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

　　张 明

　　——我看人民币国际化系列之一

　　张 明

　　自美国次贷危机暴发以来，中国政府明显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而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是，先从跨境贸易的计价与结算开始，继而推动跨境直接投资的计价与结算，到条件成熟时再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当然，秉承过去三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法，人民币国际化同样遵循了从“试点”到“全面铺开”的路径。

　　200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与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先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同年7月，国务院六部委发布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跨境贸易人民币试点正式启动。去年6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增加了境内试点地区（由5城市扩展至20个省、市、自治区），不再限制境外地域，试点业务范围扩展到货物贸易之外的其他经常项目结算。

　　2009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仅为36亿人民币，2010年上升至5028亿人民币。其实2010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也仅为670亿人民币，下半年则飙升至4357亿人民币。为什么在2010年下半年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呢？

　　原因之一在于从2010年7月起，境内试点区域、境外区域与试点业务范围均显著扩大。原因之二在于，与此同时央行与香港金管局签署了修订后的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协议。香港银行对金融机构开设人民币账户与提供各类服务不再存在限制，个人与企业之间也可以通过银行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自由支付与转账。该协议的签署极大地刺激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人民币贸易。2009年下半年、2010年上半年与下半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额分别为19亿人民币、271亿人民币与3421亿人民币。2010年香港与内地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额占到中国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额的73%。

　　为什么在美国次贷危机后， 中国会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个政策重点而不遗余力地推进呢？人民币国际化背后，到底隐含着中国政府的何种战略考量与利益诉求？

　　首先，在美国次贷危机暴发之前，美元被认为是价值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国债被认为是全球流动性最强的无风险资产。中国政府通过国际收支双顺差不断积累外汇储备，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美元与美国国债的信任。然而，这次危机严重损害了美元与美国国债的声誉。美联储持续实施的零利率与量化宽松政策已造成了美元指数显著贬值，并将在未来继续吞噬美元的实际购买力，美元的贬值可能成为中长期现象。同时，美国政府多轮的财政刺激方案也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快速上升，引发了市场对美国国债信用风险的担忧。稍早时候，标准普尔已首次将美国国债信用评级的前景展望调至“负面”，美国著名债券投机机构PIMCO也清空了手中所有的美国国债。作为美国政府最大的海外债权人，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正面临通货膨胀、美元贬值以及低收益率的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继续积累外汇储备意味着风险不断上升。但短期内通过结构性调整改变国际收支双顺差又非常困难。因此，通过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降低在外贸与跨境资本流动中对美元的依赖程度，有助于控制与美元及美国国债相关的风险头寸。换言之，在美国次贷危机显著削弱了美元与美国国债地位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中国政府外汇风险管理的权宜之计。

　　其次，2010年，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历史经验显示，在过去100多年以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货币还不是一种国际货币的情况实属罕见。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在与其他国家开展跨境贸易与投资时，还不得不承担第三国货币汇率波动的风险，这无疑是让自己及交易对手很不爽的。另一方面的历史经验也显示，从一个国家成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到该国货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将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例如，从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到美元超越英镑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大约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因此，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有将人民币发展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内在动力。鉴于该过程会很漫长，那么自然就应该时不我待，从现在开始做起。

　　最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讲，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现阶段受利益集团阻碍最小的一项政策。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很多政策的出台会涉及存量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因此注定是艰难的。例如，利率市场化会招致来自主要借款人（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以及商业银行的反对；汇率市场化会引发商务部与沿海地方政府的抵制；要素价格市场化会遭受从主管部门到垄断企业甚至要素使用者的阻力等等。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人民币国际化则不会损害任何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成为中国政府能够在现阶段顺利推动的政策举措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