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围棋立二拆三:陈宁远：怎样为企业家犯罪辩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8 06:13:11
陈宁远：怎样为企业家犯罪辩护？
2012年01月16日08:47东方网陈宁远我要评论(21) 字号：T|T陈宁远 财经观察人士
1月15日上午，法制日报等单位发布了一份 “ 2011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这是一份从法律实践的角度，甚至可以看作对企业家犯罪进行的一种辩护，而不是从道德角度，更不是从猎奇的角度，来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明星企业家在法律上的走麦城。
在当前，别说为犯罪的企业家做辩护，即便是为正常工作之中的企业家，进行某种企业家特殊属性（比如是否应该有高收入，国有企业家是否应该有高激励）的辩论都是很艰难的。
道理有二：
其一，是道德上难以引起共鸣，尤其是如今分配多元化，导致了分配差别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简单重申“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都不容易，遑论像茅于轼“为富人说话”那样，为本来就是高收入群体企业家中犯罪的企业家进行辩护？这不仅情感上是难的，不容易说服大多数人；即便诉诸理性也是艰难的，因为这是很经典的经济社会学现象，它集中反映了经济社会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即所谓常争常新，却难有统一标准的“公平和效率”之争。
其二，这种辩护在中国还缺少制度依据，这源自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制度建设缺乏和制度变革滞后。这种缺乏和滞后，固然有公平和效率之争难以达成一致的内在原因，但更多却是我们的经济发展之快速，远超我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性理解和实践性准备，而这是企业家之罪的系统性、体制性原因。
只要就国企和民企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够理解这种缺乏和滞后造成的恶果。
比如国有企业产权界定和人力资源价值的关系，我们的微观制度依然比较缺乏。这常常使得国有企业家的收入问题与是否贪污、是否国有资产流失发生冲突。1997年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一案就发生过剧烈的争论。从法律讲，厘定褚时健贪污是很容易的，但计算褚时健对红塔集团的人力资源价值，却从来没有认真地、从可操作的角度做过。而对比褚时健，同样是大型公众公司的美国GE（GE的股权极为分散，通常被视为是美国的国有公司；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只要上市了基本就是公众公司）给韦尔奇的报酬，却体现了一个伟大企业家应有的市场交易出来的人力资源价值。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还不能为国有企业家衡定人力资源价值。而企业无论大小，无论性质（国有、民营），只要不能体现企业家及其团队的人力资源价值，就不可能是一个好企业，尤其不可能是一个在市场经过充分竞争的好企业。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常识，而不需要什么争论。因为通常不能体现企业家市场交易的人力资源价值，即合理的企业家薪酬的国有企业，其负责人基本都是官派的官僚，而不可能是企业家。有些官僚和他们的管理团队最大的能力，不是领导企业蒸蒸日上，从而获得合理的报酬，而是合伙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这在上述企业家犯罪报告七大特点中位列第一。即报告撰写者所说的——“团伙犯罪极为突出”。
而在报告中重点提到的民营企业家犯罪现象，是在融资环节中的犯罪，这种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导致民企不容易从正常的渠道获得资金。而民间借贷，按照当前的法律，不仅不能合法化，还很容易和非法集资这样的刑事犯罪相联系。为这个罪名，付出代价的民营企业家太多了——2003年受到舆论、学者、网民和农民鼓励，但最终不敢上诉的孙大午；去年是因为判了死刑，还在上诉阶段的吴英。
这个罪名直到今天尚无法取消，其根本原因不是民营企业家有犯罪的冲动，而是我们从根本上忘记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最主要的动力来自民间。比如来自民间冲破意识形态的血书——搞包产到户；比如来自民间的日常异地市场的货物交易——搞投机倒把。
假如真要为犯罪企业家辩护，是罪还是非罪？是原罪还是新罪？我们需要太多重新回到民间的改革，这包括以民间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国有企业，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真实的法制下“国民”经济，而不是行政至上的国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