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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大学人文节”暨“鲁迅新文化周”讲演
　　鲁迅与死亡
　　
　　□陈丹青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了一回大先生。要说的话，都说穷了。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拉我再讲一回，不敢推却。既是大先生逝世70周年，我就想一个题目，叫做“鲁迅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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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过了一个多月，他真的去世了。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两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讠志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两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我的问题是：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两句话吗？当然，要是拿教科书去解释，拿世俗的道德观去谴责，几句话就可以解释———同时消解———这两句话。我只是猜：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伏尔泰读到，拜伦读到，尼采读到，裴多菲读到，萨特读到，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贽之流要是读到了，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为什么呢？这是不该追究、不容辩说、不可就事论事的话。我知道，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好人”们讨厌鲁迅、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为什么不宽容呀，为什么主张怨恨呀，为什么心胸狭窄，不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听到这类意思，心里就想：好吧，你们去怨恨去。
　　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那位法国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请来教士，做弥撒，还留下两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将近300年前的欧洲人，一位，是70年前的中国人；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一个都不宽恕”，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说，世上太多了，中国当代新文学的时髦之一，就是动辄将主角置于死地。可是谈论死亡，则在现代中国，我不知道还有谁写得比鲁迅先生更好看、更隽永、更耐读——古文的祭悼的经典，不去说了。近百年来凡哀悼与纪念的篇章，具有文学的大价值，值得一再诵读者，我愿武断地说，几乎全在鲁迅名下。莫非这是鲁迅的命？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不免发现应时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惫、略显潦草的篇幅，可是写到死亡，鲁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字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纪念刘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今，单就文章论，却是一路写着，激昂上去了，平下来，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来。到了纪念柔石他们，语调苍老，无以复加。听说柔石身中10弹，鲁迅只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而明明是在纪念，却说是“为了忘却”，以文笔论，何其高明，以身世论，却是平白的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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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说的，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关系。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如果有，便算我无知———直白地讲，这题目，就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许多位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命、死得好惨，用文雅的说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边的死亡名单，算了算，大致15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确，敬请专家指正：
　　鲁迅的父亲(不到40岁，死于病)；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陶元庆(30岁上下，死于急病)；陈师曾(41岁，死于急病)；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韦素园(30多岁，死于肺痨)；萧红(30多岁，死于肺痨)；柔石(30岁，死于死刑)；瞿秋白(38岁，死于死刑)；杨杏佛(50岁上下，死于谋杀)；郁达夫(50岁上下，死于谋杀)；许寿裳(65岁，死于谋杀)；陈仪(60岁上下，死于死刑)；郑振铎(不到60岁，死于空难)；周作人(80多岁，死于迫害)……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鲁迅的命？谁在算这命？如果说太迷信，我们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那么，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为什么是象征？
