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会颁奖词300字:俞可平谈我国现行智库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府创新网

    非常高兴参加法学家的一个聚会。我在研究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发现，法治和民主很难分开。最近这两年我特别关注法治问题，我一直强调民主和法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民主就不会有法治，反过来讲，没有法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近些年来，我们对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反对民主的声音也显得很突出，有好几种反对民主的声音，其中有一种人是很强势的，就是说中国只要法治，不要民主，就把法治和民主割裂开来。其实，我觉得这是根本不对的，法治和民主完全不能分开。

    所谓智库和思想库、智囊团，其实就是由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些政策研究机构，它是现代决策体制的产物。过去我们叫师爷、幕僚，现在讲决策咨询系统，这本身表明了我们的政治进步。英文的think tank翻成中文就是智库。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我认为智库对社会的作用，特别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将变得更加的重要。在现代社会，智库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首先是它为社会提出新的思想观点，从价值目标上引导公众舆论和政策取向。智库当然要研究政策和对策，但是它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此。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最有影响的智库其实也引导社会的价值取向。它为政府决策提供直接的决策分析和参谋，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同时，这也是把学者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的政策产品的过程，所以它还是政治和学术的桥梁。此外，智库还及时反映个体和社会的需求，所以也能起利益表达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智库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已经有各类智库2000多个，从数量上来讲，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的智库大国。一个有着明显中国特色的智库系统，或者说政策咨询系统，正在逐步形成。相当一部分智库已成为党和政府的外脑，智库正在取代中国传统的幕僚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但是，现代意义的智库在我国毕竟还是一个新的事业。我们既要看到智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必将越来越重要，但是也必须看到我国智库建设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的智库建设存在以下八个问题：

    第一，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规模性的政策咨询市场。智库的产品要有政府的需求才能发展起来。现在整个政策咨询的市场并不大，需求动力不足。客观地讲，大多数的决策部门还是习惯于传统的决策方式，几个领导研究一下，开明一点的多听取一些意见，还不习惯于政策咨询。许多重大决策缺乏专家咨询，有一些党政领导机关，虽然有了决策咨询，但多半也流于形式。有些党委经常开一些会议，把一些名人请过来，多说说好话，给一些礼品，就草草了事。这不是真正的智库应当发挥的作用，仅仅停留在口号和宣传的层面上。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咨询作为一种产业在我国还没有形成规模性的市场需要，缺乏强劲的发展动力。

    第二，宏观的政策环境还很不完善。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哪些政策必须经过专家咨询，哪些咨询机构有资格承担政府政策咨询，哪些咨询机构可以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待遇，都还没有相应的制度性规定。政策咨询机构的设立、运行、管理、准入、经费等，随意性相当大。

    第三，智库的定位还不十分明确。现在无论是党政机关内设的研究部门，还是各类科研院所，许多都说自己是党和政府旗下的智囊团。但是他们之间究竟如何分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说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设有政策研究室，你说它们是不是智库呢？你说不是，它们又拥有研究性职能，你说是，它们又完全是公务员的管理机制，主要任务是给领导起草文件。还有营利性的问题。智库可以挣钱，但营利不是智库的主要目的。现在有些所谓的“智库”纯粹是钻法律的空子。哪些是真正的智库，哪些是行政衙门，哪些是中介公司，现在还不能严格区分。

    第四，官本位的问题十分严重。原来我们以为官本位的思想可以大大扭转，但是现在看来官本位是愈演愈烈。一些党政部门对智库专家学者的重视程度并不是按照他们的水平、学问来衡量。我举个例子，去年有一个干部培训机构，聘请一些专家教授，要发教授聘书，很郑重其事的把议程给我寄来。我当时一看，他们把教授分成三类，一是部级教授，二是厅级教授，三是处级以下的教授。我看了这个名单以后，很有感慨。看了前面有我的学生辈，他们现在比我官位大，我很高兴，因为青出于蓝胜于蓝。但是看到后面我就很难受，后面处级以下的教授有些是我的老师辈的专家教授，年龄很高了，因为他们的级别是处级以下，所以被排在后面。这种高度的官本位现象对智库建设非常不利。

