则变法很难成功。当时卫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固“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于是在京都雍城的南门，树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并贴上一张布告，“将这跟木杆搬到北门的话，就将奖赏十两黄金。”这件事情太离谱了，老百姓不知道政府到底在卖什么关子，“民怪之，莫敢徙。”不久，政府的布告又改了“能徙者予五十金”。终于有个大老粗以半开玩笑的心态，搬了这根木杆到北门，立刻获得政府50两黄金，“以明不欺”。秦民大为震惊，全国的注意力至此全集中到政府对政令彻底执行的信念及决心上。这一场“威信秀”的演出非常成功，卫鞅于是趁热打铁，“卒下令”。

　　依史料看来，卫鞅的变法的确有很高的治绩，《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再过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第二年，孙膑率齐军“大败魏兵于马陵，虏魏太子申，杀将军庞涓”。使得魏国的军势严重遭挫。卫鞅见机不可失，奈决定先发制人，力劝孝公出兵奇袭刚刚受挫的魏国，孝公答应。卫鞅出奇策而擒捕魏国主将公子卬，再派兵攻击魏营，主将不在，群龙无首，魏军主力于是完全溃败。魏国两年来连续败于齐、秦两国，国内军防空虚，不得已割让河西之地予秦，并放弃原都城安邑，迁都大梁，西边疆土尽入秦国势力范围。秦孝公的变法预期目标超预期达成。秦孝公兑现他当初的“与之分土”的诺言，封卫鞅于商，共食15邑。

　　秦孝公的这一国内政策对该国软实力的形成是显见的，由于秦国大量招募人才的这一国政得到继承和巩固，并有百里奚和商鞅这样成功的个案，从而在当时的国际环境里形成一股巨大的吸引力。一大群自认有独特才华及见识的知识分子，纷纷想到秦国寻找发展的机会，这些人包括苏秦、张仪、甘茂、范睢、吕不韦、李斯等等。

　　这种软实力对秦国的硬实力的形成作用也非常明显，正如李斯在《谏逐客书》里所提及恶：“过去秦穆公求士，在西边从戎那里得到了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国迎来蹇叔，在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并不生长在秦国，可穆公重用他们，结果吞并了二十个小国，使秦称霸西戎。孝公推行商鞅的变法之策，改变了秦国落后的风俗，人民因此殷盛，国家因此富强，百姓甘心为国效力，诸侯各国归附听命；又大败楚、魏两国的军队，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还巩固地统治着。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连横之计，攻占了洛阳一带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获取了上郡，往南夺取了汉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东占据险要的虎牢，占领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国的合纵，使他们都向西事奉秦国，功效一直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雎范，废掉了穰侯，驱逐了华阳君，增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诸侯，使秦成就帝业。”