　　我没有答案。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物，有几位的命运，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因为他，或者不因为他，而死于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泽东，还有毕加索。大家知道，毛润之的亲属，六位死于革命，包括长子，后来，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毕加索，则死前说过一句大不祥的话，他说：“我的死将如海难，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结果，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杀，第四位情人死于疯人院，一位儿子以车祸自杀，最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举枪自杀。
　　我们考察乱世，或者相信传统所谓“命凶”之类迷信，便发现总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断承受亲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操办丧事，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着。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在某种职业如军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黄埔军人，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目击太多死亡，从不谈起战争；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几十位家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类似的个案多不多？倘若在乱世，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能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譬如，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马幼鱼、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摩、谢冰心、陈西滢……在这长串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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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我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起他。去年我说“他好看、他好玩”，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毕竟语出偏锋，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那么，鲁迅的命题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从以上这份死亡名单和鲁迅先生关于死亡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价值或意义，早有教科书不容置疑的定论在——我讨厌一切定论，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70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什么叫做无辜？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这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鲁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怎样死法，谁是下一位———鲁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为安定的10年，平心而论，那也是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10年，而其间鲁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这些周家的家事，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但我们要分清楚：教科书不等于历史。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但我要自己阅读它：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我来一路试着分开。
　　譬如，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是的，鲁迅时代的世道凶险，今日青年极难想象，而那时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扰动国家，以至文人的危险，犹甚于今天的武人。但教科书不会说：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当时与鲁迅往来如瞿秋白、柔石、陈赓、冯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话，不存贬义，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教科书告诉我们：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但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
