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gd空压机官网:凌志军：朱镕基中南海之路的幕后推手（1）

凌志军：朱镕基中南海之路的幕后推手

　　谁也没有想到，在1991年春天，从官方自己的媒体中传出一个新的声音——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热情、洪亮、与众不同的声音。这声音是以评论的方式连篇累牍抛出来的。在中国，这种情形一旦出现，就意味着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情，以致报刊的编辑认为有必要采取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昭告世人，更何况这一次《解放日报》还煞费苦心地选择了发表评论的时间。2月15日，也即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地过春节，第一篇就出来了。文章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你这里刚刚若有所思，它却断了档，等你就要把它忘了，它又出来了。就这样，后面三篇文章用了65天才全部刊登出来，作者都是一个名字：皇甫平。他写道：“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这些话让今天的人读来可能会觉得空洞，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会从中嗅出强烈的政治倾向，因为北京的报纸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如前所述，媒体正在集中火力抨击那时的“右的错误”。现在，皇甫平却在怂恿人们“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还说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这些话充满了暗示：不要理会北京的那些意识形态纠纷，赶快干自己的。

　　毫无疑问，这会令一些人不快，然而事情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皇甫平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什么是“新的思想僵滞”呢?他说来说去，其实是在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记性稍好的人读到这里，不免吃一惊：他说的“有些同志”，不就包括宣传部的部长么?正是这位部长1990年2月2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叫做“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现在，这个皇甫平居然明目张胆地说，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还说这是“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

　　写了这些，皇甫平仍然意犹未尽。他说要警惕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新的思想僵滞”。他不肯指名道姓，旁人只能猜测：是不是那些义愤填膺批判别人的人?是不是那些煞有介事地呼喊“你们要警惕”的人?也许还有这位部长?可是猜归猜，不能作数。北京媒体还在忍气吞声，没有回击。如果皇甫平就此作罢，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事，不料此人不知见好就收，在下一篇评论中，终于说出了那句让不少人忍无可忍的话：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这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

　　“导火索”那一边连着北京。《当代思潮》怒火中烧，拍案而起，向上海方向发出第一轮反击。在4月20日这一期上，它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作者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对于很多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值得注意的还不是皇甫平说了什么话，而是皇甫平是个什么人。行家一望而知，这只是一个笔名，是取了“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只有很少人才知道，这是一个三人小组——《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周瑞金、评论部的主任和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至少有一个人，当时上海市市委书记朱镕基，心里明镜似的：这三人的背后还有人，那就是邓小平。他们文章中那些最富于新鲜感和挑战性的话，几乎都是邓小平说的。其实，只要你稍有政治经验，就算没有机会亲耳聆听邓的讲话，也能看出一点蹊跷：看看当日中国南北所有那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能够这样来谈论改革、谈论国家意识形态纠纷的人，除了邓小平，还有谁啊？

　　事情肇始于邓小平在1991年旧历新年的上海之行。当日官方发布新闻、告诉老百姓“邓小平同志和上海人民一起过年”的时候，局面已经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邓小平南行上海，本来并无特别意义，只是一个完全个人的习惯，他喜欢在上海过春节。按照他在1989年11月退休时的想法，他已不想再过问政治局的事情。他对自己选择的“第三代”的确寄予希望和信任，就在几个星期以前，他还对他们说，他很满意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他的这些话乃是出自真诚，充满了善意和耐心，但是别人不能认为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是没有保留的。他显然对改革开放的局面不能满意。这一年半来，说到改革开放，整个舆论不是说些文不对题的胡话，就是说些无关痛痒的套话，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改革开放的辩护人。他在1990年3月说：“现在特别要警惕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当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了“抵御和平演变”殚精竭虑的时候，他却另有看法。“我的思想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他说，“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他已经80多岁，常常感叹老年人的思想容易僵化，有时候也觉得有些年轻人比他这个老人还要僵化：为什么他们总是给自己搞那么多的障碍?为什么他们总是怕这个怕那个?“不要怕冒一点风险。”他这样劝告他的继任者。1989年秋天他退休的时候，人家毕恭毕敬地让他讲话，他说自己“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可是一年来，他又说了那么多，却全都淹没在意识形态纷争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浪花也溅不起来。

　　1991年阳历新年和阴历新年之间的某一天，他坐上火车到上海去了。列车在一片沉寂的大地奔驰时，他能够感觉到他说的话正被抛到后边——就像窗外万物都在飞速地向后面移动一样。这情形有些像在13年前。还记得那一次他采取的办法是“到处点火”，他在全国到处跑，在东北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杷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要不是京城之外的这一连串行动，他一个人批评“两个凡是”的话，也不会那么快地成了全党的声音。现在，他身在上海，觉得有必要重新做点什么。