　　燕昭中兴

　　燕昭王

　　（唐）陈子昂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在战国中后期燕国本来也是个大国。后来传到燕王哙手里时，哙是个对“帝道”很感兴趣的主。所谓的帝道，就是尧舜之道，那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制度和理想。但他就是听信了这一套东西，学着他心目中的古圣先贤，竟玩起传说中尧舜禅位的把戏来，将自己的王位禅让给了他的相国子之。这激起了王位继承人太子平的不满，在一批忠于他的将军的帮助下率先发难、兵指子之，燕国由此而大乱。这时当时的强国齐国以借平定燕国内乱的名义，发兵攻入燕国，正处内乱的燕国因此尽差点被灭掉了。后来燕国军民将太子平立为国君，在他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最终将侵略者齐国军队赶出了国境。而亦在这一时节，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当时的赵武灵王在燕国的子之之乱后立即从韩国将当时作为人质的燕公子职迎立为王。代太子平将齐国赶出国境后，公子职在易王后的支持下，与太子平发生了战斗，起初公子职处于不利地位。但公子职的母亲易王后本就是秦惠文王的女儿，在易王后的努力下，作为外孙的公子职得到了外家秦国的支持。公元前311年，秦国与魏国组成联军进攻燕国太子平，刚才经过连番恶斗而疲惫不堪的燕国军队终于不敌，国君太子平也被杀了，这时秦国正式立公子职，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燕昭王。刚刚登基不久的燕昭王面对国力的衰落感慨不已，他知道燕国的贫弊，不在于地理条件，而在于人才的缺乏，但知道人才才是燕国重振辉煌的关键。于是他谦卑恭敬，愿意以厚礼重金招聘贤才，以此来振兴燕国，夺回失去的领土，也就是预备通过软实力来促进燕国的硬实力的发展，来提升燕国的综合国力。然而口号和愿望并不等于吸引力，纵使燕昭王有这样的号召，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多少人对此为之相应而去投奔他。对于这样的困境，预备为祖国之崛起而奋斗的燕昭王坐不住了，这时有人提醒他，老臣郭隗挺有见识，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振兴图强心切的燕昭王不得不降低身段亲自登门拜访郭隗，在一番客套的寒暄过后，他请教道：“齐国趁我国内乱，发动突然袭击，打败了燕国。我深知国小力弱，不可能收复失去的领土。然而如果能得到有才干的人，与他们共同管理国家，来重新振兴国家，这是我的愿望。但我的招聘启示发出去了，为什么没有人来应聘呢？好像我给出的优厚条件对这些人没有吸引力一样，那么我的软实力战略如何才能够对他们形成实实在在的吸引力啊？”

　　郭隗听罢，微微一笑道：“成就帝业的国君，以贤者为师，同朝共事；成就王业的国君，以贤者为友，同朝共事；成就霸业的国君，以贤者为臣，同朝共事；亡国的国君，以贤者为奴仆，则不能保有国家。折节屈尊侍奉贤者，面向老师接受教导，那么，才干超过自己百倍的人就会到来；先于别人去劳役，后于别人去休息，先于别人向人求教，别人已经不求教了，自己还求教不止，那末，才干超过自己十倍的人就会到来；靠着几案，拄着手杖，颐指气使，指手划脚，那么，干杂活、服苦役的人就会到来；如果对人暴虐粗野，随便发怒，任意呵斥，那么，只有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犯人、奴隶就会到来。这些都是古代施行王道，招揽人才的办法。大王如果能够广泛选拔国内的人才，亲自登门拜访，天下人听说大王亲自拜访贤臣，天下的贤士一定都会奔赴燕国。”

　　昭王听罢很感兴趣，于是急切的问道：“那么敢问我应当去拜访谁才合适呢？”

　　郭隗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沉思了一下说：“要推荐现成的人才，我也说不上，请允许我先说个故事吧。”接着，郭隗又顿了顿，还不紧不慢的喝了几口水，这才慢慢的说道：“我听说从前有一位国君很爱马但却一直没能够得到一匹他心仪的马，于是他对外宣布他愿意用一千斤黄千金去买一匹千里马，并派人四下寻访，可是3年过去了，千里马也没有买到。举国上下都为之不解，这时一位宫内负责皇家动物饲养的小饲养员站了出来，他自告奋勇请求去帮助这位国君实现他的梦想——买到一匹千里马，在只能够于矮子里的选高子的万般无赖的情况下，这位求马心切的国君终于勉强同意了。这个小饲养员得令后马不停蹄的离开了京城，全国上下走访，皇天不负有心人，3个月后终于打听到在，据说在某个乡下地方的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匹良马。这让小饲养员高兴的，也不顾及路程的远近、道路的崎岖，小饲养员兴冲冲的跑到那里去了。可是，等他赶到那里的时候，可惜那匹马已经死了，连个是不是千里马的验证机会都没了。但是这位小饲养员同志，仍用了500斤黄金买了这匹死马的骨头，恭恭敬敬的拿着回去，预备献给他那求马心切的国君。国君听说小饲养员买马回来了，高兴的不得了，连衣衫也没有好好整理，就跑了出来。国君是那么急切的想看看他梦寐以求的千里马，但马呢，他眼睛对着小饲养员身边一顿扫，除了衣衫已经褴褛不堪的小饲养员外，那有马啊。好脾气的国君也开始”冯几据杖，眄视指使“起来，对着可怜的小饲养员厉声喝道：“你买的马呢？”这时只见那小饲养员恭恭敬敬的将个盒子呈了上来，道：‘陛下，这就是您要买的千里马。’伺候在侧的太监上前将盒子接了过去，国君不看不打紧一看气不打一处来，‘这就是你要花了我500斤黄金买的马，您有没有搞错，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买的居然只是一堆让人恶心的死马骨头’，龙庭旋即大怒。小饲养员同志却泰然的说道：“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陛下您是真心实意地想出高价钱去买马，而不只是喊口号去欺骗别人啊。”国君没有办法，只得叹息着拂袖而去。但出乎于这位国君意料的是，不到一年时间，果真如小饲养员所说的，就有人主动的送来了3匹千里马，国君大为高兴。