　　鲁迅的早年、中年与晚期，分别历经清政府、军阀执政府与国民政府。实在说，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他是晚清官费的海归派，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后来走开单干，靠近左翼，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鲁迅的书被国民党一直禁止到上世纪80年代末，胡适的书被新中国一直禁止到上世纪90年代。不论怎么说，这两位五四人物终究不过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的阵营中也不讨好，并不肯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较之于胡适，尤为异端———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捡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为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我们看见，在政权与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一面又洞见虚空，他所惊怵者，不是屠杀，而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准烈士，但他洞见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磷，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说过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话：“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文句是漂亮极了，可是说这话时，柔石他们都还小，结果长大了，半夜拉出去给枪毙。
　　鲁迅害怕吗？非常害怕———教科书从来标榜鲁迅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与恐惧：早在军阀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杀人，自称“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则每遇凶兆就逃亡。这是鲁迅怯懦么？当然不是。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
　　什么是死神？就是消失、乌有。直白地说，死神就是一具棺材，一具尸。罗兰·巴特写道：“某日，下完了课，有人以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把死亡讲得如此单调乏味。’”巴特的讲演说些什么，我不得知，但我从晚期的鲁迅那里得知，他看破种种死亡的辩护，试图破坏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瞒。鲁迅是这两种死亡观的大异端———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化妆。在略微平静的时刻，他常以历史的体贴，指着统治方，给古昔的死者入情入理评析他们致命的误会：在他晚期的《虐杀》、《隔膜》与《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他细数历史具体而微的祸端、言之有理的杀戮，给古往今来种种死亡的名目与鬼魂赋予近乎滑稽的悲惨，甚于悲惨的滑稽———这是鲁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浅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
　　鲁迅喜欢宣称失败。除了早年剪去辫子的大快乐，我不记得他曾欣然写到过胜利的向往与狂喜，而死亡的素材他却从来不肯错过：书写死亡，说穿了，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中国古典作家直到五四作家群，我们很难找出一位作家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像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
　　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我总想悄悄诘问鲁迅：他的时代的现实，果真这么糟糕、黑暗，除了血腥还是血腥？或者，在古昔、在他身后，偏偏只有他遭遇了最黑暗的时代么？70年过去了，来回看看，我们理应成熟而同意道：没有一个时代全般黑暗，或格外光明。一如历来的政权夸示太平，并夸张敌党的危险———鲁迅也可能涉嫌夸张了。以他罕见的资质：天性的、道德的、心理的，尤其是文学的敏感，鲁迅一路搜寻并言说目所能及的死亡，而他果然一再承受朋友们不折不扣的死。但在所有能够给出的答案中———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我仍然不能确定：究竟是鲁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这许多血腥的命题？还是千百年来运行不息的血腥命题忽然遭遇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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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死亡中，最夸张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终其一生，鲁迅反反复复纠缠于死刑之念———青年时代遭遇秋瑾与徐锡磷之死，是死刑的一课；目击死刑的围观，弃医从文，又是死刑的一课。当晚期鲁迅的青年朋友接连死于死刑，死刑，早就是鲁迅欣然瞩目的图景。
　　而鲁迅书写死亡的风格，一开始便即毒辣而透辟，笔法简赅，不动声色，决不为死者说句软话，仿佛他就是死神———辛亥革命可歌可泣，鲁迅笔下不过是一枚人血馒头；阿Q死到临头，鲁迅引我们笑他画不像死刑签纸上的圆圈；眉间尺的复仇过程亦属死刑的执行，描写人头砍落，惜墨如金，连文字都飞快得不及看清，而油锅里三颗脑袋的追逐厮杀，写来神采飞扬。鲁迅研究者无妨搜索鲁迅杂文中提及死刑的大量词语及意像：杀头、剥皮、斩决、枭首、示众、万人争睹，麻木的围观……在他的年代，死刑方式尚处于前现代文明，有如扮相浓重的古装剧，耸动视听。当早年的死刑记忆搜罗殆尽，鲁迅经常借取报端新闻中关于酷刑与死刑的报道，“立此存照”，发为文章，用词严冷，不动声色。然而以上死亡多少凭借间接的消息，鲁迅落笔，靠的是锐利的想象与内心的剧情。但很快他就不必想象，并超乎想象———当砍头进化到枪决，游街示众改为秘密处死，而个别判罪扩大为公开的镇压，鲁迅从横遭暴死的学生、朋友和知己那里，始得领教什么叫做死神。
　　这时，鲁迅发现小说已不能承受死亡，从此开始直接书写有名有姓的死。这是他新的人生经验，也是他新的文学经验：他以死讯的刺激换取书写的快感，以这快感，卸脱死讯的创痛。日常调侃中，死刑之念也给他引来轻微的兴奋，在一封闲谈的信中他劝对方不要在意某本书无法出版，他写道，这总要比“子弹穿过脑袋”好得多了。而以调皮的口气讲述残酷，从来是鲁迅的天性。