　　他从他居住的西郊宾馆走出来，经过一片绿草如茵的庭院，一条雪松掩映的小道，走上虹桥路。再向东走，看到市区面貌一派陈旧，不免感叹：“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然后继续向东，登上黄浦江东岸，心里越发沉重：“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随行的人谈起上海30年代的繁荣，说那时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还有“货币自由兑换”等等。他凝神倾听，然后说：“今后也要这样搞。”但是他此行的目的显然并不仅仅在上海，他还看着北京呢。“改革开放还要讲，”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然后又说起他怀念的80年代：“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话里似乎有个暗示，他现在还是在等，等着那些“想不通”的人觉悟过来。他怂恿上海人给全国带个头，“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还说“失败也不要紧”。这分明是在告诉上海人，不要被某种政治浪潮吓住。

　　在北京人看来，上海可能是这个国家最具独立意识的城市之一。过去这些年里，北京人想要干什么，他们就偏不干什么，北京人不想干的事，他们反而会起劲地干。所以有人说，上海人和北京人总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伏。现在，上海人真的不想卷到北京的意识形态争斗中。“让他们去争论是非总结经验吧，我们来挣钱。”多年以后，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女孩子就是这样来区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这是埋藏在这座城市1300万人民中的潜意识。在1991年的春天，他们情绪激昂，可一心只想在自己的城市里修马路，盖房子，在黄浦江上再建几座桥，让浦江东岸那片浩瀚的田野崛起一座新城。这同北京那种既吵吵闹闹又死气沉沉的气氛形成对照，也让身在其中的邓小平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俄国人杰柳辛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兼有改革家和保守主义者的特点。既大胆又清醒。不怕被人指责”。英国人迈克尔?亚胡达说他“不停顿地跟上历史的步伐”。美国人卢西恩?帕依说他“不被任何激情干扰。像一个中国魔术师，态度谦逊，衣着简朴，与他的观众毫无区别。他那质朴的语言表明，当奇迹出现的时候，他和他的观众一样感到吃惊”。邓是有这些品质的。可是，如果有人以为这是他们的可乘之机，那可就错了。如果他的眼光不敏锐，胸襟不坦荡，看不出形势的要点所在，他是不可能身处今天这个位置的。这个春天，他就正好需要这种眼光和胸襟。“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他对一群上海人这样说，“会有不同意见。”

　　他猜对了。

　　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没有想到，已经退休的邓小平还要跑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煽风点火。皇甫平不肯说明，正是邓小平对一味纠缠姓“社”姓“资”不以为然。他在文章中间不断穿插邓的话，又不说出这是邓说的。这倒不是他别有用心，设套害人。拿了高级领导人的话来写社论，这在党报制度中极为常见。普通百姓可能不明所以，北京那些政治成熟眼光老辣的人，总不会天真到认为这只是《解放日报》一个言论作者的意见。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京城“理论家”很快便知晓上海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说，一个退休老人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从心情上说，他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发动攻击的目标，以为定能马到成功，岂肯善罢甘休?

　　报刊上说得最多的话题大约就是姓“社”姓“资”。在《当代思潮》之后，《高校理论战线》也加入进来，它说，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个重要的是非问题，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接着便张弓搭箭，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真理的追求》则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又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这些话够厉害的，真是雷霆万钧。不过，直到这时候，人们并不害怕，因为这两个刊物虽以理论见长，但在京城理论圈和新闻圈中，并无地位。大报记者们说起它们，有如城里的大家闺秀谈论乡下的“柴火妞”。可是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同了，新闻圈中的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求是》有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和皇甫平针锋相对的：《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没过几天，《光明日报》把它一字不删全文转载。随之而来的消息说，这文章是由宣传部的高级官员策划出来的。当真如此，可就不是“柴火妞”，而是“大老爷”了。《当代思潮》虽然算不上京城媒体的名门，发行数量也很少，但是它这一次却很为自己的“领头”地位得意。它在4月份说了那么一番话，马上就有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跟上来，焉能不再接再厉?它接着教训皇甫平，不应该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这样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在这样的场面之中，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觉得实在应该有所作为。其实他上任20多个月来，一直是有所作为的。比如这家党中央机关报努力张扬一个新的观点：中国人在可以预见的来来有着“双重任务”，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拐弯抹角，暗度陈仓，把“反和平演变”的话题由共产党内推向全中国了。但是读者经过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全都不是傻瓜，就连最迟钝的人也看出其中奥妙，不免疑惑：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就此成了“两个中心”?可是报纸上还有更叫人害怕的话呢：“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这不就是“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么?怎么十多年前已经名誉扫地的东西，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这一连串问题还没有答案，又有了新的问题。管宣传的部长发表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社社长锦上添花，把这标题做成通栏大字横贯一版，异常鲜明。部长说了千言万语，其实只想回答一个问题：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在普通读者看来，这真是一鸣惊人。“文化大革命”过去这么多年了，中国人已经不再习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观察左右，只顾着脱贫致富了，哪里会想到他们的富裕居然有可能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再往下看，就不禁更加紧张。这位部长郑重地告诉读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正是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