    第五，许多智库的独立性不够。一些智库机构本身就是党政部门的下属单位，对行政部门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另外一些智库机构引入市场机制，但是谁出钱就为谁说话，高度依赖于出资方。所以，现在社会对我们许多智库专家的作用深表怀疑，大家可以看到网上对专家的称呼不是正儿八经的“专家”，而是“砖家”。

    第六，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之间的反差太大，官方智库机构无论从信息来源、经费投入、成果影响和体制保证等方面，都要远远超过民间智库机构。不仅如此，政府有关部门对民间的咨询机构实际上采取了许多的限制性措施。因此，民间的政策咨询机构举步维艰。从西方智库的发展过程来看，官方和民间的智库都需要，民间是另外一种声音。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更应该听听民间的声音。

    第七，智库发挥作用的渠道相对不足。思想库或智囊团的价值，取决于其对政府决策和公众舆论的影响。如果没有通畅的渠道，让智库的研究成果对决策者或公众产生影响，智库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由于现有传送渠道的限制，许多智库的成果由于缺乏必要的传送渠道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没有渠道，一个智库即使有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

    第八，社会对智库还有种种的误解。有些群众认为专家就是跟利益绑在一起的，有一些咨询机构就是营利性的中介组织。有些人不相信官方的咨询机构，另外一些人不相信体制外的咨询机构。

    要建设一个对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有建设性意义的智库系统，我们必须从完善制度环境、加强智库自我管理、扩大政策咨询需求和提高专家学者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入手。我曾经专门讲过，一个智库若要对社会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应当具备以下7个要素，即思想、问题、责任、战略、人才、网络、特色。在这里我想就中国法学会信息工作部怎样运用自身的优势，建设一个高质量的智库，发表点粗浅之见。

    第一，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即使规模最大的智库，也不可能对所有社会问题进行面面俱到的研究，而且各个智库之间也应当有适当的分工。一个智库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效果，就应当扬长避短。这个“长”，就是智库的特色。纵观国内外的智库案例可以发现，所有成功的智库几乎都有各自的明显特色。这些特色包括研究的专长、影响的领域、价值的倾向、合作的伙伴和依靠的对象等等。中国法学会是一个法学研究的权威性组织，其下属的咨询机构，应当突出法学的专业性。把法学研究的成果和国内外法治建设的进展，当作自己主要的输出产品。

    第二，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中国法学会既是体制内的正式机构，但又不是一般的行政部门。它既有体制内的行政优势，又有体制外的学术优势。应当充分利用自己介于政界和学界的组织优势，努力成为沟通党政决策部门和政法研究部门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努力为专家学者提供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政策的平台；另一方面，努力成为党政决策机关的政策咨询助手。

    第三，发挥自身的网络优势。与一般的学术机构不同，智库不仅要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且要努力用这些思想和观点去影响社会。这就需要借助网络和媒介。成功的智库通常要拥有多元而通畅的合作网络，这个网络应当包括政府决策机构、学术研究部门、大众传播媒体（包括互联网）和民间组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网络是否足够强大和通畅。无论是对于政府组织系统，还是对于学术研究系统和大众传媒系统，中国法学会都拥有强大的网络优势，可以利用上述网络充分发挥自身的政策咨询作用。

    第四，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智库需要有物质资源，例如必要的经费，以及办公和研究条件，但一个成功的思想库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智库的人才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它必须有两类人才，一是领导人才，二是研究人才。人才是智库的核心资产。中国法学会是法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组织，是一个权威性的专业社团，在法学人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一个高质量政法智库的基本条件。

    以上是我粗浅的想法。我希望中国法学会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一个高质量的政法智库，成为政界、商界和社会各界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信息集散中心。这是我的愿望。
谢谢大家。

    原文载于《法制日报》2010年2月10日，原题为“建设高质量的政法智库”。转发时略有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