　　但他到底黯然承认游街示众、枭首围观，并非如他早岁蓄意攻击的那般残忍。有如一再推翻自己早年的意见，他发现真的不堪，是他在“略论暗暗的死”之中所揭示的无名与寂寞。这“寂寞”，不在世人不知道，而在明明知道，闷在心里，不敢说，不敢写，更不敢发表。未被书写的死亡岂不等于白死么？而亡者的旅程，有幸者，是进入文学———鲁迅与死亡的真关系，追究下去，其实是死亡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能够承载多少死亡？不入文学的死，太多太多了。古事说不过来，近世，随举二例：我的祖父在国民党军中曾有一支湖南友军在解放前夕因叛变事败，数百人就地解决，连夜活埋；沈从文晚年一再提起他少年时亲眼目击5000名湘军被疑为叛乱，集体处死。在他的散文中便曾以另一种角度描述少年时代目击杀人，好比家常便饭……这些事告诉鲁迅，他会惊骇么？
　　可能会，可能不会。鲁迅饱读古籍，是从历史中刻意解读死亡的人。他的解读总归同时兼有两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惊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他人选择沉默，他叫道：看哪！又一条性命！他人激愤慷慨，他却惨笑，仿佛说：从来如此，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因此总想对鲁迅说：除了不死的文学价值，他的亡友们恐怕并不像他高贵优美的悼念那样，果真被赋予难以磨灭、难以褫夺的意义，他们只是有幸认识鲁迅，而鲁迅偏是一位快意于书写死亡的人。历来的烈士与冤鬼，何止千万，仅这几位，一死之后，有鲁迅给他们写写文章，留在纸面上。在纪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说对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他也说错了，因为被不断说起的其实是他的文章，而朋友的性命，如今只剩一种可见的价值，即换取鲁迅的文章。而这些为亡友的性命所换取的文章，又换取了什么？
　　斯宾格勒曾经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会将俄罗斯引向过去，引向东正教；托尔斯泰的文学导致革命，与社会主义。假如我们同意这样的意思，那么回看中国，譬如，胡适的主张可能引向至今未见端倪的民主，鲁迅的文学则天然地襄助革命。为什么呢？前面说了：革命颂扬“牺牲”。近世中国，有谁比鲁迅呈现过更为精彩的死亡文献？而革命果然成功了，理所当然地，在他身后，他的文章乃成为革命求之不得的大礼，他的姓名，乃成为革命的人质与祭品。
　　有幸而不幸，鲁迅与托尔斯泰均死在本国革命的胜利之前。这两位异端都应了鲁迅说过的话：“一瞑之后，言行两亡”，此后的俄国，谁再敢写信劝皇帝：“你悔改吧”；此后的中国，谁来出面津津乐道谈死亡，而且是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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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之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不是寻常意义的利他主义者，但也不肯利己。他确曾试着活下去，像一位人子与人父，同时存心熬干性命，朝死路走去———关于亡友，他似乎话已说尽，于是便有那篇关于自己的死亡的短文：“这样的就算是死下去么？”他自问。语气平静。仿佛中低音。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没有怨恨，没有恐惧，没有遗憾。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的自弃。
　　鲁迅死了。我们没有理由为他伤感。论死因，那是当时普遍的肺病，不算格外稀有；论寿命，虽不长，不能算是夭折；论迷信，殒殁过程不及两天，痛苦有限，诚属善终，是民间舆论的“好死”；论家族，则周家70年来子嗣兴旺，儿孙满堂，所以论“命”，鲁迅之死比五四一代牺牲者及他身后几代文人的各种死法，简直天差地别。
　　鲁迅的葬礼，虽非国葬，犹胜于国葬，此后三易其墓，世纪以来中国文人的葬礼与光荣，无人望其项背。70年来，鲁迅一步一步被神化、被利用、被曲解、被架空，是另一大话题，但鲁迅配得上当年的葬礼与哀荣。而死神宽待鲁迅，给他好好的死，也总算送走了中国地面上这位纠缠死亡的人———死神了解鲁迅，一如鲁迅了解死神。但人间了解鲁迅么？覆盖鲁迅遗体的大旗帜写着“民族魂”，我看真是大误会、大讽刺。单说死亡命题，这个民族喜欢思考死亡、敢于谈论死亡吗？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说？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不是民族魂。
　　我猜，鲁迅知道身后将迎来大讽刺，所以他决绝———“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这是他遗嘱中最先想到的话。他是“鲁迅”呀，怎可能“拉倒”？怎可能不纪念？鲁迅偏这样说，那是他的醒豁，也是他伟大的“嗔”。在与死亡和解前，他要再次申说他与世人世事的种种不和解。“由他们怨恨去吧，我一个都不宽恕”，看来在死床上一路想想，他最后念及的还是他认为厌恶他，也为他所厌恶的人。
　　那是广义的厌恶，广义的决绝，是对人世无话可说的爱。在我读过的临终之言中，格外心仪西班牙导演布努艾尔的话，大意是说：死便罢了，但最好每年让他从坟墓里溜出来，买几份报纸带回去，看看人类在他不在的时候又干了些什么卑鄙愚蠢的事。说了这话，布努艾尔还没忘带一句，说他痛恨报纸与媒体。
　　冷看死者身后的人间相，鲁迅多有刻毒而厚道的深论；而揣度自己死后的情状，鲁迅却也究竟说过软话的，然而还是他一贯的顽皮相。在《阿金》这篇短文中，他忽儿笔锋一转，谈到他死后：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得起同乡会。
　　夹在描述作天作地弄堂娘姨的词语中，这是顺口一句玩笑话，然而有深意——国民党检查机关特意删去这段话，因政权最怕的是聚众——何止同乡会。70年来，我们开了多少大大小小鲁迅纪念会与研讨会——刘和珍在哪里？柔石在哪里？瞿秋白在哪里？他们也死了70多年了，要不是鲁迅的文章，如今谁还认真说起这些被子弹穿过脑袋的人？(全文有删节)
　　附注：此文成稿后，请教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孙郁先生：是否有其他学者或文稿专门写过鲁迅与死亡的问题？孙郁先生说，日本人丸尾常喜写过一本书，也谈到相似的话题，叫做《人与鬼的纠葛》，5年前译成中文，但此前我不知道这本书。
　　(P1167621)
　　

　　1931年4月20日，鲁迅、冯雪峰编完《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后，两家合影

　　柔石(1902－1931)

　　萧军(1907－1988)与萧红(1911－1942)

　　前蹲坐者为鲁迅，后站立者为许寿裳

　　刘和珍(1904－1926)

　　瞿秋白(1899－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