　　郭隗讲罢，又不紧不慢的喝了两口水，这才对燕昭王说：“大王您要是真心想得人才，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向那位买千里马的国君学习，你需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你是真心求贤揽才的。那么具体如何做呢，你可以先从我开始，如果人们看到就连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得到重用，那么比我更有才能的人难道不会来投奔你？”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回去以后，按照郭隗的主意，盖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选择了一个吉祥的日子，举行隆重的仪式，恭恭敬敬地把郭隗请到新宫殿里去住。燕王每天都要像学生请教老师那样前去探望。昭王还在沂水之滨，修筑了一座高台，用以招徕天下贤士。台上放置了几千两黄金，作为赠送给贤士的进见礼。这座高台便是著名的“黄金台”。

　　燕昭王爱贤敬贤的名声不胫而走，风传天下，各国才士争先恐后的奔赴燕国。其中不乏名士：如武将剧辛从赵国来，谋士邹衍从齐国来，屈庸从卫国来，乐毅从魏国来，……真是人才济济，邹衍是阴阳五行家，当时已名闻天下。他在齐国时就受到尊重；周游魏国时，魏惠王亲自跑到郊外去迎接；到赵国时，平原君侧着身子走路来迎接他，并用衣袖替他拂去座席上的灰尘，毕恭毕敬。燕昭王迎接邹衍时，比魏惠王平原君更为恭谨。他亲自用衣袖裹着扫把，退着身子边走边扫，在前面清洁道路。入坐时昭王主动坐在弟子坐上，敬请邹衍以师长身份给自己授业。昭王特意为邹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供其居住讲学。后人因此便用“拥慧先驱”和“碣石宫”这两个词语来比喻用优厚待遇尊礼贤才。昭王的这些做法应起了很大的反响，投奔燕国的士人更为踊跃。昭王大开国门，不拘一格地广为接纳。不惟欢迎知名学者，而且把那些有志灭亡齐国的，熟悉齐国险阻要塞和君臣关系的、善于用兵打仗的士人，尽数收留下来，并给与优厚的待遇，多方积蓄力量，以利兴燕破齐。聚集于燕都辅助燕昭王振兴燕国的众多士人之中，最杰出的人物要数乐毅。乐毅是名将乐羊之后，才学出众，深通兵法，曾被荐为赵国官吏，为了躲避赵国内乱，便到了魏国。他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随生向往之心。正巧一次乐毅为魏出使燕国，昭王十分恭敬地客礼相待，乐毅颇受感动，决意留在燕国，昭王随即任其为亚卿，委以国政和兵权。

　　乐毅倾全力协助昭王改革内政、整顿军队。首先，针对燕国法度驰坏、官吏营私的严重局面，乐毅帮助昭王制定法律，并要求严厉法纪加强对官吏的审查和考核；其次，确定察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则，摈弃“亲亲”，“贵贵”的择人传统，廓清燕国当时拉帮结党、滥用亲信的劣迹，使燕国的吏治日趋清明；再次，建议昭王对那些遵守国家法度的顺民，包括身份低下的贫民和一部分奴隶，都以一定制度予以奖励，以安定社会秩序。在军事上，乐毅着重进行战法和纪律训练，以此加快提高燕军的战斗力。昭王还注意吊死问孤，去慰抚那些有丧葬之忧的人家；对那些有生育之喜得夫妇，昭王也派人去祝贺，给予关怀。昭王与庶民百姓同甘苦共命运，争取全国各阶层对自己统治的拥护。昭王在乐毅等人的辅助下，兢兢业业地奋斗了28载，不仅国家日渐殷富，积累了相当实力，而且培养了奋发图强的民风。

　　正当昭王励精图治，燕国国势蒸蒸日上之时，燕国的世敌齐国已达到了强盛的顶点。然而，齐国国君对内不恤民力，横加赋敛；对外不断用兵，惹得诸侯不满。忍辱多年的燕昭王认为报仇雪耻的时机已到，决意举兵伐齐。当然齐国毕竟是东方大国，单靠燕国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乐毅提出了“与天下共图之”的战略，得到了昭王的赞同。昭王与乐毅、邹衍仔细分析了形势，清醒地认识到，当时齐、秦、赵三强都在千方百计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宋国的定陶是中原地区最繁荣的商业大都市，齐、秦、赵三国均想染指。一旦齐国灭掉宋国，就必然会加剧齐与秦、赵的矛盾，同时也会对韩、魏、楚诸国形成严重的威胁，引起这几国的不安。昭王便定下诱齐灭宋、孤立齐国的方略。燕国表面上臣服于齐，使其对之放松戒备。其间两次派苏秦出使齐国，进行离间，唆使齐王轻率地决定西向攻秦，南向灭宋，昭王则趁此良机，遣使与魏、楚联系，并派乐毅赴赵，促使昭王劝说秦国伐齐。秦国本于齐国相约东、西称王，共分天下；岂料齐竟毁约攻秦、灭宋，势力侵入中原地区。为了出这口恶气，欣然应允发齐。这样，就形成了各国从北、西、南三面对齐的包围之势。

　　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统兵出征。此时，楚军已驻军于淮南，准备夺取齐国淮北之地；秦与赵、韩、魏也各派一名大将军率军向齐国进发。齐泯王开始并未料到燕国会联合诸国攻齐，及至发觉燕军已攻入齐国时，才仓促应战。齐泯王尽起全国之兵，度过济水，西进拒敌。齐军因连年征战，士气低落，加之其民望对作战不利的士兵以挖祖坟、斩首级等残忍手段相威胁，更是齐兵寒心。联军发起进攻，齐军一触即溃，连连败北。齐军主力被歼后，齐泯王率残部狼狈逃窜，退回国都临淄。昭王闻讯十分高兴，亲至济西战场劳军，后犒将士，封乐毅为昌国君。

　　在伐齐战争取得决定胜利的同时，昭王派燕将秦开袭破东胡，迫使东胡从燕国东北部后退千余里，燕国领土向东北扩展到辽东一带。燕还向南进军，攻占了中山国许多地方。昭王终使燕国跻身于列强之列，步入黄金时代。对于这段史事，一代诗圣李太白曾赋诗道：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

　　塞缪尔·亨廷顿的谬误

　　在上述的例证中我们发现，在软实力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如下一些规律：

　　1、在整个的振兴过程亦即综合国力的实现过程中文化的要素并不如我们的专家们所认为的那么重，对于一个新兴国家而言，反倒是国内政策和价值观的形成所占的比重，对国家软实力的形成比文化来的更为直接和有效。“士”之所以“争趋秦”“争趋燕”“甚至“争趋美国”不在于当时的秦国、燕国甚至美国的文化有多么的吸引这些“士”，也不在于当时的秦国、燕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的军力威逼。苏秦、张仪、甘茂、范睢、吕不韦、李斯之所以愿意自不同的国家而往秦国，乐毅、邹衍、剧辛之所以愿意往燕国，爱因斯坦、恩里科·费米、冯·布劳恩、爱德华·特勒、冯·诺依曼等人之所以愿意往美国……其根本原因莫不在于秦国、燕国及美国能够通过广泛选拔其国内的人才（具体表现就在于燕昭王启用郭隗）这一国内政策所形成的价值理念的传递，对他们这些有“求优”诉求的人才的吸引。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国内政策和价值观的形成在软实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了。

　　2、另外需要我们注意到的一点的是，软实力的达成中无论是价值共识还是国内政策，都不可以简单的工具化。诚如郭隗在他讲的那个“千金市骨”的故事里，小饲养员所说的那样：“我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陛下您是真心实意地想出高价钱去买马，而不只是喊口号去欺骗别人啊。”秦孝公和商鞅在一开始的时候，“令”已具备而之所以不曾“下”，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他们的改革还缺少人民的信任。在通过“徙木立信”取得人民的信任，而使政府赢得公信力、国民的认识达成共识，国民凝聚力高度集结后，他这才宣布变法。

　　约瑟夫·奈也曾一再的表达过同样的观点，他说：“跟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以言行来表达其价值观。民主和人权等政治价值可成为强有力的吸引力源泉，但仅对这些价值信誓旦旦是不够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一开始“千金市骨”故事中的那个国君以及燕昭王，虽然都出具了优渥的条件，但却达不到预期的缘故——因为人们还是无法确切的知道，他们的这些言行是不是仅仅只是他们的价值工具，只在必要时拿出来信誓旦旦一回装装门面而已。幸好他们不是，因为“让人一眼就能识破的伪善对于建立在信誓旦旦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力量来说特别具有腐蚀性的”。这也正是他们能够对外形成软实力的根本所在。对于美国前几年软实力下降的事实，约瑟夫奈引用一位瑞典外交官的话来说明这一问题的实质“美国的软实力‘套件’最受批评之处就是明显的双重标准。”

　　3、上述“软实力”形成和提升过程事实上也一直都在遵循一个序贯原则，那就是先在国内范围通过国内政策的成功实施，进而促进硬实力的飞跃，以此形成外溢力进而再对他人形成吸引力，从而达到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这些中国古代的、现代美国的例证，事实上让我们有理由怀疑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结论，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硬实力决定软实力，或者说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但上述的例证所透照给我们的却是，成功的国内政策有助于形成一种共同价值，而这种共同价值一旦“习惯”化、“文化”化，则又将有助于硬实力的实现和达成，而物质这些硬实力的成功，无疑会进一步使得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软实力更具有吸引力。

　　古代中国和现代美国的例证无不向我们证实着：如果一国有令人称道的国内政策，能够在各利益集团面前达成共识，就会迅速的做到人心的集结，这时国民的凝聚力形成。在强大的国民凝聚力下，人的“能动性”得到空前的激发。这时国民凝聚力将转化物质的产出，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得到空前的提高。成功的国内政策转化为令人羡慕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那么它将对其他人和国家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这时该国将形成一个人才洼地，各地的人才将会大量集结。如果先时成功的国内政策能够得到继承和贯彻，而珍惜和爱护这些被吸纳者，那么该国的硬实力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物质这一硬实力上的成功，又使诸如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在内的软实力更具有吸引力……这时该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开始步入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期。如上可见，在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相互关系上，并非如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说得：“硬实力决定软实力”，关于这点我们更接近于董立人、寇晓宇、陈荣德等人的观点：“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物化，软实力是硬实力的精神支柱，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软实力才是硬实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